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竹明心(修身养性方可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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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卷

题解

修身,是儒家文化中对君子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普通百姓,一世都应坚持以涵养自身道德、品行为本。修身,不仅要在行为上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以规范约束自己,更要从心理上做到“正心诚意”。在《大学》中就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说。儒学中的修身与修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修心又与佛家所说的打坐、禅定不同,儒学的修心与修身一样,都是要在与外物的互动中完成的。只有与世界、人群有了紧密的交往,才可能在认识外界事物、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强大自己的内心,修正自己的行为。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与人谋”、“与朋友交”是与人的交往;“传而习”是与事、物的交往。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在一个人与世间万物的交往过程中,塑造自身道德修养、规范个体行为的“入世”之道。

曾国藩以“立功、立德、立言”而享誉清代,成为一代名臣。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不少自省、督促他人的修身之道,通过这些家书,更能体会到曾国藩服膺理学、以修身为本的做人之道。

第一篇 反身而诚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九月十五日[1](1841)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内系得父亲信一,叔父信一,丹阁叔信一。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不知已收到否?

男等在京,身体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男始闻骇异,再四就询,终不明言。不知男何处不友,遂尔开罪于弟,使弟不愿同居。男劝其明白陈辞,万不可蕴藏于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使男改过自赎。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如男全无过愆,弟愿归侍定省,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待回信到时,家中谕令南归,然后择伴束装,尚未为晚。男因弟归志已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同归。彭会试罢屈,拟九月底南旋,现在尚少途费,待渠家寄银来京。男目下已告匮,九弟若归,途费甚难措办。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扶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2]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亦万万放心不下。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禀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馈难安,展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父亲寄谕来京,先责男教书不尽职、待弟不友爱之罪,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弟当翻然改寤。男教训不先,鞠爱不切,不胜战栗待罪之至。伏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禀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盖九弟不过坚执,实无丝毫怨男也。

男谨禀

解读

曾国荃在家中所有子女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他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小曾国藩十三岁。国荃十六岁随父上京,后住在曾国藩宅邸,与哥哥一家同住。此时的曾国藩恰值而立之年,又初为京官,家境并不富裕,但对于九弟的照顾则是体贴入微。然而,曾国荃在入京一段时间后,还是思乡情切,想回到湖南。这封信便是曾国藩向父亲陈情此事。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家中长男,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从兄弟友爱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对于九弟的生活起居、前程学业是极为关心的。然而,即便兄弟相处似平常,而九弟迫切归家的想法,依然让曾国藩内心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是一种自省的萌芽,当得知九弟要离开的决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推卸责任或懊恼,而是考虑自己是否有不对之处。在信的一开始,曾国藩即向父亲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困惑与担忧,并禀明自己不断向九弟询问,甚至提出让弟弟对自己“正容责之,婉言导之”的要求。这不仅是兄长对于弟弟的爱护,更是兄长自身人格修养的体现。

在儒家看来,修身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即便没有学过什么知识,人也具备做善良之事的能力;即便没有经过复杂的思考,也可以对善与不善的事情做出基本的判断。就好像小孩子,虽然天真烂漫,毫无任何成人世界的处世经验,可是他也知道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到年长一点,便知道要尊敬自己的兄长。亲亲,这就是仁;敬长,这就是义。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这正是天底下最根本的人道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有着“反身而诚”的修身功夫。反身而诚,就是反思自身,去发现自己的本心。曾子说,自己每天都要反省一天的行为是否恰当。在待人接物时,是否怀着一颗真诚之心。在与人协同做事时,是否忠诚踏实。每天学到的东西,是否有认真实践。“三省吾身”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达到心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客居北京,事业和生活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作为兄长,对于弟弟赴京学习、日常起居却给予了加倍的关怀。奈何国荃一心要回乡,这时曾国藩的做法体现出儒家君子在修己上的功夫。他没有责备国荃,而是努力去与国荃沟通,在沟通不够顺畅的时候,则反身自省。

修身之始,在于能够自我反省,其境界则是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豁达。而在这封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儒家君子修身的第一步:“反身而诚”。

注释

[1]若无特别说明,书中所涉及的日期均为农历日期。

[2]恬:安静,坦然。谧:安宁,平静。恬谧:恬淡安谧。

第二篇 保身为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正月十八日(1842)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新正初七日,男发第一号家信,并鹿脯[1]一方,托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屺转寄,不知到否?去年腊月十九发家信,内共信十余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系男荃代书。

初八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寿。下半日荃弟患病,发热畏寒,遍身骨节痛,胁气疼痛。次早请小珊诊,系时疫症。连日服药,现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体素阴虚[2]者,入京多患此症。从前彭棣楼夫妇皆患此症,罗苏溪、劳辛阶、郑小珊、周华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阴祛邪,二者兼顾。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郁,胃家有滞,故病势来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胁气疼痛,呻吟之声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惧,初九即请吴竹如医治。连日共请四医,总以竹如为主,小珊为辅。十四日胁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减日退。现在微有邪热在胃。小珊云再过数日,邪热祛尽,即可服补剂,本月尽当可复体还元。

男自己亥年进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孙儿病,今年九弟病,仰托祖父母、父母福荫,皆保万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获在家伏侍,至今尚觉心悸。九弟意欲于病起复体后归家,男不敢复留。待他全好时,当借途费,择良伴,令其南归。大约在三月起行。

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黄河决口,去岁动工,用银五百余万,业已告竣。腊底又复决口。湖北崇阳民变,现在调兵剿办,当易平息。

余容续禀。

男谨呈

解读

这封信中,曾国藩向父母禀报了九弟国荃在京生病之事。作为一名深受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生病虽属平常之事,但是身体上所发出的病痛信号,却是一种未能很好修身的体现。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修身”有着两个重要的指向。前一封信中,曾国藩讲“修身”,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反身而诚”,这是作为道德的自我的“修身”功夫。但是,儒家并非泛泛地讲道德修为,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儒家对于身体本身,也有着极具人文色彩的关爱,对生命表达了一种养护、珍惜的态度。

首先,身体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天命的载体。身体的疾忧与自然的变幻有很大的关系。《周易》中将人的身体视为阴阳二气氤氲而生,所以,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定是与周遭的环境间有了隔阂。现代人生活在都市,离自然越来越远,习惯了药物对疾病的控制,却忽略了身体自身有着一套与天地自然相合的系统。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发出的信号,只是在说明,它与周遭的环境正在磨合之中。在信的第二段中,曾国藩讲到九弟国荃生病的情况时,便向父母说明了医生的诊断,九弟的症状恐怕是北上之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才会出现的状况,父母不必特别挂心。

其次,身体还是父母的馈赠,是父母之爱的承载。《论语》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孟武伯问孝,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汉代的马融将“其”理解为指代“子女”,这句话的意思是儿女不要做乖张之举,使父母在健康之外无须再为子女担心,这便是尽孝了。所以,从尽孝这一点上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子女对父母最初的继承,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生命礼物,因此必须要很好地爱惜它,才算是孝的发端。在信的第三段,曾国藩回忆了自己自入京以来,家人频有生病,也让他感到需要在外更好地照顾自己,以免父母牵挂。这种对自身的爱惜,就是对父母的疼惜。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儒家对于“身”有着很深厚的理解。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保身”是对于孝道的坚持。从更接近“道”的角度而言,“保身”则是天人合一观的表现。《易传·系辞上》中,谈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男女之道便是乾坤之道、阴阳之合,人的身体便是乾坤之道流行变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体是“道”的实现,人道与天道实则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早在《易》中就已出现了。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一说,认为“人”实际上是“天”的投射,人的身体是仿效天的形态而形成的。“人副天数”将人与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天的灾异也意味着人间的祸乱兴衰。这种接近神秘主义的说法,也成为谶纬之说在汉代兴起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在天人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在中国古人眼中,绝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躯干那么简单。“身体”是“道”的一种呈现,因此“保身”意味着对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修身”不只需要从道德上锤炼自身,在“身体”上也应注重阴阳调和、神清气爽,以“保身”为重。

最后,曾国藩在感慨入京后家人的健康时,亦对祖父母、父母表达了感激之情,这是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祖德”观念。中国人在对待祖德与福报这件事上,与其他民族非常不同。印度的宗教认为人活着即是“苦”,因此想要求个解脱,个人与自己的祖先除了种姓上的联系外,便是独立的。一个人的所为,只是为了求个解脱。基督教则认为,人在此生的生命,是为了到了末日审判,最终由上帝挑选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唯独中国文化不一样,一个人的福报,除了个人所为,很多都是“祖宗庇护”。祖先因为做了很多善事,才能为一个家族积德,在世长辈的所作所为,也直接关系到子孙的福报。在传统信仰中,中国人的行为一定是与家族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民间信仰中的“中元节”等,都与祭祀、扫墓有关,这其中就有向祖先表达感恩“祖德”庇护的原因。所以,曾国藩在此会将身体的康复归结于祖父母、父母的庇护,这也是感念亲恩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保身”不仅体现出一种对生命之大本的敬重,也体现出君子对孝道的践行。所以,“保身”不是单纯地渴望身体健康,它更是“修身”的一个维度,是君子实现天人合德的重要途径。

注释

[1]鹿脯:鹿肉干。《礼记·内则》中就记录有鹿脯,但限于君主所食,是一种相对贵重的食物。)

[2]阴虚:中医专业术语。中医认为人体内的所有器官、组织都有阴阳二表,阴虚者指阴液不足,不能滋润,不能制阳,从而产生一系列发热、盗汗等症状。此处言南人体素阴虚,即南方人体质中阴液较为虚弱。

第三篇 格物功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十月二十六日(1842)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1],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2],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3]则忧之,蛮夷猾夏[4]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5]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6]。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解读

“修身”既要养身,又要养心,做到身心兼备方可称为“修身”。然而,怎样的方式才可以做到修身呢?在曾国藩与弟弟们的这封信中,我们便可窥到儒家修身方法的一些精髓。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修身”与《大学》中“格物”“诚意”的关系,且在这之前谈到了君子立志与所忧的问题。

首先,立志与“所忧”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立下怎样的志向,便会对什么样的事情担忧。曾国藩虽肯定了四弟立志读书的决心,然而对其志向的坚定性则提出了质疑。他谈到若要真的立志读书,则哪里都是清净的读书场地,言外之意,真的志向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关键是看一个人是否要坚持这个志向的决心。在谈到六弟担忧自己命运坎坷时,曾国藩则表示因为一两次科举考试的失利,便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实在不是一个君子所忧之事。君子所忧心的事情应该是怎样才能养成君子品格,如何才能修德讲学。这是因为君子所立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外在的功名,而是如张载在《西铭》中所谈到的那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境界。当学者将其志向定在天地之间,专注于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于父母生养,无愧于做一个天地间大写的“人”时,他所担忧的事情才会有新的境界。这时人的目光是敞开的、高远的,人世间的文明开化、国家的兴衰存亡、政治的清正廉明、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是他所担忧的事情。这些事情与君子个人的名誉、荣华无甚相关,而君子却会忧心于此,这才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之人的境界。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作为君子就是要将自己从生存的、欲望的自然和功利境界中抽离出来,进入道德境界,从而最终达到天地境界。人生之志决定了人生之忧,因此,越高的志向越容易使人进入更高的境界。周敦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学者只有立下伊尹、颜子之志后,方可进修其道,以通达更高的境界。

其次,曾国藩谈到了“修身”与“格物”“诚意”的关系。《大学》自位列“四书”,程颐说它是“入德之门”。《大学》中的八条目是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修身的基本纲目。在这里曾国藩特别强调了“格物”与“诚意”,从而将修身落实到了实处。《大学》虽是儒者修身的纲目,然而它并不是道德规训;它代表着一种实践的品格。修身,不是禅坐,亦不是考据;修身首先源自对于“物理”的理解。理学家认为万物皆有其理,如同月映万川,这是天理在万物上的映射。物理不仅包含事物之理,也包括“事件”“事情”的理,所以朱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正如曾国藩在此所列:人的身心、意志皆有其理;一家一国亦有其理;日常行为也有理。如何去认识了解这些理?首先要从最切近己身的事和物上入手,所以叫“格物而穷其理”,朱熹说这叫“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理,便是做到了“格物”。我们身边的物和事有哪些呢?曾国藩讲到侍奉双亲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孝)便是此事的理;敬随兄长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友)便是此事的理;心,是事,博学审问、慎独省察是养心之理;身是物,于行走坐立间都能保持恭敬便是养身的理;每日所读之书,句句都是物,可以做到深刻理解其意义便是读书之理。理解并做到这些物之理,便是“格物”。而格物还需要落实在“诚意”上,诚意就是不欺,不仅不欺骗他人,更重要的是不自欺。明白了道理而且能身体力行,才是真的不自欺,否则便非“诚意”。这就是曾国藩所谈的格物与诚意是修身最为关键的步骤。

从格物、诚意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的修身需要长久而踏实地下功夫。怎么样才能做到?曾国藩因受到倭艮峰先生的启发,而意识到记录“日课”是极好的修身功夫。所谓日课,便是“日记”。日记的意义在于记录每日所为且进一步反省自身,如曾子所谓“三省吾身”即是这一道理。曾国藩谈到自己每日以楷书记录日记,并与友人相互督促,以此来修身。这一做法,是要从“一念一动”上做到“慎独”,是一种极为严格的修身功夫。人之情感极为复杂,很容易陷入妄念之中,因此,从念头上去下功夫,才能砥砺出坚毅的品性。曾国藩一生重修身,而他的修身正是从每日日课的念头上去下功夫。正因如此,即便刚开始做日课,曾国藩已有很大的进步,他在信尾写到与郑小珊化解误会的事,这正是他在每日日课的反省下所做的改进。儒家自孟子至王阳明,都谈到心的重要性。心,就是人的一念一思。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阳明说君子要“发明本心”,都是意识到人之心思的精微。只有从念头上下功夫,才可以将修身落至实处。

注释

[1]负薪牧豕:背负着柴火、喂养着猪,形容学习的环境非常艰苦。

[2]自怨:自我埋怨。数:命运,运数。奇:不好。自怨数奇:指自我怨恨命运不好。

[3]梗化:顽固而不服从教化。

[4]猾夏:扰乱、侵犯华夏。

[5]牧猪奴:赌徒的鄙称,这里指无道德操守之人。

[6]符契:符合本义。

第四篇 修身《五箴》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三月初十日(1844)

原文

六弟、九弟左右:

三月八日接到两弟二月十五所发信,信面载第二号,则知第一号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并未到京,恐尚在省未发也。以后信宜交提塘挂号,不宜交折差手,反致差错。

来书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计共发信七八次。兄到京后,家人仅检出二次:一系五月二十二日发,一系十月十六日发。其余皆不见。远信难达,往往似此。

腊月信有糊涂字样,亦情之不能禁者。盖望眼欲穿之时,疑信杂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圜墙[1],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2]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曲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之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至于回京时有折弁[3]南还,则兄实不知。当到家之际,门几如市,诸务繁剧,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谓家中接榜后所发一信,则万事可以放心矣,岂尚有悬挂者哉?来书辨论详明,兄今不复辨,盖彼此之心虽隔万里,而赤诚不啻目见,本无纤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费唇舌!以后来信,万万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来书云:“非有未经审量之处,即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语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内省者也。又云:“所识穷乏得我而为之,抑逆知家中必不为此慷慨,而姑为是言。”斯二语者,毋亦拟阿兄不伦乎?兄虽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于如此之甚!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

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4]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甥做外官[5],则阿舅来作烧火夫[6]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妇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觖望[7],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

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丧,不能稍隆厥礼。岳母送余时,亦涕泣而道。兄赠之独丰,则犹徇世俗之见也。

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二伯祖母尝为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儿夜来泪注,地湿围径五尺也。”而田货于我家,价既不昂,事又多磨。尝贻书于我,备陈吞声饮泣之状。此子植所亲见,兄弟尝欷歔久之。

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戊戌年曾以钱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

任尊叔见我得官,其欢喜出于至诚,亦可思也。

竟希公一项,当甲午年抽公项三十二千为贺礼,渠两房颇不悦。祖父曰:“待藩孙得官,第一件先复竟希公项。”此语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稽耳。同为竟希公之嗣,而菀枯悬殊若此。设造物者一旦移其菀于彼二房,而移其枯于我房,则无论六百,即六两亦安可得耶?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8]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兹王姑已没,故赠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视王姑之意也。腾七则姑之子,与我同孩提长养。各舅祖则推祖母之爱而及也。彭舅曾祖则推祖父之爱而及也。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

其余馈赠之人,非实有不忍于心者,则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讨好沽名钓誉,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啬[9],为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

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同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10],月盈则亏,天有孤虚[11],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12]也者,“复”[13]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14]也者,“姤”[15]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16],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物,兄亦时时教之。今幸未全备,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17]之间,此是缺陷,吾弟当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韪[18]余之言也。

至于家中欠债,则兄实有不尽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中云:“年事一切,银钱敷用有余。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家中极为顺遂,故不窘迫。”父亲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系何项?未完尚有何项?兄所知者,仅江孝八外祖百两、朱岚暄五十两而已。其余如耒阳本家之帐,则兄由京寄还,不与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钱五十千,尚不知作何还法,正拟此次禀问祖父。此外帐目,兄实不知。下次信来,务望详开一单,使兄得渐次筹划。如弟所云家中欠债千余金,若兄早知之,亦断不肯以四百赠人矣。如今信去已阅三月,馈赠族戚之语,不知乡党已传播否?若已传播而实不至,则祖父受吝啬之名,我加一信,亦难免二三其德之诮。此兄读两弟来书,所为踌躇而无策者也。兹特呈堂上一禀,依九弟之言书之。谓朱啸山、曾受恬处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馈赠之项,听祖父、叔父裁夺。或以二百为赠,或每人减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赠亦可。戚族来者,家中即以此信示之,庶不悖于过则归己之义。贤弟观之以为何如也?

若祖父、叔父以前信为是,慨然赠之,则此禀不必付归,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赠,反因接吾书而尼沮。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使家中慷慨乐与,则慎无以吾书生堂上之转念也。使堂上无转念,则此举也,阿兄发之,堂上成之,无论其为是为非,诸弟置之不论可耳。向使去年得云贵、广西等省苦差,并无一钱寄家,家中亦不能责我也。

九弟来书,楷法佳妙,余爱之不忍释手。起笔收笔皆藏锋,无一笔撒手乱丢,所谓有往皆复也。想与陈季牧讲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尔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换笔。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笔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中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二曰结字有法。结字之法无穷,但求胸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笔拗而劲,九弟文笔婉而达,将来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书?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

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

余近来读书无所得,酬应之繁,日不暇给,实实可厌。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贤弟亦宜趁此时学为诗、古文,无论是否,且试拈笔为之。及今不作,将来年长,愈怕丑而不为矣。每月六课,不必其定作时文也。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论虽太高,然不能不为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则心有定向,而不至于摇摇无着。虽当其应试之时,全无得失之见乱其意中,即其用力举业之时,亦于正业不相妨碍。诸弟试静心领略,亦可徐徐会悟也。

外附录《五箴》一首、《养身要言》一纸、《求缺斋课程》一纸,诗文不暇录,惟谅之。

兄国藩手书草

五箴并序,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茬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19]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与!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实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养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右仁所以养肝也。
内有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右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右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右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右智所以养肾也。

求缺斋课程癸卯孟夏立

读熟读书十叶。看应看书十叶。习字一百。数息百入。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右每日课

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

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

解读

这封信是《曾国藩家书》中一封较长的信,而其中所涉及的“家事”则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中国古代传统家族内部的复杂政治,以及身处其中之人的德行、修为图景。不仅如此,在这封信的末端,曾国藩附上了自己的《五箴》书、《养身要言》以及《求缺斋课程》。此时的曾国藩已过而立之年,又经历了在京升迁、出仕外省,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对家庭的责任、牵挂都更多了一份沉淀后的思考。信后所附的内容,不仅是对他之前人生的总结,更是对他而立之年后的自勉。今日读起来,更是为很多已经“在路上”的成年人,提供了几分启迪。

我们未曾考察六弟和九弟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谈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从信一开始的内容中来看,可以得知曾国藩在之前有要将一部分钱银馈赠给几户亲戚的举动,而家中兄弟对此举并非十分赞同。曾国藩在信中用了大段的内容,解释了自己的初衷,更体现出“不忍人之心”的意义。

孟子曾在见梁惠王的时候,提出“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之心。孟子说“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是人之为人的原因,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良善政治的实践者。曾国藩以理学修身,“不忍”之心使他能对乡族亲友始终怀抱仁爱之心,也令他对几位弟弟的言语感慨之余,更多了几分担忧。

其一,亲族之间,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各家各户之家势也有盛有衰。传统社会中的大家族,其成员结构比今日社会中的小的社群更为复杂。家族内部,由于血亲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了不用层级的关联,对待这些关系自然是以情为本,情缘于人之孝亲,一层层推扩出去,因此舅父、表姊,乃至兄弟之岳家都被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论最基本的家庭单位,则又存在着各家各户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既有情感上的亲疏之别,也有在理性上处理亲族关系时的薄厚冷暖。曾国藩念及亲族之情谊,以不忍人之心而付银馈赠;但家中兄弟则误会这样做实在会让家中祖辈陷入吝啬的尴尬境地。

其二,兄弟来信以“区区千金”责怪兄长,更让曾国藩备感痛心,从而令他特别向几位弟弟强调君子应懂得“守残抱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道理。这一道理,是从君子要有敬畏、谨慎、谦虚之心的意义上来说明的。曾国藩以《周易》为表彰,通过阴阳变化、物极必反之道理,道出了“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的道理。《周易》,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昔日文王拘于羑里,取法自然,而作《周易》。通过阴阳之变化,阐释了一变一静、一正一反的阴阳变易之理。这一变易之理揭示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大化流行,都处于“未及”和“过”的变化状态之中。未及,指事物正向其目的的方向运行、发展;过,则指事物即便获得了其发展之目的,也会很快走向极端和反面。人所要求的生活的圆满,则很可能因此而走向极端。因而,曾国藩所言,人需要知道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生活的真谛就在于缺憾。人因为有缺憾而努力去奋斗、去弥补;但是人却不要去全尽这一缺憾。因为,当所有的缺都被填满后,并不是人生的圆满,而是会由此生出更多的匮乏,如此往复,人的欲望就会如同敞开的窟窿,如何也填补不满。因此,君子要敬畏天道,要懂得天道之屈伸乃是天道的运行,有得便有失,万不可以自己的成功而鄙夷他人的失败。同时,君子需要有谨慎之心,要知自己所行,不可逾矩,不可猖狂。曾国藩给自己在京的宅邸命名为“求缺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谨慎自己的言行,知道家势之盛只是“势”之使然,势的变化是道的运行。得势时,尤须谨言慎行,怀感恩之心;失势时,也不必怅然苦闷,需知这是人生“缺”的常态。

在这封信的末尾,曾国藩附上了自己所写的修身箴言五篇,这是他在三十多岁时经历过官场第一个阶段的锤炼之后的一种总结,其意义也绝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有了很多生命的体察。其序言:自觉已到而立之年,却依然碌碌无为,不禁感到忧伤。若是还继续从前那样的生活,每日困于人事烦扰之中,必将有损于智慧和德性,成为下品之流。所谓忧患存而智慧生,图安乐终亡身。我本是中品之人,且一直以来比较安顺,更需要刻苦而自振奋,这又有何难?所以自创《五箴》以自省。

第一立志箴。充满智慧的先哲,不也本是普通人吗?渺小的自己,亦是有父母赋予我生命。若丧失了天命,便会遭遇凶险灾害。积累了很多悔恨,最终也只能是承受天的责罚。过去之事已不可追悔,所以需要从今天开始做起。承担道所给予的责任,身体力行地去做,只要活着一天,就绝不背弃自己的承诺。

第二居敬箴。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其位,阴阳五行孕育了世间万物。天地人鼎力配合,才形成三才。人应该严格恪守道的智慧与明达,以凝聚成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人不庄重敬慎,则是对性命的残害。哪个人敢有所怠慢?做什么事时敢有所懈怠?懈怠之人必将无所成,傲慢待人者必将反受其辱。即便不是如此,也会助长一个人骄横的个性。如成为如此下流之人,则必然遭到天的惩罚。

第三主静箴。斋住于日观,天一亮便有鸡鸣。万籁俱静时,只能听到悠远的钟声。身后有毒蛇,身前是猛虎,但如若我神凝气定,谁敢有辱于我?是它们在避人吗?犹如面前有三军对峙。我思虑归一,它们便无法扰乱我。驰骋放纵半生,均未能自主。今已老矣,难道还要终日纷乱一生吗?

第四谨言箴。用花言巧语取悦别人,最终会令自己身心受扰。闲言碎语虽可度日,却扰乱自己的精神。理解你的人并不需要夸赞,而那些夸赞的人反倒是不理解你的人。道听途说的话,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弄清原委后,原本感到惊骇的人会责备你欺骗他。即便你很率真,笑话你的人仍然会怀疑你。你需记下这些悔恨,铭记要将其改正。如果只是下决心而未能改正,于是重蹈覆辙,最后只能嗟叹自己已经老了。

第五有恒箴。自我识字有人生经历以来,已有二十八年,然而却依旧是一无所知。以前所赞同的知识,再看时却感到鄙视。旧的思想已经抛弃,而新的知识却又未曾真正获得。修德之业因为外物的牵绊而未能时常坚持。偶尔再接触到,竟如从未学过那样。一粒一粒的粟米积累久了,也会装满一斗。天命即将降于己身,因此应该明白这一道理,而坚持下去。

纵观《五箴》,可以看到曾国藩对自身有着极高的要求。《大学》中讲的进德纲目“修齐治平”亦是这一道理。历代的儒生就以这样的自我约束和要求,来实践自己的君子一诺,实在令后进晚生佩服不已。

在修身《五箴》后,曾国藩还谈到了养身之要,归结起来,便是“喜怒哀乐皆中节”的中庸之道,以心养情,以情怡身。为人不藏怒,不宿怨;做事不骄傲,不凶猛;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心胸宽广;心神安定。

而在最后所附的《求缺斋课程》中,则可窥得曾国藩日课之目。更加说明,修身不在高远,而在切近,不在求名,而在明心。修身是儒家为人之要,更是作为人的信仰之道。这一修行,是由日常的一言一行而刻画的,不自欺,不欺天,经年累月,奋而不止,方可达到“君子”之境界。

注释

[1]圜墙:牢狱。

[2]詈:音lì,责骂。相詈:相互责骂。

[3]弁:音biàn。折弁:又称折差,指专门为地方大员送奏折至京城后,再顺便为京城官员往家中捎带书信之人,类似于今日的邮差。

[4]恻:哀伤的样子。然:面貌。恻然:指哀伤、怜悯的样子。

[5]外官:此处指在外做官,多指行军作战时的指挥官。

[6]烧火夫:即做饭的人。

[7]觖:音jué,不满意。觖望:犹怨望,因不如意而失望。

[8]槁饿:指穷困饥饿。

[9]啬:小气。刻啬:指吝啬刻薄。

[10]昃:音zè,指太阳偏西。日中则昃:指太阳过了正午就会开始偏西。

[11]孤虚:古代方术用语。即计日时,以十天干顺次与十二地支相配为一旬,所余的两地支称为“孤”,与孤相对者为“虚”。古时常用以推算吉凶祸福及事之成败。

[12]剥:剥卦,《易》第二十三卦,意指在“剥”的形势下的各种变化,喻事物有盛必有衰。

[13]复:复卦,《易》第二十四卦,意指在“复”的形势下的各种变化,喻反复探索,改变错误。

[14]夬:音guài,夬卦,《易》第四十三卦,意指以阳决阴,果断清除。

[15]姤:音gòu,姤卦,《易》第四十四卦,意指事情遇阻滞,需要谨慎行事。

[16]椿萱:指父母晚年健康。重庆:指父母和祖父母都健在。椿萱重庆:意指家中长辈健康长寿。

[17]房闼:此处指寝室、闺房。

[18]韪:对,常与否定词联用。

[19]疢:音chèn。疢疾:疾病,犹指忧患。

第五篇 进德修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八月二十九日(1844)

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二十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写予弟弟的信,多以劝其修德进学为主。其中对六弟、九弟多有叮咛。这封信亦不例外,所谈还是围绕着“进德、修业”展开。

进德和修业,原出于《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熹对此解释为:“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把这段解释再推进一步,就是说人之所立须有“德性”和“事业”两项并举方可。

就“进德”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到最实在的“孝悌仁义”之上。孝悌仁义由心之本而生发,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亦是可以使仁义扩充于天地之间,使万事万物并行不悖的根据。所以,修德好像是积累粟米,每日修一德,便是积累了一颗粟米。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然会积累如山的谷子,也会塑造其人的品格。修德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不得有片刻的懈怠。

就“修业”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实在“诗文作字”之上。今人不细究“诗文作字”,以为这只是书生造作,并不能真的成就个人事业。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科举乃取士之必经途径,更何况清代继承明制,在科举上愈加细密,科举成了很多有抱负之人成就个人事业的唯一可取之路。“诗文作字”就是朱熹说的“见于事者”在清代的一个表现。从制度理念上而言,科举制度成了下层士子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然而就真实的制度实践上而言,自明代以来,愈发严苛的科举制度与取士过程,府县考试、乡试、会试一层层地展开,士人修业的理想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被消磨了、限制了,甚至扭曲了。相较于唐之前参与政治的士子多半有家学熏陶,宋明以来的士子出身苦寒者多,家中根本无法接触到权力阶层,亦不懂得治理之道。因此,除了“诗文作字”之外,也无他法。曾国藩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困境,因此勉励天资出众的六弟科举若不中,也切不可由此丧失信心,而是应卧薪尝胆,继续发奋努力。

信末,曾国藩则感谢了九弟对治家之道的提醒,再次强调了知行之中,行更为困难。若要做到知行合一,则在日常行事中,必以九弟的劝诫为警醒,时刻提醒自己。而这也是曾国藩“进德”“修业”的内容。

第六篇 以身作则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

七月十八日(1847)

原文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

六月二十八日发第九号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1]虽头面微有痕迹,而于召见已绝无妨碍。从此不治,听之可也。

丁士元散馆[2],是诗中“皓月”误写“浩”字,胡家玉是赋中“先生”误写“先王”。

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书三个月,临行送他俸金,渠坚不肯受。其人知情知义,予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银。渠出京后来信三次。予有信托立夫先生为渠荐馆。昨立夫先生信来,已请竹屋在署教读矣,可喜可慰。

耦庚先生[3]革职,同乡莫不嗟叹。而渠屡次信来,绝不怪我,尤为可感可敬。

《岳阳楼记》[4],大约明年总可寄到。家中五种遗规[5],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能信此三语,便是爱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6]老兄。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

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自是我家好气象。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吴、彭两寿文及小四书序、王待聘之父母家传,俱于八月付回,大约九月可到。

袁漱六[7]处,予意已定将长女许与他,六弟已当面与他说过几次矣,想堂上大人断无不允。予意即于近日订庚,望四弟禀告堂上。陈岱云处姻事,予意尚有迟疑。前日四弟信来,写堂上允诺欢喜之意。筠仙已经看见,比书信告岱云矣。将来亦必成局,而予意尚有一二分迟疑。岱云丁艰,余拟送奠仪,多则五十,少则四十,别有对联之类,家中不必另致情也。余不尽言。

兄国藩手草

解读

人在一生中,若想要成为“理想的自己”,总免不了有一位能模仿和学习的偶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说的都是要以他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四弟所言,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告诫四弟要做家中子弟的榜样。但是,至于怎样才能以人为榜样,提升自己,则显示了一个人待人的视角。

榜样的出现,无非你在他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赞赏的品质。这种发现他人优点的眼光,也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视角。曾国藩在第四段中感慨被革职的贺长龄就是这样一种眼光。贺长龄早年入京,已在官场沉浮多年。他为人严谨、素朴,曾国藩尝与他论学,探讨汉学之弊,共同推崇经世之学的重要性。但是,贺长龄在担任云贵总督时,未能妥善解决当地汉族与回族间的冲突,虽以兵力击退了叛众,但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时当地再次陷入叛乱。因此,贺长龄被革职,最终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乞病归,回到原籍。曾国藩在此,并没有因为长龄的被革职而加以批判,反倒对长龄大大赞赏,言语中也透露着极为遗憾的情感。

以人为榜样,不仅需要发现他人优点的眼光,同样也要有立自身为榜样的勇气。曾国藩对四弟所言,即是此意。曾国藩以祖父、父亲及叔父等家中少年者之长辈为例,告诉弟弟当知父母之耳提面命、身体力行,才是族中子弟最好的老师及榜样。儒家所言的“学”,本就是效的意思。在未有学校教育的远古年代里,学就是跟着有德性的长者做,其实就是向榜样学习。若家中父辈作为不足为榜样,那么,子弟中的长兄就应担起榜样的责任。曾国藩因不在家中,因此将一切希望都寄予在四弟的身上,望他能成为一个家中的榜样。不可有乱于兄弟的和睦;不可妨害妯娌间的关系。四弟要担当起一个家,责任之大,不可不学。所以,曾国藩又以“勤”“早起”“看《五种遗规》”来告诫四弟。

人生之路漫长,总要在前进的路上找到自己的老师,如孔子所言那样,从善如流。如果未能遇到优秀的榜样,则需要有挺立自身的勇气,要有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意识。这也是修身之纲目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注释

[1]癣疾:皮肤癣。曾国藩常年患有癣疾,时好时坏。有时也会因癣疾影响正常生活。但在此处,癣疾并不严重,曾国藩也能平常处之。

[2]散馆:所谓馆职,指唐代以来所形成的官职体系,宋承唐制,设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统称为三馆。一般指文人所做的文职馆职。明、清时,称翰林院、詹事馆的馆职为馆。散馆指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后参加甄别考试,其中一甲三名授修撰、编修。庶吉士需由特派的翰林官进行教育,庶吉士学习之地称为庶常馆,学满称散馆,留充编修、检讨的称留馆。

[3]耦庚先生:即贺耦庚(1785—1848),名长龄,字耦庚,号西涯,晚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进士,道光时历任江苏、福建等省布政使,后官至云贵总督。曾国藩曾与贺长龄论学,谈“诚”之意及考据之弊,力主复经世之学。

[4]《岳阳楼记》:此文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

[5]五种遗规:清代陈宏谋所编纂的启蒙丛书,是清代家庭教育中常用的一套丛书。五种遗规包括《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全书最终辑成在乾隆八年(1743)。晚清学制改革后,五种遗规仍然是启蒙类的重要书籍。

[6]弁:音biàn,黑色布帽。髦:音máo,童子眉际垂发。弁髦:古代男子行冠礼,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后加爵弁,三加后,即弃缁布冠不用,并剃去垂髦,理发为髻。因以“弁髦”喻弃置无用之物。引申为鄙视。

[7]袁漱六:翰林院编修袁芳英。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与其子袁秉桢结为夫妻。

第七篇 忠信笃敬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

五月初十日(1848)

原文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澄侯[1]在广东前后共发信七封,至郴州、耒阳又发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后又发二信,皆已收到。植、洪[2]二弟今年所发三信亦俱收到。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园、庄生各处程仪,尤为可取。其办朱家事,亦为谋甚忠;虽无济于事,而朱家必可无怨。《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3]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虑哉!贺八爷、冯树堂、梁俪裳三处,吾当写信去谢,澄弟亦宜各寄一书。即易念园处,渠既送有程仪,弟虽未受,亦当写一谢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由渠家书汇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托岱云觅寄。

洪弟考试不利,区区得失,无足介怀。补发之案有名,不去复试,甚为得体。今年院试若能得意,固为大幸;即使不遽[4]获售,去年家中既隽[5]一人,则今岁小挫,亦盈虚自然之理,不必抑郁。植弟书法甚佳,然向例未经过岁考者不合选拔,弟若去考拔,则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为不合例而失,且以为写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书问我去考与否,吾意以科考正场为断。若正场能取一等补廪,则考拔之时,已是廪生入场矣;若不能补廪,则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妒忌也。

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排山之事尚未查处,待下次折弁付回。欧阳之二十千及柳衙叔之钱,望澄弟先找一项垫出,待彭大生还来即行归款。彭山屺之业师任千总(名占魁)现在京引见,六月即可回到省。九弟及牧云所需之笔及叔父所嘱之膏药、眼药均托任君带回。曹西垣教习报满引见,以知县用,七月动身还家。母亲及叔父之衣并阿胶等项,均托西垣带回。去年内赐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后因我进闱考教习,家中叫裁缝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窃去整料,遂仅裁祖父、父亲两套。本思另办好料为母亲制衣寄回,因母亲尚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晋一,本思制衣寄祝,亦因在制,未遽寄也。兹准拟托西垣带回,大约九月可以到家,腊月服阕,即可着矣。

纪梁读书,每日百二十字,与泽儿正是一样,只要有恒,不必贪多。澄弟亦须常看《五种遗规》及《呻吟语》。洗尽浮华,朴实谙练,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于澄弟实有厚望焉。

兄国藩手草

解读

因长兄在京,曾氏家族的子弟都想至京中学习。一方面有长兄曾国藩的照顾,另一方面亦能多得见识。最初,曾国藩九弟国荃曾随父亲入京,后来执意要返回故乡。此后,曾国潢、曾国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京学习。次年,曾国藩受到道光帝提拔,受“诰轴用宝”,国潢受长兄之托,出京返湘,护送诰轴回家交予父亲。曾国藩同时为曾国潢捐纳国子监生,了却了曾国潢对科举的执著。至此,国潢代替长兄,返回家乡,担起了曾家的重担。

曾国潢之前致力于科举,因常年不中,便听从大哥的劝导,在获得捐生之名后遂返家乡,照料家庭。曾国藩并非不了解国潢的抱负,因此在这封信中特别提到“言忠信,行笃敬”比中举更为重要。《论语·卫灵公》篇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这段话源于子张问行,即如何做事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即“言忠信,行笃敬”。忠信和笃敬在《论语》中出现多次,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也出现过多次,可见它对于君子修身的重要意义。

忠信二字若拆开来看,忠是内心的诚义及坚定,信则是对他人的守约和信用。笃敬亦可拆开来看,笃是行为的踏实与稳重,敬是对所行之事的谨慎与敬重。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越是花言巧语,就越偏离仁。言辞,是一个人内心最直接的表达,巧言者,难免对内心有修饰与伪装。只有朴质之词,才能体现出朴质之心。忠信于言,即所言真实表达了内心,没有自欺,亦不欺人。笃敬亦是如此,通过行为真实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敬意和笃定。因此,言忠信,行笃敬,便是行的办法,也是行的准则。朱熹在解释这一句时,说道子张因在意行于外,故孔子便特别反于身而言之。说白了,就是孔子在指导子张做到言行一致,时刻不离忠信、笃敬,则蛮貊亦可行也。

曾国藩在此对曾国潢在广东行事的肯定以及特别提到这一句,便是要告诫弟弟,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取得功名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是应在言行上反求诸己,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相对于孔子对子张所言,曾国藩的话也极具针对性。世间之人,皆为名利所鼓舞,期许可以成就自己的抱负。然而,名利毕竟是外加的,只有言行乃是自身切近之事,若能坚持忠信、笃敬,则一样可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这封信的末尾,曾国藩说“洗尽浮华,朴实谙练,上承祖父,下型子弟”,这不仅是对曾国潢的期许,亦是对大多数逐梦人的醒世良言。

注释

[1]澄侯:即曾国藩四弟曾国潢。

[2]植:子植,即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洪:季洪,即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葆。

[3]蛮貊:指四夷荒蛮、未开化之地。

[4]遽:音jù,急,仓促。

[5]隽:科举考试中比喻考中。欧阳修有言:“名高场屋已得隽,世有龙门今复登。”这里指道光二十七年(1847)九弟曾国荃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

第八篇 保养神气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

七月二十日(1848)

原文

侄国藩谨禀叔父母大人礼安:

六月十七发第九号信,七月初三发第十号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内父亲一谕、四弟一书、九弟季弟在省各一书,欧阳牧云一书,得悉一切。

祖父大人之病不得少减,日夜劳父亲、叔父辛苦服事,而侄远离膝下,竟不得效丝毫之力,终夜思维,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来,言渠已买得虎骨,七月当亲送我家,以之熬膏:可医痿痹云云。不知果送来否?

闻叔父去年起公屋,劳心劳力,备极经营。外面极堂皇,工作极坚固,费钱不过百千,而见者拟为三百千规模。焦劳太过,后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复病,勤劬[1]弥甚。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操理家政,刻不少休。

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精力日迈,正宜保养神气,稍稍休息,家中琐细事务,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则父亲、叔父躬任之;凡劳力粗重之事,则另添一雇工,一人不够则雇二人(雇工不要做他事,专在祖大人身边,其人要小心秀气)。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养,不甚用功。以求无病无痛,上慰堂上之远怀。外间求作文、求写字者,求批改诗文者,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是以时时抱疚,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则毫不能管。故四弟归去之后,侄于外间之回信、家乡应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废驰。侄等近日身体平安,合堂大小皆顺。六弟在京,侄苦劝其南归。一则免告回避;二则尽仰事俯蓄之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亲、叔父严责方可用功。乡试渠不肯归,侄亦无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晋一,侄谨备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谨备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带回,服阙后即可著。母亲外褂并汉禄布夹袄亦一同付回。

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则更为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其价,侄即寄回。侄今年光景之窘较甚于往年,然东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弥缝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不窘迫否?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百金之说也。在京一切张罗,侄自有调停,毫不费力,堂上大人不必挂念。

侄谨禀

解读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的祖父曾兴冈瘫痪卧床,一时间家中父亲、叔父、四弟皆服侍床前。曾国藩因无法回乡照顾,又想劝六弟回乡,故作家书给叔父,表明心意。

在这封信中,除了可体谅到曾国藩在京不能照顾祖父的忧虑牵挂外,亦可体察到他所提倡的“保养神气”的修身之法。祖父的突然生病,让本已不年轻的父亲和叔父更加操劳。叔父在前一年为盖房,尽心尽力,最终导致心力交悴而吐血。父亲也因为在照顾祖父之余,还需要操持家中各项事务,尤为疲劳。曾国藩也因劳累,而癣疾屡屡复发。种种景况,令他不得不将关注放于身体。

对于年长的老人而言,子女尽孝的第一步就是要让自己身体保持健康。然而,随着年龄的衰老,人体的各项机能也随之衰退,这便是曾国藩所说的“精力日迈”。在这个阶段,人尤其需要保养自己的神气。所谓神气,神即精神,气乃气血。《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说“阳之精气曰神”,神是人体内在的核心,它弥漫广布于周身,是人之主。而在神的变化莫测中,气是有形的阴阳二极。阴阳交感而万物生,气是构成万物形态的根本。与现代西方医学中对身体“器官”和“功能”的分析一致,神所对应的是人体之内在的功能,而气则对应着人的器官。“保养神气”一来是要养神,二来是要保气。养神,就不可从内在焦虑,任何过分焦劳之事,都会伤神。养气,就不可从外在疲惫,任何不良的生活状态都会伤害到脏器本身。神气统一,才会有好的身体。正因如此,子女若要尽孝,便不可令长辈的神气受到损伤,要细心地照顾才对。曾国藩在此让父亲和叔父不要过度操劳,而是将持家的要务交给四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正如前面多篇家书所谈的那样,修身绝不是一个纯粹泛道德化的过程,它同样注重对于生命本身的关爱。养身,是子女为父母晚年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照顾,亦是子女保全自己,不令父母担忧的关键。曾国藩说,自己没有病痛,才可使远在家乡的父母不用挂怀。今天的都市人,大多远离家乡,以为奋斗才是对父母的报答,于是日夜颠倒,拼命地消耗自己的神气。殊不知,这样隐忧的身体,才是父母最担忧的事,而如此一来,又损伤了父母之神,真可谓是最大的愚蠢。

注释

[1]劬:音qú。勤劬:辛勤劳累。

第九篇 齐家之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

四月十六日(1849)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接到己酉三月初九所发第四号来信,次日又接到二月二十三日所发第三号来信,其二月初四所发第二号信则已于前次三月十八日接到矣,惟正月十六七日所发第一号信则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书:正月初十发第一号(折弁),二月初八发第二号(折弁),二十六日发第三号(折弁),三月初一发第四号(乔心农太守),大约五月初可到省;十九日发第五号(折弁),四月十四日发第六号(由陈竹伯观察),大约五月底可到省。《岳阳楼记》,竹伯走时尚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两月内,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

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温弟去年若未归,此时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1]、卢怀慎[2]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舃奕[3]一时,讵得[4]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鹿茸一药,我去腊甚想买就寄家,曾请漱六、氓樵两人买五六天,最后买得一架,定银九十两。而请人细看,尚云无力。其有力者,必须百余金,到南中则直二百余金矣;然至少亦须四五两乃可奏效。今澄弟来书,言谭君送四五钱便有小效,则去年之不买就急寄,余之罪可胜悔哉!近日拟赶买一架付归。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父大人应可收药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药?若南中难得者,望书信来京购买。[5]极好。地方有盗贼,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时应行之事。细毛虫之事,尚不过分,然必须到这田地方可动手。不然,则难免恃势欺压之名。既已惊动官长,故我特作书谢施梧冈,到家即封口送县可也。去年欧阳家之事,今亦作书谢伍仲常,送阳凌云,属其封口寄去可也。

澄弟寄俪裳书,无一字不合。蒋祝三信已交渠。兹有回信,家中可专人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悬望。予因身体不旺,生怕得病,万事废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诸弟一人来京帮我,因温、沅乡试在迩,澄又为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则年轻,一人不能来京;且祖父大人未好,岂可一人再离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说。

希六之事,余必为之捐从九品。但恐秋间乃能上兑,乡试后南旋者乃可带照归耳。书不能详,余俟续寄。

国藩手草

解读

这封信写于曾国藩祖父生病之后,他身处京城,无法在床前照顾,深感惭愧。也由此而生出对齐家之道的感慨,于是作书给四位弟弟,阐明齐家之道。

曾国藩在信中说,每当他细思天下的官宦之家,其富足似多半只能享用一代人而已。这些家中的子孙,一开始是骄横傲慢,之后不加收敛,愈发浪荡,最终坠入沟壑。一家之繁荣,能延续一两代的少之又少。若以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而看,处于官宦之家之下的是商贾之家。商贾之家之人,为谋得利益而勤勉奋斗,是勤劳而节俭之人,这样的家风可以保益家族的声望延续三四代。在商贾之家后,是耕读之家。耕读之家是农家子弟,虽不比前两者富裕、显赫,但是却有着勤勉、朴质的风气。这样的家庭因其勤朴也可以延续五六代。而与财富聚集和声望不同,还有一种孝友之家。这样的家庭,奉行孝悌为本的家风,人人尊老而爱友,孝亲而恭弟,有着和谐的家风。如此家族,可以延续十代、八代。

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便是君子的遗风,历经五世的消磨便难以寻觅。因而,曾国藩感慨于家族运命之无常,极为谨慎地谈到,他的家族已经因为祖宗积累的家风,在他这一代获得了少年成名的成就。而在成就的背后,也令他时刻恐慌这些富贵会只一代便享用殆尽。因此,他对弟弟们说,要反复教育家中子弟,宁肯做耕读孝友之家,也不要做仕宦之家。所以,弟弟们一定要勤勉读书、朴质为人,万不可以科举虚名为人生的目标。如果不能看透这层道理,便是如李林甫、卢怀慎那样,即便做到了当朝宰相又能如何,权倾一时,却无法挽救家道中落、家族溃散的结局。所以,每次四弟说曾国藩升官是光耀门楣时,曾国藩都会自省,自己学识并不高深,却身居要位,尤其要多加谨慎。所以他说,自己时时有“上岸”之计。家族之绵延长存,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

《大学》中讲君子的修齐治平之道,谈的是君子最终要胸怀天下而治。曾国藩以宋儒之教为学,不会不了解这一道理。在很多与兄弟的通信中,也曾讲过要立乎其大。然而,在其官居要职后,反倒要脱离宦海。其中,似乎透露着一位儒臣在政治现实与个人追求间纠缠的复杂关系。昔日孔子问志于弟子,有志于治国者,有志于礼乐者,亦有志于教化百姓者,这些都是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志向。唯有曾皙回答自己要在春天的自然里,与几个童子一同,游水嬉戏,和风而歌。这看起来是最没有抱负的志向,而孔子却回答,“吾与点也”,选择了与曾皙一样的志趣。难道是孔子也未胸怀大志吗?那么孔子作为儒家之创始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又该如何解释呢?《论语》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者坚毅挺拔,水者柔软温和。一个人的德性并非只有一面,有山的刚毅,就会有水的柔弱。有自强不息的气魄,就会有厚德载物的宽厚。入世做官,是儒者经济救世的社会理想;而退而还乡,则是儒者安贫乐道的个人信仰。曾国藩虽在外为官,而其心则还是赤子之心。正因是赤子之心,所以挂念家中,在他看来,祖父兄弟、宗族乡党,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另外,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安良会”。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安良会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民间自治形式。它由当地德高望重者来组织,由乡绅、富裕家庭筹措资金,由民众团结起来,维护一地的治安,惩奸除恶。曾国藩还特别强调,最好不要惊动官长,可见,这个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它可以自我消化和解决一些乡里纠纷,而若是更为重大的问题,才会上报官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这种安良会,还传到了美国等华人社区,当然,它后来转变为青帮,似乎也与其最初的创制有着联系,这就不得不需要小心审视了。

注释

[1]李林甫(683—753),唐玄宗时期任宰相十九年。为人善于权谋,后被杨国忠诬告,抄没家产,子孙流放。

[2]卢怀慎(?—716),唐玄宗时期官至宰相,但常以自己学问不足而推诿政事,被讥为“伴食宰相”。王夫之评价其“清而慎”,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中的一位。

[3]舃奕:音tuō yì,光耀,显赫。

[4]讵得:怎能,岂能。

[5]安良会:清地方乡绅及民众共同发起组织的地方安全自卫组织,由当地居民自筹经费而建。目前可查得同治年间《公办安良会》抄本,其中述安良会主要职责为“正俗清盗乃可安良”。与孙中山私交甚好的司徒美登亦在少时抵达美国后成立过安良会。

第十篇 不计成败

咸丰四年甲寅岁

四月十四日(1854)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十四日刘一、名四来,安五来,先后接到父大人手谕及洪弟信,具悉一切。

靖江之贼现已全数开去,窜奔下游,湘阴及洞庭皆已无贼,直至岳州以下矣。新墙一带土匪皆已扑灭,惟通城、崇阳之贼尚未剿净,时时有窥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贼,在一宿河以上被烧上岸者,窜至醴陵、萍乡、万载一带。闻又新裹胁多人,不知其尽窜江西,抑仍回湖南浏、平一带。如其回来,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现尚未剿尽,想日内可平定。

吾于三月十八发岳州战败请交部治罪一折,于四月初十日奉到朱批“另有旨”。又夹片奏初五邹彨被火烧伤、初七大风坏船一案,奉朱批“何事机不顺若是,另有旨”。又夹片奏探听贼情各条,奉朱批“览。其片已存留军机处矣”。又有廷寄一道、谕旨一道,兹抄录付回。十二日会同抚台、提台奏湘潭、宁乡、靖江各处胜仗败仗一折,兹抄付回。其折系左季高所为。又单衔奏靖江战败请交部从重治罪一折。又奏调各员一片。均于十二日发,六百里递去,兹抄录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阅。兄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实无以对圣主。幸湘潭大胜,保全桑梓[1],此心犹觉稍安。现拟修整船只,添招练勇,待广西勇到、广东兵到再作出师之计。而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

魏荫亭近回馆否?澄弟须力求其来。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解读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突然辞世,曾国藩南下安葬母亲。其时又值太平天国起事,十二月份,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诏书,令其留在南方“剿匪”。曾国藩虽有托辞,然而战事危急,终究被咸丰帝驳回。

次年,曾国藩在湖南“剿匪”,他没有治军的经验,也全然没有军事的知识,一切都只能从头做起,招募湘军、筹措军饷。然而,咸丰帝给曾国藩的不过是个虚衔,他被当地官员多方刁难,尤其与江西官僚多有龃龉。一时战事吃紧,令曾国藩愁眉不展。这封信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写的。

信一开始描述了战事的胶着,曾国藩所胜寥寥,于是只好写信给北京请求治罪。虽然咸丰帝对此并未理睬,但曾国藩深感自己“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实无以对圣主”。笔尖所流露的是一介忠臣的耿厚之心。然而,战事之亏还有人事的影响。“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心寒”,是此时曾国藩所遇到的另一个大麻烦。在两日后的长沙妙高峰,曾国藩又给四位老弟写信,坦言“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相对于在京时的平和,此时的曾国藩在遭遇他仕途上的第一个挫折与困境。事业之成败,一来自于个人之能力,二来自于处事之环境,也就是人际之关系。曾国藩以京官身份赴地方,对抗太平军。没有军队,只好团练,召集湘军;没有人才,只能四方笼络,依靠幕僚;没有军饷,只能四方筹措。然而,这三方面之困境,同时出现,让曾国藩难以招架。团练之处,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已在湘乡实为统帅,其麾下有一人名唤王錱,是抵抗太平军的重要人才。据郑峰考证[2],曾国藩初练湘军,得益于王錱的“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的军事才能。然而,当王錱于咸丰三年(1853)秋回湘乡募练三千湘勇时,曾国藩却表达了直接的反对。这让二人关系就此发生裂痕。然而,曾国藩本就想要练出万人精勇,为何突然又反口?归其根源,还是因为曾国藩手中没有经费。这让他创立湘军遭遇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孤立他的还有湘抚骆秉章。二人之关系在后期虽有转折,但终究是两个阵营,而王錱最后也投靠了骆,从政治角力来看,形成了湘军的两大集团。这些只是曾国藩在此时遭遇的一事而已,他后来至江西,同样遇到如此困窘。

面对官场权力、意见的角力,曾国藩最后说:“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我们可以将此看做是曾国藩无奈之下的自我宽慰,但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位素受理学熏陶的儒臣的修养境界。理学关注人的内在心性,关心人对于自身的持守。换言之,理学关注“诚”的实现,强调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下,要立于中正仁义,不欺人,亦不欺己。面对现实的错综复杂,难免使人沮丧,然而,有内在之信仰,便可挺立人极。所以,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不计成败,并非只是一种心灵鸡汤,一种阿Q精神。在这背后,一旦有了诚意,有了信念,这便是一种持守的力量。

注释

[1]桑梓:古人在家宅旁常种植桑树和梓树,又说桑树和梓树是由父母所种,因此表敬意。后以此来代指故乡。

[2]参见郑峰:《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载《安徽史学》,2008(2)。)

第十一篇 独立于世

咸丰四年甲寅岁

六月十八日(1854)

原文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湖北青抚台于今日入省城。所带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扎营,大约不过五六千人。其所称难民数万在后随来者,亦未可信。此间供应数日,即给与途费,令其至荆州另立省城。此实未有之变局也。

邹心田处,已有札至县撤委。前胡维峰言邹心田可劝捐,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谕始知之,故即札县撤之。胡维峰近不妥当,亦必屏斥之。余去年办清泉宁征义、宁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请澄弟查出,即日付来为要。

湖北失守,李鹤人之父想已殉难。鹤人方寸已乱,此刻无心办事。日内尚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长征耳。余不一一。

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敬不足耳。阅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解读

曾国藩以宋儒修身为标榜,自我要求。然而,至咸丰年间,风云突起,曾国藩由京官之职一变为湘军统帅。之前几年在北京,曾国藩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不隔几日便与家中通信一番,讲的仍是宋儒所谈的修身立志之法。但是,此时的大清,已被太平军扰乱了天下。曾国藩说这是“未有之变局”,湖北青抚台竟可以入荆州后再立省城,可以看出,清帝国的政治格局已遭到挑战,江山社稷正变得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曾国藩因身在前线,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日益艰难起来。那么,当生存尚且有难,修身又当如何处之呢?

战争的残酷性,常是因为将日常生活中最残忍、恶劣、野蛮的一面赤裸裸地展露出来。在太平日子,人或可以苟且而活;但当面对战争时,则苟且也未必能得活。

曾国藩说勤敬二字最为重要,而其中“敬”尤为可贵。这种体验是他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才体认到的。正如宋儒所言,持敬之功夫,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立得起自己的内心。修身之功夫,不在于邀誉于乡里、朋党,而是在于能持敬、慎独。战争是非常态的,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还要修身,就是要实践君子的独立人格。因此,乱世修身,自心独立才是内在的根基。而如何做到勤敬,曾国藩则在下一封信中,进行了阐发。

第十二篇 勤敬为法

咸丰四年甲寅岁

七月二十一日(1854)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自十六日水师大败,十八日陆营获胜,吾两寄家书,想已收到。

十九、二十皆平安。二十一日陆军开仗,辰勇深入,误中贼伏。诸殿元阵亡,带新化勇之刘国庆亦阵亡,辰勇、新化勇、宝勇相继奔溃。塔军门坐马扎子镇住,独不奔回,身旁仅数十人。杨名声带宜章勇前往救援,喝令各营倒回,仍前进杀贼,始得保全。智亭又追贼数里,杀毙数十名,我军伤亡者亦仅数十人。下半天水师至陈陵矶开仗,去三板艇二十余只,二更尚未归营,不知胜负若何。下游贼势浩大,合武昌、汉口之贼尽锐上犯。水师太单,恐难得力。吾惟静镇谨守,以固军心而作士气。

初六、十四胜仗一折,十六、十八胜败互报一折,兹专人送归,呈父、叔大人一阅。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余俟续布。

水师顷已于三更回营,完好无恙。辰勇闻止伤十余人,阵亡者系一刘总千,带道标勇者,非刘国庆也。

解读

初涉战场的曾国藩,面临的是太平军攻破湖北,聚集湖南,欲攻江西的残酷局面。作为京官,其名号大过实际的权力,而当地地方官又不与其配合,可谓是战场惨烈,宦途亦曲折。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前信所言,曾国藩依然强调个人要砥砺而行,确立独立的人格。在战场上,需要有这样的将士;在生活中,更需要时时地磨炼自己的人格。

信中曾国藩提到七月在湖南的几场战役,陆军战况不佳,然有忠勇之士,如杨名声者,奋勇杀敌,勇往直前,才帮助湘军保全了部队。但此前的伤亡,依然严重。水路之战,湘军则有优势在手,但是下游的太平军声势浩大,曾国藩对水战也并不完全抱着必胜的信心。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依然要“静镇谨守”,以稳如泰山之势立于军中,这才可以使将士们感到心安,鼓舞士气。

而这样的表现,绝非一朝一夕可促成的。所以,他告诫族中子弟,一定要遵循勤敬二字。勤,有很多种方式,多做活、多学习、多思考,皆是勤。勤,是一种主动修己的功夫,它是运动的、生成的,只有在勤奋之过程中,才会养成身体力行、观察入微、随机应变之能力。敬,是一种最基本的态度。宋儒讲“持敬”,是讲修身需要首先含着敬意去修身,这敬意是对天命的敬,对道的敬,对人生的敬。持敬功夫体现的是人的庄严、稳重、大气、沉着的气质。“持敬”最终可以使人改变气质。

即便身处沙场,曾国藩仍不忘“勤”“敬”二法,可见,这是他对修身之要的至真之言,不可不仔细体会。

第十三篇 功名难居

咸丰四年甲寅岁

九月十三日(1854)

原文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二十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霈到鄂相会。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酉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若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谢,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1],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解读

儒家思想中,君子应是有德且能进于行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而优则仕”。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不少寒门士子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官员,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所以,在宋代时,道学家的理想是天子与文臣“共治天下”,可见官员本身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越追求公平,就越容易制定更为繁琐的要求,越繁琐的要求就越容易使科举制度走向僵化。到了曾国藩时期的清代,科举取士的官员,早就没有了宋代儒生阶层的自主性。所以,曾国藩为官,有不少掣肘,他既要服从皇帝的命令,还要协调京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同时还要自己招兵买马。总之,虽是有学识的人,但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并非易事。

这封信中,曾国藩就透露了自己对于宦途的复杂情绪。虽然在湖北,湘军节节告胜。国藩受命治湘军,抗太平军,乃是在为他的母亲奔丧的时候,此时的他虽婉拒皇帝的要求,但是“圣意难违”,他仍旧需要临危受命。这是他在这一年的军旅生活中,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一种为难,一面是孝,一面是忠,忠孝之间,很难说他是主动选择了忠。形势的急迫,让他难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可是,若认为他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博取美誉,他是万不能认同的。所以,在信的第一段最后说,若是为了高位的官职和很好的差事,他将怎样面对地下的母亲?怎样面对家乡的亲人?在这方寸天地,他该如何心安理得?

内心的挣扎使曾国藩对宦场充满了矛盾的态度。虽然受皇上肯定,虽然被赐予高官爵位,但是这些功名自古以来,就是难以持久的。他虽然造船、招勇,似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名震湘乡。但是,人对于名利的喜好,谁又少于他呢?当曾国藩获得了世人的赞誉时,定有人在其同时未能获得这美名,毕竟,美名只属于一人。做得了事的人,未必人人都能成名,相比较而言,获得名望的人只能自行惭愧,感到难为情。正因如此,曾国藩必须要时时保持谨慎、谦虚,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时时刻刻保持着庄严肃穆的态度。难道这不就是被声名所累的生活吗?所以,曾国藩说,如果可以仰仗皇帝的威严,迅速地肃清江面上的太平军,并消灭他们,他便会下定决心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他要侍奉父亲、改葬母亲,久的话就三年,最短也要有一年,以表达自己一点点的孝心。然而,皇帝究竟会不会同意他的请求,则是无法预料的。

我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而儒家的传统中“家国”又是一体的。君子必须要齐家,之后才可治国。然而,理想的道德在实践中却会遭遇忠孝之间的撕扯。曾国藩能在功名急进的时候,保持着一颗纯孝之心,可见是一位赤诚的孝子;又能在丧母的巨大悲痛中,强忍悲伤,奉旨抗敌,又是一位忠诚的臣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贪恋于官场的名与利,时刻能以赤子之心警醒自己,自觉地抗拒来自名声所累的生活,这才是难得的智慧。而我们也从他的困境中,看出了儒臣在宦场中的双重心境,以及对于功名难居的清醒认识。

注释

[1]佚:放荡。

第十四篇 珍重名声

咸丰四年甲寅岁

十一月二十三日(1855)书于九江周次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五专人送信回家。魏荫亭归,又送一函。想先后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范知宝来九江,接澄弟信,具悉一切。

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树堂要功牌百张,又交荫亭带归。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渠本解船来,故受之。送荫亭二十金,渠竟不受,俟有便当再寄渠。江隆三表弟来营,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送钱四十千。渠买盐花带归,不知已到家否?荫亭归,余寄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周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1],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塔、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窜安徽境。余现泊九江河下,塔、罗渡江攻城。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杀贼二三百,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而气则未稍损也。

水师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夜,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实以干柴、桐油、松脂、火药,自上游乘风放下,惊我水营。两岸各千余人呐喊,放火箭、火球。其战船放炮,即随火船冲出,欲乱我阵。幸我军镇定,毫不忙乱,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攻入贼营,烧贼船十余号,抢贼划[2]数十号。摇撼不动,是亦可喜之事。

余身体平安,癣疾近又大愈,胡须日长且多。军中将士俱平安。余不一一,即候近佳。并恳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福安。

解读

今人常对历史持怀疑的态度,尤其认为儒家所言的忠信仁义,不过是史书中故意雕琢过的故事,真实的人哪能做到如此忠义、诚实?这实在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道德信任的大危机。似乎做官的没有一个不贪的,经商的没有一个不诈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曾国藩这封信时,便可知晓,在传统社会中,道德的约束并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更是希圣希贤的君子们内心的认可,是对自己行为与名声的敬畏。

在信中,曾国藩交代家中几位弟弟,又托人带回去百余金,其中五十金用来接济家中贫寒的亲戚,另外一百金留自己使用。但是,曾国藩也清楚,这些钱远不够家中使用。他坐镇军中,人事、财力皆由他来统管,但是曾国藩却说军中的钱银,哪怕是一分一毫,他也不敢肆意妄为地取作私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挪用公款。正如他当年刚刚到达北京,在京中坐馆也管过账时一样,他对于公家的钱财丝毫不敢有半点私心。为什么曾国藩可以做到如此自律、严明?说,名声这东西,是天最珍重爱惜的,也是最不轻易给予人的。信中说的造物,便是造物主,其实就是宋明儒学中所说的“天理”。我们今天一听到“存天理,灭人欲”就觉得害怕,感觉儒家实在太严酷了,这又是大大的误解。天理是什么?在宋明儒家那里,天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源,是宇宙运行的根据,同时还是自然的法则,是人间道德的依据。1963年,牟宗三在香港大学讲宋明儒学,其中谈到天理时,说:天理,动态地说,就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的运行;静态地说,就是道德法则。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看不到“天理”,看到的只是繁华世界、灯红酒绿,但是这些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在这些变化纷繁的世界背后,这个世界得有个根底,这个根底就是“天理”。这是中国人的老话,其实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价值标准。曾国藩说名声是天理赋予人的,而且还不是轻易赋予人的,也就是说名声是符合道德标准后,才能被大家认可的东西。名声这东西,其实很微妙,稍有一点差池,就会被败坏掉。曾国藩说自己的德性并不高,但是却能享受天下的美名,这是由家族前辈时代累积而成就的。但是,光是他自己,他显然总是觉得自己担不起这样的名声,所以一刻也不敢放纵自己骄奢堕落。不仅如此,在家中父亲、叔父,弟弟们,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侄子、侄女们,总之一家上下,都应该节俭、自律,不可以仗着现在的家族名誉而对他人傲慢。古时候的人总说,人如果并没有那么高的德性,却享有盛名,那一定会遭遇到祸患的。曾国藩便常常以此自省、畏惧,在此也要详细地跟弟弟们讲这个道理,希望家中子弟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此看来,声名是对君子德性的肯定,然而,若要保有声名,就一定要戒骄戒傲,谨言慎行。声名不是名利,它有积极的意义,是对人的肯定;然而,若是名实不符,则是君子最大的忌讳。

注释

[1]儆:使人警醒,不犯错误。儆惧:指警惕和畏惧。

[2]划:指划子,即小船。

第十五篇 佚则生淫

咸丰六年丙辰岁

十月初二日(1856)

原文

字谕纪泽儿:

胡二等来,接尔安禀,字画尚未长进。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而学业未见其益。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今年入学,学院批其诗冠通场。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1]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等件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四弟所买衡阳之田,可觅人售出,以银寄营,为归还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财,士庶人且然,况余身为卿大夫乎?

余癣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六日在抚州败挫,已详寄沅甫函中。现在崇仁,加意整顿,三十日获一胜仗。口粮缺乏,时有决裂之虞,深为焦灼。

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阖家之琐事,学堂之功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

解读

曾国藩长子幼年早夭,曾纪泽作为次子实际成了曾家的长子长孙,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格外严格。然而,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及督办军务,在曾纪泽青年时代便离开了他,未能在身边耳提面命,便只能在书信中对儿子多加管教。所以,我们在《曾国藩家书》中所看到的曾国藩写给儿子的手谕,多是要求较为严格的,但是,这些手谕却又是十分珍贵的,曾国藩几乎将他生平所治学问、所修德行、所历政事一一都教给了纪泽。这也使得曾纪泽作为长子长孙,继承了曾氏一门的品格与精神,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人物。

这封信写于纪泽十八岁时,曾国藩在之前的信中,就曾批评过纪泽未能时时向他汇报境况,这使得曾国藩不能更好地了解儿子的变化与进退。正因如此,曾纪泽在受到父亲的批评之后,赶忙给父亲回了信。接到儿子书信后,曾国藩也未就此而表扬他,而是严厉地指出纪泽的书法和绘画都没有进步。他在信中说:“你今年已经十八岁了,岁数已经渐长,但是学问却未见有所进步。陈岱云伯伯的儿子杏生,今年刚入学,学校就评价他的诗文是全场最好的诗文。他是戊戌二月出生的,比你仅大一岁。但是却比你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幼年丧父丧母,家道日渐贫寒,于是他在困境之中刻苦、好学,才能够少年成名。相比之下,你能够托祖父庇护,衣食无忧,生活舒适,反倒还沉溺于懒惰与娱乐之中,而不以读书、立身为自己的正业。”这段话,足以见得曾国藩的担忧。他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迫使儿子正视自己成长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是他对纪泽教育的第一步。

在讲明了问题所在后,曾国藩继续说:“古代的先哲曾经说过,劳作会使人产生善良的心,而散漫则会使人生出骄奢淫逸的心。孟子也说过,人在忧患中成长,却在安乐中灭亡。正因如此,我才担心你是不是过于懒散了。”这样的话,对于今天的中国父母来说,可谓是振聋发聩。我们总担心孩子的内心是很脆弱的,于是,在看到问题的时候,父母首先不敢指出问题的所在,而是通过隐晦的方式去想办法。久而久之,问题似乎也不再是问题了。于是,“别人家的孩子”这种教育方法被一味地指责是没有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是失败的教育。众人批评的同时,忽略了让孩子了解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的生活态度与学习方式,实际上是把问题更为鲜明地向孩子展示出来,以帮助他们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反对一味地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那种家庭教育。但是,也同样要避免一味纵容、逃避问题,将缺点说成是优点的颠倒是非的家庭教育。曾国藩虽然不在纪泽身边,却肯用对比的方法,帮助纪泽发现自己的问题,提出作为父亲的担忧,令纪泽有迁善改过的机会,这便是传统教育中严父所行的教育方式。

而具体要如何改正,则绝非讲讲大道理便可的。因为纪泽刚刚娶亲,于是曾国藩便从“治家”的角度向他讲如何改掉懒散习惯的办法。第一,无论家境贫富与否,人都应该有勤劳的生活态度。这个办法不仅纪泽要体会、要去做,就算对于新娶的儿媳,曾国藩也是如此要求的。新妇初到家中,要学习如何做饭、做衣服等家务,不要因为自己出身富贵人家,就不做这些家务。第二,年轻人勤快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对长辈的尊重和孝顺。所以曾国藩询问三位女儿是否已经学会做鞋,如果会了,就应该每年给三位姑姑和一位嫂子寄去一双亲手缝的鞋,以表达孝顺的热忱,并互相督促提高家务的能力。同样,女孩子们虽然不入学,但每年也要给父亲寄些衣袜物件来,好让父亲在军中也知道她们有没有勤劳地生活。第三,切勿浪费光阴。曾国藩说自己即便是在军中,也没有放弃读书、进学,那么,曾纪泽在家中就更应该珍惜光阴,好好读书。这也是勤奋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全信,一位严父的形象跃然眼前。但是,信中所谈的问题,又让我们感到了一丝严而不戾的气息。我们今天讲家庭教育,慈多而严少,喜多而惧少。其实,很多家长是误解了让孩子“自主”成长的道理。教育,不是只有温情,而没有严苛;只有包容,而没有规则。曾国藩对曾纪泽谈到的“佚则生淫”的道理,正是对一位刚刚年满十八岁且父亲不在身边的青年的督导,让他能够意识到人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都不应该懈怠对自身的要求。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要发奋图强;在环境优厚的情况下,更要拒绝诱惑,洁身自好、勤劳踏实。如果我们今天在教育中,也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很多家长大概就不会对自己家中的“小霸王”感到头痛了。说到底,父母的言传身教、诚实不欺,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注释

[1]酣豢:指沉醉于某种情境之中。这里指沉醉于懒惰与娱乐之中。

第十六篇 笃实刚毅

咸丰八年戊午岁

正月初四日(1858)

原文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弟二十一日手书,欣悉一切。

临江已复,吉安之克实意中事。克吉之后,弟或带中营围攻抚州,听候江抚调度;或率师随迪庵北剿皖省,均无不可。届时再行相机商酌。此事我为其始,弟善其终,补我之阙,成父之志,是在贤弟竭力而行之,无为遽怀归志也。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1],则报复无已时耳。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末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2];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3]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李云麟气强识高,诚为伟器,微嫌辩论过易,弟可令其即日来家,与兄畅叙一切。

兄身体如常。惟中怀郁郁,恒不甚舒鬯[4],夜间多不成寐,拟请刘镜湖三爷来此一为诊视。闻弟到营后体气大好,极慰极慰。

刘詹严先生绎得一见否?为我极道歉忱。黄莘翁之家属近况何如?苟有可为力之处,弟弟为我多方照拂之。渠为劝捐之事呕气不少,吃亏颇多也。母亲之坟,今年当觅一善地改葬。惟兄脚力太弱,而地师又无一可信者,难以下手耳。余不一一。

再,带勇总以能打仗为第一义。现在久顿坚城之下,无仗可打,亦是闷事。如可移扎水东,当有一二大仗开。第弟营之勇锐气有余,沈毅不足,气浮而不敛,兵家之所忌也,尚祈细察。偶作一对联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贤弟若能行此数语,则为阿兄争气多矣。

解读

曾国藩九弟国荃在湘军中表现上乘,成为湘军中重要的统帅之一,这与曾国藩日常书信中的教导也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曾国荃的个性与曾国藩略不同,比起大哥来,他更为渴望成功,因而做事虽有勇,而过于猛烈,不够沉稳;虽有智,但对功看得更重,因而也就不能权衡事态之轻重。这封信,曾国藩就是针对国荃的个性而做出的指导,同时也看得出他对于日常个人修德之事的看重。

首先,是笃实。曾国荃在信中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笃实的普通人,曾国藩也同意这一说法。但是,身处江湖,踏踏实实的老实人总会遇到繁琐的人情世故,面对这种情形,要如何保持自己的品性的端正,便显得尤为重要。曾国藩说在尘世之中,因为经历得多了,于是也学会了“机权”的运用。所谓机权,就是权变,就是做事的“术”。术用得多了,人难免会忘记自己的本心,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学坏了”。那么,一面是作为的持守,一面是事情的权衡,哪个更重要呢?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是人的德性更为重要,换言之,就是“道”比“术”重要,“经”比“权”重要。如何在复杂的经历过后,依然保持自己的平实心态、自己的笃实本质,就需要“复性”。复性,是唐代思想家李翱的说法。李翱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是因为后天沾染到了不好的习性,所以变得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恢复自己的本性。而儒家更早讨论“人性”的孟子,也说过人的本性需要“发明”,也就是不能被世俗所染,而应该时刻保持赤子之心。曾国藩对曾国荃所说,就是这个道理,要让曾国荃明白,在外做事,更要注意复还自己的笃实本性,不可走入投机取巧的欲望陷阱中。这是个人德性的必需,也是与人交往的必需。若遇到精明的人,大可以糊糊涂涂地相处,不要刻意去跟着意气算计。要以“诚”来待人。

其次,是刚毅。这与之前所说的笃实其实有相关联处,因为刚毅就是在明知自己不能为的时候,强迫自己去做到,以恢复和坚定笃实之心,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刚毅的果敢与刚愎的自负是不同的。刚毅,是战胜自我的一种品质,强制就可以克服自己的惰性。强恕,就可以克服自己的狭隘。强为善,就可以克服自己的私欲。这一切,都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但是,刚愎则不一样,刚愎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去克服自己缺点的做法,而是依赖于所谓运气的做法。二者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则相差甚远。

在曾国藩看来,有赤子之心的人,就是在经历了尘世烦扰后依然可以恢复笃实的本性,在时代的洪流中依然可以战胜自己的刚毅之士。这两种品格的养成,是于世间保持一个人独立性的关键。

另外,这封信中,曾国藩还谈到了一点,就是用兵最关键的还是使部队具有战斗力,这一点需记得一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可见,他是把忠厚的品质应用在了现实的生活中,只有沉稳的个性、刚毅的品质,才可将这两句箴言应用自如。

[1]相迎相距:相互迎合或相互对立。

[2]坐尸:本指古代祭祀时臣子或晚辈象征死者神灵,代替死者接受祭祀,故坐姿需要端正、肃穆。此处代指坐时姿态端正、庄严。立斋:斋本义为祭祀前清洁身心,此处指站立时保持仪态端庄。

[3]客气:此处指天之气,引申为外在的影响,而非自身的努力。

[4]鬯:音chàng,通畅。舒鬯:舒服、舒畅之义。

第十七篇 凶德致败

咸丰八年戊午岁

三月初六日(1858)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借悉一切。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嚚讼[2],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3],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4]。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解读

这一封信,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论述修德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修养德性的人生不仅是一种应该过的生活,同样,它也意味着一种现实的“果报”。当我们谈论基督教或者佛教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容易去理解现实中做的好事,最终会成为某种“果报”出现在我们“将来”的人生中。基督教说的是“末日审判”,依据上帝的旨意行事就可以进入天堂;佛教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与宗教思想相比,儒家似乎并不谈来世,因而德性的人生似乎只是一种规劝。

但是,这封信中,曾国藩说了,人如果道德败坏,便会招致现实的恶果。这样的说法,比起彼岸世界的救赎而言,更有对现实的关注和意义。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德性有吉凶之分,所谓凶德便是常年的傲慢和经常的多言。狂傲和多言,都不是好的德性。尧帝的长子丹朱,个性浮夸,骄傲乖张,言语嚣狂。《史记》中说如果丹朱得到天下,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所以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可见,丹朱的凶德为他招致了现实生活中的恶果。曾国藩认为自己的缺点在于过于执拗,这是在德性上过于傲慢的表现;虽不怎么爱讲话,但是写文章时却有点接近于争执。每当他静思己过时,就不免察觉到,自己所遭受的暴恶的对待,其实都根源于自己的恶德。家中温弟和曾国藩的个性有些接近,但是说话却特别尖刻,这是很不好的。恃才傲物之人,有以言语去刺激别人的,有用神气去欺凌他人的,也有以表情动作去表达对别人的鄙夷的。温弟的神气有英气勃发的状态,面孔看起来也颇有几分刁蛮之相,所以最容易欺凌到他人。所以,心中更不可有半点傲慢,否则的话都会表达在脸面之上。论出身,曾氏家族不比那些显赫的家族;论才识,看军中的青年豪杰,便自知不如。所以更要低调做人,持忠信笃敬之道。国荃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更要提醒温弟时时刻刻改正,不要冒充所谓江湖老手,而堕入恶德的现世报中。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曾国藩之前对修身的认识,就会发现“自省”的功夫在他看来是尤为重要的。对于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而言,自省,是一种自我觉醒的本能,是立德积善的功课,同样,它更是一种现实中的修行。自省,意味着不需要上帝的审判,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心及道德的规劝来自我省察。凶德致败,尤为凸显这一思维的特征。所以,在今天,当我们说起现实世界中缺乏信仰时,往往是受到了外物的遮蔽,而忘记了每个人的本心之中就有信仰的种子。这种信仰,绝非求福求财的功利心,而是自我觉悟、自我反省的道德心。若是明白了这一点,则不难发现,信仰从未离开我们,只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完成自己信仰的主人。

注释

[1]丹朱:相传为尧的长子,因不肖,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2]嚚讼:奸诈而好争讼。

[3]愆尤:过失,罪尤。

[4]妥:安稳,妥当。叶:音xié,和洽。妥叶:妥帖,合宜。

第十八篇 善恶由人

咸丰八年戊午岁

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左右:

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败挫之信,初五日家中尚无确耗,且县城之内毫无所闻,亦极奇矣!

九弟于二十二日在湖口发信,至今未再接信,实深悬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汉口后有书于渠,且专人至桐城、三河访寻下落。余始知沅甫弟安抵汉口,而久无来信,则不解何故。岂余近日别有过失,沅弟心不以为然耶?当此初闻三河凶报、手足急难之际,即有微失,亦当将皖中各事详细示我。

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

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求力挽家运。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知,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第二,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又,父母坟域必须改葬。请沅弟作主,澄弟不可过执。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张。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恨,是以谆谆言之。

解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六弟曾国华牺牲沙场,这一消息对曾氏家族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于天命与人生又有了一层醒悟。可以说,这是在万分的悲痛中,所体悟出的道理。言辞虽浅显,却处处透露着对于人生最为深刻的体会。

首先,人之性命来源于天,即所谓“天命之谓性”。我们的生命就个人而言,是父母赋予的;但是就人类而言,在儒家看来是天命的下落。天命无常而无言,生生不息,自然流转,所以人人都会遭遇生老病死、聚散离合。这些都是人力所无力抗拒的。这就是天所赋予人的福祸根本。而人生则各有不同,这便是每个人在现实具体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德性、品质,所展开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每个人都主导着自己的善与恶。或许对于人而言,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自己的性别、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在曾国藩看来,选择做自己良心的主人,就是善恶由己的体现。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家族的责任。

其次,如何做到善恶由己,在曾国藩看来有三条途径。第一,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和睦融洽。兄弟之和睦,是家族兴旺的根本,这一点曾国藩已在多处提及。面对六弟的殉难,曾国藩对此更有沉痛的体会。血肉至亲,骨肉相连,每个人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奶同胞。这血缘上的联系不能因为后天性格的差异而被裁断。只有兄弟和睦,才能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第二,推己及人。儒家的伦理是“推扩”的伦理,犹如石子入水,由圆心逐渐向外延伸,形成一层又一层余波。曾国藩说,对祖父母的爱要推扩到叔父身上。同样道理,对父母的爱,也要推扩到六弟的妻儿身上,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苦伶仃,落寞悲恸。第三,勤俭二字。勤俭是日常品行的养成,家中无论男女老少都应遵循勤俭之道。所以曾国藩规定妯娌不得铺张,后辈不得乘车,女子不得偷懒。家中人人都要以勤俭为本。如此才是耕读世家所应有的日常行为。勤,是生动之气,犹如一家之中生生不息的人气,一日不可截断;俭,是收敛之气,犹如一家之中每日所聚之能量,更不可一日有所废除。一勤一俭,一生一养,才是一个家族兴旺不衰的根据。

由此信观之,曾国藩对于人有着极大的信心,对于人的德性亦有着极大的信心。正因如此,做人,就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将自己的良心好好养护起来,发挥出来。善恶皆由己造,因此任何选择都怪不得他人。一个人只有涵养好自己的品德,才可以做得好自己的主人。

第十九篇 一世修身

同治十年辛未岁

十月二十三日(1871)

原文

澄、沅两弟左右:

屡接弟信,并阅弟给纪泽等谕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归署。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与弟,深以为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学,是家中近日可庆之事。沅弟夫妇病而速痊,亦属可慰。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1]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又曾以为学四事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养生与力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两弟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

兄在外两月有余,应酬极繁,眩晕、疝气等症幸未复发,脚肿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数,衰老相逼,时势当然,无足异也。

解读

曾国藩少年时以大学之道要求自己,自开始修身、读书,便一世以此为志业,日日精进,不曾间断,直至生命的尽头。几十年来,他南征北战,叱咤官场,享受过举世赞誉,亦遭受过世态炎凉;他中年时官运亨通,一路高升,却在人生最得意处遭遇家中长辈的相继辞世;他以文官身份,主政湘军,诸弟皆与他并肩作战,风雨无阻,湘军成为晚清军事史上的劲旅,却无奈六弟曾国华战死三河镇,季弟曾国葆病逝湘军军营。人生的起伏跌宕,令曾国藩在晚年更加感觉到修身与学习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族的重要意义。透过这封曾国藩去世前最后一次提到修身的绝笔信,我们似乎可以从他风云诡谲的一生,感受到修身与力学在曾国藩生命中的意义。

这封信,内容浅白,却用意深厚。首先是养生,养生实属修身之根基,如无强健的体魄,哪怕有再高的修为,也难以实现济世抚众的抱负。所以,曾国藩列举家中长辈曾说过的六大养生秘诀,以示子孙。而在力学上,曾国藩则以四种读书之法,告诫后辈。这些方法,看似简单,却难在坚持。例如习字,本不是难事,但只有坚持,才可有成。曾国藩认为不善写的人,就好像人的身上没有衣服,山上没有树木一般。而对于作文,则需要苦思。如果一个人有一肚子墨水,却文思枯竭,那便如哑人不能言,跛马不能行。实在是人生之遗憾。

在曾国藩这封生命的绝笔信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于生命已经衰老的悲怜。他说“衰老相逼,时势当然,无足异也”,言辞间透露着一股大丈夫的坦然与豪气。这种对于人生的参悟,正是来自于他一生的修炼。数月后,曾国藩午后散步,突发脚疾。曾纪泽搀扶父亲回房休息后,曾国藩端坐三刻,安然离世。清廷为哀悼曾国藩的离世,辍朝三日。曾国藩去世后,被追赠太傅,谥号文正。他的家族子弟,也谨遵他的遗言,一世累行善事,皆以修身、力学为本,将他的志向继承下来。

注释

[1]勖:音xù,指勉励、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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