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是什么日子(历史在这里拐弯)

1911年9月,盛夏时节,炽热的阳光照射着长江、汉水。

在江汉合流之处,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潜行。

武汉是全国闻名的“四大火炉”之一。

火炉武汉

不过,比炙烤着武汉三镇的烈日更加焦灼的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热血澎湃的革命党人。

9月24日,这两个湖北最大的革命团体,在武汉胭脂巷十一号的一所住宅里,举行了联合会议决定共同起义。

时间定在两周后的10月6日。

应该说,起义时间相当紧迫,这个时间的确定与当时已经白热化的四川保路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

1906年,清政府为修筑1500多公里的川汉铁路,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并向全民集资募款。


四川保路运动

四川人民无论是官绅还是百姓,都出钱出力,积极认购股票。

然而,好景不长,在铁路已经开工建设了四年之后,清政府在帝国列强的恫吓、要挟和频频施压下,于1911年5月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了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短视、昏庸而怯懦的清政府一纸契约,不仅断送了 原本属于国人的路权,而且变相没收了人民的财产。

百姓手中的股票顿时形同废纸,此举激起了四川人民极大的愤慨。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在川府之地如烈火干柴迅速蔓延。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各界反对,公然射杀前往总督衙门请愿的市民士绅,制造了死三十二人,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

赵尔丰一杀成名,成了闻名全国的“赵屠夫”。

血案发生后,全国上下人神共愤,声讨四起,并引发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系列暴动,并向各地波及。慌乱的清廷紧急从紧邻四川的湖北调派新军入川平乱。

此时,经过多年的宣传、鼓动、发展,共进会和文学社已经在湖北新军中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在当时一万六千人的湖北新军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四千多人,同情革命的有七八千之多,可以说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新军基本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的调动让清军驻防武昌的兵力空虚,同时分散在各营的革命党人随部队调动,也打乱了革命党原先的组织系统和起义部署。

因此,在胭脂巷会议上,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起义必须马上举行,不能再等待下去,为号令统一,会议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蒋翊武任总指挥。

随着起义日期的临近,“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口号在军营悄然散播,察觉异常的湖广总督瑞澂(cheng,同“澄”)宣布10月6日全城戒严,起义日期被迫推迟到10月11日。

未料,改期通知刚发出,10月9日,乱中生乱,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借的临时指挥部试制炸药时意外发生爆炸。

爆炸引来了巡捕,结果包括革命党人花名册在内的诸多重要文件落入清政府手中。

当晚,清军展开了大搜捕。

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不幸被捕,在10月9日这个血腥之夜,从被捕的那一刻起,他们年轻的生命便开始走向悲壮的终点。

审讯时,有人想为彭楚藩开脱,彭却抢先说道,你们没有抓错,我就是革命党人。当敌人让已是血肉模糊的杨洪胜供出同党时,他怒斥敌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是革命党,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当夜,三位革命志士英勇就义,刘复基在斩首前仍然奋力高呼:同胞们速起,还我河山。

面对敌人已经高高举起的屠刀,革命党人决定提前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因种种应由而注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日子。

10月10日清晨,一直在焦急等待起义指示的工程营革命代表熊秉坤已是一夜未眠。

此时,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他这个小小的班长将成为中国历史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角色。

不久,彭、刘、杨遇难的消息传来。

熊秉坤知道,形势已是万分危急,必须立即举事。

他立刻以革命代表的身份召集同志,商讨对策,会上熊秉坤激愤地提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也算虽是死犹荣。

熊秉坤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一致附和,随后,熊秉坤又紧急联络了附近几个营的革命代表,约定晚上7点一齐动手。

一场震惊世界的风暴终于要爆发了。

1911年10月10日晚上7点,湖北新军工程营,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这是武昌首义的第一枪,也是埋葬清王朝268年统治的夺命一枪。

历史在这里急剧转向,原来可能存在的君主立宪,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走不流血的阶级革命,这条路走到了尽头。

在枪声的呼唤下,临近的新军革命士兵纷纷响应,他们拿起武器,冲出营房,各营的革命士兵越聚越多,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武昌起义

革命军首先占领了储备军火的楚望台军械库,在获得武器并重整队伍后,起义军向督署发起了猛烈进攻。

驻扎在城外的新军炮兵革命党人此刻也冲进城内并在制高点架起了大炮,激烈的炮火响彻夜空,震撼着武汉三镇。

在大炮猛烈的轰击和革命军前赴后继的攻击下,湖广总督署被攻占。湖广总督瑞澂带着家眷仓皇出逃,跑到了停泊在长江的”楚豫”号兵舰上。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武昌已经完全落入革命军的手中。

第二天,同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和汉口也相继光复,革命军的十八星旗在武昌城头高高飘扬。

当天,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这座红色的建筑里成立。

不过,坐上军政府大都督位置上的,既不是文学社的蒋翊武,也不是共进会的孙武,而是一个平生从未想过要革命的人。

这个人就是当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

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协统相当于旅长,起义当晚,黎元洪见清军大势已去,躲进部下的家里。

然而,忐忑不安的他不久就被革命军士兵从卧室里搜了出来,只是,当时以为必死的黎元洪无论如何不曾想到,这些士兵是奉命来“请”他去当军政府大都督。

黎元洪,湖北人,出身贫寒,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黎元洪为人比较开明,在军中有着很好的人缘和口碑,武昌起义成功后,为避免外界不明真相,以为武昌革命仅仅是乱兵哗变,同时也是为了拉一个头面人物来镇住场面,稳定军心、民心。

于是,在革命同志一番商量权衡之后,天上掉下的这块大馅饼,就砸在了人生四十七年来从未与革命沾过边的这个胖子的身上。

黎元洪

一番威逼利诱之后,黎元洪被迫当上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临时大都督。

只是这个当时被革命军拉来充当“幌子”的权宜人物,日后却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角色。

10月11日,署名“都督黎”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就贴满了武昌城,随后几天,以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出的革命通电,传遍了全国。

武昌起义的消息是在起义的第二天下午传至北京的。

准确的消息来源是瑞澂从楚豫号兵舰上发出的电报。

武昌兵变,在当朝的皇族和大臣们看来,事情虽然严重,但毕竟只是一隅之乱,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湖北督军政府

内阁在集议之后,决定派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平定叛乱。

后来的事实证明对荫昌的任用完全是一个错误。

荫昌是满洲正白旗人,虽然曾赴德国学习陆军,但却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轻率无谋的贵族子弟。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对荫昌将军阳奉阴违,驻足不前,荫昌的指挥完全失灵,武汉前线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清军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没有展开任何有效的进攻,贻误战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由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暴经过十多天的酝酿开始席卷全国,起义策划者最初设想的中心开花,全国响应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湖南第一个宣布独立,革命党人与新军闻风大批涌进了长沙城。

那一年,年仅18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念书,作为旁观者的他看见了长沙城头竖立起了一面他从未见过的新旗帜。

继湖南之后,短短一个月时间内,陕西、江西、云南、浙江、上海、四川、新疆等地共十多个省份纷纷起义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独立。

在云南的光复起义中,一位叫朱玉阶的新军排长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云南总督署。

这位朱玉阶就是后来排在新中国开国元帅之首的朱德。

朱玉阶

浙江新军起义后,一位年轻的革命党人奉命从上海带领一支敢死队前来助战,仅一天就光复了杭州。

战后,这位年轻人被破格提拔为团长。他就是时年24岁的蒋介石。

大清王朝的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地倒塌着。

一个月后,在不可遏止的国家大动荡面前,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五年前“开缺回籍”的袁世凯。

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并一手创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和中国最早的警察部队。

他悉心培植经营的北洋系军事政治集团,遍布政府的主要部门并各居要职。

然而树大招风,慈禧死后,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立刻对袁世凯动手,不过事到临头,载沣却优柔寡断。最终只是以他的“足疾”为由,消夺一切职位,让他回家养病。

袁世凯侥幸逃过一死,然而,对于大清朝来说,却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

1906年初,袁世凯回到了老家河南。

不过,他并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项城而是在彰德的洹上村隐居下来。他之所以选择在彰德而不是回项城,除了彰德交通便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生母过世,因为袁母是妾,所以尽管袁世凯贵为二品的总督大人,但袁世凯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坚持不同意袁母入葬袁家的祖坟。

为此,袁世凯发誓此生再不回项城老家。

洹上村,因临洹水而得名。

下野的袁世凯在这里建造了一处面积达200多亩的豪华宅邸取名养寿园。

整个园林堂榭壮丽,景致秀美,袁世凯和他的八个妻妾以及一大家子都居住在这里。

漫长的下野生活是平静而寂寞的,隐居以来,袁世凯也一直以不问政事的姿态面对外界。

不过,袁世凯的内心从来就没有平静和寂寞过,在诗作中,他曾直白表露过自己不甘寂寞的心境:“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

袁世凯一直密切关注着外界时局的变化,他稳坐洹水,是要钓天下之大鱼。

袁世凯稳坐钓鱼台

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洹上村,正在过52岁寿辰的袁世凯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机遇,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果然,三天后,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电谕就送到了袁府。

不过,面对手下人的道贺,袁世凯只是回了一个谢恩折以“脚疾未愈”为由推辞上任。

这显然不是袁世凯想要的,在与自己的心腹将领密议之后,袁世凯向朝廷开出了更高的价码。

10月27日,眼见着全国革命之火越烧越旺,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勉强屈服,他下旨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军队,然而,袁世凯依然没有动作。

11月1日,万般无奈的朝廷最终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并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当时《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里循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曾对袁世凯的复出这样写道:“军队大臣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予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物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在与起义军交涉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朝廷执政期间,类似的事情只发生在曾国藩时期,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

为满足袁世凯提出的军饷要求,隆裕太后被迫从自己的私人金库拿出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袁世凯的复出,使1911年的中国历史,由此变得更加风云变幻,更加富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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