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作为“产粮第一大国”以及“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多么的宝贵。遇到危难之时，中国竟然完全做到了令全球所为之艳羡的“自给自足、稳定有序”。当然，只有强悍的农业和工业，显然还是不够的，只能保证我们安度危机。目前在很多城市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大家发现“服务业”逐渐的复工，才真真切切的提升了我们在“抗疫”之后的生活品质。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多年专注于研究中国历代经济状况，他曾从枯燥的数据中总结出了非常直白的结论：

“我们的团队系统测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

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宋代人在生活水平上，的确领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当我们翻开《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这些记录宋代城市风貌的史籍，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宋代人的生活水平之高，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总量上的“富”，关键是城市中发达的“服务业”以领先于时代的姿态让老百姓们能充分发挥手中“银子”的长处。

说到这里，您是否有兴趣随我一同“穿越”到人类史上首个突破一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北宋都城汴梁，去领略一下宋人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呢？在这里繁华似锦的商市，为广大市民阶层提供了应有尽有的服务。

商业繁华的汴梁是人类史上首个突破百万人口的城市

发展要碰历史机遇？宋代人可是靠自己来创造

推倒“坊墙”之后，宋代“服务业”迎来井喷

前期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让我们了解到了盛唐时期“坊市制度”。在那个时期，不论是在经营的空间还是时间上，每种生意的发展都被极为严苛的进行了限定。说直白点，“坊市制度”就是每一种类型的店铺必须在画好的“格子”里展开经营活动，不得越过分隔的“坊墙”，因此很难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而且因为宵禁的存在，营业时间也被严格的限定。

这种制度并不是唐代所专有的，最早萌芽于西周时期，是“抑商”传统思想背景之下的产物。然而，“坊市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一千多年之后，于晚唐时逐渐衰败。

在北宋立国之初，就已定下重视商税贴补财政的方略，从而把这道限制商业发展的“坊墙”给彻彻底底地推倒了。传统的束缚被打破之后，由此“服务业”迎来了历史性的井喷式发展。

按“方格”打造的唐代都城长安，实际上这种空间布局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

列营京畿的禁军，为“服务业”带来了庞大的客源

从宋太祖、太宗时期开始，为了防止像唐朝那样藩镇坐大的局面，不仅把全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归入禁军，还大肆扩编，并且全部安排到京师附近进行驻扎，以此来形成中央高度压制地方的作用。

在小说《水浒传》中所描述的80万禁军的数量并非空穴来风，甚至在在宋仁宗期间还不止，达到了141万这么一个空前的数量，即便在 国力衰微的南宋期间，依然保持这60-70万这么一个规模：

“从宋初到宋仁宗时期，宋代军队数量保持持续增长，最高达 141 万。……南宋后期军队一直保持着六七十万的规模。”

——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

光是禁军的数量就已经令人咋舌，如果算上随军家属的话，即便并不都安排住在汴梁城内，那么禁军为整个京师周边区域所带来的直接人口增量，是可想而知的庞大。此外，众所周知城市服务业是需要周边地区农业和工业的支撑才能有效的运作发展，禁军的家属同时也为京郊地区的农业和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对京城服务业的繁荣起到了有力的支撑。

宋代雄厚的财政势力养活了庞大的禁军

宋代的“服务业”显现出那些现代化的特征？

宋代对服务业的管制很宽松，主要依靠市场化来调节。相比前朝，夜市成为宋代服务业鼎盛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北宋汴梁城的夜市的已经延伸至江桥边，市中心更是热闹非凡，可谓风雨无阻、通宵达旦。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有时透过夜生活的繁华程度就可见一斑。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虽有大风雨，亦有夜市”

——《东京梦华录》

服务业的最大特征即是重视和关注人的感受。宋代不仅餐饮业、娱乐业、城市服务业蓬勃发展，甚至房地产业也颇为兴盛，这些无不体现宋代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贡献，彰显了以人为本，关注市民的幸福的特征。

另外，宋代服务业具备高度市场化的特征。例如餐饮业和娱乐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人口的流动，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拥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服务业的兴盛并不主要服务于权贵，而是普惠平民阶层

繁华的零售、批发市场，是服务业的“根基”

零售和批发市场，这些基本的商业模式向来是服务行业的基础，北宋都城汴梁不仅商户聚集的商业街十分的繁荣，而且走进小巷的话，也会发现店铺众多，且各类市场和居民区、官署纷纷融为一体。虽然取消了坊市的诸限制，为了便于百姓采买，具体在城市商业规划上还是有区域分类的。

如汴梁城主要街道，比如御街南去过州桥，直到朱雀门，两边的酒楼、饭店、香药铺、茶馆和其它商店，生意兴隆。在东大街，经相国寺前门至宋门，有鱼市、肉市、金银漆器等铺，交易繁盛。另外，西大街珠宝玉石琳琅满目，虹桥上有很多铺位甚至是地摊，以致于妨碍到人们的正常通行。沐河各桥附近更是百货齐聚，人声鼎沸。这些景象我们通过保存下来的历史长卷《清明上河图》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另一个大城市杭州的商行有团、行、市、作之分。称为“团”的有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等。称为“行”的有销金行、菱行、鸡鹅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等等。一般“团”和“行”的意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宗批发市场，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商行是“批零皆营”模式。在南宋时的杭州城，其实商业发展更加的繁荣。杭州的中心在自官巷至羊坝头一带，这里诸行百铺，样样齐全，大小铺席，处处密布，据《梦梁录》的记载，该区有店名可考的商店就有一百二十余家，可见商店之多。杭州城南市场多半是销售高级消费品：

“珠玉珍异及花果时鲜、新鲜海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

——《梦梁录》

汴梁城中汴河虹桥上，商铺云集，生意好不热闹

成体系发展的餐饮业，是服务业的“升华”

餐饮行业是最为古老的的服务业，从古自今都是服务业的核心支柱。在宋代，可以说经历了从一家一户的自然消费饮食业，从而蜕变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餐饮行业，并且在营销手段以及店内服务方面非常健全，自成体系。

宋代较有规模的酒店称为“正店”，在汴梁城约有七十二家，诸如：

“州东宋门外的仁和店、州西的宜城楼、金梁桥下的刘楼，曹门蛮王家、州北八仙楼，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乳酪张家等”

——《东京梦华录》

汴梁的这72家大型的“正店”，和几千家家规模较小的“脚店”，乃至种类丰富且不计其数的路边小摊一道构成了规模庞大的餐饮业。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从事餐饮的商家不仅注重室内外的装饰而且在营销和服务上煞费苦心。营销方面，常用歌妓和乐队来招揽顾客，轻歌曼舞，吹奏助兴。当然，这还不够，餐饮行业甚至还发展出了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餐饮外卖业，以及器具和场地租赁业等诸多衍生业务。

在宋代，规模较小的“脚店”有时候承接了较大业务之后，时常向“正店”去租借一些椅桌的陈设，器皿碟盘等器具，甚至是昂贵的银制餐具。另外，不同规模的酒店都会承办各种活动，比如家庭宴会、贵族的酒会、各类婚丧嫁娶聚餐……等等，包括酒店所属的园馆庭院等也会出借给有需求的客人。足以可见酒店营业规模之大，盈利渠道之广。

《清明上河图》的局部细节中的外卖小哥，图中从“脚店”走出，左手抓两只碗，右手拿双筷的就是他

服务业的高端发展——千奇百态的娱乐业

当娱乐活动的场所固定的时候，则意味着文娱生活上了新的台阶，同样也说明宋代的服务经济较前代有了很大提升。瓦舍、勾栏的出现，正是城市规模扩大、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同时也为娱乐服务业的壮大提供了有益的土壤。

所谓的“瓦舍勾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娱乐中心”，里面设有酒肆、食店、摊铺、茶坊、看棚等游乐设施。“勾栏”则是设于“瓦舍”之内的演出场所，在这里，每天都会有各种表演，杂剧、杂技、魔术、武术、滑稽戏、歌舞、说书等节目应有尽有。

“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驱邪鼎佛。守岁饮酒，须要消夜果儿每，用头合底板，簇诸般采果、斗叶、头子，萁豆市食之类”。

——《西湖老人繁盛录·瓦市》

娱乐业既然有利可图，在市场经济之下就会商业化得非常彻底。因此符合市场需求的娱乐内容就会不断的推陈出新。比如相扑运动，以其激烈的竞技性吸引观众，筹得资金。再用丰厚的奖金吸引相扑高手，奖金越高，竞技水平越高，激烈程度越大，越是可以吸引观众，不断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最大的自然是商家。

正是因为娱乐活动商业化的成功，不少商业活动为更充份的吸引人气，娱乐性质也越来越浓厚。比如一些大型店家开业的商业活动，常常聘请歌女、舞队来进行表演，以及进行声势浩大的扫街商业宣传。

“瓦舍勾栏”无疑就是宋代市民阶层的欢笑源泉

遍地开花、种类繁多的城市服务业

牙人——房地产及劳动力中介

人口的膨胀让宋代城市经济出现土地兼并严重，地价、地租和物价急剧增长的现象，在仁宗时期尤为显著。到南宋时这一现象更加白热化，致使房地产的需求量，中介服务从业人数都大大增长。

宋代，管中介叫作“牙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佣金。当然，“牙人”要干的活，绝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在人才市场的中介工作中，他们也表现得相当的活跃：

“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东京梦华录》

牙人在宋代数量较多，从事的范围较广，反映了宋代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宋代市民的生活极为方便，得益于市场提供方方面面的服务，贴近人们的生活。

《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图中有两位袖子特别长的人就是“牙人”，他们习惯在长袖中以摸手的方式议价

一条龙服务的洗浴业，堪比现代

宋代的洗浴业非常发达。在汴京，就有一条公共澡堂非常多的街巷叫做“浴堂巷”。而且通常澡堂里面前半部分就是茶馆，可供人休息喝茶，茶馆后面是洗澡的地方。到浴堂洗澡，大概一个人需要10文钱左右，费用也不算高。所以说，遍地都是的澡堂其实融入了平民生活中，普通百姓没事都可以去澡堂泡个澡，放松放松。

除了和茶馆二合一之外，这些公共浴室甚至还提供搓背服务，苏轼在泗州的澡堂洗完澡后就美滋滋的写词一首：

“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

而且由于宋人注重个人卫生，还发明了“肥皂”。这是一种比皂荚更多油的荚果，称为 “肥珠子”，其实就是将天然的皂荚捣烂，研磨粉碎，加入香料，揉搓成球状，专门用来洗脸浴身。

如图左边门上写了“浴堂”入口，右边旗帜上的文字是有香皂广告

租赁和外包服务，想有就能有

汴梁的租赁服务业十分发达，以至于百姓只要逢遇大事，根本不需要自己破费去购买很多很多东东西，去租过来临时用用就好。比如说，但凡遇吉凶之事要承办筵席时，茶酒司、厨司可提供外包服务:

“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

——《东京梦华录》

还有如婚嫁所需要服装，不管是衫、帽、各种内外衣服都可租借，另外包括花澹、酒檐、首饰、衣服、被队，轿子、布囊、酒器、伟设、动用、盘合、丧具……等等，应有尽有。

宋时，杭州西湖就天下闻名，游人如织。租船生意十分兴隆，租船上备有各种需用物件及饮食。除了游人，富裕的本地人在池苑内的活动也通常租赁小船，因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同，租船的价格档次也很多，这反而体现了租赁业的高度市场化。

兴旺的仓库储存业

宋代从事仓储业的大多数是豪富，因为市场的巨大需求，他们在京师开设堆放货物的货栈——邸店。见获利丰厚，很多官吏也参与到此行业中，《夷坚支丁》中记载了当时的官吏杨戮甚至利用职权想把太平兴国寺改为邸店来牟利。

另外，根据《梦梁录》的记载，在杭州的马头和集市附近，还建有诸多塌房或简易堆货栈代为经商者保存货物，收取保管费用：

“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慈元殿及富家内侍诸司等人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极为利便。”

汴梁主干道旁的邸店非常多，方便往来客商住宿和存货

灵活方便的维修服务业

在汴梁，无论是请人修缮屋宇、泥补墙壁、整理杂货，只要是需要用到劳动力或者技工，都可以在桥市街巷口看到各种匠人和劳工，在等待着需要的人来请唤，随叫随到，极为方便。

其它比如锢路、打铰、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袱头帽子、补衣冠、使漆、打钗环、荷大爷诉柴、换扇子柄……等等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需要修修整整之类小事，也是只需呼唤，便有人上门提供服务。

服务业的关键——服务质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服务业比拼的不仅仅是规模，关键还是服务质量本身。宋代服务业的态度热情、技巧娴熟、方法多样，根据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服务设施，形成了一整套经营技巧。

如在酒楼，顾客落座之后便有人会提瓶献茗”倒上好茶，然后招呼点酒上菜。伙计们往往是精通业务、头脑灵活，上百样的菜名是背得滚瓜烂熟。点好之后，小二们传唱如流，即使烹制上席，不让顾客久等，服务可谓极为周到热情。

除上述服务周到以外，还有很多体现出服务质量的细节。比如餐饮行业相关服务人员都会穿戴干净整洁，食品本身和包装都会格外讲究清洁卫生：

“凡百所丈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蟾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

——《东京梦华录》

当然，怡人的消费环境也是服务质量的高度体现。酒肆店门会置设彩画欢门，设红绿权子纷绿帘幕，并设金红纱桅子灯，使店铺“花木森茂，酒座潇洒”，给顾客以清鲜爽目之感。经营茶肆的，往往会挂出名人画、设花架、插四时花草及安顿奇松异桧，用于营造典雅的饮茶氛围来吸引顾客。

宋代的商家还非常重视广告作用以及品牌效应。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张伞卖饮料的，悬挂着“饮子”的小市招。大酒店门口结着高高的“彩楼欢门”，彩旗下标着“新酒”二字，门前写着“天之美禄”四字，还有“十千脚店”的大标帜……等等。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一家大型“正店”，往往优质服务是规模化经营的保障

后记——“从民欲”的宋代，市民才能活出现代范

“沿革尽从民庶欲，更无壅遏下情通”

——宋徽宗《宫词》

虽然世人普遍认为宋徽宗赵佶整体上是个昏君，但我们可以从他所作的上述诗句中明显看出，自幼接受帝王教育的他，遵从了大宋历代帝王“从民欲”的核心治理思想。

“从民欲”这一点，听起来简单，但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帝王都能做到的，如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宫廷和民间的管制较为严格，在建国之初禁止了“瓦舍勾栏”这种市民娱乐场所，又因个人厌恶，取缔了“牙人”这一职业，给整个明代初期的服务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回看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确带来了富庶和繁荣，但这些只是普通市民过上好日子的基础。此外，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统治阶层有着根深蒂固的“从民欲”思想，即依从百姓的愿望。所以，宋代政府在各类日常消费、文化娱乐等服务产业上的管理非常的宽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老百姓才能做到“花钱就买好享受”，并且能够“活出现代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