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全中国收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毛主席阖然离世，举国人民都为这个消息而哀痛。

在中南海“202”平房中，一场重要的会议在里面灯火通明地举行。讨论了很久，大家莫衷一是，最终决定始终没有拍板。

而毛主席生前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当时便在会议室门口值班，并不时进去给中央领导人送些开水解渴。

陈长江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领导人们讨论的内容，虽然细节不算完整，但他大概能听得出来，大家讨论的核心是如何安排主席的后事，尤其紧要的是，如何处理主席的遗体。

会议的气氛，多少有些剑拔弩张，大家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陈长江明白，此次讨论关乎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后事，大家激动起来是难免的。

而在此次会议中，主要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毛主席生前便提倡火化，甚至明确讲过希望自己离世之后能够火化，同时这也顺应了中央的政策；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主席可是开创了新中国和新时代的伟人，应该永久保留他的遗体，以供世人瞻仰。

大家争论许久，最终得出一个妥协之后的方案——无论是火化还是永久保留遗体，发丧和吊唁是必须的，因此应当先做遗体保护。这之后，大家再研究决定怎么处理主席的遗体。

共识得出以后，中央便立即开始部署防腐处理的工作，以保证主席的遗体起码能够维持过几天的发丧期。

这么重要又特殊的任务究竟要交给谁呢？要知道毛主席的遗体将会有无数民众前来瞻仰，出不得一点差错。

而卫生院原部长刘湘屏立即赶回中国医学科学院，与院党委书记杨纯协商后，最终定下了此次主席遗体保护的主负责人——徐静。

那么这个徐静究竟是何人，她与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工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一．接到保护毛主席遗体的任务

徐静这个人选，的确非常有说服力。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 50年代的留苏研究生，获有副博士学位，身份上服人，能力上也承担得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于是就在凌晨时分，徐静的宿舍门被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敲开了。徐静见江焕波急迫的样子，已得知应当是紧急的大事，当下没有多问，直接坐上了去往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汽车。

夜幕之中，汽车向东方疾驰，车内鸦雀无声，气氛沉闷到了极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徐静不由猜想，要紧急出国？还是哪个病历的事？

忐忑不安中，徐静的车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换乘了刘湘屏的车前往东南海。东方逐渐泛起了鱼肚白，徐静隐约看到了中南海的红墙，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车子从中南海北门进去后，停在了一排灰房子面前。徐静在刘湘屏的带领下穿过走廊，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房间里，中央办共的汪东兴已经等候多时，看到徐静与刘湘屏二人，他便向徐静问道：“你就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立刻回答：“我是。”

随后汪东兴哽咽着向徐静宣布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并告诉徐静，为了让世人瞻仰毛主席的遗容，需要对主席的遗体遗容进行保护，时间为十五天左右。

一瞬间，徐静恍如晴天霹雳一般，大脑一片空白，同时眼角还流下了豆大的泪珠。可是只空白了片刻，徐静便恍过神来。

她听到汪东兴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可以提出来。”

徐静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意识到这个问题既紧迫又出不得差错，于是谨慎思索了一会，便向汪东兴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需要和医科院里的同行专家们一同研究遗体的保护方案；

第二，她要亲眼看看毛主席的遗体；

她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须的药品和器械。

得到了观看毛主席遗体的许可后，徐静进入了毛主席的卧室。室内温度很低，同时因为有厚厚的落地紫色窗帘遮挡，所以光线很暗，只见大床的中央躺卧着主席的遗体，遗体从头到脚，盖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

徐静缓缓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从侧面将主席身上的毛巾被缓慢掀开。进入她眼帘的是主席的皮肤，她仔细察看上面是否有损伤，还伸手轻轻触了触，感受主席皮肤的弹性，最后又将主席的关节轻轻活动。

她将这些细节一一记在心里，将毛巾被盖好。

时间刻不容缓，徐静与刘湘屏立刻从中南海赶回医科院。最终院里决定组成一个由徐静、解剖室副主任张炳常、形态室副主任陈克铨组成的三人小组，并围绕主席遗体的初期防腐方案进行了讨论。

而徐静这边，则向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请教了有关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处理细节，后又风风火火地找到一位病理科教授进行请教。

心里基本有数后，她便与张炳常和陈克铨携带药物和设备于十点准时赶到了中南海。

此时在主席卧室旁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中央领导们正召开会议。徐静一来，会议便立即停止，汪东兴让徐静向大家介绍关于主席的遗体保护方案。

徐静便对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介绍，将实施的办法以及这种办法预计可以得到的效果做了阐释说明。

当被一位领导人问到“你有多大把握时”，徐静的回答是，他们三人是尸体保存领域的专家，但以往的保存都不注重体态、面容保护程度等等。

换句话说，对主席的遗体保护与以往的尸体保护大不相同。主席的遗容是要给世人瞻仰的，因此遗容要保证栩栩如生，可是这件事何尝容易呢？

徐静曾经在苏联有过三年的研究生经历，对列宁的遗体保护也有所耳闻。可是他所听闻的不过是一些皮毛，那些真正的核心信息一直都是苏联的国家机密，她这里无从得知。

因此她们这个三人组需要在短时间内，保证主席的面容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

不难想象，她们面临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二．吊唁期间的遗体保护

为了做准备，她们立刻进入工作场地，清扫、消毒、配置药品、摆放器械，忙到了中午，一切皆已就绪，她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遗体姿势怎么摆。

她们面前的选择主要有两个，一者是让手臂下垂，另一者则是模仿列宁一样，将手臂摆在胸前。徐静她们只负责技术层面的内容，对于主席遗体的姿势不敢擅自作主，便向上面请示。

结果她们收到的回复是“按中国人民的传统习惯——下垂。”

而防腐处理，则是这三人的强项。

他们配合紧密，丝丝入扣。作为人体解剖学领域的专家，张炳常日常与尸体打交道，因此技巧相当娴熟，处理时以他为主；

陈克铨年轻，处理时眼疾手快，手上灵活；而徐静虽然相比张炳常而言和尸体接触少一些，但她学的是微观解剖学，处理时胆大心细，很懂得如何配合。

于是这三人穿针引线一般，密切交流和配合，对过程中的细节变化不断留意，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密工作，终于将工作完满完成。

不过这时她们还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密切注意遗体的变化，以防不测。于是从九日下午到十日深夜，她们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对皮肤颜色、韧性、弹性方面的变化做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

就在这时，她们又从中央接收到一个新的指示——遗体要长期保存。

他们不能松口气，还要进一步对主席的身体进行防腐处理。而要对遗体进行长期保存，注射防腐液便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可是这里就有个问题——一旦注射防腐液，主席的身体就会发生肿胀现象，若人民群众前来观瞻时肿胀仍未消除就麻烦了。

对此，徐静心里很不放心，便询问了张炳常。不过张炳常让她放心，二十四小时后，肿胀便会自动消退。

虽然还是有些担忧，但徐静心里还是放松了些。等到同月十一日清晨时，果然看到遗体的肿胀已经消除，不由放下了悬着的这颗心。

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已经消除肿胀的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被护送到了人民大会堂。而防腐工作的新战场，也就此到来。

为何如此讲呢？原来为了保护主席的遗体，大厅内把所有能开启的冷风设备全部运转，将大厅的温度降到了15℃以下，人们穿着大衣进门，依旧觉得寒气冻人。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不足以保护主席的遗体。首先，那些纷纷赶来的吊唁者都是“热量携带者”，客观上升高了室内的温度，而演奏者乐器中吹出的热气以及大厅内的强烈灯光，都对遗体保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面对这个情况，领导与专家们认为一直这么下去不是办法。靠冷气来保护，既让瞻仰者觉得寒冷难忍，又不足以保护遗体。

于是除了减少灯光、改乐队演奏为播放哀乐外，大家还想出一个办法——将遗体与外界隔离。在这样一个环境内，就能最大程度上避免遗体受到外界的影响。

于是当时中央命人紧急制作了一个有机玻璃棺罩，在玻璃棺内进行局部降温、隔氧，保证了瞻仰期间的遗体保护。

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与专家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保证了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徐静这边，则不停地向中央领导们汇报遗体情况。

后来的徐静想起当年地事情，还不由感慨，她当时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

没错，她心里的弦一点都不敢松。这段时间里，哪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她都将沦为历史的罪人。

而在同月13日时，党中央拍板决定：为进一步做好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称“九办”，而徐静便从属于其中的防腐小组（后来改为卫生保护组）。

三．遗体转入纪念堂

虽然活动成功持续到了十七日，但大家又迎来了一个新问题——毛主席的遗体已经决定要长期保护，可是毛主席纪念堂却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工，在此期间，应该如何安放主席的遗体呢？

徐静与组长黄树则一同挑中了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这个地下手术室的条件可不一般，当年是为了战争而设立的，因此是个绝佳的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虽好，却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满足保护遗体所需要的低温、密封以及隔绝氧气的环境。

这个提议一经上报，便获得了中央的批准。结果只过了一周冷冻机厂便打造好了这个理想的环境。

而这个原本的地下手术室，因为毛主席遗体的到来，被称为“769”保护室，因为主席逝世的时间，正是1976年9月。

进入“769”后，主席的身体立刻得到了24小时的全天候保护。而中央为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专门成立了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加入其中的除了徐静所在的卫生保护组外，还有来自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学院的专家领导。

小组成立后，所有成员都集中在北京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的一幢楼房里，所有工作基本由吴阶平主持。

经过专业人员们严谨细密的讨论和实验，大家注意到了长沙马王堆女尸的研究成果。马王堆女尸是防腐领域的奇迹，其中的女尸经过古人的防腐处理后，保持着令人震惊的防腐效果。

从这个研究成果中，专家们得出了一种非常可靠科学的防腐方法——气态与液态相结合。

结合的方式是非常讲究的，即遗体暴露的部分在气态中，隐藏的部分则放在液态中；大家来瞻仰时更多在气态里，非瞻仰的时段则放在液态中；

除此之外，也分平时和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间，平时更多在气态中，大保护时则以液态进行保护。

对主席的遗体保护是多方面的，在进行液态与气态相结合的同时，专家们还采取了物理的、光学的保护措施，总而言之要做到“六防”，即防腐、防霉防菌、防分解、防干、防变形、防变色。

而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检验，这些方案显然是成功的，因为这些年来，那些检测防腐效果的仪器仪表一直运行稳定，所有参数都很理想。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终于落成了。于是毛主席的遗体也从“769”这个临时的安置之地，由一辆红旗牌轿车改装成的遗体运送车运送到了纪念堂中。

为了建设这座纪念堂，中央曾组建了“纪念堂设计小组”。这个小组的前身是负责为毛主席设计陵墓的“陵墓设计小组”，但这时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是当务之急，所以几乎在“九办”成立的同时，这个“纪念堂设计小组”便诞生了。

而在选址上，设计小组的成员们可谓是煞费苦心。同年9月14号时，他们便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实地考察。

在去遍北京多个地方后，他们形成了三十多个设计方案。可是这些方案各有各的问题，始终找不到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经过仔细的筛选与商讨，专家们最终敲定，将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意义深重的地方。在这个广场上，西面有人民大会堂，东面有历史博物馆，广场中央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而在开国大典时，毛主席更是郑重庄严地在此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因此这个地方，既有着无可替代的政治意义，也是人民心目中最喜爱的地方，与毛主席的遗体可谓是相得益彰。

于是毛主席纪念堂便如火如荼地开工了，毛主席的遗体便如上文所说，暂时放在“769”保护室。

那么主席的遗体进入纪念堂后，该如何让人们瞻仰呢？这一点中央自然也有考虑，在毛主席纪念堂开工的同时，专门放置主席遗体的水晶棺也开始着手制作了。

这个水晶棺的制作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外观上，为了保证人民群众从各个角度都能瞻仰到毛主席的遗容，要保证有相当高的清晰度。

而为了保证防腐效果，水晶棺内部还要提供一个低温无氧、无尘以及保湿的环境。

在研究者们不懈的研究下，这座世界上第一件用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终于被制作出来了。为了测试这座水晶棺的性能，专家们用8级地震的强度对其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这座水晶棺依旧安然无恙，确认其能够承担承放主席遗体的重任。

于是主席的遗体一被运进纪念堂，便被立刻装入水晶棺中，以供人们世世代代地瞻仰。

对主席的遗体保护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主席的遗体进入水晶棺后，便立刻受到了卫生保护室的全天候保护。

而徐静博士则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一直负责管理卫生保护室，直接向中央汇报遗体保护情况。

为了更好地保护主席的遗体，徐静还兼任了卫生保护室的主任，密切关注主席遗体的日常保护工作。

在管理上，徐静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关于主席的遗体保护，她便提出了“三不用”的规定：即未经科学实验不用，不是确有把握不用，未经领导批准不用。

而在值班上，徐静也不敢有丝毫马虎，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不能有一时一刻让主席的遗体无人照看。

在她严格仔细的管理下，主席的遗体保护工作一直在顺利进行，没有出现差漏。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中央自然都看得到，于是在1982年，她终于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这个新的任命对她而言既是一种荣光，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在过去，她还只是分管部分内容，现在则要从全局的角度主持工作，这不仅要求她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这方面她自然是合格的，还要求她具备相当程度的领导才干。

因此她不由深深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并为了保证自己“德能配位”，专门抽时间提升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

她常常到北京读书馆读书，里面有关行政领导的书，几乎都被她借阅了一遍，并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她从来没有落伍于时代，无论是电脑还是外语，她都信手拈来，可谓是践行了她自己的一句话——“要取得进入 21世纪的通行证”。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们认真学习的。

编辑：小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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