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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云景史记

编辑 | 云景史记

《万里征途》（以下简称《征途》）是1977年于洋执导发行的一部剧情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出品。影片讲述了70年代初期，汽车运输九队副队长常大进在毛泽东“支援工农兵”思想指导下，组织了“支农班车”队伍支援深山农业，却受到图谋不轨的敌对势力多次阻挠破坏，最终在双方发生了一系列斗争之后水落石出的故事。

《万里归途》（以下简称《归途》）是导演饶晓志以“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事件”为原型创作拍摄的一部电影，影片于2022年9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主要讲述了外交官宗大伟受命前往北非努米亚，协助战乱中的侨民撤回祖国的故事。尽管故事背景截然不同，但从影片类型上来说，两部影片同属于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在于其鲜明的政治性，其创作理念、文本主题、价值导向、人物塑造、话语表达等诸多要素，无不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承载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功能”。

即便承担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任务，1970年代和当今时代的影视作品在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段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旨趣，表现为：审美范式由“高大全”向“人民性”转换，叙事空间由“工厂农村”向“世界舞台”转移，价值需求由“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向“展现大国崛起风采”转变。这些转向也从更深层次上展现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嬗变发展轨迹。

审美范式转换：由“高大全”到“人民性”

“范式”一词“主要是指特定人群的公认价值的总和，而审美范式则是指在审美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模式，体现为艺术创作中具有的普遍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追求一种共通的审美价值”（。在电影中，多元的主题诉求、多彩的人物形象、多维的叙事角度、多样的画面设计都是一部影片审美价值生成的不同层次。当然，审美范式的建构除了遵循电影自身的类型特点和发展规律之外，还受到外在因素诸如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市场机制的运作、观众审美心理的需求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十七年”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主要受到苏联电影艺术观念的影响，加之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配合国家政治工作的需要，影片多以一种政治宣讲的方式讲演故事，运用“直接呈现”的手段传达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

在对人物形象的设计上，也多采用一些程式化的范本，塑造“高大全”的正面人物，突出其身上超越常人的闪光点，对反面人物不设置具有积极意义的形象元素。诞生于70年代的电影《征途》，就沿袭了“十七年”以来这种程式化的路径表达。首先，影片多次借助人物对白将一些政治工作的要点强化，比如“我们要警惕，搞生产是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我们不能进了平川，忘了深山。”“不能光想走‘上路’（柏油马路），不想走‘下路’（山路土路体现了当时国家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电影台词，都宣传方向。

其次，电影的三个主要人物常大进、赵虎、柴德贵都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特点。常大进在思想和实践中处处以毛泽东要求的“关心贫下中农”为其主要原则，他深入映山红公社内部，与当地农民百姓同吃同住，想其所想忧其所忧，积极解决当地生产生活交通不便的困难。柴德贵则是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毒蛇”，他表面心系工作时刻以达到运输指标争夺红旗为首要目标，实则偷偷利用国家资源半夜运车谋取私利。运输队长赵虎一心扑在工作上，但因其性格急躁冒进，在“亲农支农”的问题上认识不够深刻才犯了错误。

从三个人物形象的设计来看，常大进就是“党和人民”的代表，在朝鲜战场上他不怕牺牲，因掩护战友撤退而身负重伤。在地方工作队，他始终把党中央最新指示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影片没有提及他的家庭以及婚恋情况，把所有可能显露个人情感的环节都隐去，剥离了人性在复杂环境中存在的矛盾与挣扎，将常大进这个人物塑造地过于高大完美，从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同时，反面人物柴德贵的个性特点也显得十分单薄，剧中只展现了他阴险狡诈自私自利的一面，没有去挖掘更多潜藏于人物背后体现人性幽微之处的可能性。“十七年”乃至70年代末的电影多是采用这样一种审美程式的表达，过度简化了主题与人物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从而削弱了电影的审美力量。

习近平2014年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2014）。这一要求的提出，拓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关文艺思想的内涵，更新了“人民性”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理论价值。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的主旋律电影也发生了新变，关注视角开始更多地纳入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特别是对底层人民真实状态的摹写，都使之更具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

《归途》是中国第一部聚焦外交官撤侨幕后的电影，虽然影片以努米亚撤侨事件为叙事主体，以外交官宗大伟为人物线索，但在故事镜头下充分表现了每一个身陷其中的平凡个体在灾难面前的恐惧与胆怯，在求生本能之上的坚韧与顽强，在私情与公事之间的矛盾与挣扎。主角宗大伟不再是“高大全”的英雄，在危险面前他会怯懦会想保全自身，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又会选择坚守原则。最初在分配前线救援工作时，宗大伟自觉避让给其他同志，但当好友遭遇意外牺牲时，他又毫不犹豫主动承担起营救包括好友遗孀在内的一百多名失联民众的危险任务。在努比亚叛军首领的枪炮威胁下，导演用了几个特写镜头的声画组合，表现出宗大伟一行人对于死亡真实的恐惧。

但当涉及国家外交立场这样原则性的问题时，他用颤抖却又无比坚定的声音反复强调：“我国不干涉其他国的内政，这是我国的原则，我们的外交官决不会面对威胁而妥协”。再如首次参加撤侨行动的新人成朗，刚出场时面对战场险恶他表现出无惧无畏的姿态，大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与自负。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又因为缺乏经验和个性执拗，与宗大伟发生了意见分歧乃至矛盾冲突，但也恰是经历过一系列事件的磨炼之后，他从前辈身上学习到了一个成熟的外交工作者应有的勇敢与智慧。整部影片在叙事上强调人与事并重，聚焦主要人物的同时，也关注小人物的心理状态。通过具体情境展现人物的内心真实，又以人物行动去推动事件发展。导演大幅展现了行动参与者在兵荒马乱的世态下举步维艰、紧张急迫的生存状态，比如侨胞们在沙漠中连续数日长途跋涉粮水稀缺，全凭强烈的求生信念木然机械地数着步伐前行；再如当得知迪拉特未必有救援的消息时，有人擅自脱离队伍想要另觅出路。这些细节既符合事件情理，也贴近生存本能的真实。正是这样一些生动可感的人物增添了电影的审美色彩，使观影者能够进入情境与人物共悲喜，获得更强烈的审美感受。

叙事空间转移：由“工厂农村”到“世界舞台”

电影一方面依赖于时间和空间去承载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和呈现思想主题，另一方面，也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排列组合把一些个性化的要素凸显出来，从而更好地完成电影的画面表达。新世纪以来，电影的叙事空间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故事展开的环境逐渐从一些公共化的社会空间走向私人化的各种生活场景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对中央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的批示指出，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电影放映队的发展应以首先满足工矿区，其次再满足农村为原则。在响应国家文化部门号召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带有一种“亲近工农兵”的创作自觉，他们多以工厂、农村、战地为表现空间，歌颂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英雄事迹，抨击隐藏在国家工作队伍中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黑暗势力。

《征途》就把目光聚焦在当时的工人基层运输大队中，主人公常大进作为党和人民的“儿子”，积极为当地农民群众谋福祉，反面人物柴德贵则是假公济私盗窃国家财务的敌对分子。在围绕阶级斗争展开的叙事里，有一个极具意味的空间场景，当汽车九队所有工人针对“支农班车”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主角常大进抱着“支农班车”的牌子站在众人面前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个特定的空间背景是由政治话语组成的，画面正中间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照片，左侧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右侧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常大进言语恳切地说道：“就在这块牌子上，凝结着我们汽车工人的心啊，凝结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可是有人却要千方百计地破坏它”说话间走到柴德贵面前高举手中牌子继续讲，“在它的面前检验着每个人对支援农业学大寨的态度到底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接着又放下牌子走到赵虎身旁扶着他的肩膀说：“老赵啊，这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它是个态度问题，路线问题，你停的不是一辆支农班车……”

此时，运输大队的领导同志从门外走进这个空间，接着常大进的话说：“对，你停的是转轨定向的重要方针啊！”赵虎身边的组长也侧身对他说道：“车听人的话，人可要听党的话啊。”这一系列的人物台词和动作，都是极具暗示和警戒意义的，暗示柴德贵的不法行径，警示赵虎不能走向错误的路线和方针。在此空间下铺陈开的人物关系与矛盾冲突，昭然若揭。

此外，电影空间画面内多次出现明确的政治标语，如运输大队外墙上引人注目的大字——“工农联盟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办公室海报上书写的“工业学大庆”“工农一家”的字样，映山红公社山壁上挂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标语，都是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针政策的。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多会选择一些宏大的历史题材进行改编演绎，《归途》正是以中国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撤侨事件为依据进行创作的。撤侨行动在许多非亲历者的认知中仅停留在国家新闻报道的客观描述层面，诸如成功撤侨人数这样一些抽象数据。但实际上每个亲历者的个体生命体验却是长期被历史话语遮蔽的，“事外人”难以体会理解“局中人”在这场漫长“战役”中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正因为“仅凭个人有限的记忆很难对民族国家的沧桑过去感同身受，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与完整体验必然要借助影像记忆的力量”。“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

《归途》选取了北非努米亚动荡复杂的战争局势和危险频发的战地背景为电影的舞台环境，设置了内外两组矛盾关系，一是临危受命的中国外交官和异国叛军首领之间的外部冲突，二是存在于撤侨队伍内部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与新闻局新人之间的矛盾，两条矛盾交织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虽然没有抵达国外取景拍摄，但剧组人员在国内选址搭景真实还原了国外建筑风貌，并设计了一系列凸显异域风土人情的环境质素。这也促使影片从舞台呈现和观影体验来说，画面真实度较高，能够给观影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

就历史事件本身而言，某一次具体的撤侨行动并不与影片的故事剧本完全贴合，但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以及表达主题，必须在场景设计中将人物矛盾冲突作集中化处理。影片有几次高潮部分，但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应当是两次“轮盘游戏”。尤其是在边境关卡前的第二次轮盘赌，在场有等待撤离的侨胞，有遇难的异族民众，有高举枪炮的叛军队伍，在这种敌我对峙的紧张局势下，两次顺利通过的“轮盘”将所有的悬念和焦点都汇聚到了最后一枪上。

叛军头目很快放完了第三轮空枪，这意味着最后一个死亡的机会降临到了宗大伟头上。但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紧张关头，影片叙事突然中断，画面插入了他与妻子最后一通电话的内容回忆。在这温馨美好又极具私人化的话语场景里，宗大伟借着“辞职”话题表达了自己对于世界美好将来的期待和展望。

画面再次切回千钧一发的紧迫局势中，当对方阻止他开最后一枪并在言语上讽刺嘲弄中国人缺失胆量时，他毫不犹豫在众目睽睽之下扣响扳机。这里的情节设计融合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两个层次精神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把私人性的家庭矛盾与“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并置，将出于“道义”拼命也要救下的亡友妻女行为上升到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大义之举层面。在这一系列叙事场景和空间画面的联结下，也将一个心怀祖国、思乡心切的异国游子形象推至荧幕前，唤起潜藏在每个国人心中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力量。

价值需求转变：由“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到“展现大国崛起风采”

电影空间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主流价值信仰和大众审美需求的时代变化，从《征途》到《归途》就可以清晰透知1970年代与当今社会主体对主旋律电影审美期待的差异。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中国社会仍处于一种思想混合复杂的状态，这就要求国家政权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政治、文化、思想多层面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阶段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苏联国家建设的相关理论以及实践成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了新指示和新要求：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清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残余等思想的影响。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整顿旧文艺，建设新文艺。

国家文化部门也采用了一系列宣传手段如通过新闻报道、大会动员、标语宣传、电影制作等达到公共政治传播的目的，从而更快地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宣讲效果，搭建国家政治思想体系。由此可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拍摄电影强化政治记忆的方式谋求合法性地位，这是政治与艺术结合的重要目的”。因而，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电影，都具有强烈的政治革命意识，遵循“社会主义制度好”的主题先行。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文艺创作方法提出了“两结合”的具体要求，即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精神指导的前提下，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创造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艺术形象，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化人民。

自此，在官方文艺思想规训下的电影作品，多呈现出明显的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的弊病。诞生于7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征途》，就留存了较多的政治主题意识和时代话语痕迹。

新世纪以降，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融入国际社会舞台。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同时，中华文化也面临着以何种面貌讲述自我的历史命题，文艺工作者必须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时代责任。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对于如何塑造“中国形象”言说“中国话语”，做了一系列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也使国家形象从单一的政治符号发展演变为多元鲜活的政治生命体。从《湄公河行动》《战狼》《红海行动》，到《长津湖》《金刚川》《我和我的祖国》，大部分主旋律影片虽然仍在关注一些国家层面的宏大主题，但明显拓宽了主流题材类型片的历史向度，在对事件和人物的挖掘上有了全新的突破。

作为2022年的国庆献礼片，《归途》就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叙事框架，在紧张的战争节奏和复杂的情感变化中，将故事情节有条不紊地层层推进，展现出影片较强的叙事张力和戏剧冲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以宗大伟为代表的国家外交工作人员，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志气、骨气、底气”，在面对危险时仍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坚决捍卫国家民族尊严与底线，也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期望和平”的美好心愿，对主题意旨作了完美升华，也在世界舞台上吹响了“大国崛起”的号角声。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主旋律影片在选择一些经典题材进行再演绎时，会有意地挖掘一些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内核，这也能够带给观众更深刻的审美体验和精神思考。

综上，电影是社会符号结构的一种表征。《万里征途》和《万里归途》这两部胎生于不同时代精神土壤中的影片，凝结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缩影，折射出不同阶段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和大众审美趣味的追求。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下的影片以遵循政治任务为首要，多作“英雄群像式”的人物画面展览，塑造思想模范道德高标的正面人物形象，对复杂的心理冲突和人性挣扎不作探讨。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商业化的兴起，影片类型化，类型多元化，主旋律电影在与商业片、艺术片的合流下，激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和美学品格。

在以往宏大主题的历史底色上，新主流大片增加了日常化叙事的篇幅，淡化了壮阔恢弘的史诗格调与场面铺排，将国家命运讲述与个体生存言说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内，重塑国家集体记忆。当然，主旋律电影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的阶段，在与世界电影艺术交轨并同台竞技的时代舞台上，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更要挖掘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形象的新符号，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题材，打造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品牌。我们的文艺作品既要保存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又要超越时代话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价值标准。不仅要致力于满足国内观众的审美期待，更要走向世界接受国际行业的审阅，真正能够经受历史打磨和时代考验的影视作品才能称之为优秀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