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更多的人才进入民企，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给更多家庭发更大红包。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余绍清

大年初五迎财神，还要记得送“五穷”。

很多人只知道前半句，却不清楚古人更重视后半句。所谓五穷，指的是智穷、学穷、命穷、文穷和交穷。

智穷排第一，顾名思义，智就是智慧，智慧是建立在观察和思考上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视野，就无法做好观察，一个人如果不能沉下心思考，就不可能告别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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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大年初三，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宣布开展全民核酸，引来许多人的关注。

尽管当地政府很快因为舆论质疑，宣布改为自愿核酸，但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的一句忠告：中国要从战疫体制回到市场体制。

三年疫情，行政权力全面下沉，伸入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动辄锁门，未经合法流程擅自对人进行隔离，这类做法屡见不鲜，让人深恶痛绝。而此类权力黑手一旦伸进私人空间，要被斩断却并非易事。

也因此，刘守英教授的建议十分关键，中国需要重新梳理基层的权力秩序，让市场再次繁荣活跃起来。毕竟，公权力并不生产财富，市场才是财富之源。

1991年，一篇《醒来，铜陵！》的文章引爆舆论场。1992年初，《经济日报》转载此文，编辑还策划了系列报道《醒来，不只是铜陵！》，由此激起了又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或许，对于今天的抚州而言，也需要一篇《醒来，抚州！》，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同样需要一篇《醒来，不只是抚州！》。

▲1992年1月4日《经济日报》报道铜陵解放思想大讨论（图/微博用户@安徽发布）

岁末年初，社交媒体上正掀起一场口水战，激战双方以任泽平和司马南为代表，讨论的主题也覆盖了“民营经济”。

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一直坚定为民营企业说话的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还是热衷于骂资本、以国有资产捍卫者自居的司马南，都认为自己从来都是支持民营经济的。

司马南说，柳传志不是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可以看出，司马南试图将柳传志和民营企业家做一个切割，这说明连司马南都不敢断然否定民营经济。

巧合地是，1978年刊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在年初去世了，如果他能多活一个月，看到此情此景，想必会感到十分高兴。

更为此感到欣慰的可能是另一位刚离世的重要历史人物——年广久，因为贩卖瓜子一度入狱的年广久，是中国民营经济破土而出的一颗小萌芽，而如今时代的潮头已不可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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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假期余额已不足，各景区人流涌动、消费火爆。据说云南某景区日常二三百元的连锁酒店，一晚价格超过2000元。而在2019年之前，旺季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

图/“大理文旅”公众号

背后原因其实十分简单，三年疫情下，文旅行业被重创，许多酒店、民宿选择退出市场，而兔年春节这一波旅游浪潮袭来时，市场还未能反应过来，供大大小于求的情况导致价格暴涨。

与文旅行业几乎同病相怜的电影业，成功接住了市场需求。虽然票价高了不少，但民众热情犹在，加上国产大片越来越精良，以《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为代表的作品已经创造了春节档观影人数破亿次的惊人成绩。在这一刻，去关心张艺谋是否移民，去关心影评背后资本是谁，显得无趣又尴尬。

▲《流浪地球2》海报（图/豆瓣）

三年疫情，经济增长趋缓，青年失业率激增，留下的挑战不小。好在从中央到地方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都坚定支持两个毫不动摇，许多地方更是大张旗鼓庆祝“民营企业家日”，浙江湖州甚至邀请民营企业家们给各系统官员打分颁奖。

不久前，刘鹤副总理在冬季达沃斯峰会上发言，指出中国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早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也第一次明确了平台企业的职能，即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平台企业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最新阶段，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之一。腾讯、阿里、美团等头部企业不仅利用数字化工具令传统服务业改头换面，也在协助制造业、农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中国产业发展的弯道超车。

可以说，平台企业能够获得如此高规格的肯定，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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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著名学者江小涓指出的，中国经济当前的低迷状态不能仅仅归咎于疫情。宏观来看，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规模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2012年中国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外流，几乎同时，农民工工资开始逐步追上白领，中国产业也开始走向数字化、智能化。这一过程必然充满了阵痛，也会牺牲一些增长的速度，但增长的质量却因此得到了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8年，广东就颇具前瞻性地提出“腾笼换鸟”战略。如今，广东不仅是全球高端制造业重镇，灯塔工厂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全球互联网的创新高地，培育了大中小成体系、多领域的数字科技企业矩阵。当广东的制造业获得数字技术的强力助推，改革开放前沿省份的经济增长依然可期。

▲广州市区（图/视觉中国）

然而，广东并非中国经济的缩影，真正代表中国经济整体态势的地方在中部省份，例如河南、山西、湖北，以及重新激活全民核酸的江西抚州。

这些地方获得跨越式发展的真正挑战，不在资金、不在项目，而在人才，而制约人才入驻的内在障碍是观念，是当地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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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拥有极强的自愈能力，也奉行朴素的价值观。恭喜发财，是过年期间最频繁的问候语；红包拿来，是普通人最直白的讨喜方式。

对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国家获得发展，民众才有红包拿。当民众有更多红包，国家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市场是真正的财神，民企是最大的财神。中国有九成劳动力就业于民企，这意味着民企在给90%的家庭发红包。但也需要看到，2021年，城镇民企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仅6.3万，大大低于城镇国企职工年平均工资10万的数字，更不要说公务员、事业单位雇员。

图/图虫创意

2023年，将有超过11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青年求职者们对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青睐超过其他机构。

对国家而言，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只有更多的人才进入民企，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给更多家庭发更大红包。

也因此，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如何真正保护民企权益，如何制订促进民企发展的政策方针，如何让民营企业家真正吃到定心丸，这些都是2023年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真思考和大智慧。

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也是告别“智穷”的过程，民众因此可以拿到更多的红包，政府因此腰包变得更鼓，共同富裕的政策也能得到更好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