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毛主席领导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从此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这也成为了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井冈山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红军多次化险为夷，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0年8月，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顺利会师，23日，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担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毛红军”的名号由此打响，并进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年，朱德44岁，毛泽东37岁。

然而，随着王明、博古带来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深受打压，处境艰难，而他本人也身心俱疲，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坚持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展开斗争，其中的艰辛和坎坷少有人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红军遭受的重创，以博古为核心的“左”倾主义领导人的能力受到严重质疑，他们没有能力率领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湘江战役失败后，李德更是推卸责任，企图对拼死阻击敌人突围成功的红22师师长周子昆进行军法处置，最终被毛泽东拦了下来。而面对失败，博古更是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甚至拿着枪在自己的脑门上比划。聂荣臻看到后，劝道：“你作为领导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冷静，要负起责任。把枪放下，这不是闹着玩的。”

在回忆起这段失利的黑暗经过时，刘伯承曾有过这样一番描述：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意味着“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思想已经到了被推翻的时候了，这符合全军上下的愿望，更符合我党发展的历史潮流。

为了早日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长征途中，毛泽东主动跟“左”倾领导集体的两位重要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行军宿营，他不厌其烦地开导、说服他们，并根据敌情变化，多次提出正确的战略性建议。

与此同时，惨痛的现实也促使张闻天和王稼祥开始反思，而毛泽东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令两人豁然开朗，他们逐渐开始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经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后，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进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后，中革军委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被任命为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尽管地位和影响力有所提升，但从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初期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毛泽东指出，不能硬碰硬，应该避免强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一建议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否决。

红军指战员作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毛泽东是理解的，那里物资丰富、商业繁荣，能够为红军带来更多后勤补给，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甚至是支持打的。

然而，这一决定太过仓促了。一方面，到达贵州后，红军整体人困马乏，尽管稍有恢复，但总体来说还是很疲态，而且没有外援，处境孤立；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敌军在这里经营多时，进可攻退可守，还有援军。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主动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

会上，与会者僵持不下，最终决定一拖再拖。毛主席忧心忡忡地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如果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随即，会上便有人怼了回去：“不当就不当了，少数服从多数。”

就这样，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心急如焚，他深知，一旦交战，红军很快将会陷入到被夹击的困境中，一个不小心恐怕就会全军覆没。

于是，他立即去说服周恩来，希望能够在正式开战前改变刚刚作出的决定。那天晚上，毛泽东具体说了些什么，又是如何说服周恩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只有后来从周恩来的回忆里，大概窥探到一些：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第二天一早，会议继续开始，通过对战场形势的分析和利弊陈述，最终会议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不久后，毛泽东的设想果然发生了。国民党援军已经向打鼓新场方向集结，企图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

正是因为红军这次最终选择了以静制动，才躲过了灭顶之灾。此后，毛主席通过一次次堪称艺术的军事指挥，获得了一众党内将领和领导人的信任。

关于毛泽东下巴的那颗痣：中年得“痣”（志）的传言四起

1936年6月，一位32岁的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历经千难万险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期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后，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他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在世界上公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

1936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居住的窑洞前，被斯诺拍下了一张头戴八角帽的照片。据悉，这顶帽子是斯诺坚决要求他戴的，当时，毛泽东的头发有些凌乱，所以，斯诺在拍照片特意摘下了自己头上戴着的红星八角帽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正因如此，才有了这一张十分经典的照片。

镜头下的毛泽东，身体微微斜侧，脸上略显憔悴，但他的眼神十分坚定，眉头微微皱起，望着远方，思索着些什么。

根据民间的说法，在毛泽东此前拍过的照片上，他的下巴从未出现过痣，而斯诺拍的这张照片也是第一次出现了痣。对此，人们纷纷称这是表示毛泽东“中年得志”。尽管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但足以看出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地位。

1936年11月14日，这张照片首次登上报纸后，迅速引起全国关注。这张照片使得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丑化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碎，“流寇”、“赤匪”等声音悄然消失。

1937年，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到延安时，将这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照片。斯诺夫人说：“这张就是我丈夫给您拍的照片。我在西安跳窗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两件东西：我的口红还有您的这张照片。”

毛泽东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后，说道：“我没有想到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这张照片一经发表，就轰动了世界，蒋介石都被吓坏了。拍得真好。”海伦感叹道。

毛泽东笑着感谢道：“感谢斯诺先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国民党口中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这张照片的威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至于毛主席下巴处突然出现的那颗痣，尽管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实际上是有科学的解释的。

遵义会议后，纠正了王明、博古等人“左”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在党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独立自主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解决路线、方针等问题。

这次会议后，人们意外发现毛主席的下巴多了一颗黑痣，有人将它称为是中年得“痣”（志），有人将它看做是毛主席身份的象征，甚至还有人说毛主席是老天爷派下来拯救百姓的救星。这一年，毛主席42岁，重新执掌军权后，他下巴那颗痣也被称为是“下巴有痣治天下”。

以上种种说法，都属于封建迷信。那正确的科学解释是什么呢？

实际上，痣长的位置跟这个人未来的前途、命运没有丝毫关联。有些痣是天生的，有些则是后天长出来的。

痣被分为了细胞痣、黑色素细胞痣等，它是一种常见的良性皮肤肿瘤，皮肤表皮的黑素细胞增加后就会形成黑色细胞痣，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痣”。

对于一个人而言，身上多多少少也会长痣，既有一出生便有的，也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才有的。不过因为毛主席的特殊地位，因此，出现在他身上的一些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再联想到当时刚刚重新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所以才会出现“中年得志”这样的说法，甚至将他与上天联系起来。

根据资料调查显示，战争时期，毛主席奔波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南征北战，风吹日晒，他的皮肤不可避免地受损。

而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皮肤表面受伤后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更不用说所谓的去疤之类的具有美容效果的护理。于是，受伤的皮肤暴露在外面，沙尘等杂质极易停留在伤口表面，就这样慢慢地沉淀，变成了黑色素，最终形成了痣。

如果这颗痣没有在遵义会议后显现出来，或许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因为它出现在了特殊的时间节点，所以才引发了如此多的猜测。

不过，这颗后长出来的痣从此也确实成为了毛主席的象征。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在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前，先后在佳县的15个村（镇）里居住了100多天。

离开这里前，当地的老百姓正是认出了毛泽东下巴的痣才确认了他的身份，老百姓高兴地喊道：“那就是毛主席”，消息传出后，前来送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路跟着毛主席将他送到渡口。

新中国成立后，文工团的一位女同志在与毛主席跳舞的途中也再次提到了他下巴的那颗痣。

1963年，不到15岁的孟锦云被选到了中南海跳舞。第一天到达中南海的时候，小孟心里十分忐忑，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南海，也是她第一次见毛主席。

舞会开始后，文工团的一个女同志走到毛主席面前，微微弯腰，伸出一只手，表达出了邀请的意思，毛主席看后，立马站了起来，跟面前的女同志跳起了舞。

小孟呆呆地看着毛主席的方向，许久不曾移开目光。就在这首舞曲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的目光与她交汇，小孟尴尬地朝毛主席笑了笑。

她慌乱地站起身，向主席所在的方向走去，学着刚刚女同志的都工作，作出了邀请的姿势。毛主席笑着搭起她的手，走到了舞池中央跳了起来。

小孟则慌乱不已，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迈哪只脚。毛主席看出了她的不自然，和蔼地对她说：“小同志，你的舞步不错嘛，不要紧张。”

渐渐地，小孟逐渐放松了下来。毛主席又问道：“你是今天新来的同志？”

“是，第一次来。”小孟回答。

“怪不得我没有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孟锦云，姓孟，跟孟夫子一个姓。这个名字也很好听，你是哪里人？”

“湖北武汉。”

就这样，孟锦云跟毛主席成为了舞伴。每次舞会上，孟锦云都会跟毛主席跳一曲。她的活泼开朗时常逗得毛主席开怀大笑。

一次，孟锦云看着毛主席下巴的那颗痣，说道：“主席，您下巴那有一颗痣，我听我奶奶说过，那是有福气的痣。”

毛主席看了看她，笑着说道：“你脸上也有一颗痣，你也有福呢。”

“那可不一样，咱俩的痣长的地方不一样。”孟锦云直言不讳。

毛主席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他说道：“真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主席，什么是九头鸟呀？”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你听过吧？你这个小九头鸟厉害呦。”

“我可不当九头鸟，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厉害。”

“我很愿意当九头鸟，可惜想当当不上，你还有顾虑呢？”

就这样，孟锦云和毛主席在一次次的闲聊中，逐渐成为了朋友，两人还能够开一些玩笑。这些记忆永远留在了孟锦云的记忆中。

结语

历史湮没了太多的细节，在80多年的春秋更迭中，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毛主席在同错误的指导思想做斗争时的具体困难和场景，后来也只能从一些相关人员的回忆里窥见一二。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前，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取得多次重要战役的胜利。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战争艺术被他演绎得出神入化。

在复杂的形势和残酷的战局中，在各种思潮混杂激荡、暗流涌动的局面中，毛泽东总能找到真相、理清真知。尽管有时候会面临被排挤、被孤立的困难，但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往往都会排除万难找到真理，并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

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即使身处困境也要说出真理，以力排众议的弥天大勇坚持到底。生活在如今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共和国，我们是否应该时常回望过去，铭记历史，记住那个在峥嵘岁月里依然坚定向前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