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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们靠天吃饭，不出意外，基本上一辈子逃不开那一亩三分地。因此人口流动缓慢，只需户籍制度就能统计、记录人口和从业人员。

但对于那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尤其是士大夫这一类人群而言，身份证是必要的。

在这件事上，各朝各代的身份证是丰富多样，尤其在防伪方面体现出了高超的工匠技艺。

除了证明身份以外，身份证在古代同时也是地位的象征，精英之间只需瞥一眼身份证，便可得知此人与自己的社会实力相比如何，到了后期更有以宝石为证，彰显个人地位。

那古时候的身份证具体长什么样，人们又是如何借助身份证构建了身份制度呢？

最早的“身份证”

今天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成年的时候去办理身份证，得到一张薄薄的，便于携带的身份ID卡。

但身份证这一物品并不是从近现代才产生的，古人们也有“身份证”，更准确来说是身份证明。

这种“身份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商鞅变法时代，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

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编撰、录入户籍，这项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治理国家，以严刑重罚威慑平民，尤其是用连坐和互相举报这样的方式达到以法治国。

同时，有了户籍，对于流窜的罪犯、逃犯都能很好的监控，那时没有户籍凭证的人不能上路坐马车，不能夜宿客栈。

所谓的户籍凭证就是古代人最早的“身份证”，在秦朝也叫“照身帖”。

照身帖通身由竹板作为载体，将表面打磨光滑、干净，用刀在上面刻下该人姓甚名谁，做什么工作，甚至还有本人的画像和防伪的公章。

听起来和现在的身份证的信息构成类似，还多了个职业，只不过这些全是手工篆刻的，不失为一种现代的一种工匠制造。

照身帖在秦国推行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商鞅本人也被自己推行的身份证给治死了。

我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就是秦国，然后自己一不小心把照身帖弄丢了，接着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会获得“流氓”这个称号，这个词在古代可拆开释义，一个字代表一个意思：“流”是指背井离乡的、无依无靠的，“氓”就是指老百姓，合起来就是流离失所的普通老百姓。

证明自己是一国之民的证据都搞不见了，自然就没法知道你是不是本国人，你就可以在其他国家随意穿梭，也不受秦国的管控，所以“流氓”一词真是恰如其分。

在照身帖出现之前，只有朝廷上的官员才需要用各种各样的信物证明自己的身份，包括但不限于专用的印鉴、文书等等，十分的繁琐和不方便。

但是平民是不需要身份证明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如果每个人都来交材料，那官府的门槛都要被踩烂了。

照身帖出现后，确实为官员自证身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同时对于散漫惯了的部分人而言，他们是绝不愿意办理照身帖。

为了能让整个国家高效运行，商鞅必须要随时观测到秦国内部的人口状况，必要时还要抽调人口抓壮丁充军。

照身帖最后能够全国推广，实际上是商鞅动用国家公权力强制执行的，因为如果有人不愿意办照身帖，就会被当做盗贼、别国间谍抓起来直接处死。

秦国人民人手一张照身帖后，秦国的君主只需要通过户籍册子就能知道自己手底下有多少人口，每个行业有哪些人，还便于计算每年的税收。

在战国时期，还能够快速抽调士兵作战，具有较强的机动性，这样一来，秦国不想赢也很难，再加上与其他国家纵横相连斗法，也就不战自胜了。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想，这个照身帖本来就是用竹板刀刻的，如果自己手艺足够好，是不是就能伪造一张，还能替别人伪造，甚至能达到用于做生意的地步。

实际上，秦国里没有人愿意这么做，这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伪造一个照身帖，篆刻的成本很高，对手艺要求很高，但没人买，就算卖也不可能出高价，而且每张照身帖都有发帖机构的印鉴。

伪造官府印鉴是死罪，一人犯事，全家连坐守法，如果还有包庇不知的行为，邻居街坊也会遭殃。

而商鞅自己发行的照身帖在推广数年后，公元前338年，商鞅最大的靠山秦孝公去世，太子驷成为秦国君主，又称秦惠文王。

商鞅早些年变法的时候得罪了太多贵族，等到秦孝公去世，他势颓以后，这些残存的贵族们就在秦惠文王面前造谣，说商鞅人心不古，想要造反。

本来商鞅变法成功后，就在朝廷和民间积攒了许多威望，地位很高，作为新上任的君王，自然忌惮劳苦功高的将臣，不想被其架空成为傀儡。

于是，秦惠文王在私底下琢磨着，如何收拾商鞅以振自己君威。

商鞅得知消息后，匆忙打点行李，慌忙逃走了。他一直逃，逃到了秦国边关上，此时天色已晚，再继续走可能会遇见虎狼豺豹，所以他决定夜宿一晚，明天再继续出发。

商鞅前只脚刚踏进门槛，后脚还没迈进去，客栈老板拉远就瞅见他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查他有没有照身帖。

商鞅肯定不敢把自己的照身帖拿出来，因为他出逃的事，一定被秦惠文王传遍了全国，自己现在已不是国相，只是一介被通缉的逃犯，把照身帖拿出来完全就是自投罗网。

商鞅拿不出照身帖，客栈老板死活不让商鞅进屋，还跟他讲起商鞅颁布的新法中讲到，如果老板留宿无照身帖的客人也要受牵连治罪的。

无奈之下，商鞅只能东躲西藏，夜宿街头，他本想靠着自己的学识隐姓埋名，当先生教书。

然而当时的百姓将朝廷官吏奉为老师，他本就从朝廷里逃出来，又怎么可能回去，他掏出最后一张底牌，等到天明以后，他出发投靠魏国。

可惜的是，因为早年自己为对付魏国，绑架了公子印，魏国国君早就不欢迎他了。走投无路之下，他返回封地，决定搏一把，带着自己的手下造反。

商鞅此举不过是垂死挣扎，秦惠文王派了大量士兵将他团团围住，最后商鞅战败身死。

他死后，尸身还被秦惠文王带回了咸阳，当众处以车裂，商鞅一族也被尽数诛灭。

商鞅所制定的残酷法刑，最终成为了害死他的利器，但他所发明的照身帖依旧在秦国通行，甚至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历代的符牌

秦朝以后，平民百姓抛弃了照身帖，毕竟这个东西就像随身监视器加炸弹，带着不是，不带着也不是。

但官员行事依旧需要身份证明，这个时候符牌就派上了用场。符牌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一种名叫“牙獐”的玉质礼器，在祭祀使用过程中逐渐衍生了“符节”“符牌”一样的东西。

在春秋战国时期，牙獐的用途发展为兵符，作为号令士兵，彰显自己是一军之帅的象征。

在秦汉时期，符牌的作用仍停留于军事行动，而从隋唐开始，符牌的形状以及代表的制度发生了改变，人们赋予了符牌身份等级的象征。

于是隋唐就开启了士大夫一族以符牌为身份证明，构建身份等级制度的开端。

隋唐时期的符牌形制有鱼符、兔符和龟符，最常用的符牌是“鱼符”。

李渊率军灭隋，进入长安建立唐朝后，废弃了隋朝旧时的身份制度，将隋朝的“竹使符”改成了银制兔符，接着又改成了铜制鱼符。

铜鱼符在唐朝最初的用途是调动军队和任免官员，这类符牌的首要作用是权力的象征，其次才是身份象征。

唐鱼符有交鱼符和巡鱼符两种，鱼符通常成对出现，分为左右两只。鱼符在实际中的使用方法比较繁琐，这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能够有依据对应，方便朝廷内诸多事宜能妥当执行。

鱼符中的左符通常存放在内廷，作为“票据”“底根”一类的物品，右符则由持有人随身携带。

有趣的是，虽说鱼符一左一右成对出现，但发展一段时间后，鱼符左右符数量可以不同，这是根据使用人数和实际情况而决定的。

唐朝时期正是符牌、鱼符大量使用的时期，纵观整个唐朝，鱼符的使用衍生出了五个类型。

像铜鱼符、传符、旌节都是具有实际用途的符牌，而随身鱼符和木契都是核验、象征身份的符牌。

鱼符的具体使用方法，除了左右对应，要想使鱼符具有实际实用意义，而非单纯的身份象征，必须还得有敕书命令与鱼符相吻合后才能生效。

另外，唐鱼符仅做身份象征时也有严格的规定，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鱼符以彰显其身份。

此类鱼符用金属制成，上凿小孔方便佩戴，鱼符上经常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所在、品级。

身份等级的区分则以鱼符牌的金属辨别，在那时，五品以上的官员用的是金银鱼符，六品以下的官员则发放铜鱼符，不可佩戴。

五品以上的官员所持鱼符还配有专门存放的鱼袋，这个时候的鱼符起的是验明身份的作用，方便应召出入皇宫。

就连当时依附唐朝的各个蕃国使者也拥有唐朝发放的符牌，这类符牌以雌雄分别，雄符存放于朝廷，雌符由使者带回便于以后互通来往。

唐朝自家的皇太子也有身份证，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符，而是玉器，也被称为“玉契”，有时候唐朝皇帝出门亲征，太子或是亲王、大臣则留守朝廷打理事务，这个时候也会给他们分发龙符和麟符，作为权力许可和身份象征。

可以见得唐朝在身份证制度的推广上十分积极，甚至还细分出了具体的符牌类型，对符牌使用也有严苛的规定和等级制度。

唐朝以后的朝代，延续而这种身份证制度，但是在具体使用的物品上发生了许多变化。

符牌以外的身份证

唐朝以后的身份证实物的发展方向，主要朝着轻便和美观发展，同时在阶层上有向下发展的趋势。身份证的类别也从单一的等级身份证，划分出职业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这两种。

唐朝过后，宋朝废除了鱼符，主要原因有鱼符是金属制，挂在腰间也比较沉重，看起来不美观。

但宋朝保留了佩戴鱼袋的传统，于是乎人们又在鱼袋本身的花纹样式上做文章，鱼袋的颜色与官员品级官服的颜色相匹配。四品官员着紫袍配金鱼袋，七品官员穿红袍配银鱼袋。

来到明代，人们则彻底舍弃了鱼符、鱼袋这类物什，改用牙牌来彰显身份。到这里“符”和“牌”分离开来，“牌”单独承担了身份等级象征的功能。

牙牌是以象牙为主要材料制成的板片，与照身帖相似。牙牌上刻有所持人的个人信息，因为牙牌足够长，上面还会刻有此人的过往履历。

明朝的牙牌并不是只有官员们才能佩戴，在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中曾记有只要是在自家内府出入的人，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配有牙牌，避免被当做潜入的贼人。

从这里就能看出，明代的身份证明不再是官员贵族的专属，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普罗大众的身份证明。

到了清朝，各个阶层的人们则以贵重的宝石镶于帽顶，通过财力、宝石的价值来显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

例如，一位一品大员可以再帽子上配红宝石顶子，一个秀才可以佩戴铜球顶的帽子，而普通百姓的帽子上则没有镶嵌的物品，一般用绸缎打一个帽结就可以了。

除了等级身份证还有职业身份证，如僧人要远游四方就需要带上度牒，《西游记》中通关文牒就是此物，和今天的护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临时身份证如“路引”“门劵”，具有强时效性，更像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的介绍信。

总结下来，身份证明在古代历朝历代都有所发展，总体趋势呈自上而下，从朝廷普及到大众，通常以制作材质来区别身份。

到了现代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一张轻薄的卡片，信息借现代技术从篆刻外露，变成了储存隐含，具有较强的保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