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发生了什么大事?(1968年他冒死叛逃)
本文看点:
▶祖国的“圈套”:新华社记者王殊带来了母亲的亲笔信,信中对关愚谦一点也不问寒问暖,不问他的身体起居,不问他到德国后的经历,只说让他回去。
▶关愚谦发现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为此抱憾终身!万里之遥,梦到母亲去世。母子连心。
▶关愚谦和儿子小新保持密切的联系。小新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关愚谦就从德国赶到美国和他见面。
母亲来信了,信中对关愚谦一点也不问寒问暖!
大约是1971年初秋的一天,关愚谦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自称是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他说他接到了从伦敦转来的关愚谦的一封信,很高兴关愚谦能回心转意,愿意重返祖国。他希望能和关愚谦见个面。
关愚谦立即想起来了,那封信是他一时冲动发出去的。
现在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不知是祸是福。
王殊在电话里说:“我刚刚从北京来,还带来了你母亲的亲笔信。如果方便的话,下星期我到汉堡去找你。”
一听母亲写了信,关愚谦恨不得马上见面,脱口而出:“太好了!我们可以在汉堡大学我的办公室见面!”
“不!不!我们还是在汉堡火车站附近的邮局见面吧!我们来两个人,都长得都比较胖,穿深蓝色西装,我手里拿一份中国报纸。”电话里的人的口气很神秘。
其实,关愚谦发出那封信后,很快就后悔了。
记得关愚谦还在北京时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大学女生,和一个在中国读书的非洲男生恋爱上了,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结婚。谁知到了国外,女孩实在忍受不了该国的生活条件,千方百计要求回国。起初驻该国的中国大使馆不同意,但她强烈要求回国,中国方面最终同意。她回到北京机场,刚下飞机,就被公安局逮捕,直接送去劳动教养了。
关愚谦这情况可比她严重多了,回去的下场可想而知
接完电话,关愚谦吓得心惊肉跳。
关愚谦不知是否该与王殊见面,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
珮春见了关愚谦,就问发生了什么事。
关愚谦本来不想告诉她,但是,埋在心里更痛苦,于是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珮春说:“这你可要小心,在德国有美国情报员,肯定也有中国情报员。你这么多年没和中国联系,现在中国突然对你感兴趣,事情的背景也许没那么简单。”
没想到,珮春平时像个天真的孩子,但是考虑起问题来,理性而缜密。关愚谦问:“你这么年轻,考虑问题很老道啊?”
珮春:“这算啥。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担惊受怕活过来的。直到今天,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把门关得紧紧的。我当然受他们的影响。”
珮春的分析帮关愚谦梳理了思路。但是,这个人带来了母亲的亲笔信,关愚谦一定要去见他不可。
“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去见北京来的人。”珮春说。
“不行!我才来德国不久,就带一个德国姑娘去见祖国来人,这要传回去,那还了得?再说,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撒腿就跑。你跟我去,反而行动不便。”
听了关愚谦的话,珮春撅起了小嘴,没有再说什么。
按照约定的时间,关愚谦与王殊先生在汉堡火车站的邮局门前见面了。
王舒递给关愚谦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新华社驻波恩首席记者。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一言不发。
王殊先生指了指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说:“我们到咖啡馆谈吧!谈完后我们还要赶回波恩去。”
可见他们是专程而来。
王殊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关愚谦。
关愚谦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关愚谦打开信,看到母亲的手迹,立即泪如雨下。
娘啊娘啊,儿子想死您了!
此情此景,王殊也是当场落泪。
关愚谦泪眼婆娑中读完信。
母亲这封信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动员关愚谦回家。尤其母亲那句“等你老了,谁来照管你啊!”的话,特别打动关愚谦的心。
母亲已经老了,关愚谦却不能照顾她。
关愚谦用手抚摸着那信上的字迹,就当是抚摸母亲的手一样,哭得像一个泪人。
王殊亲切地对关愚谦说:“我很理解你,知道你很想家,你的家人也很想你。组织上看了你的信,经过研究决定,只要你肯回国,将功赎罪,组织上会对你既往不咎,并给你恢复原薪原职。”
王殊前边的那些话,关愚谦还都相信,可最后那一句话,让关愚谦心里顿生疑窦。
既往不咎?恢复原薪原职?不可能吧!
关愚谦又不是没在国内生活过,像他这样“叛逃”过的人,回国以后,怎么可能还让关愚谦做原职(外事工作)!
但关愚谦当时思家心切,立即说:“我同意回国,但我还有些顾虑。”
“这个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你先回去考虑一下,随时和我们联系。你如果愿意,也欢迎到波恩来看我们,既然你想回家,就是祖国的人了。你来波恩的路费我们可以报销。”王殊的话,使关愚谦心里一热,眼眶又潮湿了。
“我的家人都好吗?我的姐姐哥哥现在怎么样了,受我的连累了吗?”关愚谦急切地问道。
“当然了,不受连累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临来前,不但见到你的母亲,也见到了你的姐姐敏谦。我们过去就认识。你要是回家了,他们就再不会为你背黑锅了。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什么时候定下来,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替你买回国的机票。”
王舒示意那个年轻人付了咖啡钱,然后站起来和关愚谦握了握手,走出了咖啡馆。
关愚谦瘫坐在椅子上,心里翻腾,不知怎么办才好。
国内不少干部的嘴脸,关愚谦见得多了,王殊对关愚谦那么亲热和友好,真出乎他的意料。也许这些年来,祖国真是变好了!关愚谦握起拳头,对自己说:下决心吧,回祖国去!
就在这时,关愚谦忽然感到一个人影在他身后晃动,警惕地回头一看,是珮春!
“你怎么来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怕你出事,一直偷偷跟着你。如果他们对你实施绑架,我就会大喊大叫,警察就会来干涉。”珮春说。
关愚谦听后,一把就把珮春拥在怀里。
“他们看上去挺文气的,是不是动员你回家?”珮春问关愚谦。
关愚谦点了点头。
“那么你决定了吗?”
“还没有,我答应他们,我愿意考虑。你觉得我这么决定对吗?”
“我不知道。你自己拿主意,你对中国应该比我了解得更清楚。现在,你应该放松一下,先不要过多地去想它,走!我们到湖边散散步去。”
祖国的“圈套”:等你一下飞机,就抓起来
和王殊见面后,关愚谦那股热乎劲儿一下子瘪了下去。
珮春挎着关愚谦的臂肘,沿着阿尔斯特湖边走着,默默无言。关愚谦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他的心却在翻江倒海。
终于,关愚谦开口了:“我想,也许我还是回中国好。我很喜欢汉堡,这里有你,还有我那么多好学生。可是,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长久的职位,连个国籍也没有,我的内心总是没有归属感。现在我的母亲在召唤我,她一定是非常想念我和需要我。”
珮春听了后,暗暗流下眼泪。
“珮春,你怎么了?”关愚谦紧紧抱住她的双肩问。
“没,没什么!我知道你很爱你的母亲,可是我有一种预感,回去后,你不会幸福的。他们也许还会把你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你照样看不到你的母亲。”
一提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关愚谦就下意识地痉挛起来。
关愚谦曾把他在青海的遭遇告诉过珮春。她因为记不住“青海”这个词,关愚谦就告诉她,青海,就像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笔下的西伯利亚。
珮春的这句话一下子就勾起了关愚谦对青海那段可怕经历的回忆。愚谦啊!促使你当初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不就是害怕再被送回青海吗?
捧着母亲的来信,关愚谦越读越觉得奇怪,母亲信中对他一点也不问寒问暖,不问他的身体起居,不问他到德国后的经历,只说让他回去,这与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啊!
关愚谦越读越觉得这封信并不是母亲的真心话,是在他人授意下写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关愚谦回去。
回到宿舍,关愚谦忽然发现还有一张很小的一寸半的母亲证件照,藏在信封的最底层,用很小的薄纸包起来。
这引起了关愚谦的无限怀疑:她是不是不愿被人发现?不然她为什么不找一张更大一点的照片,大大方方地放在信封里?
由于王殊先生答应替关愚谦转信给母亲,关愚谦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介绍自己的生活起居,进入大学,得到助理讲师职位,等等。
关愚谦在信中再三责备自己,请求母亲及全家对他宽恕。
关愚谦决定把这封信亲手交给王殊先生。
关愚谦第一次和王殊先生见过面以后,极度的矛盾心情把他折磨得接连几夜都彻夜难眠。母亲的影子、儿子小新离开家时向着阳台上的关愚谦挥手的情景,不断出现在关愚谦的眼前;忽而关愚谦的思绪又跳到下放青海那段难挨的日子,忽而好像又听到“打倒关愚谦”的阵阵嘶喊声。
正在关愚谦心情极为矛盾、犹豫不决的一天下午,忽然一个印尼华人朋友打来电话:“老关啊!你听到林彪乘飞机逃跑、摔死在外蒙古的消息了吗?”
“什么?是真的吗?”关愚谦从椅子上跳起来。
“现在外电都在报道。你是从中国出来的,你觉得这消息可靠吗?”
“我不知道。林彪可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啊!”关愚谦说。
“是啊!不过中国的事,很难说。”
电话挂断后,关愚谦立即打开收音机。苏联电台、美国电台、英国BBC都在播报这件重大新闻。消息是由苏联和蒙古发出来的。
偏偏中国电台守口如瓶,既不辟谣也不肯定,林彪也再不出来亮相。
外电的报道连续了好几天,猜疑越来越多,从各种迹象看,造谣的可能性极小。
关愚谦混乱的头脑似乎一下被这个消息惊醒了。
连“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都公开叛逃了,这就足以证明国内的情形很乱。
他回去,还能有好下场吗?
王殊先生是新华社记者,他应该知道确切的消息。
关愚谦鼓起勇气给王殊打了一个电话。
“是王殊同志吗?我是关愚谦。”
“我是王殊。怎么样?愚谦!想通了吗!顾虑打消了吗?我们这里都给你准备好了一切手续。”
“王殊同志,我是真想回去,我恨不得立刻投入祖国的怀抱,可我还是有一点顾虑。”
“有顾虑是自然的,但是你要相信党的政策嘛。这样吧,你这几天到波恩来一趟,我们再好好谈谈。”王殊说。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殊先生给关愚谦的印象不像国内的一些搞政治的党棍,他语气亲切真挚,善解人意,令人舒坦放心。而且给母亲写的这封信也要请他转交,关愚谦当即同意了。
为了不让珮春替自己担心,关愚谦没有把去波恩的事情告诉她。反正当天就回汉堡。但是当关愚谦坐在开往波恩的火车上时,又有点后悔了。一旦他们把他扣住,然后把他强行押上飞机,又有谁知道?
当关愚谦按照王殊在电话里的指点来到波恩市区一个大楼前时,一眼就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驻波恩办事处”的牌子挂在大门上,心里那块石头放下了。
这样一个公开的对外机构,绝不会明目张胆地干出绑架人的事来吧。
王殊先生和另外一个人已经在办公室等关愚谦,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完全想通了吧?”
“王殊同志,我的顾虑很大,特别是林彪出了事以后。连一个最亲密的战友都没改造好,那么,我回去能好得了吗……”关愚谦十分艰难地道出了心中的疑问。
“关愚谦!”王殊突然沉下脸来,表现出十分气愤的样子,他很不客气地打断了关愚谦的话。关愚谦的心当时就一沉,甚至撒腿就想跑。
“我们都为你安排好了回国的一切,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你母亲,你家人,都盼望你早日回家……”刚说到这里,大门外又有人按铃,是几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来访问。
王殊立即站起来对坐在一旁的同事说:“你在这里先陪他们聊一会,我和关愚谦到里边谈谈。”说完他站起来对关愚谦说:“你随我来。”
他把关愚谦带进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立即就虚掩上房门,和颜悦色地轻声说:“愚谦!你既然有顾虑,就不要着急嘛!又没人逼你。首先你要完全打消顾虑,想好了再回去。知道吗?但是在欧洲,要多做些对中国文化有益的事,不要做对不起祖国的事。听见了吗?”
这语气转换得太快,关愚谦一时摸不着头脑,刚要开口说话,却只见他迅速摆了摆手,还用眼睛的余光朝门的方向看了看。
紧接着,王殊立刻转移了话题,开始大声地询问关愚谦在汉堡大学工作的情况。
关愚谦恍然大悟,王殊在暗示自己:不要立即回国!
他们一问一答说了没几分钟,王殊看了看手表说:“就这样吧!你不是还得赶着回汉堡吗?”他站了起来,和关愚谦握握手,让关愚谦离开了办事处。
在回汉堡的火车上,关愚谦仔细地回味着王殊先生前后的举动和神态语气的变化,他又不是傻子,敢肯定他是在暗示自己不要回去。
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殊那么做呢?
关愚谦的心里迷雾缭绕。这团迷雾直到二十七年后的1998年,关愚谦在北京访问了王殊的家。此时他已退休。
关愚谦向他问起当年那件事,王殊说:“实际上这是外交部长姬鹏飞的意见。不要勉强你回来。”
王殊的夫人说:“我看,这不是姬鹏飞的意见,他当时也不敢下这个决定,肯定是总理的意见。”
王殊点点头表示同意。
当关愚谦告诉珮春,他已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时,珮春高兴地给关愚谦一个拥抱,说:“我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回去的。”
珮春的话,总是能应验。几年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四人帮”被打倒,关愚谦终于可以自由地出入中国的大门,不再担心被特殊“照顾”了。
一个听说过关愚谦的故事但不认识关愚谦的国内官员,因公出差来汉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到了关愚谦,他说:“你就是那个“文革”时鼎鼎有名的关愚谦?好像你1972年曾经想回国,是吗?”
关愚谦点了点头。
“好险啊!你幸亏没有回去。当时,公安局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你一下飞机,就把你抓起来,你那条小命就别想要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关愚谦很平静地问。
“这种事,怎么能捂得住?”
1981年关愚谦回国以后,有关关愚谦的传说和小道消息纷纷传到耳边,有的已经成为神话了。当时的“战友”张麟玉对关愚谦说:“小关,算你命大。你走后,军代表入驻,我们都受到冲击,如果你在,肯定会被剥掉三层皮。”
关愚谦听了以后,不寒而栗。
张麟玉:“幸亏你没回来,不然你母亲反会更痛苦,她会觉得是她的那封信害了你。”
1975年的夏天,德中友好协会组团访问中国,珮春也报名参加了。
关愚谦当然非常高兴,离开中国八年了,家中音信全无,关愚谦给家写的信如石沉大海。中国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了?除了断断续续看到香港报刊能获悉一点零星消息外,关愚谦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珮春说她可以去看看公公婆婆,被关愚谦一口回绝。
关愚谦知道,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子突然出现在父母面前,说她是他们的“叛国”儿子的女朋友,将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政治麻烦,万一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怎么办?
珮春不能理解,关愚谦这么想家,但又不让她去看看关愚谦的家。
关愚谦心里也痛苦万分。
后来,关愚谦发现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为此抱憾终身!因为,那时母亲还健在,珮春如果能见上她老人家一面,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至少能给她以安慰,至少她能知道不孝的儿子在德国活得平安幸福,至少她会少带些牵挂离开这个世界。也许,见了面之后,她会有信心等关愚谦,等到关愚谦能够回去的那一天。
母亲等了关愚谦整整十年,就在关愚谦三年后被允许返回祖国探亲时,她却与世长辞!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办完了国籍手续,走在大街上,浑身不停地战栗
关愚谦当年乘飞机离开祖国,是冒用了西园寺一晃的日本护照,到了埃及被关押,罪名之一就是“盗窃他人护照”。然后来到德国,户口证、居住证、身份证全无,如果不是关愚谦进入了大学,恐怕连德国也待不长。
关愚谦以那样的方式里离开中国,户口本上只怕早已被注销,中国国籍是没指望保留着了,自然也不会有护照。
起初的几年,关愚谦没在意这件事,因为德国不像中国那样——没了身份证件就寸步难行。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变成了困扰关愚谦的头等大事。
1977年夏天,一个曾在德国留学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朋友欧盈源邀关愚谦到印尼去玩。
关愚谦当时拿的还是驻开罗的德国使馆给开的《外国人旅行证》。
印尼驻汉堡总领馆的人把关愚谦的证件翻来覆去,看了又看,说:“这是无国籍护照,我们不能给签证。”
陪关愚谦同去总领馆的一位印尼人朋友,与总领事认识,他俩用印尼话唧唧咕咕说了好半天,然后拉关愚谦走出领馆,说:“总领事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你到雅加达以后,塞给关卡一些钱,他们也弄不清德国护照和旅行证的区别,也许会让你蒙混过关。”
能去印尼这个国家看一看,这机会太难得了,关愚谦决定试一试。
果不其然,在会说印尼文的欧盈源夫人陪同下,关愚谦居然蒙混过关,进入印尼。
第二天,欧盈源就帮关愚谦到雅加达外事局,又花了钱,补办了一个手续。
关愚谦想,我既然已经花这么多钱来到亚洲,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到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游呢?谁知到吉隆坡机场,被马来西亚边防拒绝;
在泰国机场,边境警竟怀疑关愚谦有特务嫌疑,又盘问、又搜身,关愚谦感到受了人格侮辱,和他们争吵起来,差点被拘捕,幸亏有珮春在旁边护驾解围,才免让关愚谦受二遍牢狱之灾。
关愚谦郁郁不乐地回到德国,总感到这口气咽不下去:我堂堂七尺汉子,在大学任教,门下学生数百,竟然因为我的无国籍证件,处处受此屈辱和刁难。
他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无国籍游民,这等残身也不知道最终能依附在哪里?
真可谓“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陶渊明)。
就在关愚谦拿到终身职后没多久,邮箱里收到汉堡市政府移民局的一封来信,信中问关愚谦已经拿到大学终身教职,是否有意加入德国籍?
关愚谦读完此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直认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加入德国籍,自己还有什么脸见母亲?
但是和几个中国朋友、包括找赵先生讨论后,他们都认为,拿一本德国护照改变不了你的肤色和容貌。但是,有了它,出国交流和旅行起来方便得多。更何况,关愚谦目前无国籍!
想想在东南亚诸国过境时的待遇,关愚谦很快回信,接受了。
德国汉堡,二月的风还带着寒气。关愚谦办完了国籍手续,走在大街上,浑身不停地战栗,他突然被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所攫住!从今以后,遥远的东方那块生他养他的古老土地,一下子与他断了血脉联系。他的心残缺了一角,那将是永久的无法弥补的残缺啊。
关愚谦拿到了德国国籍,从形式上似乎有了归属感,可在心灵上,关愚谦却有一种强烈的被抛弃之感:你有了德国籍,可又有谁承认你是德国人?你自己也不会承认啊!
关愚谦一心所向的故国啊,却不能回去。
从小道传来消息说,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对解决关愚谦的问题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关愚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离国,出来后,没有发现他有叛国活动,应该允许他回国探亲。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关愚谦问题性质严重,他犯的是叛国罪,给祖国脸上抹灰,这种人坚决不能平反。
听了这些话,关愚谦极为愤怒。
有一天,关愚谦见到从中国北京来的一个官员,愤怒地对他说:“你们不想想,一个人敢冒生命的危险逃离祖国,难道没有原因?那个法制与道德沦丧、社会大乱的年代,你们难道忘了吗?我在国内没有干任何伤害祖国、伤害他人的罪行,我不偷不抢不犯法,在国外的成就你们有目共睹,你们凭什么就掌握着生杀大权,我连一个简简单单的与家人联系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这种做法有没有一点人性?”
那个北京来的官员听了,默不作声,只拍了拍关愚谦的肩膀。
母子连心,梦见母亲离世
1978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关愚谦忽然在梦中听到母亲的呼叫,声音似乎从很远处传来,但却清清楚楚:“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母亲的声音由大转弱,逐渐地消失了。
关愚谦隐隐约约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她披着头发,张开了双臂,好像要和关愚谦告别。
关愚谦立刻大喊大叫起来:“娘!娘!娘啊!”
这时候珮春在身边用力推着:“愚谦,愚谦,醒醒!你怎么了?”
原来关愚谦是在梦境中与母亲相见!
关愚谦在梦中看到了母亲,听到了她的声音。难道真是母亲托梦?莫非,莫非,母亲已离开人世?莫非她是万里托梦来向自己告别的?
关愚谦再也不能控制自己,顿时泪如雨下,心里在呼喊:“娘啊!娘啊!苦命的娘啊!你可千万要等着我,我一定会回去看您的啊!”
关愚谦再也睡不着了。梦中母亲的形象历历在目,母亲的眼睛是那么炯炯有神,她那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一下子全部浮现在关愚谦的脑海里,尽管珮春如何劝说,关愚谦还是离开了卧室,走到书桌旁,翻阅在抽屉底层存放的王殊先生带来母亲亲笔来信和她藏在信封底层的那张一寸半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那么的不起眼、效果那么差,但是,这是关愚谦唯一的纪念啊!不!要亲自画一张。
关愚谦从珮春的抽屉里拿起了她平时爱作画的画纸和画笔,凭着梦中的记忆和这张小照片的轮廓,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画了一张母亲的肖像。
它是那么的惟妙惟肖,多少年关愚谦没有作画了。中学时代俄罗斯绘画老师教的速写技巧竟然还没完全忘记。
几个月以后,南京大学的张家懋教授来汉堡大学讲学,他毕生研究《易经》,解放前曾留德学习过。
张家懋到关愚谦家做客。
一进门,张家懋就两眼直盯住关愚谦:“关先生,您命相不凡。在下妄论一二您的过去如何?”
关愚谦当时就一愣。他只在埃及开罗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吉普赛人给他算过命,说他将来一定娶一个西洋公主或是大官的女儿,但那是为了骗他的香烟。小时候,母亲指着上海街头摆摊看相的算命先生告诉关愚谦,他们都是骗钱的。因而,关愚谦从小就不信这一套。
但是,张教授是曾在德国拿过博士学位的学者,精通阴阳五行,是易学大师,本与自己素昧平生,此时主动给他说命,关愚谦只得洗耳恭听。
张家懋:“令尊乃亢龙也,经年游身于外。令堂含辛茹苦,哺育子女。您的前半生,生活相当艰苦曲折,但您自信倔强达观,都把它们一一化解了。您三十七八岁时,遇到十二级大风浪,险遭灭顶之灾,但您的命大,转危为安。这是您一生中的最大转折点。之后,您的生活一帆风顺,风平浪静,但您永远不知满足,一直到现在。”
张家懋简短的几句话,竟勾勒出了关愚谦的一生,不差丝毫!
关愚谦心想:世界上哪有这么灵验的算命先生。此人会不会来路不明,莫非他过去就知道我是谁,看过我的档案?会不会是派出来有目的地与我接近的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愚谦对他开始怀疑起来。可是,再看看他的长相,和颜慈目,风度翩翩,年龄已入古稀,绝非那种搞政治的人。更何况,时过境迁,关愚谦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威胁力量,也不会有什么利用价值,何故派这么一个人来做他的工作呢!不,不可能。
张家懋:“关先生,我再测测您的将来如何?”
关愚谦:“您也能看我的将来?”
张家懋:“既然能看过去,当然也会看将来。我看相,不需八字,不用查书,只看对方脸庞五官,基本上能确定他这一生走向。一个人的八字,都写在脸上,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的脸动手术,这会减少寿命的。”
“那您看我的今后咋样呢?”
“您寿命会很长,不少于乃父。令尊高年已至八十、九十耄期了吧!”
“八十九。难道我的脸上也写着父亲的年龄?”关愚谦惊奇道。
“这就是《易经》了不起的地方,玄妙就在于此。”
张家懋:“关先生,您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您还会做很多的事。到您六十岁时,又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什么样的转折?是好是坏?”关愚谦急切地问,他真怕自己的命运又走下坡路。
张家懋:“您这一生不会大富,但也不会过穷,这点您不用担心。您六十岁以后会很成功。”
张家懋看到客厅墙壁上挂了一张肖像素描,问:“这张肖像是谁?”
“是我的母亲,是我忽然出现灵感时画的。”关愚谦就把做梦的故事讲给他听。
“你把她老人家的灵魂画出来了,我就通过这张画谈谈她的一生吧。”
张家懋简直太神了。他不但把关愚谦过去的经历说得八九不离十,甚至只通过母亲的画像,就说出了母亲既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张家懋问关愚谦知不知道母亲现在的情况,关愚谦说不知,他也没再说什么。
关愚谦估计他算到了,只是不想直说而已。
张家懋说:因为您母亲辛苦一生,把幸福都给您留下了。
1978年秋天,由著名京剧艺术家李玉茹率领的上海京剧团到德国汉堡演出。
汉堡大学汉学系的爱泼斯坦博士专门研究中国戏曲,他邀关愚谦一道拜访中国艺术家们。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来访的中国客人不多,演出团体更是少之又少,能有机会和祖国来的人接触,关愚谦当然求之不得。
关愚谦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德国人看不懂京剧而冷场。
谁知,大大出乎意料,当晚全场爆满,观众反应热烈,喝彩之声此起彼伏。
演出结束后,演员谢场数次,最后还加演了片段。
关愚谦为德国观众深厚的艺术修养而折服,连夜写了一篇富有感情的文章寄到香港,香港《大公报》连续六天刊载了关愚谦的那篇长文报道。北京《参考消息》也用半版的篇幅,分三期转载。
这一转载,等于为关愚谦的存在做了广告。因为文章署名下面,标明了作者的身份。
关愚谦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了关愚谦的下落,知道关愚谦在德国汉堡大学执教。
关愚谦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到一些老友的来信,有的来自青海,有的来自上海和北京。他们敢和关愚谦联系,尤其是和关愚谦这样一个戴着“中右分子”和“叛国”双重帽子还侨居“军国主义”德国的人通信,说明国内的政治宽松许多。
信封上,有的只写着“德国汉堡大学关愚谦收”,还有一封信只写了“汉堡关愚谦收”,关愚谦竟然都收到了。原来汉堡的邮政局不懂中文,很自然就把看不懂的信转到关愚谦的系里来。
写信的老朋友们都为关愚谦高兴,因关愚谦仍热爱和怀念祖国而感到欣慰。可是,偏偏家里亲人仍旧音信全无,使关愚谦特别着急。
难道,他们都因为自己出了大事……关愚谦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上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包括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正式提出对外开放政策。
当关愚谦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花怒放,跑到厨房,把正在做饭的珮春从后面抱起,把她吓了一跳。
1979年的秋天,关愚谦的朋友爱泼斯坦教授又打来电话,请关愚谦参加一个宴会,客人是刚从北京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其中有著名的诗人冯至。
这也是北京来的第一个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官方代表团。
关愚谦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认识的人?北京虽大,但是知识圈子就是那么一些人。不管是外交界、新闻界、文化界,总能碰到朋友熟人。尤其是上海解放前那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各个部门都有,多多少少都与关愚谦的父亲、姐姐、哥哥有些关系。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坐了一桌子人,全是社科院各部委的。代表团团长竟然是关愚谦父亲的老战友、社科院副秘书长杜干全(与关愚谦之父关锡斌同时参加的新四军)。
杜干全看见关愚谦,笑得很开心,关愚谦则好像老鼠见了猫。
在整个代表团里,有三个认识关愚谦和他的家里人,一半以上的人都知道关愚谦外逃的事。
当关愚谦向他们问起家人可好时?泪水顿时像决了堤的黄河水,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了。
关愚谦哭得那么伤心,呜呜咽咽,停不下来。
一顿饭下来,几乎没人动筷子。
大家都劝关愚谦,要向前看,要相信党的政策。
第二天晚上,杜干全把关愚谦单独叫到他住的旅馆房间。
杜干全说:“你的情况我在国内也略有所闻,知道你不但没有出卖祖国的利益,还在宣传祖国文化上做了一些好事。你父亲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回去看看!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
“什么?能回去看看!我能回去看看?”关愚谦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杜干全:“两天以后我们去波恩,我将向中国大使馆反映你的情况,不管怎样,对你的事应该有个了断。我回北京后再继续做工作。”
三天后,关愚谦接到杜干全由波恩打来的电话,要关愚谦马上到旅馆去见他。
关愚谦匆匆忙忙跳上了火车,路上总觉得火车跑得太慢,想尽快到达波恩,好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到了旅馆已经是晚饭时间,杜秘书长在房间里等着,旁边还有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参赞。
杜秘书长和关愚谦寒暄了几句,严肃地说:“关愚谦,大使馆党组就你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我也参加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共同代表使馆党组和你见面。我们共同的意见是:你私自离国出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你在国外的表现不错,为祖国文化传播做了些好事。我们决定把你的情况汇报到国内,并建议国内同意你返国探亲。”
杜秘书长站起来跟关愚谦握握手,说:“关愚谦!你都听明白了吧?我现在还有事,你回去吧!”
“听明白了!”
一上火车,关愚谦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发现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
关愚谦知道杜伯伯不想让别人看出他们之间有更深一层的私人关系,所以对他才那么严肃。
但那个场面,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法院审判。
关愚谦等待了十一年,总算有了出头之日。
关愚谦总算有了回祖国的机会了!
想到这里,关愚谦忽然打了一个冷战:家里的人还承认他吗?他们为了他一定受到了很多的苦吧?为什么他们不来信呢?
杜干全一行回北京不久,关愚谦开始收到家人的来信了。
十三年后父子相见
关愚谦开始收到家人的来信,第一封信是姐姐的儿子朱锋寄来的。
从信中关愚谦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了,姐姐和哥哥都曾因为关愚谦的出走受到严重牵连,哥哥坐了六年牢。
关愚谦感到万分对不起他们。
接着还有父亲的、妹妹的、外甥女的信,每收到一封,关愚谦的心就宽慰许多。
但是,最让关愚谦想念的是儿子小新。多次写信向亲友询问他的下落,但是毫无消息,直到1980年4月5日这天,系秘书送来关愚谦的一沓信,其中一封是美国寄来的,还相当厚,打开一看,关愚谦的全身顿时战栗起来。那封信竟然是前妻美珍的二姐寄来的。最上面的一张薄纸条写道:
关先生:
我是美珍的二姐。去年五月间,我回大陆探亲,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老母和大姐、三妹和小新,才知道三妹美珍的生活遭遇了严重的变故。她坐牢六年,小新一直由大姐照顾。现在孩子也大了,长得非常漂亮聪明,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我决心把他们母子接到美国来,我已经为小新申请了Bradon English School,入学证书已寄去,不知美国大使馆能不能批准?看他的运气了。
昨天小新给我的信中附上了给你的信,让我转寄给你。
祝好!
徐美玲
1980年3月24日
关愚谦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下一封信,当第一行字“爸爸”一进入眼帘,泪水就一下子奔涌而出。
关愚谦到德国来以后,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脆弱和冲动,动不动就泪洒衫襟。
关愚谦学着锻炼自己具备一副铁石心肠。除了想到家人而暗自伤心外,他再也不会为什么而激动流泪。如今见到这一句“爸爸”,唤起了关他所有牵挂,眼泪顿时如倾盆大雨。
爸爸:你好!
我听说你现在在汉堡大学执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你偶尔沉思的时候,你一定还会记得,在遥远的大陆上,还有你的一个亲生儿子。
你在1968年2月24日出走后,带给我们的灾难,我想你会有所闻,并能想象出来的。我当时只有十岁,既失去父亲,也见不到母亲,因为她受株连进了监狱,房子也被封了。我无家可归,一度流落街头。幸亏慈爱的外婆和善良的姨妈,冒着很大的风险收留和抚养了我这个“反革命的后代”。在他们的供养下,我念完了小学中学,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我是不能上大学的。197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清洁车辆场当一名清洁工人,当然好工作是别想有的。
去年我的一位从未见过的姨妈从美国回来探亲,她非常同情我的遭遇,认为我应该学习深造。出于怜爱,她在旧金山一个大学英文补习班为我报了名,并寄来了入学通知书。这对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是我血缘关系最亲近的人,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不知你能支持我吗?
小新
1980年3月12日
小新的来信,使关愚谦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在阳台下向关愚谦招手再见的时候,他才十岁呀,一晃十二年了,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他能写出那么一手秀丽的字来,应该是个读书的好材料。
关愚谦不仅害了美珍,也害了儿子。
“我当然支持你,我的儿子,这还用问吗!”关愚谦在心里默默地对小新说。
可是关愚谦知道,在美国念大学的费用是很高的,单靠关愚谦现在的大学工资,养一个留美的大学生,是很困难的。
关愚谦愿意节衣缩食供养儿子,可珮春会怎么想?
关愚谦该怎么和珮春说呢?她能同意吗?
关愚谦知道珮春是一个极明白事理的人,可是,小新毕竟不是她的亲骨肉,她能接受吗?她会不会伤心不快?
关愚谦在办公室里孤独地坐着,想着,回忆着,小新童年时的景象历历在目,好像又听见了他的笑声和那清脆地喊“爸爸”的声音。
电话铃响了,把关愚谦从回忆中又拉回现实。是珮春的电话:“你怎么还不回家啊!已经六点半了!饭我已经煮好了!”
“哦!哦!我马上回来。今天的卷子特别多,快改完了。”关愚谦撒谎说。
回到家里,饭菜已经放在桌子上了,四菜一汤,纯粹的中国菜。
珮春从台湾回来以后,有两个大变化。
一是她的中文大有长进。有一天关愚谦家里来了几个中国朋友,珮春一反以往的腼腆,竟然流利地和他们说起中国话来,把关愚谦吓了一大跳。他们两个人平时已经习惯用德文对话,她从台湾回来后,她一张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语,把关愚谦高兴坏了。
二是她在台湾学会做中国菜。有一次,从欧洲各大学来了好几个中国学者,关愚谦请他们到家来吃饭,珮春一直在厨房里没露头,关愚谦也没对他们说她是德国人。这些教授们边吃边赞不绝口,夸关愚谦的太太做得一手好菜。
“你们猜猜她是什么地方人?”
“上海人?”
“浙江人?”
“从做菜的味道来看,肯定不是广东人,也不会是北方人。”
“大概是江浙一带的人。”
最后,关愚谦把珮春拉出来,大家全都愣住了。
关愚谦那种得意劲就甭提了。
在饭桌前,关愚谦一脸的心事,珮春立刻察觉到了。
关愚谦这个人,永远隐瞒不了自己,心里想什么,脸上就显示什么。
看着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关愚谦一点食欲都没有,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和珮春说儿子小新的事呢?
“愚谦,出了什么事吗?刚刚我给你去电话,就听出了你的反常。快告诉我。”
关愚谦知道这种大事,是隐瞒不了的,早晚都得告诉她,于是拿出了小新的信递给她。
她最怕读中国人用手写的字,就说:“你读给我听听吧!”
关愚谦只好把手缩了回来,一字一字慢慢地读给她听。
关愚谦刚念了几句,珮春的眼里已出现了泪花。
“愚谦,我们银行里还有多少钱?”关愚谦刚把信念完,她立刻就问道。
“不清楚,还有几千马克吧!”
“明天都拿出来寄给小新。”珮春抹着眼泪说。
“这么说,你同意支持他上美国念大学?”
“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受了这么大的苦,你不支持他,谁支持他?”
“可是美国的学费是很贵的,一年上万美元,我的工资有限啊!”
“那怕什么,我下个月就出去工作,正好有一个公司刚成立,邀我去帮忙,我们俩人的工资加起来,足够供他的学费。这事你就别管了,以后由我定时给他寄钱。”
关愚谦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怎么那么像关愚谦的母亲,永远是先考虑别人,然后才是自己。
关愚谦的胃口忽然好起来,风卷残云似的把四菜一汤全部吞下肚去。
饭后,关愚谦立刻提笔给儿子回信:
亲爱的儿子小新:
接到你的来信,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夺眶而出。我曾多次想给你动笔写信,但苦不知你在何处?我在国外最怀念的两个人,一个是你的奶奶,一个是你。你奶奶现已仙逝,我甚至不能看她最后一面,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现在我终于又和你联系上了。我不知多少次梦见过你那可爱的小脸和那淘气的眼神。某次我还梦见我们在一起玩扑克牌,黑桃皇后拱猪呢!醒了,小新不见了,一切都成为幻境。你真是太像我了,耍起小聪明来和我一样,我过去在教育你的时候,还打过你的屁股,可你知道吗?我心里则疼你疼得要死。
现在,突然看见一封字迹秀丽、落笔有力的信,竟是出自你那小淘气之手,不能不让我悲叹时光的残酷飞逝。你很懂事,你没有直接责备爸爸,很给我面子。但爸爸明白,我欠你们太多太多。
新儿,去美的旅费和学费,当然由我出,生活费我也会按月给你寄去,直到你能养活自己为止。快点办。办好即打电话给我。钱寄到哪儿?盼告。
你到了美国以后,我会去看你。你先在美学习,如果你以后想来德念书,到时我再给你办理。
父 愚字
1980年4月8日
关愚谦和儿子小新保持密切的联系。很快,小新的赴美签证办下来了。
小新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关愚谦就从德国赶到美国和他见面。
父子重逢的喜悦可想而知。
小新已经成为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两个眼珠还和过去一样,滴溜溜地转,聪明外露。
虽然他们分开那么多年,但小新的神态和走路姿势都跟关愚谦一模一样。
小新当时还不太会说英文,像一个小猫似的跟着关愚谦,关愚谦带他到学校去报名,他怕校长问话,低着头躲在关愚谦的身后。
校长看看关愚谦问:“您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父亲。”关愚谦回答说。
“很有意思。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很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家长大部分不会说英文,而您的英文这么好,儿子反而不会说英文。”
“因为我出来得比较早,现在在德国大学里任教。”关愚谦递给了她一张名片。“我很快要回到德国去。希望您多费心照顾我的孩子。”
“当然,当然!”她看了看关愚谦的名片说,“我们会的,我向您保证。”
报完名,关愚谦带着小新回到旅馆,父子相对。
在他们之间,横亘着十三年的漫长岁月。
关愚谦与十三年没有见面的唯一儿子,在遥远的北美大陆,彻夜不眠地长谈……
小新对当年发生的事情竟记忆犹新,那一年他正好十岁。
以下为小新的讲述:
“那天晚上,我与妈妈回到家里的时候,一进家门,我就大声地喊着爸爸。可家里一片漆黑,妈妈在房间里到处看了几分钟之后,神情郑重地对我说:你爸爸走了。
第二天,家里来了很多人,其中有几个警察。
妈妈很镇静,把她头一天晚上收拾好的一个旅行袋交给我,说:你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妈妈被警察带走以后,我打开那个包,发现那里面有我的换洗衣服,翻到最底下时,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枚金戒指和四百元钱,还有一个存折。
我把四百元钱全部给了咱们家的那个保姆,因为我总是听你们说她家在农村很苦,而且平时她对我很好。妈妈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保姆她一边哭一边还紧紧地搂着我。我告诉她,你回乡下去吧。
我自己就拎着那个旅行袋到姨妈家去了。可姨夫说,你还是去找你的爷爷吧。我就一个人又去了爷爷家,我对爷爷说,我爸走了,我妈被抓了,我没地方去,所以就找您来了。
爷爷坚决地说,你不能住在这里,还是回去找你的姨妈吧。我还记得他给了我五毛坐车的钱,因为他知道我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来的。
我只好又回到姨妈家。可没过几天,我闯了一个大祸。姨父是解放军报社的编辑,住在一个军区宿舍。那里正在修理房子,有一块铁皮躺在一片乱土堆之上,我就和几个邻居的小孩一起在铁皮上踩着玩,忽然有一个人发现,铁皮上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张褪了色的毛泽东像,就大叫起来:‘这是污辱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着,来了许多大人和解放军,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偏偏我不是该宿舍的孩子,他们就把责任全都栽在我的身上,善良又胆小的姨父一看我惹了祸,赶紧又让我去找奶奶。
奶奶这时住在姑父家,她想留下我,姑父朱传一说,‘你们关家出了叛国投敌的人,我不能收留你’,还把我那个随身带的旅行袋从二楼窗户扔了出来。
我那时真的成了一个流浪儿,我白天就蹲在西直门的旧城墙头上与那些野孩子混,到处骗点吃的东西,晚上就睡在人家的菜窖上,冷了就把人家盖菜窖的旧帆布和破麻袋当被盖。我还经常到一些居民楼的大厨房里偷吃他们放在碗橱里的剩饭菜。
我不久前还是一个招人宠爱的小王子,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处处遭人厌弃的坏小孩,那种人世间的炎凉冷暖,是十岁的我无法理解的,更是无力抗拒的。
有一天,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非常想家,就硬着头皮来到姨妈家大院门口,我心里多希望能在那里碰到我的外婆啊。也许是我心诚吧,那天,我还真在那个有大兵把守的大院门口等到了出来买菜的外婆。因为我已经在外边流落街头好些天了,脸黑得衣服脏得和小叫花子一样,当我走到外婆面前叫她时,把她着实吓了一跳。她一下子就把我搂到怀里痛哭起来。
就这样我跟着外婆回到了姨妈家。
第二天姨妈到他们单位,向领导汇报并请示了我的情况,一位领导很开明地对她说,孩子没有错嘛!这样姨妈才敢收留了我。
后来姨夫为了不让人家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让我改随了他姓赵,并让我叫他爸爸。
从那时起,我被人们当成了一个部队干部的孩子,那时我似乎突然就长大了,我开始懂事地帮助姨妈做许多的家务,我想只有这样,我才能感激他们收养了我这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恩德。
我变得寡言少语性情孤独了。后来我随姨夫部队下到地方,到了南方的小镇,在那里上了中学,那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心里的压力渐渐小了。
我在那里的学校成了活跃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并开始爱好打篮球,还作为校队的主力参加过县里的比赛。
可是每当我在姨妈的家里受到委屈时,我就格外地想你。半夜里我经常跑到驻地部队的侦察排和通讯排的营房里去,有谁出去站岗了,我就睡在谁的铺位上。
后来我又随姨夫部队的调动回到了北京。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清洁大队的基建队工作,在北京城里修建公共厕所。
母亲被平反出狱后,得到了一套公寓房子。我就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再后来就偶然地得到了你的下落……”
关愚谦静静地听着儿子的叙述,用手抚摸着儿子的脊背,他不敢哭,怕惹得儿子哭起来不好收场,他把泪往肚子里咽。
关愚谦的心在不停地颤抖着,等儿子讲完,他一下子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儿子已经长大了,关愚谦再无法用十几年前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看着他那尚带稚气而又十分成熟的面孔,关愚谦在心里默默说:儿子,我的儿子啊,我知道,我即使用后半生全部的心去疼你爱你,也无法补偿我给你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带来的伤害啊!
一直被关愚谦控制的眼泪,终于在儿子面前淌了出来。
儿子走到洗手间,拿出一块热毛巾放到了关愚谦的手里……
珮春为了能及时给小新寄生活费,真的出去工作了,她经常给小新打电话,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每月她准时把钱寄到美国。
小新聪明伶俐,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不到一年,他就告诉珮春,他不需要定时寄给他的生活费了。他当清洁工,有时到饭店去端盘子,挣到的钱已经足够养活自己。
珮春常常竖起大拇指,称赞说:“小新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关愚谦(德)《情:德国情话》 东方出版社,2013.11
(2)吴爱丽《中西双璧:关愚谦和海佩春》(《国际人才交流》19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