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陶瓷艺术品摆在我们面前，最先带来视觉冲击的，无外乎釉色、纹饰和器型。其中，釉色是最直观、最先打动人心的。真假、年代、价值，都是下一步染着铜臭的考究。我们今天面对颜色众多的陶瓷，不禁会想，中国古代的陶瓷工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陶瓷表面追求某一特定色彩。这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朴素的审美感情，也蕴含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哲学层面的表达。从某种角度来说，釉色的沿革史，就是陶瓷生产的沿革史，也是中国浩然历史长河的中一朵跃起的浪花，虽小，却是精彩纷呈。

于是，我想写一写中国古代陶瓷的釉色，虽文笔粗陋，却也希望能载道一二，聊慰此心。就从纯净优雅的白釉开始。

白色在西方倍受宠爱，代表着神圣和纯洁，中国对白色的感情却非常复杂。一方面，丧事穿白衣、投降举白旗、没文化之人称作白丁、戏剧里的奸诈之人要涂白脸儿，都是负面的情绪。元稹有《离思》：

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

取白色吊唁亡妻，几多凄凉哀婉之思。

另一方面，白色又代表着天降吉兆，尤其是白色动物，被历代帝王视为祥瑞。如《尚书·中侯》：

汤率白狼，握禹篆

《瑞应图记》明确说明了白狼出现的意义：

白狼，王者仁德明哲见

又有《史记·周本记》：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人王舟中

武王在伐纣途中，因白鱼跃舟，就被视作天选之子。

可见，白色淡漠、冰冷的气质，并不为民间所喜；加之其属西方玄武，主刑罚战争，也让人心生厌恶。但白色的纯洁、缥缈，又符合人们对苍天神明的想象。故道家神仙多穿白衣、骑白鹤，白色也因此在皇家眼中成为君权神授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少数民族是崇拜白色的。如蒙古人和伊斯兰人，都以蓝白为“国色”，直接导致了青花瓷的诞生，这是后话。

对白色的复杂感情，似乎并没有影响陶瓷工匠对它的追求。青瓷是中国诞生最早、谱系最庞大的瓷器种类，白瓷则是青瓷的演变和升华。简言之，将青瓷胎釉里的铁和杂质去除的越多，呈现效果就越白。因此，白瓷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商代的原始青瓷，到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真正白瓷，这个过程至少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也导致学界对白瓷的定义有许多争议：

南京博物院程晓中先生认为，在涂抹白色化妆土的瓷胎上施透明釉，可算白瓷。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认为，胎釉均为白色才可称白瓷。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则认为，白瓷是在白胎上施以透明釉。故白瓷是胎土的颜色。

但无论何种说法，我们都公认北魏是原始白瓷的起点，在此之前只能算青瓷。

隋代张盛墓 白瓷围棋盘

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繁盛，北方窑口无力对抗，只得另辟蹊径攻关白瓷烧制技术，最终在大一统的隋朝一举功成，从此奠定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

一、唐朝白瓷

大唐，是中国陶瓷第一个盛世。当时社会经济空前发展，政府需要大量的铜熔铸铜钱，因此颁布了禁铜令，直接导致瓷器代替铜器，进入千家万户。

邢窑是唐代白瓷的主力，位于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内丘村。其产品分粗、细两类，粗瓷面向平民百姓，细瓷则进入权贵之家。还有底刻“盈”字款、“翰林”款，前者专供大盈库，后者专供翰林院。《旧唐书》记载：

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

唐代邢窑“盈字款”残片

百宝大盈库是皇家私库，并非国库，由此可见大唐皇室对邢窑白瓷的喜爱。

明晰的产品定位，使邢窑在唐代风行。李肇《国史补》称其：

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从技术上说，邢窑白瓷技术相比隋朝有了长足进步，其烧制温度达1380度，堪比现代硬制瓷。但胎土无法做到纯白，所以邢窑白釉为乳浊釉，对胎质遮蔽性很强。这与河北瓷土的质量有关。

“北白”指的是邢窑白瓷，而“南青”，则是越窑青瓷。有趣的是，邢窑似乎在唐初更受皇家喜爱，越窑则在士大夫中盛行。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正面点评了邢越二窑作为茶器的优劣：

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越窑带托茶盏

陆羽认为邢不如越，代表了当时的文人审美。而皇室喜爱邢窑，某种程度上与李唐开放进取的心态有关，对白色并不忌讳。

总之，白瓷于大唐，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二、宋朝白瓷

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每个瓷器爱好者都有所耳闻。前四者属于青瓷体系，定窑则接过了邢窑的衣钵。

相比邢窑在技术上的戮力前行，定窑则坐享其成。白对它来说已经信手拈来，开始转而追求华美，在瓷口包金银铜等贵金属，即所谓“金装定器”。宋代林禹记载：

…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定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

可见在北宋前期，“金装定器”是作为贡品呈进的。

金装定器

关于宋定，世人多有两个误解。一是金银包口与覆烧工艺的因果。很多人误以为包口是为了弥补覆烧带来的口沿缺陷（即芒口），此为大谬。既然定窑是贡品，就不可能为追求装烧量采用有缺陷的工艺，再用昂贵金属遮掩，此于逻辑不通。

第二个误解，则关系到定窑的衰落。叶寘《坦斋笔衡》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窑器

这里的“有芒”，很多人理解为有芒口。但既有“金装定器”，何来芒口之说？所以应是指“光芒刺眼”。没办法，谁让定窑遇到了艺术欣赏水平极高的宋徽宗呢？从此，定窑走向衰落，再未入皇室宫廷。《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薛宝钗屋中陈设的有趣描写：

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

土土的定窑瓷器，竟成为曹公笔下映射宝钗“守拙本事”的器物，可见白瓷已从唐代的“白富美”，沦为清代“矮矬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镇的悄然崛起。宋初的景德镇还叫昌南，本地所产影青瓷，白不如定，青不如越，介于青白之间，却意外收获了“类玉”的效果。《昌南历记》记载：

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

宋真宗大爱，遂将本朝景德年号赐与昌南，千年瓷都由此定名。影青也有了“假玉”、“饶玉（景德镇隶属饶州府）”之美称。

宋朝影青四系小罐

北宋是白瓷在汉族王朝上下风行的最后时期。南宋偏安杭州，正是青瓷的大本营，暧昧的龙泉梅子青，将朝廷上下迷得“直把杭州作汴州”，白瓷却成为金朝的宠儿。而到了元明清三代，彩瓷一统江山。白瓷只在宫廷内府惊鸿一现，成为皇帝私人的把玩之物。

三、辽金白瓷

北宋与辽反复拉锯，北方几个窑口正处焦灼地带。辽人每来必掳工匠，由此构建了辽国的瓷业基础，但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南宋时，北方尽归金人。《金史·太祖本纪》详细记载了完颜阿骨打以金为国号的缘由：

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而金之色白

金代 定窑印花“一帆风顺”碟

因此，定窑在金朝发展的理所当然，甚至井陉、霍州、介休等地亦出白瓷，可与定窑比肩。曾有学者说：“金之文物，远胜辽元”，指的就是金朝的白瓷。

一、元朝白瓷

蒙古人看惯了天苍苍、野茫茫，眼中都是白云长空，故以“蓝白”立国。皇帝骑白马、穿白衣、住白帐，白瓷的发展自然顺风顺水。

元朝是景德镇御窑模式的发端。至元15年，忽必烈为求质纯祭器，设浮梁磁局，专管皇室烧瓷。元代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记载：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白如粉垩”的景德镇高岭土，为白瓷巅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但在元朝，“枢府釉”白的并不耀眼，其特点为白中泛青、乳浊不透，配以瓷胎上的暗刻纹饰，有着朦胧的美感。除了“枢府”款，还有“太禧”、“东卫”，均为元庭定烧。

元代“枢府釉”梅瓶

二、明清白瓷

明清时期的白瓷，只要说明白一件事就可以了，那就是永乐甜白釉。

很难想象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为何花大心思烧制甜白，成就白瓷之王的盛名。有一种说法是，永乐因篡位称帝，自觉愧对朱元璋，故酷爱白色，以证其孝。

抛开原因不谈，永乐对白瓷的喜爱确实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次，有人进贡玉碗，永乐不喜退回，并说：

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

又有《宣宗实录》记载：

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

可见宣德皇帝也深知父亲白瓷之好。

永乐甜白高足杯

永乐甜白之所以成功，在于彻底去除了金属呈色剂的干扰，在景德镇“白如粉垩”的高岭土上，直接施透明釉，从而呈现白里透白的效果。道理看似简单，实则极难。

第一难点在于工艺。永乐甜白是半脱胎、脱胎工艺，旋坯十分艰难，少一刀则厚，多一刀则废。如此薄的瓷胎，烧制时间也极难掌握，短则生、长则过。

第二难点在于胎土釉料的配方。实验得知，甜白胎体云母含量较多，石英颗粒大小均匀，比元代枢府釉更为精细，这源于永乐时研发的瓷石与高岭土配方。同时，甜白釉中存在大量固体微粒和小气泡，使入射光产生强烈散射，自然白的更为纯粹。这也造成其釉面有比针眼还小的棕眼，星罗棋布。《世物绀珠》记载：

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

甜白自诞生以来，备受名家赞扬，却不知以何命名，方能显其白。直至16世纪，白砂糖在中国普及，人们才找到了永乐白釉的最佳形容词——“甜白”。这一个甜字，让人觉得白到了咽喉、白到了心里，是一种视觉到味觉的转化和共情，最终形成发自内心的白的感受。其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永乐甜白绶带瓶

自永宣后，有明一代再未尝试过白釉的烧造，直至清康雍乾三朝才开始仿制。这三位皇帝因对瓷器的酷爱，加之当时大清国力强盛，几乎仿烧了瓷器史上的所有名品，多有超越之作。唯独白釉与永乐甜白相比，总是差了一丝丝感觉。对此，马未都先生总结道：

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了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之所以将德化白瓷单列，一是因为德化窑是历史上专烧白瓷的著名窑口，并延续至今，其产品极具特色；二是因为在17、18世纪，大量德化白瓷出口欧洲，“中国白”在世界上闯出赫赫声名。

德化陶业历史悠久，甚至可追溯至新时期时代。但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是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写道：

知此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不制此物，购价甚贱

正因为有此一节，当德化白瓷真正大量出口欧洲时，意大利学者将其称为“马可波罗瓷”，法国人称之为“中国之白”，日本人称之为“白瓷中的白眉”，认为德化白瓷“可称为中国古今独一无双的优秀作品。” 欧洲由此掀起了仿制德化白瓷的热潮，直接导致了欧洲硬制瓷的诞生。

明朝是德化白瓷的鼎盛期，一大批优秀瓷工脱颖而出，将德化窑独特的人物瓷塑发扬光大，何朝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晋江县志》记载：

有何朝宗者，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迦大士，天下传宝之人

何朝宗 送子观音

他擅长雕塑神仙佛像，运用“捏、塑、雕、镂、贴、接、推、修”八字技法，人物形神兼备，独步天下，尤以观音、如来、达摩、罗汉最为杰出。马未都先生曾评价道：

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除了精湛的技艺，德化绝佳的矿产资源，也是白瓷繁盛的重要原因。这里的瓷土质软、色白、易塑形；釉料乳白如凝脂，迎光透视则微显肉红，人称“美人红”，非常适合人物瓷塑的烧制。

最后，德化窑比邻众多优良海港的地理位置，也是其成为中国瓷器外销先锋的重要因素。泉州港自唐至元，都是中国四大对外港口之一。明朝废除海禁的隆庆开海，开的又是漳州月港。明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

德化瓷从月港出口者，为数极多。

清朝，厦门港又异军突起。德化窑的崛起，这三大海港功不可没。

清·德化窑达摩立像

总之，德化白瓷以其独一无二的人物瓷塑和优势的地理位置，完美适应了欧洲审美及远洋运输的需求，最终成为洋人眼中价比白金的奢侈品。直到今天，我们走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还能很容易的见到德化白瓷的身影。它们在异国他乡，默默诉说着当年震撼世界时的辉煌。

虽然白色有着各种各样负面的含义，但民间朴素的审美眼光还是无法拒绝它的美。俗语有“要想俏，一身孝”，证明了“白衣飘飘”在各个年代都有着广泛的审美市场。还有陈庆之、赵云、薛仁贵这些白袍将军，集颜值、头脑、武力于一身，成为少女们的心中梦想。也许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陶瓷工匠才会对白瓷如此执着。

北魏成为白瓷的发端，似乎不是偶然。当时老庄盛行，文人多隐逸，这种简淡思想让白色风流一时。晋人张敞《东宫旧事》：

晋朝太子大婚，新人身着白縠衫，白纱衫，或白绢衫，系紫结缨

晋太子大婚，竟然如同当今的西式婚礼，身着白衣，令人啧啧称奇。

唐代，白瓷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既走进了千家万户，也登上了皇宫殿堂。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的一番比斗，似乎以平局收场。

北宋前期，理学盛行，社会风气一改大唐的雍容华美，转为抱朴简素。当时的平民多穿白衣，这种风气让定窑一度繁荣。但好景不长，大艺术家宋徽宗一句“定器有芒不堪用”，结束了北朝至北宋的白瓷盛世。其后，白瓷多是平民手中的常用物，随意摆放在床头案边。

北宋 白衣仕女图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一直都有股拧巴的劲头儿。要求白，又不能白的太过，白的刺眼。“有芒”的定窑白瓷，因此被打入冷宫。说绿不绿，说蓝不蓝的青瓷，却暧昧的让文人墨客心中瘙痒。雍正爷那么挑剔的眼光，他仿烧的甜白，就因为缺乏了一点点“腻”味，多了一点点刚硬，谬之千里。

雍正白釉

所以，永乐甜白作为“白釉之王”，其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白的圆润，白的内敛，在硬和酥，腻和甜，薄和淳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种种细微奥妙之变化，非深谙此道者不能辨也。

白釉，从未像红釉那般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从未像黄釉那般代表了皇室的尊贵与威严，从未像青釉那般骚动了文人墨客的心。它一直在人为赋予的负面与正面的情绪中转换，赶上社会开明、老庄盛行、理学兴盛、皇帝心爱，便赶紧站出来一展身姿。大多数时间，它只能作为青花与彩瓷的衬托，等一句洁白透亮的评语。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如今的中国人，似乎更缺乏欣赏白釉的审美底色。景德镇的各大窑场，青花和粉彩是永远的主角。这与当下浮躁、逐利的社会心态不无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白釉的盛行年代，都是简素、隐逸的哲学深入人心之时。不过，云淡风轻的白釉似乎并不在意，它永远都不会热烈的推销自己，而是用一种清冷、绝世的姿态，等待人们再次拥有发现白釉之美的心灵。

《瓷之色》

《试论中国白瓷的起源》

《马可波罗“中国白”细考》

《明清时期德化白瓷瓷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