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康节(元会运世和皇帝王伯)
在谈古论金之前发布的《邵雍的神奇预测术为何失传?是因他看透了两个心术不正的求学者?》里介绍邵雍的时候提到他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但是这里的数学家所涉及的数学和今天从小学到大学的这门基础学科课程名同而实异,虽然邵雍的数学同样非常注重数字。
邵雍曾经《皇极经世 观物外篇》中如是说:
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
由此可见,在他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数或者数学是何等的重要。
邵雍之所以如此重视数或数学,他的儿子邵伯温在《邵子全书》(《邵尧夫先生文献集成》)里面有简明扼要的解释:
数者何也?道之运也,理之会也,阴阳之度也,万物之纪也。明于幽而验于明,藏于微而显于著,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
在天则为阴阳消长,在人则为治乱兴衰,不能逃乎数也。
仅仅从文辞的角度,邵雍对数的重视,似乎非常接近公元前800至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组成的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南意大利学派)的观点: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
但是,究其实质,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主要的一个区别在于,虽然在邵雍这里从自然界而言,数也机会涵盖了天下万物——他还曾经算出世界上动物和植物的总数是289816576种——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天下的治乱兴衰和天地的阴阳消长有关,也是能够通过数和数学推算出来的。
根据邵雍的『算法语言』,30年是一世,12世是一运(360年),30运为一会(10800年),12会为一元(129600年),一元是邵雍认为的大化之中的一年,每一元数尽,也就是129600年届满,旧的天地毁灭,新的天地再生,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宇宙间循环无穷。
现代相关研究者甚至据此做了这样一个换算:
元:1元=30会=360运=4320世=129600年;会:1会=12运=360世=10800年;运:1运=12世=360年;世:1世=30年;年:1年=12月=360日=4320时=129600X(这里的时是时辰,1时辰=2小时)月:1月=30日=360时辰=10800X;日:1日=12时=360X;时:1时=30X;X:1X=4分钟;Y:1Y=4/12分钟=1/3分钟。
129600年这个数字比较巨大,用来描述历史似乎不太合适,邵雍于是又有一个奇思妙想,那就是用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来比喻中国宋代以前的各个朝代。
按照邵雍的说法: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萃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北五代,伯之传舍者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五帝是传说中的圣王,邵雍对其评价甚高;三王指的是夏商周,比三皇五帝低了一个档次。“七国”指战国七雄,被称为“冬之余冽”,也就是说是春秋五伯(霸)之余烈。“汉王而不足”,是指汉朝不够王的标准,是具有王的特征的伯更偏于王一些;“晋伯而有余”,是说晋朝较伯稍强,是具有王的特征的伯更偏于伯一些。“三国,伯之雄者”,指魏蜀吴的君主都是伯之雄杰。“十六国,伯之丛萃者”,指的是十六国君主是伯的聚集。宋、齐、梁、陈和后梁,是为“南五代”,皆借人之势以称伯,所以被称为“借乘者”;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是为“北五代”,有如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传舍,君王们走马灯似托名称伯而已。隋朝统治短暂,仿佛晋的儿子,不足当伯而有余;唐朝盛世辉煌,好比汉的弟弟,王而不足的程度更强一些。隋之伯业如江汉,隋末诸郡割据群雄,有如江汉的余波;大唐声名若日月,唐末诸藩镇,只不过沾到了一些其余光。而唐末、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只是拂晓时分太未曾日出之前的几点小星,连伯都不足道。
我们不难发现,邵雍的历史观其实是越古老的社会越优秀越美好,而历史的变化是越来越糟的,和古希腊古印度的从黄金时代道青铜时代到黑铁时代的说法从骨子里是相同的,但是从邵雍对五代的贬低可以看出,邵雍其实隐含了对自己身处的宋朝的歌颂,言外之意实际上把天水一朝比作一轮旭日,照耀太平盛世。
邵雍写过一首《经世吟》,抒发自己对当下的积极乐观情怀:
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俶扰,南北纷纭。……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
我们没有理由质疑邵康节先生这是完全真诚的,但换个角度,如果他不给自己的历史观留下这个光明的尾巴,恐怕他的历史观理论学说和著作,在开明的宋代或许也会变成伪学和禁书。
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是坚持认为:
治世少,乱世多;君子少,小人多。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即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先生)序》中这么写道:
(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陈寅恪先生还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