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获得老子真义的 ，未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自古敢称以还原《老子》真义而正本清源的不乏其人，但敢于声称已破译《道德经》密码的，史上未见记载，但现实中从不缺少。那么，他们的《老子注》怎么样？

顺治帝福临的《御注道德经》说：“......自河上公而后，注者甚众，或以为修炼，或以为权谋，斯皆以小智窥测圣人，失其意矣。开元、洪武之注，虽各有发明，亦未彰全旨，朕以圣言玄远，末学多歧，苟不折以理衷，恐益滋伪误用，是……为一注......”

他肯定了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自己却在“以儒解老”的窠臼里打转转，将儒家的“仁义礼”嫁接于道家之“道”相提并论，显然不合乎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的观点。他把道家的“无为之治”直接与儒家的“道德教化”拼接起来，认为《道德经》的宗旨就是“岂非以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乎？”

跟其他帝王的“御注”相比，顺治的《御注道德经》不能算最好的，甚至也不比他批评的唐明皇和明太祖的御注水平高。

“千年解读老子第一人”的“老子译解”，堪称造作之巅峰

“与无尤”就是范彦芳先生，跟我曾经（是曾经）喜欢的王东岳一样，都是“独立”学者。与无尤的《对位译解道德经》刚一面世就掀起一阵“与无尤热”，各网站铺天盖地，“好评如潮”，其人被誉为“千年解老第一人”，“王弼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其书被称为“道德经译解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与无尤称，他对《道德经》原文进行了逐章、逐句、逐字的“修订”，希望给世人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标准化版本”。

这让我想到刘笑敢先生对《老子》版本演变的基本判断：《老子》版本之所以那么多，就是因为历代的注解者都以自己的理解为标准，对文本进行“编校”“修订”，有的人还数次“编校”和“修订”。

编校和修订姑且放在一边不议，来看看“与无尤”先生的解读如何。无需太多，随机抽出具有代表性的一两句话，就能看出注者的解读水平。

他对23章“希言，自然”的解释别出心裁：“有些不常听到的话，反而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那意思是能经常听到的话都是假话？

“希言，自然”字面意思是：当权者少干涉才符合“自然”的原则。这句话相当于“我希言，民自然”，与“我无为民自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言”不能理解为“说话”，对于当权者而言，这个“言”是政令。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他的翻译更出乎意料：“有的人对这些话的相信程度不够，有的人根本不相信这些话”。

与无尤说《道德经》是教授帝王的从政教科书，那么，这里的主语只能是“侯王”，怎么会出现两种泛指的“有的人……”？看看唐明皇的解释：“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62章“古之所以贵此者何？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与无尤的译解：古代重视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正是说：人们没有的，道可以帮助他获得；人们做错的，道可以帮助他改正吗？所以天下人才如此尊崇道。”

这样的翻译几乎是在陈鼓应、傅佩荣译文基础上的加工改造，将“道”宗教化解读，直接无视“有罪”的宾语前置，即：将为道而“以免有罪”的正面预防价值（未罪），误读为“有了罪过之后的纠正或赦免（已罪）”。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的“与粉”们偏将与无尤跟陈鼓应、傅佩荣的解读放在一起比较，且比较的结果是，前者才是真正大师，陈、傅是伪大师。

赞成@大蓄书院的评价：不论是当下商业时代的各种包装，还是2000年前的诸子百家争鸣，在你没有确定一篇文章不是公关稿之前，你最好要先把它当成公关稿来看，这样你才不至于迷失。

从一个“诸家解不通”的“舆（誉）”字，看大师们的解读有多冲突

39章“数舆无舆”，“舆”，河上公写作车，王弼写作“舆”，傅奕写作“誉”。到底是哪个字？

李道纯 ，宋末元初著名道士，道教丹功南宗白玉蟾的徒孙，以系统完整的内丹理论兼容并包而名声大振。将“道”理解为“真常”的，就源于李道纯。

李道纯在《老子解》中说：（道德经）“诸家解不通”，他对“数舆无舆”的解释是：言数车之各件，无一件可名为车，比喻我是一身，无一名是我也。

李道纯这个解释，并非原创，唐太宗时期的成玄英的解释：“舆，车也，箱、辐、毂、辋，假合而成，徒有车名，数即无实。五物四大，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处，贵将安寄？”

明代的李贽、王夫之也是这么解读的，无非是车子各部件的多与少，以及名称不同而已。

所以朱谦之评价说：李道纯、李贽之流“皆佛说也”。

魏源是另一个以还原被历史曲解的《老子》为使命的士大夫，他是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

他认为《老子》书乃“救世书也”：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张良、曹参、文帝、景帝治之以济世；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罢极刑，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慎罚薄敛，与世休息。

魏源

老子学说既然是救世之圭臬，为何未能在现世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魏源说：都是诸子解读臆说、曲解，丢弃本，他批评说：

《解老》自韩非之下千百家，导致老子不复生，都执其一言而断送五千言真义……使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

然而，他对“数舆无舆”的解释，依然未能脱出成玄英之窠臼，他说：会众材而成车。分数之本，无车之可言。

这种解释至今仍为许多老学解读者所沿用，比如南怀瑾先生，他的解释是：

“舆”为古代的车子，或车子上有座位的轿子，就是轿车。 他举例说：一个人有很多车，司机们都认为有别的司机，结果是老板要出门，司机一个都不在。

南师又以“一大堆儿子”和“好几个太太”为例，跟上述“老板与司机”要表达的意思一样，就是“多了等于没有”。

老子言，无一不具有普适性，若有逻辑不严谨的表述，那就不是老子。他怎么可能以“个案”取代普适的道理？

高延第说：“至誉无誉”，训作“致数舆无舆”的，皆为曲说，陆绩校为“誉”字，注：“毁誉也。”由“誉”讹为“舆”，由“舆”讹为“车”，后人反谓释文为误，非也。庄子至乐篇“至誉无誉”，下又云“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云云，可为证。

吴澄、焦竑、罗运贤都认为“舆”古本作“誉”。数，计也；数誉无誉，言计誉反无誉也，“不求美则美矣”。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不计誉矣，而誉自归之。

有此看来，即便是那些试图“矫枉过正”的老道、大儒、大师们，他们对《老子》的理解也难免有失偏颇。因此读懂《老子》，还是诸版本互参阅读，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言，不可偏执于某家之说，方可不断走近老子，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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