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毛主席收到了一封由天津转来的公函。

当毛主席拆开信封的那一瞬间，他看到面前的信纸上写着黄敬这个名字，毛主席不由得会心一笑，开始仔细地阅读这封信的内容。

因为这个黄敬不仅是天津市的市长，他还是江青同志的前夫。

不过，黄敬的这封信既然是以公函的形式发出的，必然不会讨论儿女情长。

在这封公函里，黄敬提到了一则非常要紧的事情：他想为天津市的工人们修建一处宿舍，但是当地财政能力实在有限，需要中央适量拨款。

毛主席看完这封公函以后，微微点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管黄敬从前是什么身份，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人民的公仆。

在向秘书询问了详细情况之后，毛主席随即对黄敬的请求作出了批复。

其实，这已经不是黄敬第一次找中央的同志们帮忙了，自从黄敬当上天津市的市长以来，他就屡次找到毛主席和中央请求帮助。

而毛主席也非常乐于帮助黄敬，甚至一度与黄敬成为了好朋友。

那么，黄敬是如何投入到革命队伍中的？毛主席又是如何看待黄敬的？在往后的岁月里，黄敬又是如何向毛主席求助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慢慢地道来。

一 从富家公子到“革命战士”

黄敬原名叫俞启威，191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富裕家庭。

由于清末民初，江浙财团参与了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投资项目，所以在此时的江浙一带可谓是富甲天下。

当时俞启威的父亲在北京与上海等地都拥有十几处房产，俞家的财力由此可见一斑，俞启威在家里排行老三，因此也被旁人称为“俞三少爷”。

可是，俞家的这位三少爷从小就与自己的家人闹得非常不愉快，俞启威的父亲俞大纯曾经在1930年前后进入了国民政府的交通部。

可是，俞启威不但没有按照父亲的叮嘱好好读书将来继承家业，还开始同情在铁路上工作的工人。

虽然俞大纯对儿子的这个行为非常恼火，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

在俞启威18岁的那一年，他选择离开家庭独自一人去外地求学，离开家的俞启威来到了山东青岛暂时安顿了下来。

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被反动军警欺压的普通工人，所以俞启威心中的“反抗之火”便越烧越旺。

由于俞启威算是进步学生，有一定的知识和才能，党组织很快就联系上了俞启威，邀请他加入革命的队伍。

对于同志们的邀请，俞启威也显得格外坦荡，他不仅自己加入了革命队伍，还为党组织提供了一笔丰厚的经费。

1933年的假期，俞启威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一回到老家，俞启威就来到了姐夫赵太侔的家里。

在这里，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位气质出众的女学生，经过一番交流，俞启威才知道面前的这个女孩儿名叫李云鹤。

此时的李云鹤还只有17岁，长得也非常温婉可人，所以俞启威与李云鹤一见面，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令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俞启威和李云鹤迅速坠入爱河，随后又结为了夫妻。

这在家庭条件富足的俞家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俞启威根本不打算考虑家中长辈们的意见。

慢慢地，俞启威发现这个李云鹤跟他一样，也是心怀革命的进步青年，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俞启威发现自己与李云鹤存在一些观念上的不同。

后来，他们也常常会因为一些琐事而爆发激烈的争吵，最后两人于1935年结束了不满三年的婚姻生活。

此后，俞启威受党组织的委派继续在上海等大城市从事地下工作，而李云鹤则于两年后前往延安，她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江青。

1935年，俞启威被党内的同志营救出狱后，便紧急赶往了北京，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俞启威主动报考了北京大学，并顺利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

在学校里，俞启威参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同年12月，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策略”，数万名北京的学生走上了街头。

由于这件事情造成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连当时正在西安“带兵剿共”的张学良都对此有所耳闻。

这次的学生运动被后来的人们称为“一二.九爱国运动”，而俞启威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俞启威奉党组织的命令继续留在敌占区与敌人周旋。

1938年，为了配合冀中军区的工作，组织上任命俞启威为军区的党委书记，负责思想建设工作。

但是冀中军区位于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时常会遭到敌人部队的袭扰，1942年，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对冀中军区和太岳军区控制下的村庄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为了与敌人周旋，俞启威和同志们不得不四处转移来确保指挥系统的平稳运行。

因为长时间的舟车劳顿，俞启威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同志们都劝他到后方的根据地去暂时休养一番，但俞启威却坚持不下火线。

俞启威告诉同志们，当前是斗争最为残酷的时候，自己这个做政委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部队。

不过，考虑到俞启威的病情实在太过严重，党中央直接给他下了死命令，要求其回延安养病。

俞启威是个老党员了，尽管他心中有百般不舍，但也只能选择服从组织的命令。

到了延安之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敬，这是他从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化名。

在延安的日子，对于黄敬来说是十分无奈的，比起在后方观察局势，他还是更喜欢亲自挂帅、上阵杀敌。

1945年日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所有人都因此欢呼雀跃了，唯独黄敬觉得有些遗憾。

如果不是这场大病，他或许能够在前线与战士们一起庆祝胜利。

次年，黄敬的身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在这个时候，党组织决定交给他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同年三月，黄敬就被调回了老部队继续担任政委的职务。

此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场波及全国的大战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黄敬个人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二 上任天津 为民造福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天津市，这座历经了几百年岁月的城市终于获得了新生。

在天津解放以后，中央立刻将黄敬调到了市长的位置上，黄敬非常清楚这份工作的分量，天津作为当时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对全国经济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同月15日，就在解放军进入天津城的同时，黄敬也带领首届天津市的领导干部进了城。

在进城之后，黄敬立刻召集了天津市的工人代表，代表政府同他们谈话。

在工人同志们的面前，黄敬没有一点架子，他穿着灰布色的工作服，举起手对在场的工人们说，党中央告诉我们，进城之后要先找工人同志谈一谈，看看如何把城市管好。

有了黄敬的这句话，在场的工人们全部都踊跃发言，工人队伍中的很多人都在天津干了一辈子，对这座城市自然也非常熟悉。

听了工人们的发言，黄敬也很欣慰，不过他告诉大家，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因此，解放军进城以后，必须尽快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工人代表和黄敬的联合协调下，仅仅在解放军进城几个小时之后，天津全市的供水与供电就恢复了正常。

不得不说，黄敬为我们党的城市管理工作做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示范”，解放军进城以前群众们心中积攒的“恐慌情绪”也在黄敬的悉心治理下全部一扫而空了。

很快，黄敬就发现了天津市政治理中的一个“大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城内的很多老百姓都是靠喝水井来维持生活，老百姓要用水的时候往往要排很久的队才能打到水。

最关键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污染，水井里的水也很不卫生。

因此，天津市内的许多民众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敬专门从中央请来了一批水利专家进行调研。

1950年在天津市委的主导下，济安自来水厂与天津市自来水厂合并经营，开始向全市民众供水。

过去，只有国民党高官权贵才能用得起的自来水，如今也流入了寻常百姓的家中。

除此之外，黄敬还督促自来水厂的同志们加紧扩充管网，尽量让郊区的群众也用上自来水。

由于用水方便了，当年，天津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迎来了一波罕见的粮食丰收。

另外，黄敬对原来天津市的交通情况都进行了摸底，他发现原来天津60%的公路都分布在市中心的周围，这主要还是国民党官员们为了方便自己的出行而建设的，面积更大的城市外围以及郊区还没有几条像样的道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敬亲自督导天津市的交通部门开展道路建设，仅仅在1949年与1950年黄敬就组织相关部门为天津市的群众修建了61条道路，这放在过去的“国统时期”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天津旧景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党历来注重团结工人与农民，在天津市内的各项工作都稳定下来之后，黄敬便开始着手解决工人的生产生活问题。

他发现由于战乱的缘故天津市内的许多工厂都倒闭了，许多工人也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问题。

可是，发展工商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就算黄敬非常同情那些失业的工人，政府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也非常有限。

为此，黄敬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他让相关部门组织工人参加天津市的各项市政建设工程。

这样一来，城市得到了发展，工人们也能领到相应的工资。

有了黄敬的成功经验，这种“以工代赈”的救助模式立刻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得到了应用，看着天津市逐渐从战火当中恢复了“元气”，参加建设工程的工人们也十分高兴。

为了宣传天津市的建设成果，党媒还派出记者对这些工人进行了采访。

面对记者，这些工人们难以掩饰自己心中的激动之情，一位工人告诉记者说：“参加这项工程我们觉得非常光荣，因为我们是在参加人民城市的建设！”

谈到黄敬市长时，工人们都十分感慨地说道：“看起来，现在这样才是真民主的社会了！他堂堂的一个市长，会跟我们工人在一起呢！”

几个月的工程干下来，大家对黄敬的工作都非常满意，有的工人甚至集合起来去市政府门口，向黄敬同志表达谢意。

不过，黄敬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而冲昏头脑，作为天津市的市长兼市委书记，他很清楚这个城市还存在着许多顽疾和不足需要他去处置，但面对有些困难的工作，黄敬必须向中央请求援助。

1951年年底，天津市的各项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黄敬也开始考虑优化群众的生活条件了。

经过黄敬和天津市委同志们的研究，大家决定给天津市的工人们新修一批宿舍楼，想起一些工人还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房里，黄敬的心中就感到五味杂陈。

可是，要修建一批宿舍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当时全国上下一穷二白，天津市委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黄敬决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向他请求帮助。

三 毛主席亲自“说情”

1951年12月的一天，毛主席接到了天津市委转来的公函，他看到黄敬准备为天津市的工人们新修住房，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看完公函会心一笑，随后他便向秘书询问了详细的情况。

在了解完这一切后，毛主席决定黄敬同志到北京来一趟，以便了解具体的情况。

由于毛主席的工作很忙，所以他和黄敬的会面只能被安排到夜里进行，为了方便讨论与决策，毛主席还特意将周总理也叫到了一旁。

黄敬一入座便开始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介绍起了他的“市政建设构想”，黄敬告诉毛主席，现在天津市的很多人都只能住在窝棚里，生活也非常拮据，有的家庭因为住房不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将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到了要睡觉的时候，全家人又分散到不同的窝棚里去。

听着黄敬的这些描述，毛主席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

黄敬从一旁的写字台上抽出一张纸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简单计算了一下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说道：“目前，个人不可能在住房建设方面大量投资，因此只能由政府和公私企业共同筹款来解决住房问题。”

接着黄敬又介绍称，天津市委决定在中山门，唐家口、吴家窑、王串场、西南楼，等距离工业区较近的地方新建一批“工人宿舍楼”。

这样既方便了工人群众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经过初步计算，这些宿舍楼一共有61万平方米，可以分出五万间住房。

“五万间，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你把设计方案详细地说一说。”毛主席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黄敬的描述，一边拿过铅笔在纸上涂画了起来。

黄敬一听毛主席的话，立刻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开始向他们介绍住房的设计情况。

根据天津市相关部门的测算，新建的工人宿舍楼每间房屋长4米、宽3.35米。

同时，每层楼有一个公共厕所，厕所里通自来水可以为工人们的生活提供保障。

随后，黄敬又非常耐心地从“建筑材料”等方面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汇报。

只见，周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夸赞黄敬的工作做得很到位，通过向公私企业筹款的方式给人民政府减轻了一半的财政负担，可以在全国推广这个做法。

一听周总理主动谈到了建设预算，黄敬便顺着周总理的话接着往下说，这样想方设法从多方面筹款也只筹到了三万元，还有两万元没有着落。

说完，黄敬又将目光看向了坐在一旁的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指着周总理说你们地方财政实在没有着落，我给你们说说情，请周总理从中央财政想想办法吧！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黄敬又向周恩来投出了渴望的眼神。

听到毛主席和黄敬这“一唱一和”的表达，周总理也坐不住了。

他立马接过话茬，主动对黄敬说虽然目前国家财政也不是很宽裕，但这两万间房子的施工专款由中央包了，马上拨给天津市政府，我们支持你们为工人盖好房子！

有了周恩来的这句“保证”，黄敬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立马站起身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激动地说道：谢谢主席、总理对我们天津市政府工作的支持！

在与财政部门完成了对接工作之后，黄敬又立马赶回了天津市政府的办公楼，他一到单位，立马就组织天津市委的同志们召开了一场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黄敬宣布马上成立“工人新村建筑管理委员会”，将来这个委员会将专门负责领导工人宿舍楼的建设工作。

1952年年初，“工人新村”的建设项目正式开工了。

当年夏天，第一批建成的房屋就交付到了当地工人的手中，工人们拿着自家的钥匙，脸上挂满了自信的笑容。

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当主人的自豪感，这些房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或许过于简陋与陈旧，但在当时它们已经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物”了。

工人们住在市政府分配的宿舍楼里，一切生活由厂区的同志负责照管，一旦工人们在生活上遇到问题，他们便可以通过工会向天津市委直接反映。

1952年的秋天，天津市迎来了一波罕见的“强降雨天气”，刚刚修好的工人宿舍楼也因此出现了进水的问题。

当工人们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天津市委了之后，黄敬立马亲自赶到了现场。

一路上，黄敬走得飞快，他根本顾不上为自己挡雨，到了工人新村楼下，黄敬便开始与住在这里的工人们一起修补水管、检查下水道。

许多工人看见市长亲自来到现场，与大家共同面对困难都非常激动。

在暴雨中，一些工人甚至还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好在最后这次建筑事故被圆满地解决了，黄敬随后又组织了一批专家对工人新村进行“质量检查”。

黄敬同志为天津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直到黄敬同志离开天津的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上仍然流传着许多有关于他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里，黄敬同志“一心为民，施政为公”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鲜活了。

1952年8月，黄敬同志被调到了中央工业部担任部长的职务，在新的岗位上，他依旧勤勤恳恳地工作，没有一句埋怨。

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黄敬同志的身体也逐渐支撑不住了。

1958年1月，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为了不耽误党组织的工作，黄敬向大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等到同月22日会议结束的时候，黄敬在返回广州的飞机上突然晕倒，他这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飞机到达广州的机场后，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等同志亲自到机场为黄敬安排治疗事宜，但此时黄敬的病情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根本无法保证黄敬能够康复。

在经历了将近20天的抢救之后，黄敬同志最终于1958年2月10日病逝于广州的一家医院。

在黄敬去世的三天之后，北京的各界人士代表在中山纪念堂为黄敬举办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在公祭仪式上，许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也纷纷出席，致辞中，人们将黄敬同志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或许，这正是党和人民对黄敬同志一生最好的概括与褒奖。

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已经渐渐地远去，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黄敬同志用自己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在他短暂而又炙热的一生中，他的心始终与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即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无穷的力量。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当中，华夏大地上曾经诞生过无数的人物和团体。

他们也许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也许是纵横捭阖的一代帝王，但到头来都不过只是历史的过客而已，而只有从红船当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成为了“历史的赢家”。

历史终将证明，只有心系人民、服务人民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正道。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那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所唱出的将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骄傲与自豪！

编辑：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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