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玉钺 祈佑王权

——试解玉钺铭文之谜

◎王松林 许哲育\文

上古玉钺，青翠冰质，浑然天成，素面玉勒，两端切割平整。双刃笔直而锋利，巨钺造型苍劲大气，中间贯穿双孔，孔若钱币，玉料致密莹润，质地细腻，表面布有天然灰白沁色，古朴雅致，神韵悠然。

仿佛阔别千年万年的女神，悄悄回到故土。如此之硕大，如此之精美，如此之厚重，堪称古今之绝！

自新石器时代始，玉器即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彼时起，玉文化开始了它的经典旅程，至今绵延。

玉的神性、礼制、以及各式的象征含义，令玉有着一种持续永恒的价值体系。玉，既属于财富，也是文化符号。

玉的工艺，其风格与特征，在历史文化中不断展拓更新。同时，也在温润着、启发着历史以及创造历史的人。

它就是来自西辽河岸山岭之颠的礼天神器，是古代敬天法祖的祈佑之灵。这条沿着大凌河穿越燕山山脉、进入青龙河的古道早在红山文化晚期、夏家店文化早期就已经形成。

辽西有多条沟通中原与东北亚的著名古道。一是卢龙塞道，二是无终道，三是平冈道，还有一条是傍海道。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大凌河始终有着自己的独特位置。从远古到夏商，在大凌河谷的苍茫古道上留下清晰足迹和依稀的背影。

2016年夏中国长白山文化博物馆馆藏一件特大玉钺，纵126公分,横33至37公分，厚6公分，上有双孔孔径4.5公分，总重量约56千克。玉钺正面上部阳刻神鸟族徽，铭文10个；背面玉钺上部有阳刻日月，阴刻北斗星，阳刻铭文10个。玉钺中间钻有两个铜钱大小的圆孔，应该是悬系玉钺穿索之用，可见该件大玉钺是很重要的礼器，是举行重大祭祀仪式，象征王权的标志。

一、玉钺起源

钺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石制品之一，见于大江南北的许多遗址之中。学术界已普遍注意到钺是从砍劈工具发展而来，后来充当专门的武器，也成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物之一。据《说文》载：“钺，王斧也。”又云：“钺，大斧也，一名天戉。”《书·顾命》上曰：“钺、铖同兵类，脱胎斧。大者钺、小者铖。一人冕执钺，一人冠执铖。”，《释名·释兵》上曰：“钺，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尚书》载：“王左杖黄钺。”这说明玉钺象征着王权，象征着生杀大权，象征着刑罚。“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就画成‘戉’形。”最早的“王”字就是由“戉”演变而来的，表明在文明时代前夕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领袖和政治首脑合为一体，“而这些人手持之钺，即成为权力的象征物”。

石器时代的石斧只是劳动工具

在我国远古时期，人们由于自然知识相对匮乏，常把最好的物品用来祭祀上天和神明。“玉就是人们献给神明的最好祭品。”不仅如此，古人还充分发挥想象力，赋予玉器很多内涵，如纯洁、权力等，借玉器表达某种愿望和思想，进而形成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

由于玉钺具有宽大、厚重的特征，所以成为王权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玉钺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整套玉钺多由冠饰、钺身、端饰组成，钺身扁平呈斧形，顶窄刃宽，刃部呈弧形。商周时期，玉钺仍然沿用，但形制较新石器时代有了较大的变化——虽仍呈斧形，但其中央孔洞加大，使整个器物看起来如环状，刃部亦由弧形变成折刃。

红山时代的玉斧已经演变成祭祀礼钺

二、玉钺材质

此玉钺是就地取材于岫岩的河磨玉。这种透闪石质玉通称为老玉，老玉分为山料与河磨玉两大种类。其特点是玉体的部分或全部都由玉经土浸风化等原因而形成的石状物包裹。表面看恰似普通的石头，但这种玉的玉质是同类玉中质地最细腻油润的了。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岫岩的河磨玉就已被辽西古人所利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经鉴定大部分是用岫岩河磨玉制作的。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历史专家和学者还多次到岫岩地区去找过红山文化玉器加工作坊的遗址，但都没有找到。红山文化玉器和其原料产地为什么不在同一处，这成了一个未解的谜团。

河磨玉是岫岩透闪石质玉（岫岩软玉）中极品玉。亿万年前，岫岩透闪石玉矿裸露于地表，经风化后，成为大小不同的块状玉矿石，在被山洪冲下山后，在河水里随卵石一起运动，便磨成卵石状，被称为河磨玉。因从外表看好像一层石头包着玉石，因此也叫石包玉。河磨玉外包石皮，内分绿色、黄色和纯白色，其中黄白和纯白玉质最佳，其玉质纯净、坚韧、油脂感强，可与新疆和田玉相媲美。

岫岩河磨玉具分层性:内部玉质层与外部皮壳层.皮壳厚薄不等,一般几毫米至几个厘米,以似同心圆状分布于玉质层外.外表皮以黑,黄色为主(占90 %),还有褐红色及其它过度色.玉质层颜色均匀,有黄白色,青色,绿色,黑色等并可以以此对河磨玉定名,如:黄白玉,青玉,碧玉,墨玉等。河磨玉玉质层的密度一般为2192g/ cm3～3113g/ cm3,皮壳层密度为2179g/ cm3～2158g/ cm3.河磨玉玉质层坚硬,摩氏硬度一般为5136～6146.皮壳层摩氏硬度为4192～6106.212 矿物成份岫岩河磨玉内外层均以透闪石Ca2Mg5[ Si4O11]2(O H)2为主.玉质层内绝大部分为透闪石,占98 %～99 % ,极少量绿泥石等杂质矿物.皮壳层内透闪石一般50 %～90 % 。

三、玉刻凤鸟族徽的象征

玉钺正面上部浮雕阳刻30公分高的凤鸟图腾。凤鸟图腾当属少皞族族徽。《左传·昭公十七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的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谣者也。”

自称为少昊后代的郯子把上述传说归化为历史，固然不足为信，但作为反映少昊之国丰富多彩的鸟图腾崇拜，则是确信无疑的。而且，根据考古发现并证实，鸤鸠为布谷，爽鸠为鹰，鹘鸠为鸟、枭、雕。当时，以鸷鸟为图腾的少昊之国，征服并包容了分别以凤鸟、玄鸟；伯赵鸟、青鸟、丹鸟及五鸠、五雉、九扈等鸟类为图腾的大小部落（氏族），并给各部落（氏族）首领按其势力和特氏分别授予不同权限和职能的官衔，共同管理天下政事”。

少昊，姬姓，名玄嚣、己挚，黄帝之子，上古部落首领。三皇五帝之一，中国神话中的五方上帝之一，又称白帝，又作少皞、少皓、少颢，史称青阳氏、金天氏、穷桑、云阳氏或朱宣，是黄帝长子，母亲为嫘祖。其子名蟜极，其孙为帝喾高辛氏。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同时也是早期东夷族的首领，传说定都于今山东省莒县，后迁都于今山东省曲阜。

他被后人尊为五帝之一，也是华夏共祖之一，在神话中被尊为西方上帝。据记载其部族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娶妻凤鸿氏之后改以凤凰为图腾。在他的部落里诞生了原始的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

黄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依次为：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而少昊、颛顼、帝喾、唐尧、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周朝建立后，分封诸侯或方国，其中姬姓国53个，这些姬姓国以国为氏，形成了中国的大多数姓氏，中国人遂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其中：少昊姬姓子孙分化出很多姓氏，如：张、嬴、金、尹、梁、桑、秦、谭、徐、黄、江、李、赵、萧、舒、修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王世纪》曰：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

在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有五只凤凰，颜色各异，是按五方的颜色红、黄、青、白、玄而生成的，飞落在少昊氏的院里，因此他又称为凤鸟氏。少昊开始以玄鸟，即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在穷桑即大联盟首领位时，有凤鸟飞来，大喜，于是改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不久迁都曲阜，并以所辖部族以鸟为名，有鸿鸟氏、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共二十四个氏族，形成一个庞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完整的氏族部落社会。

少昊在父黄帝和母嫘祖精心培育下，具有神奇的禀赋和超凡的本领。少昊少年即被黄帝送到东夷部落联盟里最大部落凤鸿氏部落里历练，并娶凤鸿氏之女为妻，成为凤鸿部落的首领，后又成为整个东夷部落的首领。他先在东海之滨建立一个国家，并且建立了一套奇异的制度：以各种各样的鸟儿作为文武百官。具体的分工则是根据不同鸟类的特点来进行。凤凰总管百鸟，然后再有燕子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鹦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除此之外，他又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事务。

少昊时期，是华夏凤文化的繁荣时期。少昊族从太昊伏羲氏族发展而来，是东夷势力的代表。到黄帝时期，炎帝族和黄帝族融合，产生了早期的华夏族。夏启破坏禅让制后，引起了东夷部落与夏王朝的对抗，也加速了夏朝的灭亡。

四、 玉钺正面铭文

（凤鸟图腾徽记）

玉钺正面阳刻凤鸟图案

2021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造型(残缺)

译文：

1、岳：四方诸侯

2、冲：古代帝王的谦称

3、孤：少师教导

4、髻：成年后束发为官

5、弼：辅佐朝政

6、牋：上奏于君王的公文

7、眈：仔细观看

8、竞;大臣互相提出不同的意见，增取帝王采纳

9、景：上天授予帝王的伟大使命

10、明：皇上圣明如日月照耀大地

玉钺背面铭文

（日月星徽记）

译文：

11、甸：管理田野、狩猎

12、畟：农人使用农具快速前进

13、井：东井星宿代表国富民安，天下太平

14、满：社会公平均富有

15、龟;帝王与百姓都长寿无疆

16、水：河流、海洋

17、原：草原、广大平坦的地方

18、永：像长长的河流，时间久远

19、固：固守、坚固

20、好：完整美好的家园

玉铭顺序排列应该是如下（从左至右）

玉钺之王正面

台湾学者许哲育解读的玉钺铭文正面：

一、岳冲孤髻弼

二、牋眈竞景明

玉钺之王背面

台湾学者许哲育解读玉钺背面铭文：

三、甸畟井满龟

四、水原永固好

笔者根据解文进行白话文翻译如下：

正面——凤鸟族徽

1、无论是四方诸侯还是帝王，无论是师长还是成年为官者，都要心怀国家，辅佐朝政。

2、帝王要勤政为民，大臣要群力纳谏，上天授予帝国的伟大使命有如日月照耀大地。

背面——日月星图腾

3、不论是狩猎还是耕田，在东井星升起的地方，天下太平富饶，百姓与帝王长寿无疆。

4、这里水草丰茂，广阔无边，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美丽、幸福、和平的家园。

笔者王松林临摹玉钺刻文字体

井星宿注解：

【井宿】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八，属双子座，《史记·天官书》：『南宫 朱鸟权衡，东井为水事。』《博雅》：『东井谓之鹑首。』《晋书·天文志》：『南方东井八星，天之南门。』

有谓“东井五星”，应该是正解：东井，即井宿，二十八宿之一。因在玉井之东，故称。东井是南方七宿之首。属于今日之双子座。南方七宿,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
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五星”是 “金、木、水、火、土星”的简称。五星的标准命名是这样的： 金星：太白 水星：辰星 木星：岁星 土星：镇星或填星 火星：荧惑。

“五星聚于东井” 五星是指岁星、太白、荧惑、辰星、填星，东井代表秦地。岁星行于东井，其它四星聚之，这被看作是汉高祖刘邦的“受命之符”。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五星出东方”是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国大事有利。

《史记•天官书》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汉书•赵充国传》中汉宣帝的敕令中也有：“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断言：“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少昊鸟图腾后裔的演变

关于“玄鸟”的故事，《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皆有记载。影响最大的，是屈原巨作《楚辞》。《楚辞·天问》有云：“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这段话之意：简狄是帝喾妃子，她现身禖宫神坛，帝喾脸面何在？“玄鸟”给简狄授精，她为什么反而高兴？古来不少学问家提出：商族女祖先简狄，郊禖之际，与佩带“玄鸟”面具的祭司交媾，生下商祖契，此为“玄鸟生商”。是啊！如果确似这般说法，那真的要问“喾何宜？”让外人致爱妃“贻”，虽言神授，究为异种，王族血脉何继，帝喾何以自处？其实，这件事儿若说穿，就没什么稀奇啦！按照“禘”的观念，以祖先神配祀昊天上帝，是为“天人合一”。帝王者，神权天授，人间至尊，理所当然地由其亲传帝室血脉、王族裔种。古代酋邦社会的郊禖“圣婚”仪式上，正是帝王与象征女祖先的女祭司或入选嫔妃，当着万众族人之面为女破贞。只不过，当时帝喾在禖宫戴着“玄鸟”面罩，仅此而已！

玄鸟之神，蕴涵深刻。“玄”为深邃的夜宇天穹之色；“鸟”既是图腾，又有覆宇之意。“宇”通“羽”，古篆字“羽”，为鸟羽平排之象形，鸟栖息于树，两只翅膀重叠掩覆住身体的姿态叫做“羽”。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云：“羽字表示宇覆，亦即覆盖之意”。商王族源于东方崇日民族，历代商王均以“天干”为号，譬如，上甲、天乙、武丁、盘庚、小辛……都是以此告诫世人，商王族是太阳精灵的化身。商族第一代先公契称“玄王”,玄王之玄，源于玄鸟，即玄鸟神性之王省称。在这里，“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宗教性。若依照天命观涵义解读，“玄鸟”可释为“天父”。自殷高宗武丁始，商王自谓“天子”，此可为佐证。

“玄鸟生商”的故事，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帝喾、帝舜都是东夷领袖、阳鸟世家。史载，帝喾生契、弃，为商、周之祖。《礼记·祭法》载：“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显然是说，商、周二族，同宗共祖。目前，史学界共识商民族源于东夷，而对于周人族源则众说纷纭。司马迁著《史记》、傅斯年先生撰《夷夏东西说》，都把周人归于之诸夏，这种史学观点影响较大却值得商榷。

关于周人族源纷争的千古之谜，我们可以根据残存的图腾文化和历史信息探析破译。帝喾，传为颛顼之裔，然陈梦家先生在《商代神话与巫术》文中说：“帝喾之‘喾’，来源于鸟名‘鴬’。”《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亦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殷墟甲骨卜辞则称之“高祖夋”。夋为鸟名，通俊，古汉字作“鵕”。或许，帝喾就是《山海经》多处提到的帝俊。《大荒西经》曰：“帝俊生后稷，稷降百谷”。《史记》说尧舜时，“契”为司徒，“弃”为后稷。后稷即弃，是帝俊即帝喾矣！《国语·周语下》载：“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顓頊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说明颛顼禅位给帝喾，帝喾即古公亶父。北维，又作歧阳，在今陕西境内。《诗经·大雅·绵》中，详细叙述了古公亶父受命承建北维畤坛的过程，即姬周部族西迁史话。古公亶父“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相传少昊之国曾以百鸟任命官名。其中，鸤鸠氏为司空，是主管民事、土地和工程的官。《诗经·曹风》载有：“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说明鸤鸠氏有七个部族。甲骨文所记方国有“隹尸”（《殷虚书契后编》下36·6）。“隹尸”即“鵻鸤”，这里所记正是以布谷鸟为图腾的少昊鸤鳩氏，即商代周人之称谓。古公亶父率部自东部大荒西行至雍东歧下“作庙翼翼”。《史记·封禅书》记：“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雍东畤台群现存高30米以上的有17座，最高的50米，正是华夏古族联盟“立畤郊上帝”的太一畤，明堂辟雍，鳺凰运日，斡维天极，史谓“中雍”。根据牛河梁女神殿距今5485±110年，可大体推断出其“戌丑年”竣工的年代。因为两者都是在丸都水毁之后兴建的。“凤鸣岐山，周室兴”。古公亶父建北维太一坛“昭事上帝”被推为天下共主，即为帝喾。周文王称王，追尊古公亶父为周太王。《诗经·大雅》所载，多为庙堂之音、古族祭辞，其记载是可信的，某种意义上与《山海经》互为补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夷阳鸟族群现身西北、而关陕古名曰“雍”（天宇隹鸟之乡）的千古之疑。至于帝喾的元妃姜嫄，《国语·周语下》有云：“我姬氏出自天鼋。”“鼋”作“嫄”，是栖居姜水以鼋龟为图腾的羌族女子，或许，也是这个鼋龟部落的处女祭司。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陵发掘出土的2300多年前的“双翼神兽”，鼋身鸟翅，应为姬周姻族的复合图腾。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前身是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国语》记载周幽王八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蛮夷戎狄国或部落，其中就有鲜虞。公元前406年，鲜虞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后世河北及辽西多有“鼋神庙”。依据典籍史料记载，姜羌本为炎帝、共工族裔，乃是龟蛇图腾的东方族群。炎帝火纪，少昊鸟纪，故《史记·封禅书》载：“周有火德，赤鸟之符”。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升仙图”中，周室王子乔“人面鸟身”，亦证周王族为鸟图腾。《诗经·大雅·大明》中，吐露出来自商王族挚仲氏任氏女嫁周王季、生文王姬昌的信息。可见，商、周同为少昊族属、世代姻亲。周初，周公旦伐“熊盈族（黄帝族裔）”，“驱熊、罴、象、犀以远之”。“昔成王盟诸侯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引自《国语·晋语下》）。而熊盈、荆蛮、鲜卑皆为黄帝族裔。《小孟鼎》还记载，周康王二十五年，周人大破（与轩辕族联姻的）鬼方氏，俘获“人万三千八十一人”。《逸周书》记周成王岐阳大盟会有称“四夷”，说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遍布阳鸟图腾氏族，此即《书经》所言“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文中应有之意。帝喾之裔，契为商祖，弃为周祖，千秋青史，中天丽日，月华蟾宫，谱写出辉煌炫丽的文明史章。由此可知，司马迁将帝喾、帝舜和周人视为轩辕黄帝裔，实属贻害千古的华夏族源千秋史话之谬误。

《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淮南子·地形训》曰：“有娀在不周北，长女简鸐，次女建疵。”此简鸐与简狄为同一人。《周礼·天官下》郑注：“狄作鸐。鸐，鸡名。”《说文》释：“鸐，山雉尾长者。”依此考论，有娀氏即少昊二十四族雉鸡图腾的鸐雉氏，与少昊凤鸟氏同为巫族。《吕氏春秋·古乐》：“帝喾令凤鸟、天鸐舞之。”这种巫舞传到尧舜时代为手执鸐翎起舞。商代，盛行以雉羽为饰。晋崔豹《古今注·舆服》：“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时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鸐羽。”雉鸡又作文翰，作为神灵被祭祀。《殷墟书契前编》4·17·5：“贞，禘雉，三羊，三犬”，“禘雉”，是一种隆重的祭祀仪式。《礼记·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此，则“禘雉”即奉祀殷商女祖先简狄矣。源出玄冥氏的商武丁后妇好，亦位列殷商祭坛称“司母辛”。1976年发掘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尖尖的喙犹如鸡。以鸡喙羽凤象征女性，这也是出于殷商女祖先来自雉鸡图腾氏族的缘故吧！

仲春之月，禖宫祭坛，帝喾佩戴“玄鸟”面具，与有娀氏处女祭司简狄婚配交媾，孕生之子名“契”，是为商王族宗主领袖，后人誉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帝喾始，历代商王都依照祖先遗训，于仲春之月，戴着“玄鸟”面具，在郊禖神坛与选定的妃嫔举行圣婚，所谓神权天授，非此生子不得继承大统。《吕氏春秋·仲春记》载：“是月也，玄鸟至，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在这里，“玄鸟”即指戴着面具的天子，不至有误。至于这个传奇古族为何被称谓“殷商”，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详加探讨：首先，殷、商之谓，古意有解。殷，雷声，春雷也！春雷震响，万物复苏，惊蜇过后即春分；商，时令秋属，始于秋分。这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言少昊玄鸟氏为司分，掌管春分、秋分是一致的。其次，古星象学的商星为心宿，心为明堂。《晋书·天文志》记：心宿“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是天帝发布政令的明堂。心宿有星三，又名三星，其中一颗大星为天王，前后二小星为诸子。《左传·昭公元年》：“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六律中“宫为君，商为臣”。《尔雅·释言》：“殷，齐，中也。”商革夏命，称“中商”、“殷国”，即中央之国。此外，殷墟甲骨卜辞中，商王族自称“衣人”，以其族曾栖居于并不适于耕耘的北亚贝加尔湖地区考察，先公时期的玄鸟氏族大型商队应为亚欧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因而被称之为“商人”，则属名副其实。这或许正是国内外学者对小屯文化与仰韶文化考古学上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所导致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特别是殷商文明源流争讼难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体质人类学的考古研究，早已表明商王族曾长期栖居于北亚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属于商王族墓葬头骨 8 具。整组头骨特点：都比较粗壮，有较低的颅、很宽的面，前额比较后斜，鼻根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报告中称，这些特征与北亚、北极地区的一些典型蒙古人种头骨上的同类体质特征比较相似，而与史前华北人有较大的差异。采用“平均组差均方根值”计算数据结果表明，这 8 具头骨与贝加尔湖新石器组和西部布里亚特组数据接近。这一地区处于亚欧大草原东段、叶尼塞河上游，区内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是华夏青铜文明的发源地。这里，也是远古时期较寒冷的北亚地区比较适于人类栖居的少数地区之一。笔者推论，以相土为首领的少昊族东部集团，在“丸都”水毁后曾栖居于今牡丹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距今5200年白头山超级火山爆裂性喷发导致严酷的生态环境灾害时期，远距离迁徙到生物灭绝圈以外的北亚乃至中美洲大陆。这也是《诗经·商颂·长发》所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根本原因。“截”，俗称“九重差截顶通天塔”，源于“罔罟”形制，盖有鲜明的“中国印”。这段记载，也说明先公时期的商王相土，确曾帶領玄鸟氏族远徙美洲，开疆拓域。同一时期，西部阳鸟部族和羌人或迁徙西域草原，或沿“横断山民族走廊”进入蜀地；大夏族群酋领陆终带领轩辕族远跋阿尔泰（昆仑之阴），曾与亚欧草原突厥白种鬼方氏联姻；蚩尤三苗九黎部族则迁徙到长江以南，开创了良渚文明的历史新纪元。而那些沿着东西8000公里亚欧草原南端古代商贸之路远跋“两河”流域的华夏古族，则将华夏农耕文明的火种一路传递到中亚、西亚和里海、黑海、地中海地区，进而点燃了整个北半球史前人类社会的文明火炬。

商人，是高度政治化的民族，有成熟的社会组织、文字和技术。商军手中锐利的矛戈，是青铜时代可畏的兵器。大禹王成功治水后，商人由燕亳北土回归中原，重新拥入黄河母亲的怀抱。有夏时代，商族成为夏朝的顶梁柱，当夏王将专司征伐的金钺交给商族，也预示着商必然取代夏的历史结局。汤革夏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域通四海，于公元前16世纪建立起中原一统的奴隶制王国。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统治。从夏初“天下万国”、商初3000国，到周初仅余170国，说明古代中国的兼并战争始于商。学界习惯将商晚期武丁之前统称为先公、先王时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通常把这一段称为“先公”时期，古人以“世纪”，“十有四世”，即1400年。先公时期重合了整个夏王朝时代并前推至“昭明”时期，距今有5000多年，大大超越了尧舜禹时代。在全球海水大回潮及白头山超级火山爆发造成的浩劫年代，商民族始终保持着血缘族群的历史记忆，此谓“有册有典”。笔者认为，相土为商人三世祖，亦是说从商祖契玄王到相土间隔约3个世纪。从相土到《尚书·舜典》中记载的作为尧舜臣工的“契”，属于华夏千年史乘断代，距今约5200～4100年，其间包括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科研成果认定的“小冰期”。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说，在距今4800～4200年间有一次降温事件，剧烈的气候异常导致了古文化的变迁。他认为，红山文化突然衰落和小河沿文化发展的低谷可能与这一降温事件有关。此外，从诸多古藉中均记载，颛顼至鲧历经多代，而帝喾与颛顼为同一时期，而史书记载的“契”和“共工”，都曾作为那一时期族群领袖的泛称，即可简单推理。商先王时期，应指距今3600～3300年的殷商中土文化早期，基于不断开拓疆域及规避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造成殷商民族早期迁徙极为频繁，所迁之都先后有亳、嚣、相、庇、庵等多地。自从盘庚继位后把都邑迁至殷，“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商中土文化前期从盘庚王到小乙王，仍归入“先王”时期。从殷高宗武丁到帝辛纣王，是学术界习惯称谓的商朝晚期，也即考古学所称的殷墟文化时期。殷墟宫殿区发掘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妇好，是商王武丁64个妻子中的一个，葬于宫殿区偏南的一座中型墓。其墓中除有16个殉葬奴仆，还摆放有精美铜器、玉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各类物品1928件，贝6800余枚、海螺两枚，可见商王族生活的奢华。此外，殷墟发现的石器朱书、朱书陶文、墨书陶文、刻画陶文、玉器刻铭、青铜刻符与甲骨文，都向世人展示了殷商文明的灿烂辉煌。

先商史中，赫赫有名的商王，莫过于相土与成汤。《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祀大火”，就是每年在大火星出现时举行隆重的祭祀；“火纪时”，是说以“大火历”纪历授时，决定一年的农事活动。这种负责对大火星进行观测、授时和祭祀的主持人被称为“火正”。中国古代的“天象授时”，包括“斗柄授时”、“中星授时”和“晷影授时”。汉代《鹖冠子》一书记载了“斗柄授时”的法则：“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中星授时，是根据初昏时的中天星宿，来定春夏秋冬四季。《诗经·国风·豳风》载：“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指“大火”，是天蝎座主星心宿二，不是九大行星中的火星。黄昏时，如“大火”已过中天，标志着新秋到来。《书经》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在这里，“日中”和“宵中”是指昼夜等长，“日永”和“日短”分别指昼最长和昼最短；鸟、火、虚、昴是指各该季节黄昏中天的星宿。测定中星纪历授时比判断斗柄指向更为准确可靠。晷影授时，就是用日晷测定正午日影长度来定季节，即太阳历法。历法，实际上就是观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是古代民族“靠天吃饭”农桑渔猎活动的基本依据，当然，也是衡量一个古代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相土既是商先王，也掌管着对大火历的祭祀，融巫王于一体，可见其地位崇高。相土的另一业绩，就是《世本·作篇》所说的“相土作乘马”，或言训马乘骑，或言以马驾车，这无疑是相土时期远徙海外拓土甚广的重要因素之一。

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子姓，名履，先秦文献记载“汤居亳”。成汤所居之亳，学界诸说纷纭。然甲骨文中的亳字，象城堡之上筑有台观、城堡之下生有草丛。为此丁山先生说：“亳字，正象小城之上筑有台观，所以保障人物安全的。”这说明，商族居“亳”，有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汤之居亳，即古代中国城邦政治的开始，也是殷商文化划时代的显要标志。同时，成汤对于宗教力量的重视史记清晰、不言而喻。他在《汤誓》檄文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在成汤和商人观念中，讨伐夏桀是奉上帝之命，是替天行道。《吕氏春秋·顺民》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余一人”是商王的习惯性称谓，出现于甲骨卜辞诸王自称，说明商朝统治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商王既是世俗权力的集中体现者，也是群巫和祭司之长。对于至上神和祖先神祭祀权的独占，是王权政治获得发展及强化的社会机制。总括而言，自商契至成汤，商族社会形态的推移，经历了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再走向王国这样三个有序演进阶段。这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阶段，都属于原生态国家组织范畴。王国以后，通过兼并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进而迈向中原帝国即史学意义上的国家组织。

古籍卜辞记载，殷高宗武丁中兴，是商代晚期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阶段。《礼记·祭法》曰：“殷人禘喾而郊冥。”冥，即玄冥水神，亦称河伯，鱼图腾民族的祖先神。傅岩入武丁之梦的传说，透视出玄鸟氏与玄冥氏联姻史话。《史记》卷三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来，武丁因梦在傅岩得贤人为相，“嘉靖殷邦”，“殷道复兴”。傅岩即傅山，这位叫傅说的贤人隐士，无论“因德取姓”，还是“因地取姓”，身份都极为特殊。其傅岩所居隐室名“圣人窟”，身份高贵，最恰当的推理是夏人司天表古族的大酋领或处女祭司。《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亦载：“命诸侯百姓兴人徙以傅山，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这说明，夏代天文观测中心转移到了山西陆平“傅山”。《山海经·中山经》谓傅山“多人鱼”，一是透露夏代以傅山为天地之“中”；二是说司天古族为鱼图腾的玄冥氏。西安半坡出土彩陶盘，盘边为“四正”、“四隅”八卦纹符，盘中有两面“罔罟”图纹，还有两个戴天齐冠（指向代表天地的北南）呈土字状的阴阳鱼面人像，就是鱼图腾古族象天法地的考古学证明。“傅”通“榑”。“榑”字象形，是天表木旁持量天尺之男子。典籍记载，最早的司天表者，为伏羲、勾芒。日出东方，神木立于天地之间，古篆记作“工”，左右二人，掌司天表，伏羲乘震执规，勾芒乘兑执矩，象形之谓，合而为“巫”。有学者说：“皇”，是戴着太阳冠的王。古籍文献中，记有凤皇、鳺皇，也有“鱼皇”，三者系指少昊风鸟氏、鳲鸠氏、玄冥氏。古代“以德取姓”的中华传道者，东夷称作“大人”，华夏谓之“圣人”。以此推论，傅好，则蕴含女子司天表之意，夏末商初，玄冥古族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圣人”傅说，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妇好。“妇”通“傅”，好从子。子为商人国姓，武丁元妃妇好，为玄冥鮒鱼氏女子已嫁之称，意归子姓之女。妇好著《说命》三篇，亦名“傅说”。古星宿学中的“傅说”星，主后宫子孙，亦主巫祝，就是极有力的古藉考论依据。殷墟“妇好墓”出土有龙虎纹饰铜钺。天圆地方，合而为“钺”，是由司天权引申为祭祀与征伐权的象征。妇好与武丁合婚，执掌龙虎双钺，主司“祀与伐”，亦主“后”宫子孙，死后位列殷商祭坛称“司母辛”，是中华史乘空前绝后的一位“女圣人”。甲骨卜辞记载，商武丁朝有诸多能征惯战的女将领，即以神权统军的女祭司，曾统率大军，东征西讨，击败羌方、土方、巴方、夷方等二十多方国，将鬼方氏逐出天山，打通“贡玉”之道，也曾奔袭荆湘，俘获了全部荆蛮犬戎的虎方军队。可以说，“武丁中兴”蕴含的最大玄机，是华夏鸟、鱼两大图腾族群联姻，并依据上古时代巫王合治的传统范式，实施“二头酋领并政”的邦国政治，这是稳定和巩固殷商王朝政权的成功举措。

如果将史籍文献碎片精心拼整，就会发现，商代少昊族的玄鸟氏、凤鸟氏与玄冥族的鮒鱼氏、鲍鱼氏联姻，后为春秋宋国、陈国王族；（卢戎）鴡鳩氏、鸶鳸氏与鱳鱼氏即大罗氏联姻，春秋时组成卢罗联军对抗楚国，灭国后“六鹢退飞过宋都”迁徙山东半岛，“鹢”为鸬鹚、鹭鸶合称，有称“战鹢”，谓其勇猛善战，秦初迁徙朝鲜半岛南部即辰韩鸶鸬、鸶鱳十二部。《史记·秦本纪》说颛顼女孙女脩为秦人女祖先，但历代秦王建畤坛祀白帝，祭青帝、赤帝和黄帝，却唯独不建黑畤祭黑帝。正确解读：与秦人联姻的亦为史称颛顼高阳氏的玄冥氏族，即秦王族的脩鱼氏、白冥氏。此外，山西习姓、薄姓氏族，皆为玄冥族裔鳛鱼氏、薄鱼氏。《山海经·北山经》涿光山“多鳛鳛之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其音如鹊，可以御火，食之不瘅。”《东山经》中的女烝山“其中多薄鱼。”古代祭祀冬祭曰烝，玄冥薄鱼氏亦为祭坛巫祝。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彩陶缸，绘有白鹳、白鲢与钺杖图纹，钺面为六合辟地定方图符，杖柄有“四索”和“罔罟”纹符，系指少昊鹳鳸氏与玄冥鲢鱼氏联姻合掌钺权。巴蜀史话的杜宇（鱼）、鱼凫，则为少昊伯赵氏、凫鳸氏与玄冥氏复合图腾之称谓。辽西松嫩平原是濊人的栖居地，商、周时期皆称“西亳”，谓之北土。嫩江流域有神秘的“索离国”，索离东明建夫余，蕴涵着“榑木八索，離鴸载日，鲋鱼司天”象义。且夫同傅，余同鱼，夫、余、濊均为鱼部古音韵。《北史·列传·百济》称百济亦“出自索离国”，说明朝鲜半岛的濊人应为商王室箕子部族联姻氏族。现代考古学界出土有夫余、高句骊、百济时期的夫余四维古陶和纪历绿陶诠释了上述观点。专家考证，夫余国文化、风俗等方面多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其奴隶制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军队、法律，金银饰品和青铜礼器，特别“以殷正月祭天”遵循商制。“会同、拜爵、揖让升降”之礼均“有似中国。”夫余“王葬用玉匣”，直到三国时，其“府库中犹藏有玉璧、硅、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据此推理，夫余王族源自鱼图腾古族，即殷商姻族鲋鱼氏司天纪历古族，世袭亳王，栖居辽西，亦称“鸟夷”，后为周公所逐，自谓“亡人”。根据文献推证，高句骊和朝鲜半岛的百济王族均源出夫余。后世的渤海王族、女真王族和满洲皇室后族勋戚，亦多有玄冥氏族裔。大金国礼，以“高禖”奉祀女娲、姜嫄、简狄便是明证（见《金史》卷二十九722页）。

武丁之后，作为古东夷少昊族裔的商民族，原始信仰观念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天帝崇拜与祖灵崇拜融汇一体。董作斌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他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1）祖先崇拜，是殷人宗教生活的核心。（2）殷人对祖先的看法，是死犹生，亡犹存。即是说，祖先人体不在，精灵永存。（3）有厚葬的风气；（4）殷人祖先可直接晋谒上帝，祖先是上帝与人世间的主要媒介。正因为祖先成为上帝的代表，因此在卜辞中反而不见祭祀昊天上帝的记载。诚如郭沫若先生的理解：“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族神”，“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神。”也就是说，殷人的上帝与祖先是一统的合一，这是中国原始宗教观念的重大转变。《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所尚之“鬼”乃祖先之灵魂。殷墟卜辞可靠地证明，商代已经完成了最高权威神“帝”的塑造。陈梦加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把“帝”所表现的能力分为十六项，总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支配气象上的现象，实际上综合了原来人们所迷信的日、月、风、雨、云、雷等天上诸神对以农业为主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并归之于一个抽象的意志的作用，名为“帝”而加以崇拜；二是具有支配社会现象和支配社会统治者的神性，实际上是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的综合与升华，是人格化神灵作用的综合与抽象。自武丁起，历代先王的鬼灵都披上了“帝”的外衣，由其子孙族裔按世序祭祀礼拜，国中大小诸事也均要向被称为“帝”的祖灵龟卜告问。譬如，《后》上19·1：“贞，帝于王亥？”这种由天人感应衍生的“天命观”，实际上是华夏两大文化族群的“天地崇拜”与“祖灵崇拜”的融汇升华，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从此成为维护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力量，以宗庙、封禅、祭祖等形式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

与此同时，商人还大量承袭了原始萨满教习俗，不仅包括图腾崇拜、灵物崇拜、贵族厚葬……还包括残酷的人殉、血祭、酷刑葬，等等。特别是商代后期，杀殉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氛围之普遍，骇人听闻。这些显然是受到其联姻古族玄冥氏宗法制度的影响。在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沿袭落后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大量耗费宝贵的社会人力、物力资源，这或许是商朝灭国的原因之一。当然，伟人毛泽东也曾评论：商纣王“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引自《商纣王帝辛传》，吉林人民出版社）。殷墟甲骨卜辞研究表明，商王族无论是祭祀、战争和收成，或是刮风下雨、生老病死和睡眠梦幻，等等，几乎事无巨细都要占卜，而且每卜必多至数次。还要把占卜的结果和事后应验的情况记录下来。记录的方法不是写在皮张或竹木简上，而是直接刻记在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这些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于3000年后突然发现于19世纪末，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盛事之举。但史传“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的商代典册，至今尚未面世（亦或面而不识，笔者认为，此即《山海经》之“大荒四经”），使人们对商族的历史难以全窥，不免增加许多扑朔迷离的神幻色彩。

商代是中国玉文明与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当年，周师袭破商都，商纣王没有选择逃走，而是在鹿台神祠环玉自焚。史书有载：“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逸周书·克商解》记：“武王先入，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悬诸太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这里，帝辛环玉自焚是萨满巫术，玉石环身灵魂不灭并借玉升天。武王“射之三发”亦属“射鬼箭”以厌禳，包括“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悬诸太白”，是厌禳仪式的全过程。商、周之人皆行厌禳之法，以祈祷鬼神或诅咒制胜，是企图以祸殃加害于对方的萨满巫术。至于悬太白旗，则另有玄机。《天官书》正义云：“太白星圆，天下和平”。尚且，太白金星亦主“斩伐”之事。若依《拾遗记》：“有日帝之子即太白之精与皇娥在穷桑之蒲坠入爱河，生少昊，因号穷桑氏，又号为金天氏”而言，殷、周同为帝喾之后、少昊族裔，悬太白旗斩商纣王以黄钺，颇有些同室操戈清理门户的味道。

商都鹿台神庙中的祭天礼器，是历代青铜巨匠制造的中华瑰宝。包括日鸟榑桑、鹰鸷图腾柱、黄金权杖、车轮，以及历代商祖的“玄鸟”面具，等等。《尚书·牧誓》谓：“武王伐纣，蜀亦从行”，说明古蜀国曾派兵参加牧野之战。周、蜀为姻族，蜀王自然卖力。周克殷，武王分封诸侯，曾经“班宗彝，作《分器》”。蜀王将数千件殷商神庙的礼器运回蜀地，却先砸毁再火焚，挖地三尺，深坑掩埋，又在上面筑祭星坛。这正是基于萨满教的敌国异族魂灵之说而施行的“魇镇”之法。依照四灵二十八宿分野，古益州分属觜星参宿，即西方七宿的觜火猴与参水猿，二者皆为凶星，若行埋葬，主大凶之兆，譬如，暴死、灾祸、子孙远走它乡等。三星堆“三星伴月”的风水布局表明“三星堆”是华夏星斗崇拜的物证:而“三星堆”的“三星”就是伏羲定五行时五方位位中的西方白虎星。《天官书》谓：“参宿形状如同白虎。中间三颗东西直立的星，其平如衡，称为衡石。衡石下有三颗星，直立如锥，名为罚，主占卜有关斩杀之事。”结果，三星堆这些中华瑰宝被焚毁深埋，直到三千年后才重见天日。或许，这些本来就是周武王或姜尚的主意。先天八卦，蜀地西南，卦像为“巽”；“巽”名兼山，阴生之地；商族起源于东北，卦像为“震”，阳生之地。震巽为对宫之卦，“其冲不利”。这也是一招魇镇之术，其本意，是让崇拜太阳神、自称为太阳精魂的商族，埋入阴域冲地永无翻身的机会（王松林、田佳训著《萨满文化与中华文明》2008年吉林大学出版社）。

结 论

公元前21世纪，方兴未艾的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9只气壮山河的大鼎，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只是九鼎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迄今尚未发现，夏代的青铜文化仍在寻觅、探索中。但铸造九只铜鼎的范具——玉鼎在民间已发现八只，其体型硕大每只重达数吨（见北京鱼国文化博物馆藏）。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九鼎由3件圆鼎、6件方鼎组成。这是自古以来的神圣之物，是国家权利的象征。九鼎的得而复失、几经沉浮，数千年来被传得神乎其神。（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

《汤誓》檄文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在成汤和商人观念中，讨伐夏桀是奉上帝之命，是替天行道。

夏铸九鼎，可见夏朝好大喜功，追求号令天下的威严礼器，难怪大夏早期先民又精造此大型玉钺！

从图腾学研究推论，此玉钺铭文应为红山晚期至夏朝早期使用文字，与后期的殷商甲骨文都属一脉相承。此玉钺属于少昊族联姻北方玄冥族其后裔举行祭天大礼所用之王权重器。

由此可见，夏朝被商所灭，商继承并融合了夏朝的文明，这是真实的历史。大夏有文有册和存续过的文明虽有湮毁，但也保留下来了优秀的文化基因，这也是客观真实的历史。此钺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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