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竹明心（修身养性方可静心）
修身卷
题解
修身，是儒家文化中对君子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普通百姓，一世都应坚持以涵养自身道德、品行为本。修身，不仅要在行为上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以规范约束自己，更要从心理上做到“正心诚意”。在《大学》中就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说。儒学中的修身与修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修心又与佛家所说的打坐、禅定不同，儒学的修心与修身一样，都是要在与外物的互动中完成的。只有与世界、人群有了紧密的交往，才可能在认识外界事物、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强大自己的内心，修正自己的行为。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与人谋”、“与朋友交”是与人的交往；“传而习”是与事、物的交往。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在一个人与世间万物的交往过程中，塑造自身道德修养、规范个体行为的“入世”之道。
曾国藩以“立功、立德、立言”而享誉清代，成为一代名臣。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不少自省、督促他人的修身之道，通过这些家书，更能体会到曾国藩服膺理学、以修身为本的做人之道。
第一篇 反身而诚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九月十五日[1]（1841）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内系得父亲信一，叔父信一，丹阁叔信一。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不知已收到否？
男等在京，身体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男始闻骇异，再四就询，终不明言。不知男何处不友，遂尔开罪于弟，使弟不愿同居。男劝其明白陈辞，万不可蕴藏于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使男改过自赎。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如男全无过愆，弟愿归侍定省，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待回信到时，家中谕令南归，然后择伴束装，尚未为晚。男因弟归志已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同归。彭会试罢屈，拟九月底南旋，现在尚少途费，待渠家寄银来京。男目下已告匮，九弟若归，途费甚难措办。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扶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2]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亦万万放心不下。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禀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馈难安，展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父亲寄谕来京，先责男教书不尽职、待弟不友爱之罪，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弟当翻然改寤。男教训不先，鞠爱不切，不胜战栗待罪之至。伏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禀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盖九弟不过坚执，实无丝毫怨男也。
男谨禀
解读
曾国荃在家中所有子女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他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小曾国藩十三岁。国荃十六岁随父上京，后住在曾国藩宅邸，与哥哥一家同住。此时的曾国藩恰值而立之年，又初为京官，家境并不富裕，但对于九弟的照顾则是体贴入微。然而，曾国荃在入京一段时间后，还是思乡情切，想回到湖南。这封信便是曾国藩向父亲陈情此事。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家中长男，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从兄弟友爱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对于九弟的生活起居、前程学业是极为关心的。然而，即便兄弟相处似平常，而九弟迫切归家的想法，依然让曾国藩内心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是一种自省的萌芽，当得知九弟要离开的决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推卸责任或懊恼，而是考虑自己是否有不对之处。在信的一开始，曾国藩即向父亲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困惑与担忧，并禀明自己不断向九弟询问，甚至提出让弟弟对自己“正容责之，婉言导之”的要求。这不仅是兄长对于弟弟的爱护，更是兄长自身人格修养的体现。
在儒家看来，修身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即便没有学过什么知识，人也具备做善良之事的能力；即便没有经过复杂的思考，也可以对善与不善的事情做出基本的判断。就好像小孩子，虽然天真烂漫，毫无任何成人世界的处世经验，可是他也知道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到年长一点，便知道要尊敬自己的兄长。亲亲，这就是仁；敬长，这就是义。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这正是天底下最根本的人道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有着“反身而诚”的修身功夫。反身而诚，就是反思自身，去发现自己的本心。曾子说，自己每天都要反省一天的行为是否恰当。在待人接物时，是否怀着一颗真诚之心。在与人协同做事时，是否忠诚踏实。每天学到的东西，是否有认真实践。“三省吾身”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达到心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客居北京，事业和生活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作为兄长，对于弟弟赴京学习、日常起居却给予了加倍的关怀。奈何国荃一心要回乡，这时曾国藩的做法体现出儒家君子在修己上的功夫。他没有责备国荃，而是努力去与国荃沟通，在沟通不够顺畅的时候，则反身自省。
修身之始，在于能够自我反省，其境界则是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豁达。而在这封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儒家君子修身的第一步：“反身而诚”。
注释
[1]若无特别说明，书中所涉及的日期均为农历日期。
[2]恬：安静，坦然。谧：安宁，平静。恬谧：恬淡安谧。
第二篇 保身为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正月十八日（1842）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新正初七日，男发第一号家信，并鹿脯[1]一方，托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屺转寄，不知到否？去年腊月十九发家信，内共信十余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系男荃代书。
初八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寿。下半日荃弟患病，发热畏寒，遍身骨节痛，胁气疼痛。次早请小珊诊，系时疫症。连日服药，现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体素阴虚[2]者，入京多患此症。从前彭棣楼夫妇皆患此症，罗苏溪、劳辛阶、郑小珊、周华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阴祛邪，二者兼顾。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郁，胃家有滞，故病势来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胁气疼痛，呻吟之声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惧，初九即请吴竹如医治。连日共请四医，总以竹如为主，小珊为辅。十四日胁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减日退。现在微有邪热在胃。小珊云再过数日，邪热祛尽，即可服补剂，本月尽当可复体还元。
男自己亥年进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孙儿病，今年九弟病，仰托祖父母、父母福荫，皆保万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获在家伏侍，至今尚觉心悸。九弟意欲于病起复体后归家，男不敢复留。待他全好时，当借途费，择良伴，令其南归。大约在三月起行。
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黄河决口，去岁动工，用银五百余万，业已告竣。腊底又复决口。湖北崇阳民变，现在调兵剿办，当易平息。
余容续禀。
男谨呈
解读
这封信中，曾国藩向父母禀报了九弟国荃在京生病之事。作为一名深受理学思想熏陶的士大夫，生病虽属平常之事，但是身体上所发出的病痛信号，却是一种未能很好修身的体现。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修身”有着两个重要的指向。前一封信中，曾国藩讲“修身”，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反身而诚”，这是作为道德的自我的“修身”功夫。但是，儒家并非泛泛地讲道德修为，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儒家对于身体本身，也有着极具人文色彩的关爱，对生命表达了一种养护、珍惜的态度。
首先，身体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天命的载体。身体的疾忧与自然的变幻有很大的关系。《周易》中将人的身体视为阴阳二气氤氲而生，所以，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定是与周遭的环境间有了隔阂。现代人生活在都市，离自然越来越远，习惯了药物对疾病的控制，却忽略了身体自身有着一套与天地自然相合的系统。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发出的信号，只是在说明，它与周遭的环境正在磨合之中。在信的第二段中，曾国藩讲到九弟国荃生病的情况时，便向父母说明了医生的诊断，九弟的症状恐怕是北上之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才会出现的状况，父母不必特别挂心。
其次，身体还是父母的馈赠，是父母之爱的承载。《论语》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孟武伯问孝，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汉代的马融将“其”理解为指代“子女”，这句话的意思是儿女不要做乖张之举，使父母在健康之外无须再为子女担心，这便是尽孝了。所以，从尽孝这一点上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子女对父母最初的继承，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生命礼物，因此必须要很好地爱惜它，才算是孝的发端。在信的第三段，曾国藩回忆了自己自入京以来，家人频有生病，也让他感到需要在外更好地照顾自己，以免父母牵挂。这种对自身的爱惜，就是对父母的疼惜。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儒家对于“身”有着很深厚的理解。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保身”是对于孝道的坚持。从更接近“道”的角度而言，“保身”则是天人合一观的表现。《易传·系辞上》中，谈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男女之道便是乾坤之道、阴阳之合，人的身体便是乾坤之道流行变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体是“道”的实现，人道与天道实则是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早在《易》中就已出现了。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一说，认为“人”实际上是“天”的投射，人的身体是仿效天的形态而形成的。“人副天数”将人与天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天的灾异也意味着人间的祸乱兴衰。这种接近神秘主义的说法，也成为谶纬之说在汉代兴起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在天人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在中国古人眼中，绝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躯干那么简单。“身体”是“道”的一种呈现，因此“保身”意味着对道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修身”不只需要从道德上锤炼自身，在“身体”上也应注重阴阳调和、神清气爽，以“保身”为重。
最后，曾国藩在感慨入京后家人的健康时，亦对祖父母、父母表达了感激之情，这是中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祖德”观念。中国人在对待祖德与福报这件事上，与其他民族非常不同。印度的宗教认为人活着即是“苦”，因此想要求个解脱，个人与自己的祖先除了种姓上的联系外，便是独立的。一个人的所为，只是为了求个解脱。基督教则认为，人在此生的生命，是为了到了末日审判，最终由上帝挑选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唯独中国文化不一样，一个人的福报，除了个人所为，很多都是“祖宗庇护”。祖先因为做了很多善事，才能为一个家族积德，在世长辈的所作所为，也直接关系到子孙的福报。在传统信仰中，中国人的行为一定是与家族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民间信仰中的“中元节”等，都与祭祀、扫墓有关，这其中就有向祖先表达感恩“祖德”庇护的原因。所以，曾国藩在此会将身体的康复归结于祖父母、父母的庇护，这也是感念亲恩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保身”不仅体现出一种对生命之大本的敬重，也体现出君子对孝道的践行。所以，“保身”不是单纯地渴望身体健康，它更是“修身”的一个维度，是君子实现天人合德的重要途径。
注释
[1]鹿脯：鹿肉干。《礼记·内则》中就记录有鹿脯，但限于君主所食，是一种相对贵重的食物。）
[2]阴虚：中医专业术语。中医认为人体内的所有器官、组织都有阴阳二表，阴虚者指阴液不足，不能滋润，不能制阳，从而产生一系列发热、盗汗等症状。此处言南人体素阴虚，即南方人体质中阴液较为虚弱。
第三篇 格物功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十月二十六日（1842）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1]，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2]，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3]则忧之，蛮夷猾夏[4]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5]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6]。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解读
“修身”既要养身，又要养心，做到身心兼备方可称为“修身”。然而，怎样的方式才可以做到修身呢？在曾国藩与弟弟们的这封信中，我们便可窥到儒家修身方法的一些精髓。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修身”与《大学》中“格物”“诚意”的关系，且在这之前谈到了君子立志与所忧的问题。
首先，立志与“所忧”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立下怎样的志向，便会对什么样的事情担忧。曾国藩虽肯定了四弟立志读书的决心，然而对其志向的坚定性则提出了质疑。他谈到若要真的立志读书，则哪里都是清净的读书场地，言外之意，真的志向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关键是看一个人是否要坚持这个志向的决心。在谈到六弟担忧自己命运坎坷时，曾国藩则表示因为一两次科举考试的失利，便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实在不是一个君子所忧之事。君子所忧心的事情应该是怎样才能养成君子品格，如何才能修德讲学。这是因为君子所立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外在的功名，而是如张载在《西铭》中所谈到的那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境界。当学者将其志向定在天地之间，专注于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于父母生养，无愧于做一个天地间大写的“人”时，他所担忧的事情才会有新的境界。这时人的目光是敞开的、高远的，人世间的文明开化、国家的兴衰存亡、政治的清正廉明、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是他所担忧的事情。这些事情与君子个人的名誉、荣华无甚相关，而君子却会忧心于此，这才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之人的境界。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作为君子就是要将自己从生存的、欲望的自然和功利境界中抽离出来，进入道德境界，从而最终达到天地境界。人生之志决定了人生之忧，因此，越高的志向越容易使人进入更高的境界。周敦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学者只有立下伊尹、颜子之志后，方可进修其道，以通达更高的境界。
其次，曾国藩谈到了“修身”与“格物”“诚意”的关系。《大学》自位列“四书”，程颐说它是“入德之门”。《大学》中的八条目是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修身的基本纲目。在这里曾国藩特别强调了“格物”与“诚意”，从而将修身落实到了实处。《大学》虽是儒者修身的纲目，然而它并不是道德规训；它代表着一种实践的品格。修身，不是禅坐，亦不是考据；修身首先源自对于“物理”的理解。理学家认为万物皆有其理，如同月映万川，这是天理在万物上的映射。物理不仅包含事物之理，也包括“事件”“事情”的理，所以朱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正如曾国藩在此所列：人的身心、意志皆有其理；一家一国亦有其理；日常行为也有理。如何去认识了解这些理？首先要从最切近己身的事和物上入手，所以叫“格物而穷其理”，朱熹说这叫“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理，便是做到了“格物”。我们身边的物和事有哪些呢？曾国藩讲到侍奉双亲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孝）便是此事的理；敬随兄长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友）便是此事的理；心，是事，博学审问、慎独省察是养心之理；身是物，于行走坐立间都能保持恭敬便是养身的理；每日所读之书，句句都是物，可以做到深刻理解其意义便是读书之理。理解并做到这些物之理，便是“格物”。而格物还需要落实在“诚意”上，诚意就是不欺，不仅不欺骗他人，更重要的是不自欺。明白了道理而且能身体力行，才是真的不自欺，否则便非“诚意”。这就是曾国藩所谈的格物与诚意是修身最为关键的步骤。
从格物、诚意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的修身需要长久而踏实地下功夫。怎么样才能做到？曾国藩因受到倭艮峰先生的启发，而意识到记录“日课”是极好的修身功夫。所谓日课，便是“日记”。日记的意义在于记录每日所为且进一步反省自身，如曾子所谓“三省吾身”即是这一道理。曾国藩谈到自己每日以楷书记录日记，并与友人相互督促，以此来修身。这一做法，是要从“一念一动”上做到“慎独”，是一种极为严格的修身功夫。人之情感极为复杂，很容易陷入妄念之中，因此，从念头上去下功夫，才能砥砺出坚毅的品性。曾国藩一生重修身，而他的修身正是从每日日课的念头上去下功夫。正因如此，即便刚开始做日课，曾国藩已有很大的进步，他在信尾写到与郑小珊化解误会的事，这正是他在每日日课的反省下所做的改进。儒家自孟子至王阳明，都谈到心的重要性。心，就是人的一念一思。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阳明说君子要“发明本心”，都是意识到人之心思的精微。只有从念头上下功夫，才可以将修身落至实处。
注释
[1]负薪牧豕：背负着柴火、喂养着猪，形容学习的环境非常艰苦。
[2]自怨：自我埋怨。数：命运，运数。奇：不好。自怨数奇：指自我怨恨命运不好。
[3]梗化：顽固而不服从教化。
[4]猾夏：扰乱、侵犯华夏。
[5]牧猪奴：赌徒的鄙称，这里指无道德操守之人。
[6]符契：符合本义。
第四篇 修身《五箴》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三月初十日（1844）
原文
六弟、九弟左右：
三月八日接到两弟二月十五所发信，信面载第二号，则知第一号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并未到京，恐尚在省未发也。以后信宜交提塘挂号，不宜交折差手，反致差错。
来书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计共发信七八次。兄到京后，家人仅检出二次：一系五月二十二日发，一系十月十六日发。其余皆不见。远信难达，往往似此。
腊月信有糊涂字样，亦情之不能禁者。盖望眼欲穿之时，疑信杂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圜墙[1]，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2]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曲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之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至于回京时有折弁[3]南还，则兄实不知。当到家之际，门几如市，诸务繁剧，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谓家中接榜后所发一信，则万事可以放心矣，岂尚有悬挂者哉？来书辨论详明，兄今不复辨，盖彼此之心虽隔万里，而赤诚不啻目见，本无纤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费唇舌！以后来信，万万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来书云：“非有未经审量之处，即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语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内省者也。又云：“所识穷乏得我而为之，抑逆知家中必不为此慷慨，而姑为是言。”斯二语者，毋亦拟阿兄不伦乎？兄虽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于如此之甚！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
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4]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甥做外官[5]，则阿舅来作烧火夫[6]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妇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觖望[7]，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
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丧，不能稍隆厥礼。岳母送余时，亦涕泣而道。兄赠之独丰，则犹徇世俗之见也。
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二伯祖母尝为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儿夜来泪注，地湿围径五尺也。”而田货于我家，价既不昂，事又多磨。尝贻书于我，备陈吞声饮泣之状。此子植所亲见，兄弟尝欷歔久之。
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戊戌年曾以钱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
任尊叔见我得官，其欢喜出于至诚，亦可思也。
竟希公一项，当甲午年抽公项三十二千为贺礼，渠两房颇不悦。祖父曰：“待藩孙得官，第一件先复竟希公项。”此语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稽耳。同为竟希公之嗣，而菀枯悬殊若此。设造物者一旦移其菀于彼二房，而移其枯于我房，则无论六百，即六两亦安可得耶？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8]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兹王姑已没，故赠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视王姑之意也。腾七则姑之子，与我同孩提长养。各舅祖则推祖母之爱而及也。彭舅曾祖则推祖父之爱而及也。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
其余馈赠之人，非实有不忍于心者，则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讨好沽名钓誉，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啬[9]，为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
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同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10]，月盈则亏，天有孤虚[11]，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12]也者，“复”[13]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14]也者，“姤”[15]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16]，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物，兄亦时时教之。今幸未全备，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17]之间，此是缺陷，吾弟当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韪[18]余之言也。
至于家中欠债，则兄实有不尽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中云：“年事一切，银钱敷用有余。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家中极为顺遂，故不窘迫。”父亲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系何项？未完尚有何项？兄所知者，仅江孝八外祖百两、朱岚暄五十两而已。其余如耒阳本家之帐，则兄由京寄还，不与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钱五十千，尚不知作何还法，正拟此次禀问祖父。此外帐目，兄实不知。下次信来，务望详开一单，使兄得渐次筹划。如弟所云家中欠债千余金，若兄早知之，亦断不肯以四百赠人矣。如今信去已阅三月，馈赠族戚之语，不知乡党已传播否？若已传播而实不至，则祖父受吝啬之名，我加一信，亦难免二三其德之诮。此兄读两弟来书，所为踌躇而无策者也。兹特呈堂上一禀，依九弟之言书之。谓朱啸山、曾受恬处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馈赠之项，听祖父、叔父裁夺。或以二百为赠，或每人减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赠亦可。戚族来者，家中即以此信示之，庶不悖于过则归己之义。贤弟观之以为何如也？
若祖父、叔父以前信为是，慨然赠之，则此禀不必付归，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赠，反因接吾书而尼沮。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使家中慷慨乐与，则慎无以吾书生堂上之转念也。使堂上无转念，则此举也，阿兄发之，堂上成之，无论其为是为非，诸弟置之不论可耳。向使去年得云贵、广西等省苦差，并无一钱寄家，家中亦不能责我也。
九弟来书，楷法佳妙，余爱之不忍释手。起笔收笔皆藏锋，无一笔撒手乱丢，所谓有往皆复也。想与陈季牧讲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尔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换笔。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笔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中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二曰结字有法。结字之法无穷，但求胸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笔拗而劲，九弟文笔婉而达，将来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书？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
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
余近来读书无所得，酬应之繁，日不暇给，实实可厌。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贤弟亦宜趁此时学为诗、古文，无论是否，且试拈笔为之。及今不作，将来年长，愈怕丑而不为矣。每月六课，不必其定作时文也。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论虽太高，然不能不为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则心有定向，而不至于摇摇无着。虽当其应试之时，全无得失之见乱其意中，即其用力举业之时，亦于正业不相妨碍。诸弟试静心领略，亦可徐徐会悟也。
外附录《五箴》一首、《养身要言》一纸、《求缺斋课程》一纸，诗文不暇录，惟谅之。
兄国藩手书草
五箴并序，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茬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19]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与！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实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养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右仁所以养肝也。
内有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右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右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右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右智所以养肾也。
求缺斋课程癸卯孟夏立
读熟读书十叶。看应看书十叶。习字一百。数息百入。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右每日课
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
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
解读
这封信是《曾国藩家书》中一封较长的信，而其中所涉及的“家事”则更生动地描绘出一幅中国古代传统家族内部的复杂政治，以及身处其中之人的德行、修为图景。不仅如此，在这封信的末端，曾国藩附上了自己的《五箴》书、《养身要言》以及《求缺斋课程》。此时的曾国藩已过而立之年，又经历了在京升迁、出仕外省，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对家庭的责任、牵挂都更多了一份沉淀后的思考。信后所附的内容，不仅是对他之前人生的总结，更是对他而立之年后的自勉。今日读起来，更是为很多已经“在路上”的成年人，提供了几分启迪。
我们未曾考察六弟和九弟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谈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从信一开始的内容中来看，可以得知曾国藩在之前有要将一部分钱银馈赠给几户亲戚的举动，而家中兄弟对此举并非十分赞同。曾国藩在信中用了大段的内容，解释了自己的初衷，更体现出“不忍人之心”的意义。
孟子曾在见梁惠王的时候，提出“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之心。孟子说“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是人之为人的原因，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良善政治的实践者。曾国藩以理学修身，“不忍”之心使他能对乡族亲友始终怀抱仁爱之心，也令他对几位弟弟的言语感慨之余，更多了几分担忧。
其一，亲族之间，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各家各户之家势也有盛有衰。传统社会中的大家族，其成员结构比今日社会中的小的社群更为复杂。家族内部，由于血亲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了不用层级的关联，对待这些关系自然是以情为本，情缘于人之孝亲，一层层推扩出去，因此舅父、表姊，乃至兄弟之岳家都被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论最基本的家庭单位，则又存在着各家各户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既有情感上的亲疏之别，也有在理性上处理亲族关系时的薄厚冷暖。曾国藩念及亲族之情谊，以不忍人之心而付银馈赠；但家中兄弟则误会这样做实在会让家中祖辈陷入吝啬的尴尬境地。
其二，兄弟来信以“区区千金”责怪兄长，更让曾国藩备感痛心，从而令他特别向几位弟弟强调君子应懂得“守残抱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道理。这一道理，是从君子要有敬畏、谨慎、谦虚之心的意义上来说明的。曾国藩以《周易》为表彰，通过阴阳变化、物极必反之道理，道出了“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的道理。《周易》，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昔日文王拘于羑里，取法自然，而作《周易》。通过阴阳之变化，阐释了一变一静、一正一反的阴阳变易之理。这一变易之理揭示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大化流行，都处于“未及”和“过”的变化状态之中。未及，指事物正向其目的的方向运行、发展；过，则指事物即便获得了其发展之目的，也会很快走向极端和反面。人所要求的生活的圆满，则很可能因此而走向极端。因而，曾国藩所言，人需要知道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生活的真谛就在于缺憾。人因为有缺憾而努力去奋斗、去弥补；但是人却不要去全尽这一缺憾。因为，当所有的缺都被填满后，并不是人生的圆满，而是会由此生出更多的匮乏，如此往复，人的欲望就会如同敞开的窟窿，如何也填补不满。因此，君子要敬畏天道，要懂得天道之屈伸乃是天道的运行，有得便有失，万不可以自己的成功而鄙夷他人的失败。同时，君子需要有谨慎之心，要知自己所行，不可逾矩，不可猖狂。曾国藩给自己在京的宅邸命名为“求缺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谨慎自己的言行，知道家势之盛只是“势”之使然，势的变化是道的运行。得势时，尤须谨言慎行，怀感恩之心；失势时，也不必怅然苦闷，需知这是人生“缺”的常态。
在这封信的末尾，曾国藩附上了自己所写的修身箴言五篇，这是他在三十多岁时经历过官场第一个阶段的锤炼之后的一种总结，其意义也绝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有了很多生命的体察。其序言：自觉已到而立之年，却依然碌碌无为，不禁感到忧伤。若是还继续从前那样的生活，每日困于人事烦扰之中，必将有损于智慧和德性，成为下品之流。所谓忧患存而智慧生，图安乐终亡身。我本是中品之人，且一直以来比较安顺，更需要刻苦而自振奋，这又有何难？所以自创《五箴》以自省。
第一立志箴。充满智慧的先哲，不也本是普通人吗？渺小的自己，亦是有父母赋予我生命。若丧失了天命，便会遭遇凶险灾害。积累了很多悔恨，最终也只能是承受天的责罚。过去之事已不可追悔，所以需要从今天开始做起。承担道所给予的责任，身体力行地去做，只要活着一天，就绝不背弃自己的承诺。
第二居敬箴。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其位，阴阳五行孕育了世间万物。天地人鼎力配合，才形成三才。人应该严格恪守道的智慧与明达，以凝聚成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人不庄重敬慎，则是对性命的残害。哪个人敢有所怠慢？做什么事时敢有所懈怠？懈怠之人必将无所成，傲慢待人者必将反受其辱。即便不是如此，也会助长一个人骄横的个性。如成为如此下流之人，则必然遭到天的惩罚。
第三主静箴。斋住于日观，天一亮便有鸡鸣。万籁俱静时，只能听到悠远的钟声。身后有毒蛇，身前是猛虎，但如若我神凝气定，谁敢有辱于我？是它们在避人吗？犹如面前有三军对峙。我思虑归一，它们便无法扰乱我。驰骋放纵半生，均未能自主。今已老矣，难道还要终日纷乱一生吗？
第四谨言箴。用花言巧语取悦别人，最终会令自己身心受扰。闲言碎语虽可度日，却扰乱自己的精神。理解你的人并不需要夸赞，而那些夸赞的人反倒是不理解你的人。道听途说的话，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弄清原委后，原本感到惊骇的人会责备你欺骗他。即便你很率真，笑话你的人仍然会怀疑你。你需记下这些悔恨，铭记要将其改正。如果只是下决心而未能改正，于是重蹈覆辙，最后只能嗟叹自己已经老了。
第五有恒箴。自我识字有人生经历以来，已有二十八年，然而却依旧是一无所知。以前所赞同的知识，再看时却感到鄙视。旧的思想已经抛弃，而新的知识却又未曾真正获得。修德之业因为外物的牵绊而未能时常坚持。偶尔再接触到，竟如从未学过那样。一粒一粒的粟米积累久了，也会装满一斗。天命即将降于己身，因此应该明白这一道理，而坚持下去。
纵观《五箴》，可以看到曾国藩对自身有着极高的要求。《大学》中讲的进德纲目“修齐治平”亦是这一道理。历代的儒生就以这样的自我约束和要求，来实践自己的君子一诺，实在令后进晚生佩服不已。
在修身《五箴》后，曾国藩还谈到了养身之要，归结起来，便是“喜怒哀乐皆中节”的中庸之道，以心养情，以情怡身。为人不藏怒，不宿怨；做事不骄傲，不凶猛；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心胸宽广；心神安定。
而在最后所附的《求缺斋课程》中，则可窥得曾国藩日课之目。更加说明，修身不在高远，而在切近，不在求名，而在明心。修身是儒家为人之要，更是作为人的信仰之道。这一修行，是由日常的一言一行而刻画的，不自欺，不欺天，经年累月，奋而不止，方可达到“君子”之境界。
注释
[1]圜墙：牢狱。
[2]詈：音lì，责骂。相詈：相互责骂。
[3]弁：音biàn。折弁：又称折差，指专门为地方大员送奏折至京城后，再顺便为京城官员往家中捎带书信之人，类似于今日的邮差。
[4]恻：哀伤的样子。然：面貌。恻然：指哀伤、怜悯的样子。
[5]外官：此处指在外做官，多指行军作战时的指挥官。
[6]烧火夫：即做饭的人。
[7]觖：音jué，不满意。觖望：犹怨望，因不如意而失望。
[8]槁饿：指穷困饥饿。
[9]啬：小气。刻啬：指吝啬刻薄。
[10]昃：音zè，指太阳偏西。日中则昃：指太阳过了正午就会开始偏西。
[11]孤虚：古代方术用语。即计日时，以十天干顺次与十二地支相配为一旬，所余的两地支称为“孤”，与孤相对者为“虚”。古时常用以推算吉凶祸福及事之成败。
[12]剥：剥卦，《易》第二十三卦，意指在“剥”的形势下的各种变化，喻事物有盛必有衰。
[13]复：复卦，《易》第二十四卦，意指在“复”的形势下的各种变化，喻反复探索，改变错误。
[14]夬：音guài，夬卦，《易》第四十三卦，意指以阳决阴，果断清除。
[15]姤：音gòu，姤卦，《易》第四十四卦，意指事情遇阻滞，需要谨慎行事。
[16]椿萱：指父母晚年健康。重庆：指父母和祖父母都健在。椿萱重庆：意指家中长辈健康长寿。
[17]房闼：此处指寝室、闺房。
[18]韪：对，常与否定词联用。
[19]疢：音chèn。疢疾：疾病，犹指忧患。
第五篇 进德修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八月二十九日（1844）
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二十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写予弟弟的信，多以劝其修德进学为主。其中对六弟、九弟多有叮咛。这封信亦不例外，所谈还是围绕着“进德、修业”展开。
进德和修业，原出于《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熹对此解释为：“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把这段解释再推进一步，就是说人之所立须有“德性”和“事业”两项并举方可。
就“进德”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到最实在的“孝悌仁义”之上。孝悌仁义由心之本而生发，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亦是可以使仁义扩充于天地之间，使万事万物并行不悖的根据。所以，修德好像是积累粟米，每日修一德，便是积累了一颗粟米。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然会积累如山的谷子，也会塑造其人的品格。修德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不得有片刻的懈怠。
就“修业”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实在“诗文作字”之上。今人不细究“诗文作字”，以为这只是书生造作，并不能真的成就个人事业。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科举乃取士之必经途径，更何况清代继承明制，在科举上愈加细密，科举成了很多有抱负之人成就个人事业的唯一可取之路。“诗文作字”就是朱熹说的“见于事者”在清代的一个表现。从制度理念上而言，科举制度成了下层士子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然而就真实的制度实践上而言，自明代以来，愈发严苛的科举制度与取士过程，府县考试、乡试、会试一层层地展开，士人修业的理想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被消磨了、限制了，甚至扭曲了。相较于唐之前参与政治的士子多半有家学熏陶，宋明以来的士子出身苦寒者多，家中根本无法接触到权力阶层，亦不懂得治理之道。因此，除了“诗文作字”之外，也无他法。曾国藩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困境，因此勉励天资出众的六弟科举若不中，也切不可由此丧失信心，而是应卧薪尝胆，继续发奋努力。
信末，曾国藩则感谢了九弟对治家之道的提醒，再次强调了知行之中，行更为困难。若要做到知行合一，则在日常行事中，必以九弟的劝诫为警醒，时刻提醒自己。而这也是曾国藩“进德”“修业”的内容。
第六篇 以身作则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
七月十八日（1847）
原文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
六月二十八日发第九号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1]虽头面微有痕迹，而于召见已绝无妨碍。从此不治，听之可也。
丁士元散馆[2]，是诗中“皓月”误写“浩”字，胡家玉是赋中“先生”误写“先王”。
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书三个月，临行送他俸金，渠坚不肯受。其人知情知义，予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银。渠出京后来信三次。予有信托立夫先生为渠荐馆。昨立夫先生信来，已请竹屋在署教读矣，可喜可慰。
耦庚先生[3]革职，同乡莫不嗟叹。而渠屡次信来，绝不怪我，尤为可感可敬。
《岳阳楼记》[4]，大约明年总可寄到。家中五种遗规[5]，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能信此三语，便是爱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6]老兄。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
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自是我家好气象。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吴、彭两寿文及小四书序、王待聘之父母家传，俱于八月付回，大约九月可到。
袁漱六[7]处，予意已定将长女许与他，六弟已当面与他说过几次矣，想堂上大人断无不允。予意即于近日订庚，望四弟禀告堂上。陈岱云处姻事，予意尚有迟疑。前日四弟信来，写堂上允诺欢喜之意。筠仙已经看见，比书信告岱云矣。将来亦必成局，而予意尚有一二分迟疑。岱云丁艰，余拟送奠仪，多则五十，少则四十，别有对联之类，家中不必另致情也。余不尽言。
兄国藩手草
解读
人在一生中，若想要成为“理想的自己”，总免不了有一位能模仿和学习的偶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说的都是要以他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四弟所言，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告诫四弟要做家中子弟的榜样。但是，至于怎样才能以人为榜样，提升自己，则显示了一个人待人的视角。
榜样的出现，无非你在他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赞赏的品质。这种发现他人优点的眼光，也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视角。曾国藩在第四段中感慨被革职的贺长龄就是这样一种眼光。贺长龄早年入京，已在官场沉浮多年。他为人严谨、素朴，曾国藩尝与他论学，探讨汉学之弊，共同推崇经世之学的重要性。但是，贺长龄在担任云贵总督时，未能妥善解决当地汉族与回族间的冲突，虽以兵力击退了叛众，但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时当地再次陷入叛乱。因此，贺长龄被革职，最终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乞病归，回到原籍。曾国藩在此，并没有因为长龄的被革职而加以批判，反倒对长龄大大赞赏，言语中也透露着极为遗憾的情感。
以人为榜样，不仅需要发现他人优点的眼光，同样也要有立自身为榜样的勇气。曾国藩对四弟所言，即是此意。曾国藩以祖父、父亲及叔父等家中少年者之长辈为例，告诉弟弟当知父母之耳提面命、身体力行，才是族中子弟最好的老师及榜样。儒家所言的“学”，本就是效的意思。在未有学校教育的远古年代里，学就是跟着有德性的长者做，其实就是向榜样学习。若家中父辈作为不足为榜样，那么，子弟中的长兄就应担起榜样的责任。曾国藩因不在家中，因此将一切希望都寄予在四弟的身上，望他能成为一个家中的榜样。不可有乱于兄弟的和睦；不可妨害妯娌间的关系。四弟要担当起一个家，责任之大，不可不学。所以，曾国藩又以“勤”“早起”“看《五种遗规》”来告诫四弟。
人生之路漫长，总要在前进的路上找到自己的老师，如孔子所言那样，从善如流。如果未能遇到优秀的榜样，则需要有挺立自身的勇气，要有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意识。这也是修身之纲目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注释
[1]癣疾：皮肤癣。曾国藩常年患有癣疾，时好时坏。有时也会因癣疾影响正常生活。但在此处，癣疾并不严重，曾国藩也能平常处之。
[2]散馆：所谓馆职，指唐代以来所形成的官职体系，宋承唐制，设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统称为三馆。一般指文人所做的文职馆职。明、清时，称翰林院、詹事馆的馆职为馆。散馆指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后参加甄别考试，其中一甲三名授修撰、编修。庶吉士需由特派的翰林官进行教育，庶吉士学习之地称为庶常馆，学满称散馆，留充编修、检讨的称留馆。
[3]耦庚先生：即贺耦庚（1785—1848），名长龄，字耦庚，号西涯，晚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进士，道光时历任江苏、福建等省布政使，后官至云贵总督。曾国藩曾与贺长龄论学，谈“诚”之意及考据之弊，力主复经世之学。
[4]《岳阳楼记》：此文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
[5]五种遗规：清代陈宏谋所编纂的启蒙丛书，是清代家庭教育中常用的一套丛书。五种遗规包括《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全书最终辑成在乾隆八年（1743）。晚清学制改革后，五种遗规仍然是启蒙类的重要书籍。
[6]弁：音biàn，黑色布帽。髦：音máo，童子眉际垂发。弁髦：古代男子行冠礼，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后加爵弁，三加后，即弃缁布冠不用，并剃去垂髦，理发为髻。因以“弁髦”喻弃置无用之物。引申为鄙视。
[7]袁漱六：翰林院编修袁芳英。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与其子袁秉桢结为夫妻。
第七篇 忠信笃敬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
五月初十日（1848）
原文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澄侯[1]在广东前后共发信七封，至郴州、耒阳又发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后又发二信，皆已收到。植、洪[2]二弟今年所发三信亦俱收到。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园、庄生各处程仪，尤为可取。其办朱家事，亦为谋甚忠；虽无济于事，而朱家必可无怨。《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3]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虑哉！贺八爷、冯树堂、梁俪裳三处，吾当写信去谢，澄弟亦宜各寄一书。即易念园处，渠既送有程仪，弟虽未受，亦当写一谢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由渠家书汇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托岱云觅寄。
洪弟考试不利，区区得失，无足介怀。补发之案有名，不去复试，甚为得体。今年院试若能得意，固为大幸；即使不遽[4]获售，去年家中既隽[5]一人，则今岁小挫，亦盈虚自然之理，不必抑郁。植弟书法甚佳，然向例未经过岁考者不合选拔，弟若去考拔，则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为不合例而失，且以为写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书问我去考与否，吾意以科考正场为断。若正场能取一等补廪，则考拔之时，已是廪生入场矣；若不能补廪，则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妒忌也。
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排山之事尚未查处，待下次折弁付回。欧阳之二十千及柳衙叔之钱，望澄弟先找一项垫出，待彭大生还来即行归款。彭山屺之业师任千总（名占魁）现在京引见，六月即可回到省。九弟及牧云所需之笔及叔父所嘱之膏药、眼药均托任君带回。曹西垣教习报满引见，以知县用，七月动身还家。母亲及叔父之衣并阿胶等项，均托西垣带回。去年内赐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后因我进闱考教习，家中叫裁缝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窃去整料，遂仅裁祖父、父亲两套。本思另办好料为母亲制衣寄回，因母亲尚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晋一，本思制衣寄祝，亦因在制，未遽寄也。兹准拟托西垣带回，大约九月可以到家，腊月服阕，即可着矣。
纪梁读书，每日百二十字，与泽儿正是一样，只要有恒，不必贪多。澄弟亦须常看《五种遗规》及《呻吟语》。洗尽浮华，朴实谙练，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于澄弟实有厚望焉。
兄国藩手草
解读
因长兄在京，曾氏家族的子弟都想至京中学习。一方面有长兄曾国藩的照顾，另一方面亦能多得见识。最初，曾国藩九弟国荃曾随父亲入京，后来执意要返回故乡。此后，曾国潢、曾国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京学习。次年，曾国藩受到道光帝提拔，受“诰轴用宝”，国潢受长兄之托，出京返湘，护送诰轴回家交予父亲。曾国藩同时为曾国潢捐纳国子监生，了却了曾国潢对科举的执著。至此，国潢代替长兄，返回家乡，担起了曾家的重担。
曾国潢之前致力于科举，因常年不中，便听从大哥的劝导，在获得捐生之名后遂返家乡，照料家庭。曾国藩并非不了解国潢的抱负，因此在这封信中特别提到“言忠信，行笃敬”比中举更为重要。《论语·卫灵公》篇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这段话源于子张问行，即如何做事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即“言忠信，行笃敬”。忠信和笃敬在《论语》中出现多次，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也出现过多次，可见它对于君子修身的重要意义。
忠信二字若拆开来看，忠是内心的诚义及坚定，信则是对他人的守约和信用。笃敬亦可拆开来看，笃是行为的踏实与稳重，敬是对所行之事的谨慎与敬重。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越是花言巧语，就越偏离仁。言辞，是一个人内心最直接的表达，巧言者，难免对内心有修饰与伪装。只有朴质之词，才能体现出朴质之心。忠信于言，即所言真实表达了内心，没有自欺，亦不欺人。笃敬亦是如此，通过行为真实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敬意和笃定。因此，言忠信，行笃敬，便是行的办法，也是行的准则。朱熹在解释这一句时，说道子张因在意行于外，故孔子便特别反于身而言之。说白了，就是孔子在指导子张做到言行一致，时刻不离忠信、笃敬，则蛮貊亦可行也。
曾国藩在此对曾国潢在广东行事的肯定以及特别提到这一句，便是要告诫弟弟，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取得功名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是应在言行上反求诸己，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相对于孔子对子张所言，曾国藩的话也极具针对性。世间之人，皆为名利所鼓舞，期许可以成就自己的抱负。然而，名利毕竟是外加的，只有言行乃是自身切近之事，若能坚持忠信、笃敬，则一样可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这封信的末尾，曾国藩说“洗尽浮华，朴实谙练，上承祖父，下型子弟”，这不仅是对曾国潢的期许，亦是对大多数逐梦人的醒世良言。
注释
[1]澄侯：即曾国藩四弟曾国潢。
[2]植：子植，即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洪：季洪，即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葆。
[3]蛮貊：指四夷荒蛮、未开化之地。
[4]遽：音jù，急，仓促。
[5]隽：科举考试中比喻考中。欧阳修有言：“名高场屋已得隽，世有龙门今复登。”这里指道光二十七年（1847）九弟曾国荃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
第八篇 保养神气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
七月二十日（1848）
原文
侄国藩谨禀叔父母大人礼安：
六月十七发第九号信，七月初三发第十号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内父亲一谕、四弟一书、九弟季弟在省各一书，欧阳牧云一书，得悉一切。
祖父大人之病不得少减，日夜劳父亲、叔父辛苦服事，而侄远离膝下，竟不得效丝毫之力，终夜思维，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来，言渠已买得虎骨，七月当亲送我家，以之熬膏：可医痿痹云云。不知果送来否？
闻叔父去年起公屋，劳心劳力，备极经营。外面极堂皇，工作极坚固，费钱不过百千，而见者拟为三百千规模。焦劳太过，后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复病，勤劬[1]弥甚。而父亲亦于奉事祖父之余操理家政，刻不少休。
侄窃伏思父亲、叔父二大人年寿日高，精力日迈，正宜保养神气，稍稍休息，家中琐细事务，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劳心细察之事，则父亲、叔父躬任之；凡劳力粗重之事，则另添一雇工，一人不够则雇二人（雇工不要做他事，专在祖大人身边，其人要小心秀气）。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养，不甚用功。以求无病无痛，上慰堂上之远怀。外间求作文、求写字者，求批改诗文者，往往历久而莫偿宿诺，是以时时抱疚，日日无心安神恬之时。前四弟在京能为我料理一切琐事，六弟则毫不能管。故四弟归去之后，侄于外间之回信、家乡应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废驰。侄等近日身体平安，合堂大小皆顺。六弟在京，侄苦劝其南归。一则免告回避；二则尽仰事俯蓄之职；三则六弟两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亲、叔父严责方可用功。乡试渠不肯归，侄亦无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晋一，侄谨备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寿，侄谨备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带回，服阙后即可著。母亲外褂并汉禄布夹袄亦一同付回。
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则更为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买，以供母亲、叔母之使令。其价，侄即寄回。侄今年光景之窘较甚于往年，然东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弥缝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不窘迫否？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百金之说也。在京一切张罗，侄自有调停，毫不费力，堂上大人不必挂念。
侄谨禀
解读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的祖父曾兴冈瘫痪卧床，一时间家中父亲、叔父、四弟皆服侍床前。曾国藩因无法回乡照顾，又想劝六弟回乡，故作家书给叔父，表明心意。
在这封信中，除了可体谅到曾国藩在京不能照顾祖父的忧虑牵挂外，亦可体察到他所提倡的“保养神气”的修身之法。祖父的突然生病，让本已不年轻的父亲和叔父更加操劳。叔父在前一年为盖房，尽心尽力，最终导致心力交悴而吐血。父亲也因为在照顾祖父之余，还需要操持家中各项事务，尤为疲劳。曾国藩也因劳累，而癣疾屡屡复发。种种景况，令他不得不将关注放于身体。
对于年长的老人而言，子女尽孝的第一步就是要让自己身体保持健康。然而，随着年龄的衰老，人体的各项机能也随之衰退，这便是曾国藩所说的“精力日迈”。在这个阶段，人尤其需要保养自己的神气。所谓神气，神即精神，气乃气血。《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说“阳之精气曰神”，神是人体内在的核心，它弥漫广布于周身，是人之主。而在神的变化莫测中，气是有形的阴阳二极。阴阳交感而万物生，气是构成万物形态的根本。与现代西方医学中对身体“器官”和“功能”的分析一致，神所对应的是人体之内在的功能，而气则对应着人的器官。“保养神气”一来是要养神，二来是要保气。养神，就不可从内在焦虑，任何过分焦劳之事，都会伤神。养气，就不可从外在疲惫，任何不良的生活状态都会伤害到脏器本身。神气统一，才会有好的身体。正因如此，子女若要尽孝，便不可令长辈的神气受到损伤，要细心地照顾才对。曾国藩在此让父亲和叔父不要过度操劳，而是将持家的要务交给四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正如前面多篇家书所谈的那样，修身绝不是一个纯粹泛道德化的过程，它同样注重对于生命本身的关爱。养身，是子女为父母晚年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照顾，亦是子女保全自己，不令父母担忧的关键。曾国藩说，自己没有病痛，才可使远在家乡的父母不用挂怀。今天的都市人，大多远离家乡，以为奋斗才是对父母的报答，于是日夜颠倒，拼命地消耗自己的神气。殊不知，这样隐忧的身体，才是父母最担忧的事，而如此一来，又损伤了父母之神，真可谓是最大的愚蠢。
注释
[1]劬：音qú。勤劬：辛勤劳累。
第九篇 齐家之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
四月十六日（1849）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接到己酉三月初九所发第四号来信，次日又接到二月二十三日所发第三号来信，其二月初四所发第二号信则已于前次三月十八日接到矣，惟正月十六七日所发第一号信则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书：正月初十发第一号（折弁），二月初八发第二号（折弁），二十六日发第三号（折弁），三月初一发第四号（乔心农太守），大约五月初可到省；十九日发第五号（折弁），四月十四日发第六号（由陈竹伯观察），大约五月底可到省。《岳阳楼记》，竹伯走时尚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两月内，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
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温弟去年若未归，此时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1]、卢怀慎[2]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舃奕[3]一时，讵得[4]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鹿茸一药，我去腊甚想买就寄家，曾请漱六、氓樵两人买五六天，最后买得一架，定银九十两。而请人细看，尚云无力。其有力者，必须百余金，到南中则直二百余金矣；然至少亦须四五两乃可奏效。今澄弟来书，言谭君送四五钱便有小效，则去年之不买就急寄，余之罪可胜悔哉！近日拟赶买一架付归。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父大人应可收药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药？若南中难得者，望书信来京购买。[5]极好。地方有盗贼，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时应行之事。细毛虫之事，尚不过分，然必须到这田地方可动手。不然，则难免恃势欺压之名。既已惊动官长，故我特作书谢施梧冈，到家即封口送县可也。去年欧阳家之事，今亦作书谢伍仲常，送阳凌云，属其封口寄去可也。
澄弟寄俪裳书，无一字不合。蒋祝三信已交渠。兹有回信，家中可专人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悬望。予因身体不旺，生怕得病，万事废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诸弟一人来京帮我，因温、沅乡试在迩，澄又为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则年轻，一人不能来京；且祖父大人未好，岂可一人再离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说。
希六之事，余必为之捐从九品。但恐秋间乃能上兑，乡试后南旋者乃可带照归耳。书不能详，余俟续寄。
国藩手草
解读
这封信写于曾国藩祖父生病之后，他身处京城，无法在床前照顾，深感惭愧。也由此而生出对齐家之道的感慨，于是作书给四位弟弟，阐明齐家之道。
曾国藩在信中说，每当他细思天下的官宦之家，其富足似多半只能享用一代人而已。这些家中的子孙，一开始是骄横傲慢，之后不加收敛，愈发浪荡，最终坠入沟壑。一家之繁荣，能延续一两代的少之又少。若以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而看，处于官宦之家之下的是商贾之家。商贾之家之人，为谋得利益而勤勉奋斗，是勤劳而节俭之人，这样的家风可以保益家族的声望延续三四代。在商贾之家后，是耕读之家。耕读之家是农家子弟，虽不比前两者富裕、显赫，但是却有着勤勉、朴质的风气。这样的家庭因其勤朴也可以延续五六代。而与财富聚集和声望不同，还有一种孝友之家。这样的家庭，奉行孝悌为本的家风，人人尊老而爱友，孝亲而恭弟，有着和谐的家风。如此家族，可以延续十代、八代。
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便是君子的遗风，历经五世的消磨便难以寻觅。因而，曾国藩感慨于家族运命之无常，极为谨慎地谈到，他的家族已经因为祖宗积累的家风，在他这一代获得了少年成名的成就。而在成就的背后，也令他时刻恐慌这些富贵会只一代便享用殆尽。因此，他对弟弟们说，要反复教育家中子弟，宁肯做耕读孝友之家，也不要做仕宦之家。所以，弟弟们一定要勤勉读书、朴质为人，万不可以科举虚名为人生的目标。如果不能看透这层道理，便是如李林甫、卢怀慎那样，即便做到了当朝宰相又能如何，权倾一时，却无法挽救家道中落、家族溃散的结局。所以，每次四弟说曾国藩升官是光耀门楣时，曾国藩都会自省，自己学识并不高深，却身居要位，尤其要多加谨慎。所以他说，自己时时有“上岸”之计。家族之绵延长存，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
《大学》中讲君子的修齐治平之道，谈的是君子最终要胸怀天下而治。曾国藩以宋儒之教为学，不会不了解这一道理。在很多与兄弟的通信中，也曾讲过要立乎其大。然而，在其官居要职后，反倒要脱离宦海。其中，似乎透露着一位儒臣在政治现实与个人追求间纠缠的复杂关系。昔日孔子问志于弟子，有志于治国者，有志于礼乐者，亦有志于教化百姓者，这些都是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志向。唯有曾皙回答自己要在春天的自然里，与几个童子一同，游水嬉戏，和风而歌。这看起来是最没有抱负的志向，而孔子却回答，“吾与点也”，选择了与曾皙一样的志趣。难道是孔子也未胸怀大志吗？那么孔子作为儒家之创始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又该如何解释呢？《论语》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者坚毅挺拔，水者柔软温和。一个人的德性并非只有一面，有山的刚毅，就会有水的柔弱。有自强不息的气魄，就会有厚德载物的宽厚。入世做官，是儒者经济救世的社会理想；而退而还乡，则是儒者安贫乐道的个人信仰。曾国藩虽在外为官，而其心则还是赤子之心。正因是赤子之心，所以挂念家中，在他看来，祖父兄弟、宗族乡党，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另外，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安良会”。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安良会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民间自治形式。它由当地德高望重者来组织，由乡绅、富裕家庭筹措资金，由民众团结起来，维护一地的治安，惩奸除恶。曾国藩还特别强调，最好不要惊动官长，可见，这个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它可以自我消化和解决一些乡里纠纷，而若是更为重大的问题，才会上报官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这种安良会，还传到了美国等华人社区，当然，它后来转变为青帮，似乎也与其最初的创制有着联系，这就不得不需要小心审视了。
注释
[1]李林甫（683—753），唐玄宗时期任宰相十九年。为人善于权谋，后被杨国忠诬告，抄没家产，子孙流放。
[2]卢怀慎（？—716），唐玄宗时期官至宰相，但常以自己学问不足而推诿政事，被讥为“伴食宰相”。王夫之评价其“清而慎”，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中的一位。
[3]舃奕：音tuō yì，光耀，显赫。
[4]讵得：怎能，岂能。
[5]安良会：清地方乡绅及民众共同发起组织的地方安全自卫组织，由当地居民自筹经费而建。目前可查得同治年间《公办安良会》抄本，其中述安良会主要职责为“正俗清盗乃可安良”。与孙中山私交甚好的司徒美登亦在少时抵达美国后成立过安良会。
第十篇 不计成败
咸丰四年甲寅岁
四月十四日（1854）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十四日刘一、名四来，安五来，先后接到父大人手谕及洪弟信，具悉一切。
靖江之贼现已全数开去，窜奔下游，湘阴及洞庭皆已无贼，直至岳州以下矣。新墙一带土匪皆已扑灭，惟通城、崇阳之贼尚未剿净，时时有窥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贼，在一宿河以上被烧上岸者，窜至醴陵、萍乡、万载一带。闻又新裹胁多人，不知其尽窜江西，抑仍回湖南浏、平一带。如其回来，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现尚未剿尽，想日内可平定。
吾于三月十八发岳州战败请交部治罪一折，于四月初十日奉到朱批“另有旨”。又夹片奏初五邹彨被火烧伤、初七大风坏船一案，奉朱批“何事机不顺若是，另有旨”。又夹片奏探听贼情各条，奉朱批“览。其片已存留军机处矣”。又有廷寄一道、谕旨一道，兹抄录付回。十二日会同抚台、提台奏湘潭、宁乡、靖江各处胜仗败仗一折，兹抄付回。其折系左季高所为。又单衔奏靖江战败请交部从重治罪一折。又奏调各员一片。均于十二日发，六百里递去，兹抄录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阅。兄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实无以对圣主。幸湘潭大胜，保全桑梓[1]，此心犹觉稍安。现拟修整船只，添招练勇，待广西勇到、广东兵到再作出师之计。而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
魏荫亭近回馆否？澄弟须力求其来。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解读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突然辞世，曾国藩南下安葬母亲。其时又值太平天国起事，十二月份，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诏书，令其留在南方“剿匪”。曾国藩虽有托辞，然而战事危急，终究被咸丰帝驳回。
次年，曾国藩在湖南“剿匪”，他没有治军的经验，也全然没有军事的知识，一切都只能从头做起，招募湘军、筹措军饷。然而，咸丰帝给曾国藩的不过是个虚衔，他被当地官员多方刁难，尤其与江西官僚多有龃龉。一时战事吃紧，令曾国藩愁眉不展。这封信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写的。
信一开始描述了战事的胶着，曾国藩所胜寥寥，于是只好写信给北京请求治罪。虽然咸丰帝对此并未理睬，但曾国藩深感自己“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实无以对圣主”。笔尖所流露的是一介忠臣的耿厚之心。然而，战事之亏还有人事的影响。“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心寒”，是此时曾国藩所遇到的另一个大麻烦。在两日后的长沙妙高峰，曾国藩又给四位老弟写信，坦言“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相对于在京时的平和，此时的曾国藩在遭遇他仕途上的第一个挫折与困境。事业之成败，一来自于个人之能力，二来自于处事之环境，也就是人际之关系。曾国藩以京官身份赴地方，对抗太平军。没有军队，只好团练，召集湘军；没有人才，只能四方笼络，依靠幕僚；没有军饷，只能四方筹措。然而，这三方面之困境，同时出现，让曾国藩难以招架。团练之处，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已在湘乡实为统帅，其麾下有一人名唤王錱，是抵抗太平军的重要人才。据郑峰考证[2]，曾国藩初练湘军，得益于王錱的“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的军事才能。然而，当王錱于咸丰三年（1853）秋回湘乡募练三千湘勇时，曾国藩却表达了直接的反对。这让二人关系就此发生裂痕。然而，曾国藩本就想要练出万人精勇，为何突然又反口？归其根源，还是因为曾国藩手中没有经费。这让他创立湘军遭遇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孤立他的还有湘抚骆秉章。二人之关系在后期虽有转折，但终究是两个阵营，而王錱最后也投靠了骆，从政治角力来看，形成了湘军的两大集团。这些只是曾国藩在此时遭遇的一事而已，他后来至江西，同样遇到如此困窘。
面对官场权力、意见的角力，曾国藩最后说：“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我们可以将此看做是曾国藩无奈之下的自我宽慰，但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位素受理学熏陶的儒臣的修养境界。理学关注人的内在心性，关心人对于自身的持守。换言之，理学关注“诚”的实现，强调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下，要立于中正仁义，不欺人，亦不欺己。面对现实的错综复杂，难免使人沮丧，然而，有内在之信仰，便可挺立人极。所以，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不计成败，并非只是一种心灵鸡汤，一种阿Q精神。在这背后，一旦有了诚意，有了信念，这便是一种持守的力量。
注释
[1]桑梓：古人在家宅旁常种植桑树和梓树，又说桑树和梓树是由父母所种，因此表敬意。后以此来代指故乡。
[2]参见郑峰：《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载《安徽史学》，2008（2）。）
第十一篇 独立于世
咸丰四年甲寅岁
六月十八日（1854）
原文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湖北青抚台于今日入省城。所带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扎营，大约不过五六千人。其所称难民数万在后随来者，亦未可信。此间供应数日，即给与途费，令其至荆州另立省城。此实未有之变局也。
邹心田处，已有札至县撤委。前胡维峰言邹心田可劝捐，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谕始知之，故即札县撤之。胡维峰近不妥当，亦必屏斥之。余去年办清泉宁征义、宁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请澄弟查出，即日付来为要。
湖北失守，李鹤人之父想已殉难。鹤人方寸已乱，此刻无心办事。日内尚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长征耳。余不一一。
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敬不足耳。阅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解读
曾国藩以宋儒修身为标榜，自我要求。然而，至咸丰年间，风云突起，曾国藩由京官之职一变为湘军统帅。之前几年在北京，曾国藩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不隔几日便与家中通信一番，讲的仍是宋儒所谈的修身立志之法。但是，此时的大清，已被太平军扰乱了天下。曾国藩说这是“未有之变局”，湖北青抚台竟可以入荆州后再立省城，可以看出，清帝国的政治格局已遭到挑战，江山社稷正变得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曾国藩因身在前线，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日益艰难起来。那么，当生存尚且有难，修身又当如何处之呢？
战争的残酷性，常是因为将日常生活中最残忍、恶劣、野蛮的一面赤裸裸地展露出来。在太平日子，人或可以苟且而活；但当面对战争时，则苟且也未必能得活。
曾国藩说勤敬二字最为重要，而其中“敬”尤为可贵。这种体验是他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才体认到的。正如宋儒所言，持敬之功夫，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立得起自己的内心。修身之功夫，不在于邀誉于乡里、朋党，而是在于能持敬、慎独。战争是非常态的，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还要修身，就是要实践君子的独立人格。因此，乱世修身，自心独立才是内在的根基。而如何做到勤敬，曾国藩则在下一封信中，进行了阐发。
第十二篇 勤敬为法
咸丰四年甲寅岁
七月二十一日（1854）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自十六日水师大败，十八日陆营获胜，吾两寄家书，想已收到。
十九、二十皆平安。二十一日陆军开仗，辰勇深入，误中贼伏。诸殿元阵亡，带新化勇之刘国庆亦阵亡，辰勇、新化勇、宝勇相继奔溃。塔军门坐马扎子镇住，独不奔回，身旁仅数十人。杨名声带宜章勇前往救援，喝令各营倒回，仍前进杀贼，始得保全。智亭又追贼数里，杀毙数十名，我军伤亡者亦仅数十人。下半天水师至陈陵矶开仗，去三板艇二十余只，二更尚未归营，不知胜负若何。下游贼势浩大，合武昌、汉口之贼尽锐上犯。水师太单，恐难得力。吾惟静镇谨守，以固军心而作士气。
初六、十四胜仗一折，十六、十八胜败互报一折，兹专人送归，呈父、叔大人一阅。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余俟续布。
水师顷已于三更回营，完好无恙。辰勇闻止伤十余人，阵亡者系一刘总千，带道标勇者，非刘国庆也。
解读
初涉战场的曾国藩，面临的是太平军攻破湖北，聚集湖南，欲攻江西的残酷局面。作为京官，其名号大过实际的权力，而当地地方官又不与其配合，可谓是战场惨烈，宦途亦曲折。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前信所言，曾国藩依然强调个人要砥砺而行，确立独立的人格。在战场上，需要有这样的将士；在生活中，更需要时时地磨炼自己的人格。
信中曾国藩提到七月在湖南的几场战役，陆军战况不佳，然有忠勇之士，如杨名声者，奋勇杀敌，勇往直前，才帮助湘军保全了部队。但此前的伤亡，依然严重。水路之战，湘军则有优势在手，但是下游的太平军声势浩大，曾国藩对水战也并不完全抱着必胜的信心。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依然要“静镇谨守”，以稳如泰山之势立于军中，这才可以使将士们感到心安，鼓舞士气。
而这样的表现，绝非一朝一夕可促成的。所以，他告诫族中子弟，一定要遵循勤敬二字。勤，有很多种方式，多做活、多学习、多思考，皆是勤。勤，是一种主动修己的功夫，它是运动的、生成的，只有在勤奋之过程中，才会养成身体力行、观察入微、随机应变之能力。敬，是一种最基本的态度。宋儒讲“持敬”，是讲修身需要首先含着敬意去修身，这敬意是对天命的敬，对道的敬，对人生的敬。持敬功夫体现的是人的庄严、稳重、大气、沉着的气质。“持敬”最终可以使人改变气质。
即便身处沙场，曾国藩仍不忘“勤”“敬”二法，可见，这是他对修身之要的至真之言，不可不仔细体会。
第十三篇 功名难居
咸丰四年甲寅岁
九月十三日（1854）
原文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二十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霈到鄂相会。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酉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若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谢，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1]，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解读
儒家思想中，君子应是有德且能进于行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而优则仕”。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不少寒门士子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官员，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所以，在宋代时，道学家的理想是天子与文臣“共治天下”，可见官员本身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越追求公平，就越容易制定更为繁琐的要求，越繁琐的要求就越容易使科举制度走向僵化。到了曾国藩时期的清代，科举取士的官员，早就没有了宋代儒生阶层的自主性。所以，曾国藩为官，有不少掣肘，他既要服从皇帝的命令，还要协调京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同时还要自己招兵买马。总之，虽是有学识的人，但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并非易事。
这封信中，曾国藩就透露了自己对于宦途的复杂情绪。虽然在湖北，湘军节节告胜。国藩受命治湘军，抗太平军，乃是在为他的母亲奔丧的时候，此时的他虽婉拒皇帝的要求，但是“圣意难违”，他仍旧需要临危受命。这是他在这一年的军旅生活中，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一种为难，一面是孝，一面是忠，忠孝之间，很难说他是主动选择了忠。形势的急迫，让他难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可是，若认为他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博取美誉，他是万不能认同的。所以，在信的第一段最后说，若是为了高位的官职和很好的差事，他将怎样面对地下的母亲？怎样面对家乡的亲人？在这方寸天地，他该如何心安理得？
内心的挣扎使曾国藩对宦场充满了矛盾的态度。虽然受皇上肯定，虽然被赐予高官爵位，但是这些功名自古以来，就是难以持久的。他虽然造船、招勇，似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名震湘乡。但是，人对于名利的喜好，谁又少于他呢？当曾国藩获得了世人的赞誉时，定有人在其同时未能获得这美名，毕竟，美名只属于一人。做得了事的人，未必人人都能成名，相比较而言，获得名望的人只能自行惭愧，感到难为情。正因如此，曾国藩必须要时时保持谨慎、谦虚，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时时刻刻保持着庄严肃穆的态度。难道这不就是被声名所累的生活吗？所以，曾国藩说，如果可以仰仗皇帝的威严，迅速地肃清江面上的太平军，并消灭他们，他便会下定决心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他要侍奉父亲、改葬母亲，久的话就三年，最短也要有一年，以表达自己一点点的孝心。然而，皇帝究竟会不会同意他的请求，则是无法预料的。
我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而儒家的传统中“家国”又是一体的。君子必须要齐家，之后才可治国。然而，理想的道德在实践中却会遭遇忠孝之间的撕扯。曾国藩能在功名急进的时候，保持着一颗纯孝之心，可见是一位赤诚的孝子；又能在丧母的巨大悲痛中，强忍悲伤，奉旨抗敌，又是一位忠诚的臣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贪恋于官场的名与利，时刻能以赤子之心警醒自己，自觉地抗拒来自名声所累的生活，这才是难得的智慧。而我们也从他的困境中，看出了儒臣在宦场中的双重心境，以及对于功名难居的清醒认识。
注释
[1]佚：放荡。
第十四篇 珍重名声
咸丰四年甲寅岁
十一月二十三日（1855）书于九江周次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五专人送信回家。魏荫亭归，又送一函。想先后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范知宝来九江，接澄弟信，具悉一切。
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树堂要功牌百张，又交荫亭带归。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渠本解船来，故受之。送荫亭二十金，渠竟不受，俟有便当再寄渠。江隆三表弟来营，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送钱四十千。渠买盐花带归，不知已到家否？荫亭归，余寄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周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1]，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塔、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窜安徽境。余现泊九江河下，塔、罗渡江攻城。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杀贼二三百，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而气则未稍损也。
水师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夜，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实以干柴、桐油、松脂、火药，自上游乘风放下，惊我水营。两岸各千余人呐喊，放火箭、火球。其战船放炮，即随火船冲出，欲乱我阵。幸我军镇定，毫不忙乱，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攻入贼营，烧贼船十余号，抢贼划[2]数十号。摇撼不动，是亦可喜之事。
余身体平安，癣疾近又大愈，胡须日长且多。军中将士俱平安。余不一一，即候近佳。并恳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福安。
解读
今人常对历史持怀疑的态度，尤其认为儒家所言的忠信仁义，不过是史书中故意雕琢过的故事，真实的人哪能做到如此忠义、诚实？这实在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道德信任的大危机。似乎做官的没有一个不贪的，经商的没有一个不诈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曾国藩这封信时，便可知晓，在传统社会中，道德的约束并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更是希圣希贤的君子们内心的认可，是对自己行为与名声的敬畏。
在信中，曾国藩交代家中几位弟弟，又托人带回去百余金，其中五十金用来接济家中贫寒的亲戚，另外一百金留自己使用。但是，曾国藩也清楚，这些钱远不够家中使用。他坐镇军中，人事、财力皆由他来统管，但是曾国藩却说军中的钱银，哪怕是一分一毫，他也不敢肆意妄为地取作私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挪用公款。正如他当年刚刚到达北京，在京中坐馆也管过账时一样，他对于公家的钱财丝毫不敢有半点私心。为什么曾国藩可以做到如此自律、严明？说，名声这东西，是天最珍重爱惜的，也是最不轻易给予人的。信中说的造物，便是造物主，其实就是宋明儒学中所说的“天理”。我们今天一听到“存天理，灭人欲”就觉得害怕，感觉儒家实在太严酷了，这又是大大的误解。天理是什么？在宋明儒家那里，天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源，是宇宙运行的根据，同时还是自然的法则，是人间道德的依据。1963年，牟宗三在香港大学讲宋明儒学，其中谈到天理时，说：天理，动态地说，就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的运行；静态地说，就是道德法则。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看不到“天理”，看到的只是繁华世界、灯红酒绿，但是这些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在这些变化纷繁的世界背后，这个世界得有个根底，这个根底就是“天理”。这是中国人的老话，其实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价值标准。曾国藩说名声是天理赋予人的，而且还不是轻易赋予人的，也就是说名声是符合道德标准后，才能被大家认可的东西。名声这东西，其实很微妙，稍有一点差池，就会被败坏掉。曾国藩说自己的德性并不高，但是却能享受天下的美名，这是由家族前辈时代累积而成就的。但是，光是他自己，他显然总是觉得自己担不起这样的名声，所以一刻也不敢放纵自己骄奢堕落。不仅如此，在家中父亲、叔父，弟弟们，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侄子、侄女们，总之一家上下，都应该节俭、自律，不可以仗着现在的家族名誉而对他人傲慢。古时候的人总说，人如果并没有那么高的德性，却享有盛名，那一定会遭遇到祸患的。曾国藩便常常以此自省、畏惧，在此也要详细地跟弟弟们讲这个道理，希望家中子弟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此看来，声名是对君子德性的肯定，然而，若要保有声名，就一定要戒骄戒傲，谨言慎行。声名不是名利，它有积极的意义，是对人的肯定；然而，若是名实不符，则是君子最大的忌讳。
注释
[1]儆：使人警醒，不犯错误。儆惧：指警惕和畏惧。
[2]划：指划子，即小船。
第十五篇 佚则生淫
咸丰六年丙辰岁
十月初二日（1856）
原文
字谕纪泽儿：
胡二等来，接尔安禀，字画尚未长进。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而学业未见其益。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今年入学，学院批其诗冠通场。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1]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等件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四弟所买衡阳之田，可觅人售出，以银寄营，为归还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财，士庶人且然，况余身为卿大夫乎？
余癣疾复发，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六日在抚州败挫，已详寄沅甫函中。现在崇仁，加意整顿，三十日获一胜仗。口粮缺乏，时有决裂之虞，深为焦灼。
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阖家之琐事，学堂之功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
解读
曾国藩长子幼年早夭，曾纪泽作为次子实际成了曾家的长子长孙，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格外严格。然而，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及督办军务，在曾纪泽青年时代便离开了他，未能在身边耳提面命，便只能在书信中对儿子多加管教。所以，我们在《曾国藩家书》中所看到的曾国藩写给儿子的手谕，多是要求较为严格的，但是，这些手谕却又是十分珍贵的，曾国藩几乎将他生平所治学问、所修德行、所历政事一一都教给了纪泽。这也使得曾纪泽作为长子长孙，继承了曾氏一门的品格与精神，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人物。
这封信写于纪泽十八岁时，曾国藩在之前的信中，就曾批评过纪泽未能时时向他汇报境况，这使得曾国藩不能更好地了解儿子的变化与进退。正因如此，曾纪泽在受到父亲的批评之后，赶忙给父亲回了信。接到儿子书信后，曾国藩也未就此而表扬他，而是严厉地指出纪泽的书法和绘画都没有进步。他在信中说：“你今年已经十八岁了，岁数已经渐长，但是学问却未见有所进步。陈岱云伯伯的儿子杏生，今年刚入学，学校就评价他的诗文是全场最好的诗文。他是戊戌二月出生的，比你仅大一岁。但是却比你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幼年丧父丧母，家道日渐贫寒，于是他在困境之中刻苦、好学，才能够少年成名。相比之下，你能够托祖父庇护，衣食无忧，生活舒适，反倒还沉溺于懒惰与娱乐之中，而不以读书、立身为自己的正业。”这段话，足以见得曾国藩的担忧。他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迫使儿子正视自己成长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是他对纪泽教育的第一步。
在讲明了问题所在后，曾国藩继续说：“古代的先哲曾经说过，劳作会使人产生善良的心，而散漫则会使人生出骄奢淫逸的心。孟子也说过，人在忧患中成长，却在安乐中灭亡。正因如此，我才担心你是不是过于懒散了。”这样的话，对于今天的中国父母来说，可谓是振聋发聩。我们总担心孩子的内心是很脆弱的，于是，在看到问题的时候，父母首先不敢指出问题的所在，而是通过隐晦的方式去想办法。久而久之，问题似乎也不再是问题了。于是，“别人家的孩子”这种教育方法被一味地指责是没有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是失败的教育。众人批评的同时，忽略了让孩子了解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的生活态度与学习方式，实际上是把问题更为鲜明地向孩子展示出来，以帮助他们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反对一味地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那种家庭教育。但是，也同样要避免一味纵容、逃避问题，将缺点说成是优点的颠倒是非的家庭教育。曾国藩虽然不在纪泽身边，却肯用对比的方法，帮助纪泽发现自己的问题，提出作为父亲的担忧，令纪泽有迁善改过的机会，这便是传统教育中严父所行的教育方式。
而具体要如何改正，则绝非讲讲大道理便可的。因为纪泽刚刚娶亲，于是曾国藩便从“治家”的角度向他讲如何改掉懒散习惯的办法。第一，无论家境贫富与否，人都应该有勤劳的生活态度。这个办法不仅纪泽要体会、要去做，就算对于新娶的儿媳，曾国藩也是如此要求的。新妇初到家中，要学习如何做饭、做衣服等家务，不要因为自己出身富贵人家，就不做这些家务。第二，年轻人勤快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对长辈的尊重和孝顺。所以曾国藩询问三位女儿是否已经学会做鞋，如果会了，就应该每年给三位姑姑和一位嫂子寄去一双亲手缝的鞋，以表达孝顺的热忱，并互相督促提高家务的能力。同样，女孩子们虽然不入学，但每年也要给父亲寄些衣袜物件来，好让父亲在军中也知道她们有没有勤劳地生活。第三，切勿浪费光阴。曾国藩说自己即便是在军中，也没有放弃读书、进学，那么，曾纪泽在家中就更应该珍惜光阴，好好读书。这也是勤奋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全信，一位严父的形象跃然眼前。但是，信中所谈的问题，又让我们感到了一丝严而不戾的气息。我们今天讲家庭教育，慈多而严少，喜多而惧少。其实，很多家长是误解了让孩子“自主”成长的道理。教育，不是只有温情，而没有严苛；只有包容，而没有规则。曾国藩对曾纪泽谈到的“佚则生淫”的道理，正是对一位刚刚年满十八岁且父亲不在身边的青年的督导，让他能够意识到人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都不应该懈怠对自身的要求。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要发奋图强；在环境优厚的情况下，更要拒绝诱惑，洁身自好、勤劳踏实。如果我们今天在教育中，也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很多家长大概就不会对自己家中的“小霸王”感到头痛了。说到底，父母的言传身教、诚实不欺，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注释
[1]酣豢：指沉醉于某种情境之中。这里指沉醉于懒惰与娱乐之中。
第十六篇 笃实刚毅
咸丰八年戊午岁
正月初四日（1858）
原文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弟二十一日手书，欣悉一切。
临江已复，吉安之克实意中事。克吉之后，弟或带中营围攻抚州，听候江抚调度；或率师随迪庵北剿皖省，均无不可。届时再行相机商酌。此事我为其始，弟善其终，补我之阙，成父之志，是在贤弟竭力而行之，无为遽怀归志也。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1]，则报复无已时耳。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末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2]；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3]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李云麟气强识高，诚为伟器，微嫌辩论过易，弟可令其即日来家，与兄畅叙一切。
兄身体如常。惟中怀郁郁，恒不甚舒鬯[4]，夜间多不成寐，拟请刘镜湖三爷来此一为诊视。闻弟到营后体气大好，极慰极慰。
刘詹严先生绎得一见否？为我极道歉忱。黄莘翁之家属近况何如？苟有可为力之处，弟弟为我多方照拂之。渠为劝捐之事呕气不少，吃亏颇多也。母亲之坟，今年当觅一善地改葬。惟兄脚力太弱，而地师又无一可信者，难以下手耳。余不一一。
再，带勇总以能打仗为第一义。现在久顿坚城之下，无仗可打，亦是闷事。如可移扎水东，当有一二大仗开。第弟营之勇锐气有余，沈毅不足，气浮而不敛，兵家之所忌也，尚祈细察。偶作一对联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贤弟若能行此数语，则为阿兄争气多矣。
解读
曾国藩九弟国荃在湘军中表现上乘，成为湘军中重要的统帅之一，这与曾国藩日常书信中的教导也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曾国荃的个性与曾国藩略不同，比起大哥来，他更为渴望成功，因而做事虽有勇，而过于猛烈，不够沉稳；虽有智，但对功看得更重，因而也就不能权衡事态之轻重。这封信，曾国藩就是针对国荃的个性而做出的指导，同时也看得出他对于日常个人修德之事的看重。
首先，是笃实。曾国荃在信中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笃实的普通人，曾国藩也同意这一说法。但是，身处江湖，踏踏实实的老实人总会遇到繁琐的人情世故，面对这种情形，要如何保持自己的品性的端正，便显得尤为重要。曾国藩说在尘世之中，因为经历得多了，于是也学会了“机权”的运用。所谓机权，就是权变，就是做事的“术”。术用得多了，人难免会忘记自己的本心，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学坏了”。那么，一面是作为的持守，一面是事情的权衡，哪个更重要呢？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是人的德性更为重要，换言之，就是“道”比“术”重要，“经”比“权”重要。如何在复杂的经历过后，依然保持自己的平实心态、自己的笃实本质，就需要“复性”。复性，是唐代思想家李翱的说法。李翱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是因为后天沾染到了不好的习性，所以变得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恢复自己的本性。而儒家更早讨论“人性”的孟子，也说过人的本性需要“发明”，也就是不能被世俗所染，而应该时刻保持赤子之心。曾国藩对曾国荃所说，就是这个道理，要让曾国荃明白，在外做事，更要注意复还自己的笃实本性，不可走入投机取巧的欲望陷阱中。这是个人德性的必需，也是与人交往的必需。若遇到精明的人，大可以糊糊涂涂地相处，不要刻意去跟着意气算计。要以“诚”来待人。
其次，是刚毅。这与之前所说的笃实其实有相关联处，因为刚毅就是在明知自己不能为的时候，强迫自己去做到，以恢复和坚定笃实之心，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刚毅的果敢与刚愎的自负是不同的。刚毅，是战胜自我的一种品质，强制就可以克服自己的惰性。强恕，就可以克服自己的狭隘。强为善，就可以克服自己的私欲。这一切，都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但是，刚愎则不一样，刚愎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去克服自己缺点的做法，而是依赖于所谓运气的做法。二者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则相差甚远。
在曾国藩看来，有赤子之心的人，就是在经历了尘世烦扰后依然可以恢复笃实的本性，在时代的洪流中依然可以战胜自己的刚毅之士。这两种品格的养成，是于世间保持一个人独立性的关键。
另外，这封信中，曾国藩还谈到了一点，就是用兵最关键的还是使部队具有战斗力，这一点需记得一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可见，他是把忠厚的品质应用在了现实的生活中，只有沉稳的个性、刚毅的品质，才可将这两句箴言应用自如。
[1]相迎相距：相互迎合或相互对立。
[2]坐尸：本指古代祭祀时臣子或晚辈象征死者神灵，代替死者接受祭祀，故坐姿需要端正、肃穆。此处代指坐时姿态端正、庄严。立斋：斋本义为祭祀前清洁身心，此处指站立时保持仪态端庄。
[3]客气：此处指天之气，引申为外在的影响，而非自身的努力。
[4]鬯：音chàng，通畅。舒鬯：舒服、舒畅之义。
第十七篇 凶德致败
咸丰八年戊午岁
三月初六日（1858）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借悉一切。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嚚讼[2]，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3]，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4]。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解读
这一封信，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论述修德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修养德性的人生不仅是一种应该过的生活，同样，它也意味着一种现实的“果报”。当我们谈论基督教或者佛教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容易去理解现实中做的好事，最终会成为某种“果报”出现在我们“将来”的人生中。基督教说的是“末日审判”，依据上帝的旨意行事就可以进入天堂；佛教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与宗教思想相比，儒家似乎并不谈来世，因而德性的人生似乎只是一种规劝。
但是，这封信中，曾国藩说了，人如果道德败坏，便会招致现实的恶果。这样的说法，比起彼岸世界的救赎而言，更有对现实的关注和意义。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德性有吉凶之分，所谓凶德便是常年的傲慢和经常的多言。狂傲和多言，都不是好的德性。尧帝的长子丹朱，个性浮夸，骄傲乖张，言语嚣狂。《史记》中说如果丹朱得到天下，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所以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可见，丹朱的凶德为他招致了现实生活中的恶果。曾国藩认为自己的缺点在于过于执拗，这是在德性上过于傲慢的表现；虽不怎么爱讲话，但是写文章时却有点接近于争执。每当他静思己过时，就不免察觉到，自己所遭受的暴恶的对待，其实都根源于自己的恶德。家中温弟和曾国藩的个性有些接近，但是说话却特别尖刻，这是很不好的。恃才傲物之人，有以言语去刺激别人的，有用神气去欺凌他人的，也有以表情动作去表达对别人的鄙夷的。温弟的神气有英气勃发的状态，面孔看起来也颇有几分刁蛮之相，所以最容易欺凌到他人。所以，心中更不可有半点傲慢，否则的话都会表达在脸面之上。论出身，曾氏家族不比那些显赫的家族；论才识，看军中的青年豪杰，便自知不如。所以更要低调做人，持忠信笃敬之道。国荃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更要提醒温弟时时刻刻改正，不要冒充所谓江湖老手，而堕入恶德的现世报中。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曾国藩之前对修身的认识，就会发现“自省”的功夫在他看来是尤为重要的。对于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而言，自省，是一种自我觉醒的本能，是立德积善的功课，同样，它更是一种现实中的修行。自省，意味着不需要上帝的审判，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心及道德的规劝来自我省察。凶德致败，尤为凸显这一思维的特征。所以，在今天，当我们说起现实世界中缺乏信仰时，往往是受到了外物的遮蔽，而忘记了每个人的本心之中就有信仰的种子。这种信仰，绝非求福求财的功利心，而是自我觉悟、自我反省的道德心。若是明白了这一点，则不难发现，信仰从未离开我们，只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完成自己信仰的主人。
注释
[1]丹朱：相传为尧的长子，因不肖，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2]嚚讼：奸诈而好争讼。
[3]愆尤：过失，罪尤。
[4]妥：安稳，妥当。叶：音xié，和洽。妥叶：妥帖，合宜。
第十八篇 善恶由人
咸丰八年戊午岁
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左右：
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败挫之信，初五日家中尚无确耗，且县城之内毫无所闻，亦极奇矣！
九弟于二十二日在湖口发信，至今未再接信，实深悬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汉口后有书于渠，且专人至桐城、三河访寻下落。余始知沅甫弟安抵汉口，而久无来信，则不解何故。岂余近日别有过失，沅弟心不以为然耶？当此初闻三河凶报、手足急难之际，即有微失，亦当将皖中各事详细示我。
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
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求力挽家运。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知，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第二，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又，父母坟域必须改葬。请沅弟作主，澄弟不可过执。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张。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恨，是以谆谆言之。
解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六弟曾国华牺牲沙场，这一消息对曾氏家族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于天命与人生又有了一层醒悟。可以说，这是在万分的悲痛中，所体悟出的道理。言辞虽浅显，却处处透露着对于人生最为深刻的体会。
首先，人之性命来源于天，即所谓“天命之谓性”。我们的生命就个人而言，是父母赋予的；但是就人类而言，在儒家看来是天命的下落。天命无常而无言，生生不息，自然流转，所以人人都会遭遇生老病死、聚散离合。这些都是人力所无力抗拒的。这就是天所赋予人的福祸根本。而人生则各有不同，这便是每个人在现实具体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德性、品质，所展开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每个人都主导着自己的善与恶。或许对于人而言，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自己的性别、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在曾国藩看来，选择做自己良心的主人，就是善恶由己的体现。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家族的责任。
其次，如何做到善恶由己，在曾国藩看来有三条途径。第一，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和睦融洽。兄弟之和睦，是家族兴旺的根本，这一点曾国藩已在多处提及。面对六弟的殉难，曾国藩对此更有沉痛的体会。血肉至亲，骨肉相连，每个人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奶同胞。这血缘上的联系不能因为后天性格的差异而被裁断。只有兄弟和睦，才能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第二，推己及人。儒家的伦理是“推扩”的伦理，犹如石子入水，由圆心逐渐向外延伸，形成一层又一层余波。曾国藩说，对祖父母的爱要推扩到叔父身上。同样道理，对父母的爱，也要推扩到六弟的妻儿身上，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苦伶仃，落寞悲恸。第三，勤俭二字。勤俭是日常品行的养成，家中无论男女老少都应遵循勤俭之道。所以曾国藩规定妯娌不得铺张，后辈不得乘车，女子不得偷懒。家中人人都要以勤俭为本。如此才是耕读世家所应有的日常行为。勤，是生动之气，犹如一家之中生生不息的人气，一日不可截断；俭，是收敛之气，犹如一家之中每日所聚之能量，更不可一日有所废除。一勤一俭，一生一养，才是一个家族兴旺不衰的根据。
由此信观之，曾国藩对于人有着极大的信心，对于人的德性亦有着极大的信心。正因如此，做人，就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将自己的良心好好养护起来，发挥出来。善恶皆由己造，因此任何选择都怪不得他人。一个人只有涵养好自己的品德，才可以做得好自己的主人。
第十九篇 一世修身
同治十年辛未岁
十月二十三日（1871）
原文
澄、沅两弟左右：
屡接弟信，并阅弟给纪泽等谕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归署。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与弟，深以为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学，是家中近日可庆之事。沅弟夫妇病而速痊，亦属可慰。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1]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又曾以为学四事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养生与力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两弟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
兄在外两月有余，应酬极繁，眩晕、疝气等症幸未复发，脚肿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数，衰老相逼，时势当然，无足异也。
解读
曾国藩少年时以大学之道要求自己，自开始修身、读书，便一世以此为志业，日日精进，不曾间断，直至生命的尽头。几十年来，他南征北战，叱咤官场，享受过举世赞誉，亦遭受过世态炎凉；他中年时官运亨通，一路高升，却在人生最得意处遭遇家中长辈的相继辞世；他以文官身份，主政湘军，诸弟皆与他并肩作战，风雨无阻，湘军成为晚清军事史上的劲旅，却无奈六弟曾国华战死三河镇，季弟曾国葆病逝湘军军营。人生的起伏跌宕，令曾国藩在晚年更加感觉到修身与学习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族的重要意义。透过这封曾国藩去世前最后一次提到修身的绝笔信，我们似乎可以从他风云诡谲的一生，感受到修身与力学在曾国藩生命中的意义。
这封信，内容浅白，却用意深厚。首先是养生，养生实属修身之根基，如无强健的体魄，哪怕有再高的修为，也难以实现济世抚众的抱负。所以，曾国藩列举家中长辈曾说过的六大养生秘诀，以示子孙。而在力学上，曾国藩则以四种读书之法，告诫后辈。这些方法，看似简单，却难在坚持。例如习字，本不是难事，但只有坚持，才可有成。曾国藩认为不善写的人，就好像人的身上没有衣服，山上没有树木一般。而对于作文，则需要苦思。如果一个人有一肚子墨水，却文思枯竭，那便如哑人不能言，跛马不能行。实在是人生之遗憾。
在曾国藩这封生命的绝笔信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于生命已经衰老的悲怜。他说“衰老相逼，时势当然，无足异也”，言辞间透露着一股大丈夫的坦然与豪气。这种对于人生的参悟，正是来自于他一生的修炼。数月后，曾国藩午后散步，突发脚疾。曾纪泽搀扶父亲回房休息后，曾国藩端坐三刻，安然离世。清廷为哀悼曾国藩的离世，辍朝三日。曾国藩去世后，被追赠太傅，谥号文正。他的家族子弟，也谨遵他的遗言，一世累行善事，皆以修身、力学为本，将他的志向继承下来。
注释
[1]勖：音xù，指勉励、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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