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上书，指责他不行儒术（不用儒生），却重用宦官，严刑峻法。

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宣帝非常生气，不仅免去盖宽饶的官职，还把他交给司法部门查办。盖宽饶不愿受辱，在宫门北楼下拔刀自尽。

因为盖宽饶平素的官声极佳，于是“众莫不怜之”，这其中就包括太子刘奭。

某天，在一次家宴上，刘奭小心翼翼地就盖宽饶事件对宣帝建议道：您太迷信法律的作用，刑罚过重，我认为应改用儒家的宽仁治国。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听到这话，勃然大怒：我们的传统一直是霸道和王道并用，怎么可以象周代一样只靠道德教化呢？那群俗儒食古不化、迂阔不堪，不懂变通，只知道做表面文章，有名无实，根本不能委以大任。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所谓“霸道”，是指以刑名法律治国；而所谓“王道”，是被儒家极度推崇的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尤指西周时期周公所创立的“德治”（孔子概括为“仁”）。

汉宣帝的治国理念是，以“法治”为主，道德教化为辅，所谓“外儒内法”。此时的太子刘奭（后来的汉元帝）则主张以“仁”为本，全面“以德治国”！

汉宣帝对儿子发火是有道理和依据的，西汉从建国到宣帝即位，国力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强盛不衰，关键因素就是一直坚持“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思路。

太子刘奭的思想倾向让宣帝对国家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他隐隐地感觉到，大汉这驾马车要被这个儿子带偏。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不幸的是，汉宣帝刘病已一语成谶！

汉宣帝刘病已

02

汉宣帝为什么讨厌“俗儒”

什么是“俗儒”？

按汉宣帝的解释，是“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

也就是只知读书、不懂做事，死守规矩、不懂变通，盲目崇古、迂腐僵化。

汉宣帝甚至认为，只要是儒生，都逃不脱“俗儒”的窠臼。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宁可提拔倚重宦官，也不给儒生们机会。

这背后其实是由儒家思想的先天缺陷和儒生的角色特点决定的。

这个群体有三个主要特点。

• 第一个：复古。

代表人物：贡禹。

元帝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官至御史大夫的贡禹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复古主义者，他有两个著名的观点：

首先，不管什么事，都要参照古制才能知道对错（唯陛下深察古道……揆之往古）；

其次，取消商业和货币。他认为，之所以天下奸邪难禁，都是钱惹的祸。古代就比较好，老百姓专心务农、以物易物。

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

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这位贡禹肯定熟读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是他的终极理想。

此人一辈子没干过任何正事，他的所有政绩都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全部大而空泛，可以总结为十二个字：选贤能、诛奸臣、罢倡乐、修节俭。

• 第二个：空泛的理论、苍白的实践。

代表人物：匡衡。

匡衡，“凿壁偷光”的男主角。其实，除了这个励志故事外，宗师级别的经学水平才是让他名动当时的主要原因。

在宣、元二朝，匡衡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举个栗子：他在平原县任职的时候，很多年青人为了追随他学习，甚至不惜辞官。

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

终于，汉宣帝也被惊动了，他特地派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对匡衡进行考察。

结果堪称惊艳，“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同样出自儒家的萧望之如获至宝，向汉宣帝“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

但是，汉宣帝却没受其影响，而是从他们的汇报中发现，匡衡此人就是一个书呆子，搞点学术还可以，从政还是免了吧。于是，匡衡继续在平原县城做他的基层教育官员，而且终宣帝一朝都未受重用。

事实证明汉宣帝的眼光很准甚至很毒，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细说。

• 第三个：主张“德治”。

代表人物：谷永。

所谓“德治”，也就是汉宣帝嘴里所谓的“周政”（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相传周文王时期，不用战争、也不用刑罚，只通过道德教化，不仅能让自己的子民都奉公守法，就连邻邦都给感动得稀里哗啦，主动跑到文王的封地宣誓效忠，并强烈要求被无偿兼并。

这套东西我们现在知道是完全不靠谱的，因为它根本不符合人性。但是，自秦汉以降，那群儒家的书呆子却趋之若鹜、奉若神明。

谷永，被郅支单于所杀的谷吉之子，也是因为“博学经书”被举茂才。之所以主张以德治国，是因为他认为，尧的时候，虽然天下很大，法律、政令也不健全，但却没有人发动叛乱，原因就在于尧品德高尚，注重以德化民，天下没有民怨。

而秦代恰好相反，陈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正是由于严刑峻法造成的。

他还引用经书上的话说：“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就需要施恩惠给鳏寡之人。”从来就没有君主品德高尚、官吏清廉贤良而天下反叛的。

尧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制远之道微而无乖畔之难者，德厚恩深，无怨于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罚深酷，吏行残贼也……经曰：“怀保小人，惠于鳏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很明显，这是一代对儒家经典严重痴迷、盲目崇拜的人，一代只扎根故纸堆、不睁眼看世界的人！

匡衡“凿壁偷光”

03

“俗儒”孵化器：从儒学到经学

公元前195年，山东曲阜孔庙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汉太祖高皇帝刘邦。

刘邦此行的目的是祭孔——这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他最讨厌的一类人就是儒生，骂人家“竖儒”、往人家帽子里洒尿就是他的杰作。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两个人有关：叔孙通和陆贾。

前者制定朝堂礼仪，让刘邦第一次感受到了作皇帝的乐趣；后者献《新语》十二篇，更提出了“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这两个人让刘邦真正感受到了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并让他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受尽了数百年的冷落和白眼后，儒学从此正式登堂入室。

汉惠帝三年，刘盈下令废除挟书律，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就被钳制的文化和思想打开了一道缝隙。

六年之后，也就是汉文帝二年，刘恒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兼容并包各种思潮。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贾谊见用的时候，曾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认为，国家当务之急在于发展经济，所以只是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

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儒学迎来了真正属于它的春天。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刘彻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等诸家的思想被摒弃。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刘彻“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

次年，黄老之术的忠实拥趸窦太后去世，没有了束缚的汉武帝开始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但是，由于黄老之术早已深入人心，混乱纷杂的社会思潮仅凭叔孙通制定的简要礼仪（刘邦要求越简单越好。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和已经被孔门弟子肢解地肢离破碎的儒家思想已经无法解决。此时汉武帝所急需的，是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来为国家政治服务，为自己的施政纲领保驾护航。

大儒董仲舒应时而出。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就治国理政等三个问题下诏，征求大道之要。在众多的回答中，董仲舒的三个选项脱颖而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问答，史称《天人三策》（《举贤良对策》）。

正是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再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也是孔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董仲舒的目的就是用孔子思想一统天下。

汉武帝全盘接受了这一建议，将不治儒学的太常博士全部罢黜，并一次性将数百位儒生纳入朝中，这就是对中国数千年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仅如此，在突出儒学首要地位的同时，董仲舒又将《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把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揉入其中，创立了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儒学从此完成了华丽转身，并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官方统治哲学。

所谓经学，就其本质和后来起到的效果而言，其实可以被称作西汉时期的“八股”，因为从此之后，经学典籍成为官方选拔任用人才的基础性和唯一性读物，非学经无以仕，而不学精更无以致三公。

由此，经学被天下读书人奉为圭臬，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迂阔书生——俗儒！

董仲舒

04

“俗儒”催化器：低能学生刘奭和俗儒老师萧望之

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开始，经学早已经大行其道，但是为什么历武、昭、宣三朝却没有产生所谓的“俗儒”呢？

在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中，观音菩萨说，至尊宝之所以没有变成孙悟空，是因为没有遇见那个给他三颗痣的人。

同样，在那一时期，经学还没有遇到它生命中的那两个“贵人”：刘奭和萧望之。

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病已驾崩，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自此，西汉王朝和中国历史迎来了它的重要拐点。

引子就是经学。

在武、昭、宣三朝，三位帝王虽然重视经学，却绝不相信经学。因为他们都知道，所谓经学，其作用仅限于用来愚弄万民、强化皇权进而统御天下，但这种学问却绝对教不出有用的人才。

而到了刘奭，经学这门政治学问却被他当成了“万能钥匙”和治世宝典，他认为，所有问题都将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迎刃而解。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刘奭自己“柔仁好儒”外，最大的病根就是汉宣帝刘病已了。

因为在执政后期和驾崩之前，他选择了儒学大佬萧望之作为刘奭的老师和辅政大臣。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这一对儒家师生将联手合作，一改西汉强悍凌利的国家性格，把王朝带入一个柔仁好儒、血性全无的“新境界”。

先说萧望之。

结果证明，萧望之就是汉宣帝口中所说的“俗儒”，只会夸夸其谈和死守道德，政治水平和政务能力却极其低下。

首先，从后来刘奭的执政水平来看，萧望之作为帝师，自己不懂、也没有教给学生帝王权术等专业知识，而是只给他灌输经学，这造成了汉元帝和他的俗儒老师一样：道德水平很高，政务水平极差。

其次，作为一个死钻故纸堆、只会玩理论的儒生，萧望之虽然毫无政治头脑和政治手段，但却极其热衷于争权夺利，最后毫无悬念地被史高联合弘恭和石显给玩死了。

再说汉元帝刘奭。

平心而论，刘奭确实是个谦谦君子，尚俭、勤政、爱民，尤其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比如一上任就采取多项措施缩减宫内开支。

（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初元元年三月）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篽池田假与贫民。

在任期内，体恤百姓一直贯穿始终，除了经常性地“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过毋出租赋”外，还多次在诏书中体现出悲天悯人之意，比如永光二年：

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

班固就夸赞说：“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但是，好人不一定是好皇帝。

刘奭勤勉好学，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唯一缺乏的却是作为皇帝最应具备的政治才干和政务能力（像后世的南唐后主、大词人李煜）。

尤其在他“独尊经学”之后，西汉王朝全面进入了一个“集体务虚”的时代，特征就是不重能力重学历——经学不仅成为加官晋爵的“敲门砖”，更是进入三公之列的唯一通行证。

对比一下宣、元两朝的三公就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观。

汉宣帝一朝：魏相、张安世、邴吉、韩增、萧望之、许延寿、黄霸、杜延年、于定国、陈万年、史高。可以看出，里面除了两位外戚（许、史）和两位儒生（韩、萧）外，剩余的几位都是法学出身。

汉元帝一朝：萧望之、贡禹、薛广德、王接、韦玄成、郑弘、许嘉、匡衡、李延寿。到这里，已经无一不是儒家大佬和经学泰斗了。

从履历上来看，后面这群人全都具备“俗儒”的特点：食古不化，不懂权变，遇事只会从《诗》、《书》、《易》、《传》里面寻找“理论依据”，除了能显示学问高深外一无是处；长于理论短于实务，只会说不会做；短于政务却长于政斗，擅长窝里横。

而再往后说，成、哀、平三朝更是如此，如张禹、孔光、马宫等，一帮人不仅能力低下，而且还大多德行有亏，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像“凿壁偷光”的匡衡，不仅在朝堂上大肆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私底下还将国有土地据为己有，并纵容儿子杀人；张禹一辈子在持之一恒地做一件事，就是不做事；而著名的孔门后人孔光，更是给后世的“衍圣公”们开了个坏头，他先是迎合汉哀帝谋害王嘉，更是在王莽主政、篡位过程中充当了第一政治打手，为西汉王朝的覆灭立下“大功”。

而与之相反的是，在这些“名师大儒”和“学术泰斗”的映照下，那些没有学历、只靠真实本领打拼上来的实干型人才，即使做到三公位置，也得不到社会认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成帝时期的丞相薛宣，此人从基层小吏做起，凭借出色的政务能力，居然一直做到了丞相。

宣为人好威仪，进止雍容，甚可观也。性密静有思，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利用而省费。吏民称之，郡中清静……代张禹为丞相，封高阳侯，食邑千户。

但是，正因为他不是研究经学起家，所以虽然位高权重，却仍然一直被人看不起，甚至连成帝都轻视他。

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也。时天子好儒雅，宣经术又浅，上亦轻焉。

在自己的职位上做贼般地撑了五年后，薛宣被成帝随便打了个理由给罢了相。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政就掌握在这么一群人手里，最后的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汉元帝及其周边

05

萧望之之死背后的“儒法之争”

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在史高和弘恭、石显的联合打压下，萧望之自杀。

一直以来，这都被认为是一次普通的权力之争，而实际上，他们的背后其实是西汉开国以来一次里程碑式的“儒法之争”。

在此之前，儒家虽然经历了一个由弱渐强的良性发展态势，但其整体实力仍然很弱。比如在汉宣帝时期，他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法家其实是明显占据优势地位的，也就是“法主儒辅：宦官（弘恭和石显）是政务秘书，是参谋者；外戚（史高兄弟）是政治打手，是施政者。而儒生们（萧望之）呢，很遗憾，只负责“务虚”的部分，比如监察和谏言。

所以，在力量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当时的“儒法”矛盾并不突出，较为显著的一次发生在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夏，当时西羌叛乱，刘病已派后将军赵充国前去征讨，这时，朝堂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辩论。

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预测道，现在正逢夏天，打仗将耽误农时，造成土地荒芜，那里很快就会发生大饥荒。因此他向元帝提议，可以征用犯人给边境八郡输送粮食以充抵罪过。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国用支出的情况下，既解决民生，又可以给犯人以赎罪的机会。

对于这个提议，萧望之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与圣人的要求严重相悖。他说，治民应该考虑道义而不是考虑利益，这种拿钱赎罪的方式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纵容犯罪。一旦全社会人心变坏，即使周公复生也干瞪眼。

张敞气得直骂萧望之是死捧书本的书呆子，说自己执法二十多年，还从未听说过因为赎罪而导致犯罪增多的事（敞备皂衣二十余年，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

这是一起典型的“儒法之争”，萧望之认为“德治”是最高纲领，丝毫含糊不得。张敞则认为，凡事要讲灵活，以解决问题达到目的为要，必要时拿钱赎罪也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这一争论引出了儒、法两家的最大区别：

儒家尚名，他们认为，凡事只要不符合圣人的要求，利益再大也不能办。

法家尚功，他们认为，凡事结果最重要，只要能把事办成，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汉宣帝在这件事情上把票投给了萧望之，但并不表示他倾向于儒家，法家仍然在整体上占据上风。所以，这次争论反响不大。

而汉元帝即位之后，在这位儒家“优等生”的站台和扶持下，“以德治国”的呼声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儒家被压抑已久的正统及权力欲望彻底激发，并与自汉初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法家展开了殊死搏斗。

二者的争斗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没有萧望之，也会出现李望之或者张望之，没有弘恭也会出现李恭或者王恭，这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第一，二者原始思想的差异造成了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过大，“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根本就水火不相容。

第二，所谓理念之争，其实质仍然是利益之争。理念上的胜负将决定权力的大小，试问有哪个人或者哪个派系能抵挡住诱惑？务实的法家不行，自命清高的儒家也不行。

萧望之之死，表面上看，法家好像获得了最后斗争的胜利，但实际上，这件事是在低智商青年儒生刘奭被忽悠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不能改变刘奭骨子里的儒家倾向。

因为，在这场争斗之后，经学不仅被打开子盖子并慢慢占据主流，还很快完成了它向“神学”的进化。

宣帝时期的儒法之争

06

从经学到神学

孔子到死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理论居然会被他的再传弟子们拿来算命。

由周公肇始、孔子发扬的儒家思想，从其产生到汉初一直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不受待见、灰头土脸，直到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出现，这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思想之所以被汉武帝迅速接受，是因为它包含两个方面：“大一统”和“天人感应”。前者对皇权的合法性和专制性表示承认，后者则强调了君权神授。

说白了，新儒学是全心全意为皇权垫桌子、扛轿子、摇旗呐喊的。

应该说，这时儒学虽然进行了一次自我革新，但主旨和出发点仍然是维护现有秩序，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但是，随后这一理论学说就开始变味，尤其是所谓“天人感应”，在经过数代儒生研习后，居然进化成为一种近乎神学的“谶纬学说”。而孔子反复强调的“仁”、代表个人道德修养最高境界和儒家最高奋斗目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核心思想，则全部被抛弃在垃圾堆里。

换言之，孔子辛辛苦苦席不暇暖甚至惶惶如丧家之犬创下的学问，被他的不肖子孙拿来算命用了。

最直接的后果是，“谶纬学说”催生了一批“经学神棍”，比如刘向、匡衡以及谷永。

提到这几个人，就不得不先说一本书：《尚书》。里面有一个篇章《洪范》，记载的全部都是春秋以前的种种天象和人间灾异。

刘向和匡衡都是研究《洪范》的专家。为此，刘向还曾专门写了一本《洪范五行论》，也就是用阴阳五行论来解释这些天象和灾异。

关于天象，现代可能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在古代可了不得。在古人的头脑里，天象就是上天的意志反映，即所谓“天命”，各种天象在人间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人事”。。

匡衡也是个中高手。汉元帝刘奭刚一继位，就连续发生日蚀和地震，作为儒家忠实信徒的刘奭非常紧张，赶紧找来匡衡询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

于是，匡衡就说出了他的经典理论：

衡上疏曰：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

这几句话不用翻译，搭眼一看就明白，大意是：人间的一举一动，都是老天爷的意思。

对于这个理论，匡衡有一个著名的“灾异”事件作为验证。

某年，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陵园出现一桩异事：老鼠上树。其实，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当时连日阴雨，老鼠为了活命，这才逼得上了树。

但是，就这么一个极其正常的自然现象，硬是让老神棍匡衡看出了问道。他分析道，老鼠天生“贱相”，上树就代表“贱人显贵”（今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显贵之位也）。巧合的是，卫子夫恰恰就出身低贱（舞女）却最后当上了皇后，特别符合所谓“贱人显贵”之说。现在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帝国又快发生同样的事情了。

果然，成帝时期，另外一位著名的舞女赵飞燕再次“贱人居显贵之位”做了皇后。

这种附会之说在当时很有市场，从帝王到百姓都信之若神。更荒唐的是汉哀帝时，有个叫夏贺良的神棍，居然从灾异里面看出大汉将亡的信号，如想破解，汉哀帝必须修改姓氏和帝号。

一个敢说，一个敢做，对于这种扯淡的预言，汉哀帝竟然信了，并把帝号改成了什么“陈圣刘太平皇帝”。

不说别人，就连《汉书》作者班固也对天象深信不移，比如他的《汉书·五行志》整篇就是一部上古到汉初所有雨雪、地震、日蚀、火灾、陨石等灾异事件的全记录，而且千篇一律、言之凿凿地结论道，是有人做了坏事，才导致了上天的惩罚。

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

其中诸多典型案例，更让人领略了经学大师们“代天言事”的本领。

略举几例。

第一例：齐国大灾，刘向认为是齐桓公好色且不守嫡庶规矩造成的。

《春秋》严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適庶数更，故致大灾。

第二例：宋国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伯姬因为长年思念宋薛公，积阴生阳，故生火灾。

《春秋》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

第三例：鲁昭公三年暴雨冰雹，结果是专权的季氏驱逐了昭公。萧望之认为，如果昭公懂得并注意观察天象，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无此害。

第四例：四个诸侯国同时发生灾难，代表着周王室已经四面楚歌，无可救药。

《左传》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

第五例：文帝时期，未央宫东阙楼花格屏墙发生火灾。刘向认为，东阙是用以会见诸侯的大门，罘思在门的外边，是诸侯的象征，所以诸侯要反叛（等一下，这个好像让他蒙着了）。

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思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汉兴，大封诸侯王，连城数十。文帝即位，贾谊等以为违古制度，必将叛逆。先是，济北、淮南王皆谋反，其后吴、楚七国举兵而诛。

不过，夜路走多了难免会遇到鬼，这群经学神棍也有失手的时候，平帝时期的丞相翟方进就让自己人给作死了。

汉平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春，天上出现了火星守着心宿的现象，李寻对丞相翟方进说，现在天上人间异象频发，皇上可能活不长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有朝廷重臣去替他死，而这个人只能是你。

正当翟方进对此忧心忡忡的时候，适逢郎贲丽善观星象，也对汉平帝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汉平帝一听，保命要紧，立即召见了翟方进，意思是你赶紧去死。

翟方进一看躲不过去，就赶紧回家准备，可刚到家，皇帝的诏书已经到了，书中对翟方进进行了全面否定，总之一句话：你死得太慢了。

于是，“方进即日自杀”。

其实，对于所谓“谶纬”之说，这群神棍自己也不相信，比如张禹。

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多次发生日食和地震，这时，恰值成帝舅舅、曲阳侯王根当政，很多人就上书说，这些灾异事件都是因为王根专权造成的。对此，成帝表示同意（因为他想借此从舅舅手里拿回权力），但自己打不定主意，于是就找老师张禹定夺。

让成帝没有想到的是，这时的张禹已经开始给自己预留退路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子孙中也没个顶事的，再加上平时和王根不对付，怕自己死后家人遭王根报复。

于是，他对成帝说，灾变这种事很难说，所以圣人很少谈天命，也不谈怪力乱神。尤其是天性和天道，从子贡往下就没人懂了，何况那些没有见识的儒生，所以别听他们乱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自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

这里面就表达了一个意思：这些灾异和王根没有关系。

因为一直非常信任自己的老师，成帝就这么傻乎乎地走了，而且从此也不再怀疑舅舅一家。

上雅信爱禹，曲此不疑王氏。

王根呢，听说这件事后，不仅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开始亲近张禹。

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

张禹的目的达到了。

反过来正过去，怎么说都有理，这就是这群“大师”和“神棍”们的真实嘴脸。

《尚书洪范》

07

从治水来看“俗儒”的政务能力

所有的“俗儒”都有一个共同缺点：自命不凡且盲目自信。

这源自他们的一个错误认知：把理论等同于实践，认为理论水平越高，动手能力就越强，相当于前些年经常宣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比如匡衡就有一个理论，即：《六经》是圣人所立的一门全能学问，只要学好学透，就没有办不了的事，而且这一点永远不能更改。

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而这群人的实际工作水平咋样呢？

仅以治理黄河为例。

汉成帝建始二年，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黄河清河郡段存在隐患，可以通过疏通屯氏河来分流减轻水力，帮助大河分泄洪水，以备特殊情况。另外，旦丘县段河道弯曲、水流不畅，一旦决口就会使南北两岸十几郡受害，需要抓紧治理。

但是，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尹忠却无视冯逡的建议，而是向成帝推荐了一位博士许商。不过，这位许商并不是治水专家，而是经学大师。

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

精通《尚书》就能治水？这个道理一般人还真想不明白。不过，如果对《尚书》有个简单了解的话就会知道，里面记载着上古大神大禹治水的事迹。

原来，匡大师是想让许大师按上古经书的经验来治理河患。

许大师装模作样地到现场一看，回来就向成帝形成了一个汇报，大意是不用管它。

结果很让人无语，三年后，河水大决，四郡三十二县受灾，面积十五万余顷，冲毁房屋四万所。而那个推荐许商的御史大夫尹忠，则在被成帝狠批了一顿后羞愧自杀。

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

说到治理河患，更可气、可笑的还有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发生的一件事。

是年，勃海、清河、信都三郡发生水患，三十一县、四万多户受灾，成帝再次派许商和丞相史孙禁巡视灾区，此时，《尚书》专家许商已经调任河堤都尉。

经过现场查看，孙禁提出，在平原金堤间开口，将河水改入笃马河故道。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疏浚水道；二是将三郡水地排干，得良田二十多万顷，正好弥补改道毁坏的土地房屋；三是不用再年年护堤，每年可省工时三万多个。

孙禁的这一提议是否可行已经无法证实，但是，它起码有理有据。很遗憾，这再次被大专家许商否决，他的理由还是该方案跟上古圣人（大禹）的治水方式不合。

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

如果说许商的理由可气的话，那么谷永的理由则是可笑。

谷永认为，黄河泛滥是天命，非人力所能及，最好的方式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勤修德政，只要上天认可了你的德行，黄河自然不会泛滥。

“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

这个谷永是“天人感应”的忠实拥趸，他认为，所谓灾异，是上天在警告君主过失，就像父亲训诫儿子。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的，不仅灾祸会消除，幸福还会降临；但如果不闻不改，那么就等着受惩罚吧。

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

类似的事情在哀帝初年还发生过一次。当时一个叫平当的负责管理黄河堤岸，他上奏说：“现在九河已全都淤塞，如果按古人经义，上面只描述了情况，却没有记载具体治理方法，所以现在应广泛征求能治水的人。”

哀帝把这件事交给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办理。

可能是因为前面尹忠自杀的事，这次孔光和何武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根本没有人来推荐或者应聘这项工作。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治水为例，其实，类似的云山雾罩、不知所云的事还多得是，无法一一列举。

但是，从治水情况就可以看出，自汉元帝开始的“儒生政治”，根本没有实现王朝的振兴与繁荣，相反，正是这群百无一用的“俗儒”书生，对上不能安邦定国、对己不能正身以率、对下不能安民护民，逐渐把西汉帝国带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更何况，后面还有一个终极的经学“妖孽”马上就跃世而出。

大禹治水

08

王莽：经学培育出来的终极“妖孽”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终极模式。

从汉元帝和萧望之开始，经过成、哀、平等数代更迭和进化，经学终于在“俗儒”中间培育出来一个终极“妖孽”：王莽。

如果仅就学术水平而言，王莽其实本身就是一位儒学或者经学大师，他从小就非常注意“正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来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和前面的大师、神棍们一样，王莽的悲剧同样在于过分迷恋和迷信所谓的经学。

而比前面众人更加灾难性的是，他获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可以无限发言、为所欲为。

于是，他制造的政治灾难要比前朝要猛烈许多，因为一个王朝从此都被他颠覆。

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成为西汉帝国第一个被封公侯的人和王朝的实际掌舵者。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摄政后王莽第一个大的举措就是推广经学，他要用经学彻底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

他任命刘向的儿子刘歆为“羲和”（王莽按照《周礼》新造的官职），“典儒林史卜”，即主管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刘歆按照“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的原则，将《传》《诗》《礼》《书》《乐》等六经立于学官，每经博士五名，六经共三十名；而每一个博士又领弟子三百六十人，这样一个“万人团”就产生了。

同时，他又以“正乖缪，壹异说”为名，先后征召通晓各类古文经学的教授、博士数千人，到京城长安，共同致力于经学的宣传推广。

这是一场比汉武帝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疯狂和激进的一次“文化大跃进”，王莽的目的就是让全天下都了解并掌握前朝圣人的思想脉络，为自己随后的“托古改制”制造舆论便利。

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篡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建丑正（改汉历十二月为正月），宣布推行新政——他要按照经学要义构建一个“乌托邦”。

由于正统思想的作祟，王莽篡权历来为史学家所不齿和唾弃。但其实，信史中这个第一次真正有据可查的“禅让”的背后，包含的是一种独特的苦衷和不为人所理解的“社会责任”——只是这种社会责任因不切实际和不合时宜而为人所忽视。

早在王莽专政之前，西汉王朝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就已经十分严峻，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外交无力、军事受挫，整个社会已经民怨鼎沸面临崩溃。

王莽正是带着摆脱困境、立志改革的社会责任登上历史舞台的。

他的目的是企图用经学重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犯者像刑。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果用这句现代用语来形容王莽改制，实在是太恰如其分了。

因为，王莽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而是刻舟求剑、扭头往后看，更确切地说是开历史的倒车，因之被后世史家称为“托古改制”。

这源自于他改革的理论依据：《周礼》。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中国礼法、礼义的最权威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但实际上，该书大概成书于战国甚至是两汉之间 ，因为其中充斥了许多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根本就是后世儒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强行冠名周公旦的。

但王莽不管这些，作为一个狂热的经学家，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无论做人做事，都把周公视为唯一的政治楷模。

严格说，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王莽错就错在：试图拿着道德教条，去解决实际问题——这就类似于拿《新华字典》去研究解决中美关系，或者比着《周礼》去修三峡大坝，显然是行不通的。

换言之，如果是道德层面上，儒家经典几乎可以对任何问题都能作出解答；但如果一旦出现现实问题和矛盾，所谓儒家经典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而王莽需要面对的，无论是土地、农业（农民）、商业（货币）等等，无一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

所以，他的改革本身就属于文不对题。

除了理论依据不成立外，还有一个实践因素也早已注定了它的失败。

这是因为，所谓“托古改制”并非全是王莽的个人创新，而是汉代儒家的一贯主张和老生常谈，前面早就有人做过失败尝试。

以王莽改制中的核心问题——土地改革——为例。

第一个提出类似主张的是大儒董仲舒。早在汉武帝时期，王朝的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对此，董仲舒认为土地私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他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恢复先秦的井田制。在被汉武帝否决后，他退而求其次，又搞出了一个“限民名田”，即所有人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规定数量。

“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段话体现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德治”，二是一种“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这都是经学家们按照周、孔理论臆想出来的，王莽恰恰与此一脉相承！

第二个提出“占田”（自得有私田三十顷）建议的是哀帝时期的师丹。这个师丹的水平和前面提到的贡禹有得一拼，尤其是在复古方面，他曾经同意把今钱改为上古“龟贝”（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所以，这种书生之见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有两次前车之鉴，但王莽仍然矢志不渝，可能他认为董、师二人失败的原因是地位太低、力度不够。所以，他在二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宣布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并重新平均分配，额度为人均不超过一百亩。

更名天下田日王田……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这一举措把全国上下得罪了个遍。

首先是以皇族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要知道，能够兼并土地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确切说是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想让这群人把到口的肥肉吐出来，无异于与虎谋皮、痴人说梦。

其次是基层老百姓。说来很是可悲，王莽改制的初衷其实是为这个低层弱势群体考虑的，但他没有看到的是，除了兼并之外，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恰恰是当时小农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取消私有和禁止买卖，则严重打击了他们耕作的积极性，和农民的利益诉求完全背道而驰。

改革到此已经不是举步维艰，而是寸步难行。

在勉强施行了三年后，中郎区博向王莽建议道，井田制虽然在古代是好办法，但明显已经过时，所以秦代才将它废除。就现在的形势，即使尧舜复生，也不能保证这项政策的成功。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吁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

此时的王莽早已身心俱疲，就根据区博的建议借坡下驴，取消买卖禁令，宣布了土地改革的破产。

莽知民怨，乃下书日：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

不只是土地，他按照《周礼》所搞的其他诸如官商、货币、官制等一系列改革也都没有一项成功，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的复兴，反而让整个王朝陷入了全面崩溃，并间接引发了绿林和赤眉起义，新朝灭亡。

王莽，这位终极“俗儒”和他的经学大梦，终于和被他奉若神明的《周礼》一起，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