提到越南人民军大将武元甲，不仅在越南可谓无人不知，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赫赫有名。

由于在第一次、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即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打出了威名，武元甲曾先后于1966年1月、1968年2月和1972年5月三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西方军界给他起了不少绰号，如“奠边府之虎”、“红色拿破仑”等，很多西方人都知道东方有个“甲将军”。

武元甲曾经是越南军队的缔造者，任国防部长时间长达34年（1946~1980年），退休后就彻底脱离了越南的政治生活。

时间飞逝，抗法、抗美战争的辉煌经历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后来，法国记者让·克洛德·拉维终于获准进入武元甲安度赋闲生活的住宅，了解他的日常家庭生活。武元甲的住宅坐落在河内巴亭广场和一个大湖（还剑湖）之间，他经常在这个湖上泛舟。

1954年，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武元甲

家庭及日常生活

退休后的武元甲每天5点起床，在他的花园里做40分钟操，或者在湖上泛舟。吃过营养丰富的早餐（鸡蛋、越南汤或大米粥）之后，7点30分至11点30分他在家中的办公室里打发时间。

他常常被迫离家去参加群众集会，这种集会在越南的官僚机构中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讨厌趋势，占掉个人许多时间。

武元甲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企图把参加这类活动限制到必要的、合理的限度。武元甲自1980年离开越共高层领导位置后已远离权力中心。

到了中午他吃一顿简单的午餐，然后睡一会儿午觉。下午多半还是与上午相似的内容。不过有时他也会打断这种安排，以便写回忆录。

武元甲是个热情奔放而又善于自制的人，生活很有规律，既不饮酒也不吸烟，在80岁时仍充满活力，劲头十足，无需别人照顾。武元甲思路开阔，富于幽默感，对于一些风趣的议论常付之一笑，而且愿意对任何问题展开讨论。

从左至右：武元甲，陈赓，韦国清

武元甲是西方读物的贪婪读者，定期购买运到河内的各种刊物。他是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的领导人之一，该所定期出版关于河内收到的一切外国出版物的报告，以促进情报交流。

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癖好：弹钢琴。他8岁开始学琴和摄影，他对这两件事着了迷，甚至有时觉得他未能继续做摄影记者是件憾事。

他的夫人单泰霞比他小18岁，曾在大学担任10年现代史教授，后来又在越南东亚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试图填补越南的一个重要空白：不了解其它国家和亚洲的文明。她所在的研究室从事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研究。

可是，令人吃惊的是，越南人对邻国的了解要比西方所想象的少得多。每天早上，武元甲夫人骑自行车去所里上班。她针锋相对地反对官僚机器，她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远不是正统的，她喜欢现代作家而胜于巴尔扎克和左拉；在音乐方面，她既喜欢古典的巴赫和韩德尔，又喜欢现代的米雷利·马蒂厄和西维尔埃·瓦尔坦。

武元甲与妻子结婚照

武元甲于1946年同单泰霞结婚，他们有四个孩子，他们的名字就是对武元甲的抱负的纪念：大女儿生于50年代初，叫和平，显然是为纪念1950~1951年冬季的著名战役而取的名，在这次战役里他击败了法军。

老二叫奠边，显然是纪念1954年那次导致战争结束的同法军的决战。他是航空工程师，同武元甲手下的重要将领黄文泰的女儿结婚。老三也是男孩，叫红南（“红色的南方”之意），最小的女儿叫幸福，后来曾在前苏联一所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60年代末以及70年代初的两次风波

法国《晨报》曾经根据流亡法国的一名37岁的越南情报局官员提供的材料，披露了武元甲晚年经历的两起政治风波，它们最终促使武元甲提前退休。

被称为武元甲策划的“两次未遂政变”全有前苏联“克格勃”为背景，而当时手握重权的武元甲无疑是按照前苏联的旨意行事的。

武元甲（左）与胡志明（右）合影

1968年5月，越南的领袖胡伯伯“召见了”文伯伯（武元甲的爱称），当面斥责他说：“你伯伯我已经对一切都了解了……你得做深刻的反省。你也可以批评党内其他同志，让全党都知道是谁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这就把苏联指使的一次政变尝试挫败在事发之前。

武元甲等人策划的行动内容包括占领总参谋部、主席府、外交部和国防部，切断通往河内的公路和消灭党中央上层中的亲华人物（在这之前越军的阮志清大将神秘病逝），为此武元甲准备调动所有北方的驻军参加这一行动。

这一政变的同谋有武元甲的小舅子国防部副部长黄岑将军、参谋情报局局长黎仲义上校、空军司令阮德建上校和陈成边上校。但是这一阴谋被党的安全机要部门发现了。

胡志明主席安详长眠于水晶棺中

事后武元甲向胡志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黎仲义、阮德建和陈成边全都被捕、开除党籍并被监禁。当时正在广治省（南北越分界处）指挥作战的黄岑也突然死去。

武元甲依仗他的“老臣”地位以及苏联背景得以幸免。当时正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对国防部长撤换自然会引起其它后果，不可轻易为之。

但这次事件性质确实严重，根据越共中央指示，苏联在越南的所有留学生、干、顾问和技术人员都受到严格审查，苏联驻河内大使馆则受到最严密的监视。但是越南的特工人员无法掌握苏联武官插手的具体材料，只是怀疑他充当莫斯科和武元甲之间的联络员，因而也无法下驱逐令。

胡志明制止了这一阴谋，维护了政权的荣誉和政府的独立。然而这一打击使他心力交瘁，终于在次年九月去世。

第二次未遂政变发生在六年之后，1968年的那次失败并没有使武元甲失去再次发动政变的勇气。

那时，党的首脑黎笋决定实现胡志明的遗志：解放南方、统一全国。在当时巴黎协定签字仅仅八个月时发起这样的攻势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黎笋旧照（身穿浅色衣服者）

1973年10月10日，越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二十一号文件”，号召全党：“通过革命战争，消灭阮文绍傀儡政权和军队，让越南南方获得解放”。黎笋曾在越共中央政治局军事委员会上宣布：“直到现在，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

但苏联领导人又像在1960年和1967年所做的那样：反对这样做。苏联人当时告诫越南盟友：遵守巴黎和平协定，只在政治和外交两方面进行斗争。这给越南共产党人很大压力。

而在越南国内，在美国多年的狂轰滥炸之后，台风灾害和水灾又频频发生，国内人民生活极端艰苦，再搞一次大攻势显然是不得人心的，河内街头甚至出现了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

在这种形势下，武元甲仍然奉行苏联领导人的缓兵之计，对中央的决策持消极对抗态度。

中年时期的黎笋

紧接着舆论界也出现了对抗现象，最突出的是《文艺报》上发表了一首名为《冷先生的苹果树》的长诗，指桑驾槐地攻击黎笋的政治路线，诗刚一发表，作者陈建，一位40来岁的著名作家，就被逮捕了。《文艺报》的负责人也被撤职。

黎笋的整肃又进行到了党的上层，很重要的步骤是撤换军队领导人，武元甲感到不妙，又背着黎笋召开了个别军事要人的会议企图改变困境，然而他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就流产了，包括他调动王牌都队308师的一项命令。

最后的结果是文进勇大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接管了军队的全部指挥权。这是在1974年7~8月间的事，此后，进攻南方的一批新指挥官陆续成了各个野战军的直接指挥者，而武元甲领导的国防部却逐步变成了纯粹的“行政文官机构”。

苏联人反对攻占南方，仅仅是因为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随着局势的逐步明朗化，苏联援助的重武器及时地运到了前线。1975年4月，文进勇大将策划的“胡志明战役”降下帷幕，越南实现了统一。

武元甲老年照片

然而武元甲的象征性地位并未动摇，在他靠边后不久，苏联人就把他接去疗养，在这种“老大哥”作后台的形势下，就是长期避难也不是不可能的，国际上传说“武元甲去苏是苏联人要面授机宜”，但真相只有少数人知道，尽管他不久就失去了在党内政治局的位置，这只能是由于苏联人的暗中保护。

1980年，他被解除国防部长一职，越南报界在提他名字时已不提他的大将军衔。这个70年代被称为胡志明第二号接班人的武元甲彻底脱离了政治。他的意见在党内曾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后来变得一文不值。

只是在黎笋死后，他才重新戴上大将肩章，出现在北京1990年亚运会越南代表团的队列中，但这时认识他的人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