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打入国民党电台任台长的曹自明

在南昌市风景美丽的灵隐桥湖畔，江西省广播电视台宿舍就座落在此，这里住着一位一直隐埋身份为党黙黙工作的老共产党员。2001年9月30日我见到了曹老。

曹自明同志在南昌刚解放时就担任过江西广播电台台长，从学生时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前一直战斗在敌人内部。为保护好江西电台作出了贡献。

曹老谈起当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1911年，我出生在安徽合肥市，1934年，当时我们三个高中同学同时考取南京金陵大学，我在电子系（现南京大学），有一位同学当年就去了贵州遵义，后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另一同学叫文瀚，他考取了三个大学，他当时是学联负责人，我们是同学，彼此了解，他介绍我参加了学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参加了学联的同学上街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活动，后学校内迁，文瀚没有跟学校去重庆，他留在江苏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在重庆我转党，当时党的关系在重庆沙磁区委，廖志高负责，我任组织委员。我担任重庆大学党的支部书记，组织上要求我好好学好无线电书，打入国民党内部去，进入由陈立夫、陈果夫CC派管理的国际广播电台。

1939年，我大学毕业，成绩好，被分配到国际广播电台。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重庆小龙坎特支并任组织委员，后任书记。

1941年春节，周总理指示要求重庆各支部宣传皖南事变真相，我们各党支部印了很多传单散发。

1946年国民党派我到江西把电台搞好，由我当台长。经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同意，我来到了江西，在南昌当时没有联系上组织，我就在豫章中学兼教书扩大联系范围，接触学生，寻找党组织。找不到组织，党的关系转不过来，一直在南方局，南方局派李昌明来南昌找我，我就与他接触，上级指示我不要与其他人接触。

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撤逃，临走前要我拆去电台，并命令技术人员跟着撤走。我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机嚣陈旧拆了装不还原；二、没有交通运输工具，装不走；三、三个月没有发工资，没有人干活。用这三个借口推拖过去。

在五纬路一位民盟同志家中，党组织通知我将主要部件拆下来隐藏起来，等待南昌解放。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我保卫的广播电台当晚就用新华广播电台名称播发了解放军约法八章，转播了中央新华社新闻、音乐。6月3日，军管会来接收电台，我任代理台长[原台长逃往台湾]。”

曹老由于当年工作特殊需要，经党组织同意参加了国民党。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脱离了行政领导岗位，当一般工程师，1957年肃反调查结论为一般政治问题，但他坚信党，认真做好工作。

1980年重庆大学到江西省广播事业局来找曹老，荣高棠部长当年任南方局书记时同意并派曹老来南昌，他还记得临走时与曹老谈了一个晚上的话，在中南局的档案中找到了曹老的组织档案。

1981年后，组织上恢复曹老1938年入党党龄，1935年参加学联时起算工龄。

1985年曹老享受副厅级干部待遇离休。

从红军战士到接收大员的曾云

2001年10月9日，我在办公室打电话与老红军曾云联系采访之事，老红军曾云接了电话后，问明情况并同意我去他家采访。

我赶紧开上摩托车赶往地处南昌市八一大道与青山路交界处的江西医学院北院宿舍区，按曾老的提示找到了曾老家。

我按响了电子门铃，曾老打开门让我进屋，在一番噻喧后，我开始采访。

曾老讲话很随和，他告知我说：“我是1911年出生在四川绵竹县，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皮定筠是我团长。1935年入党，1935年我是从广源出发长征的。

当部队长征来到雪山脚下时，该地区人员稀少，上级要求我们准备过雪山的物资，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每人准备了10斤青稞面，几个辣椒。

下午4点，部队开始向雪山进发，走了两个多小时，山上开始有点雪，再往上走，地上就有很厚的雪，路更滑了，大家互相搀扶，前后拉着，生怕滑入到山谷中去，一直走到天快亮时，我们才走到山顶，前面传来话说：“部队不能停，也不要大声说话和喊叫，如果声音一大，天上冰雹就会莫名其妙地往下砸。”

在山顶上往下看，山下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炊事员背了一口大锅来，让我先滑下去，后面大家跟着一起滑下去。

我们部队过了三次草地，过草地不能乱走，要踩着草上，一步一步跟着走，要不能沉下去就难上来，有很多同志是这样牺牲的，饿死的也不少。

1936年4月份，我们部队才到陕北，整训了一段时间，部队就奔向了抗日前线。

1939年组织上派我回到延安在抗大学习，从前方调了一千多人回来学习，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要参加大生产运动，一切生活要自理，粮食蔬菜自给自足，我还学会了织布、纺纱，一天能纺一斤多棉，我们自己养鸡、养羊、养猪,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2年，在抗大期间，我们抗大学生派去河北荆台县将军墓清水沟锻练，这里是抗日前线，我们三个连的抗大学员刚到三天，日本鬼子就对这一地区进行大扫荡，前面有一、二连，我在三连，一连被鬼子包围了，上级要二连去增援，三连撤回山上。

枪停后，我们准备转移，为了减少目标，我们利用天黑突围出去，连成排，排成班，班分组，三人为一组，一组一支枪，我是组长，枪在我手里，当时都是抗大学生，我叫他们先走我在后面掩护，待他们走远了，我刚要跑，一枪打中了我的右手，鲜血涌了出来，我用绑带捆住伤口上面止血，枪背在左肩，乘黑摸到一个山洞里，在洞口架好枪，准备等敌人上来就跟他们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二个赚一个。

在洞里我住了27天，每天晚上出去采吃的，白天就在洞里休息，27天后，没有了枪声，我走到山下，碰见一个妇女（是村妇女主任），她告诉我敌人已经走了，并带我到她家，她拿了一些烙饼给我路上吃，我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部队。

到了部队后，我伤势更加严重了，到医院一查是破伤风，药也不够，当时有四个破伤风的病人，只有一支药，医院给我打了这一针，救了我的命，（这是后来医生告诉我的），伤好后，部队要我复员（右手残疾），我不同意，吕正操找我去谈话，我说：“我从小参加红军，要复员三年后再说”。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我在后方专门负责接收工作，我参加了吉林市、长春、哈尔滨的接收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上也安排我负责接收，我从东北接收了吉林市二十八兵站，国民党医院。准备到天津去接收，我们还没下车就接到通知去郑州接收，在郑州成立了一个医院和几个所。工作还没展开，又通知去华中接收武汉，刚到武汉，又派我到南昌接收国民党中正医学院（现江西医学院）。我就留下来没有继续南下，一直到离休。”

采访出来，我请曾老在外面拍了张体现他手负伤的照片。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