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翻开日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欢度元旦”四个字，年年如此，然若偶尔被人问起，竟一时语塞。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元旦？为什么要庆祝元旦？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细细厘定的。

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民国以前元旦是农历

“元旦”所以得名，《说文解字》上讲的很好：元者，始也；旦者，明也。用大白话说，“元”就是开始，“旦”就是早上，一年当中的第一缕阳光洒向人间，旧的一年随风而逝，新的一年在忐忑与憧憬中闯入每个人的生活。辞旧而迎新，自然要好好庆祝一下。

古埃及将天狼星和太阳同一天升起的那天做为元旦，犹太人定秋分作为元旦，而西方基督教世界则以太阳历的一月一日为元旦，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元旦。有趣的是，这些元旦所定的时间虽然不尽相同，却都是在农闲的季节，一年的劳作获得丰收，来年的劳作尚未开始，庆祝元旦也可以说是各地的人们给自己放假的小情趣。

在早期中国历史上，五帝之一颛顼以农历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合称“元旦”。自此之后，夏、商、周、秦、汉历代的的元旦日期均有规定：夏朝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商朝以十二月初一为元旦，周代则以十一月初一为元旦，秦代定十月初一为元旦，到汉武帝时，历史又兜了个大圈子，恢复了夏朝的正月初一为元旦。此后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一直延续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的习俗。

中华民国政府改用公历

晚清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节点，所谓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文化还是纯粹的中国风的话，自此中国文化开始与世界其他文化全面地碰撞融合，元旦在这时也随着纪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1912年1月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日就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黄帝纪元是清末革命派所倡导使用的纪年方式。由于要革命，自然不能用皇帝的年号作为纪年方式，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就持此论。不能用皇帝年号纪年，又有人提倡用孔子诞辰来纪年，而这种论调又被认为是假托先贤，没有理论根据，遂又作罢。兜来转去，三皇五帝又现金身，革命者们开始主张把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元年。可是问题来了，黄帝有无其人尚待考证，其生卒年月更是不见诸笔墨记载。于是宋教仁便主张把公认的黄帝即位的癸亥年作为纪元元年。纪年的事弄明白了，元旦的日子也就定下了，孙中山电文里所称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公元1912年1月1日。简短地说，就是将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改成了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1912年1月1日也是我国迎来的第一个公历元旦。

鲁迅先生曾有言，中华大地上做任何事都是要有人反对的，使用公历——俗称阳历——早在16世纪时，就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但是在一百年前，它在中国的推广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清帝国土崩瓦解，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12月27日，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同盟会元老黄兴代表同盟会提交议案，建议中华民国政府应改用公历。果不其然，有代表就对新政府改用公历提出异议，于是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为了定正朔、明纪年，争吵开始了。反对改历者自然是是古非今，先是抬出孔老夫子，从故纸堆里找出了孔老夫子“用夏之时”的教导，意思是用夏代的历法——农历；又搬出了整部二十四史，大讲中国用农历的悠久历史，既然老祖先们用了那么多年农历，我辈孝子贤孙理应恪守“祖宗之法”，修改历法实在是一项面对祖先“罪该万死”之大逆不孝。反对改历者重一个守成，支持改历者就强调创新：既然是推翻帝制，而非一个帝国代替另一个帝国，本应有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面貌，与其高呼民主共和万岁，倒不如在月份牌上标记“公历”，一来与国际接轨，二来宣布与旧社会的决裂。

在新旧两派为使用哪种历法，定哪一天为元旦争执不下之时，在上海正在做去南京就职准备的孙中山，得悉各省代表会议上就改用公历起争议后，马上去电明确：中华民国政府必须改用公历，否则决不到南京任职。12月31日，围绕历法纪年的争吵结束：中华民国采用公历。

民国1月1日称“新年”而非“元旦”

新的总是要顾及旧的，考虑到民间尤其是农村惯用阴历，月份牌上除了正大光明地标注阳历日期外，总有小字标注阴历日期。此后至今，日历上都会同时使用阴历和阳历两种历法。

民国的建立者都有强烈的法制观念，为政者的政策必须通过法令布告天下。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内务部即以此为准编订新历。内务部版《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是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新旧杂糅的又一表现：阴阳合历，七星期配二十四节气。有些事物可以新旧并存，有些则不可，譬如新历一律删除黄道吉日一类的文字，毕竟要科学的赛先生就不得要迷信和封建。1912年6月，教育部观象台编成《中华民国元年历书》。毕竟是科学的阵地，教育部观象台版所新历书，维护了科学的权威权威性，替代内务部编新历书而风行全国。

有趣的是，当时把阳历的1月1日称为“新年”，而不是称作“元旦”。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是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上确定的，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

民国第一个元旦是补过的

由于新旧各派迟迟不能决定使用哪种纪年方式，等到孙中山一锤定音地决定使用公历时，民国的第一个元旦——1912年1月1日已经过去。1912年1月2日，《申报》以“中华民国新纪元”为题刊登“改历通告”：“本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奉大总统孙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布告军民各界人等知悉，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着改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第一日。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孙大总统即择于元年元旦就任，发号施令……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

新事物来的总是迅雷不及掩耳，突然地改历，立即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通告发布时民国的第一个元旦已过，要过就只能补过。其二是民间习惯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公务民事都以年三十为截止期限，所谓腊月泡蒜，就是委婉地表示：“该算账了”，这么一改，到底哪天算账，公历年还是农历年，正所谓“男女平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他过他的年”。于是，就有了民国开国就“补过新年”的轶事。

年是补过了，账还得算，1月 8 日《民立报》又刊登“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惟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敲骤改章，恐有妨碍，仍以新纪元2月 17 日，即旧历除夕为结账之期。”

由于南北对立，民国政府控制下的各省于当年1月15日在南京补庆，而北方各省仍然奉清廷为正朔，所以广大的北方地区仍用“宣统”年号，以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1912年2月17日为元旦。1912年的中国，不单补过了元旦，还在暂时分治两地过了两种不同的元旦，这种局面也是空前绝后了。

1912年1月1日不单是当年的元旦，中国自此进入了共和时代，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912年元旦，绍兴军政府照会商务总会：“照得共和政体义取平权，自应扫除旧日一切专制体例。现定元月一号为始，嗣后凡本分府行文所属，均用照会；其各公署、厅局、会所、学校，凡报告于本分府者，均用呈文，并备副呈摘具事由，以便批答。至各部平行互相来往公犊,亦一律改用照会；如受管辖于各部署局所者，对于各部署局所，亦用呈文。从前札、谕等名目统行取消。庶权限分明，不失共和之义。”从一百多年前的这份小小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民主、平等、共和之风开始吹向神州大地，旧的无论如何是旧的，新的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时代奔腾向前，历史会说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这个革故鼎新的道理的。（李晓东 王今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