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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邵元冲日记》记载，11月14日上午，孙中山一行在香港搭乘日本邮船“春洋丸”号”前往上海。

为了给孙中山北上制造声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除了在舆论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外，还在孙中山乘坐的“春洋丸”号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的11月17日，组织了近万余民众的欢迎队伍，汇集在孙中山登岸的码头，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

1、旅途的开始

11月19日，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时谈道：

他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对他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

孙中山答道：“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

这件事表明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反对立场，让鲍罗廷感到欣慰和放心。

在莫里哀路自己的寓所小住几天之后，孙中山“嘱随从人员，分别乘轮取道而行，以天津为齐集地点”，他自己则带着戴季陶、黄昌谷等少数人，于21日从上海乘日轮“上海丸”号取道日本转赴天津。

孙中山从长崎登陆，接着到神户。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是孙中山与宋庆龄曾经度蜜月的地方。

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宋庆龄还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演讲。之后，到东京、大阪。

一路上，他们受到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日本老朋友的欢迎，还出席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国民党人以及旅日华侨举行的欢迎会。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出席欢迎仪式。在日本稍获休息并欢叙旧情，孙中山身体和精神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在日本没有活动多久，孙中山的病情便恶化了。

11月30日，他们乘“北岭丸”号日轮离开日本，几千人到码头送行。

2、失望的开始

到天津后，孙中山依照随行人员的建议，拜访了正在此地的张作霖。

但是，孙、张这次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会晤，却由于张作霖的意气傲慢、唯我独尊、盛气凌人之概，使孙中山心受屈辱。

张作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孙中山坚持联俄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极为不满；而段祺瑞的失信，也让孙中山深感失望。

孙中山到天津后，才得知段祺瑞已经离开天津到北京任临时政府首脑，并准备召开善后会议。

段曾与孙在电话中约定：在孙没到北方并亲自与他会谈之前，他不去北京。

现在，段祺瑞这样出尔反尔，轻于诺言，使孙中山颇感失望。

其实，鲍罗廷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在孙中山开始北上之行后，日本人就一直在想办法促成孙中山访日，鲍罗廷为此还提醒过孙中山，要“他注意日本人突然表现出这种殷勤可，能有什么与北方局势有关的目的”。

旅途的劳累和失望的心情，加上感染风寒，孙中山终于在天津病倒。

但他并没有放弃参与国家政治的努力。这时，根据国民党11月13日的北上宣言，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国民党向全国各地派出了100多名宣传员，他们在各地分别领导了这场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孙中山滞留天津而不到北京，外界会提出种种猜测，同时天津的医疗条件和居住条件也不好，因此，孙中山抱病入京。

4、联席式的“中央政治委员会”

孙中山取道日本转赴天津，由于外交上的原因，鲍罗廷不能陪他同行。

于是，他直接从上海先到北京，住在苏俄使馆。他有许多事情需要同加拉罕进行磋商。得知孙中山病情恶化、病重进京的消息，鲍罗廷赶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

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乘坐火车抵达北京。尽管溯风凛冽，乌云灰暗，但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却被欢迎的学生、民众挤得水泄不通。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和“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标语，在欢迎的人群中迎风招展，众人手中握着数不清的红绿色小旗子在风中瑟瑟作响。

面容憔悴、一直躺在卧铺上的孙中山，被随行人员扶护着走下火车，徐徐走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答礼。

之后，孙中山下榻于北京饭店，一部分随行人员住进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家里。

孙中山的健康状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他到北京后不久被送进了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

1925年1月26日，在协和医院的手术台上，孙中山的病情被医生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法挽救。

孙中山到北京后，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能正常视事的状态。

在决定进协和医院动手术前夕，他口谕汪精卫、陈友仁“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

在上海等地的张静江、孙科等人得知孙中山病重匆匆赶到北京。

这样，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组成了一个联席式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丁惟汾、王法勤、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组成，鲍罗廷仍为高级顾问。

这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孙中山生病住院直到逝世期间，成为处理一切政治及相关事务的临时最高政治领导机构。

根据《邵元冲日记》记载，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主要讨论如下内容：

“促全国国民会议促进会从速自行召集，草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大纲”；“讨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及对于执政府应取之方针”；筹办《北京民国日报》等报刊：处理冯自由、张继的“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讨论广东局势以及军事委员会代行大元帅职务事”；商讨联络西南唐继尧等部问题；处理胡景翼部队经费问题等等。

在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上述内容时，鲍罗廷作为顾问也经常参加会议。

5、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的较量

北京联席式的政治委员会成立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召开善后会议是段执政为了抵抗召集国民会议而提出来的。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孙中山一行北上后，国共两党在全国各地积极贯彻这一主张，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广州、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

在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下，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蓬勃兴起。

孙中山抵达天津后，段祺瑞一面派人说服孙中山赞成召开善后会议，一面加紧筹备善后会议召开的活动。

12月24日，他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由善后会议来决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改革军制、整理财务，其他各案由段执政府交议。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条例及主张遭到了国共两党的积极抵制。

孙中山表示，善后会议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他指示国民党中央于12月26日发表通电反对“善后会议”。

但是鲍罗廷与加拉罕的态度是，建议国民党参加善后会议。他小心翼翼地向孙中山征求意见，提出国民党应该有条件地参加善后会议的想法。

遗憾的是孙中山的病情严重，鲍罗廷不好在他面前坚持说明国民党以一定的条件参加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好处。

政治委员会诸人虽然没有接受鲍罗廷关于参加并利用善后会议的主张，但又意识到直接拒绝对国民党也没有好处，所以实际上还是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作出让步，不计较名称，提出有条件地参加善后会议。

1925年1月17日，汪精卫起草、孙中山审定“复段祺瑞电”：

文筹思再三…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对此，段祺瑞当然不能接受。

2月1日，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善后会议。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宣言》，表示对善后会议的反对立场。

3月1日至4月16日，为了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共两党在北京共同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于是，在北京同时出现了两个对立形式的政治会议。

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鲍罗廷设想的策略方案进行，鲍罗廷利用善后会议宣传国民党政治纲领的设想落空。

尽管如此，鲍罗廷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他说：

目前在北京有7位政治局委员在领导全部工作。还有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也在北京，他们与政治局委员经常举行联席会议。

6、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在政治斗争出现复杂局面的同时，孙中山的病情也日益恶化。

医生认为回天乏术。2月18日，孙中山被从协和医院移回到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家。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家、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留下了这座宽敞、足够孙中山及随行人员居住的空宅子。根据医生的建议，在顾家孙中山改用中药治疗。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情似乎有点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他的身边有宋庆龄、何香凝和侍卫副官马湘及秘书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这少数人中就包括鲍罗廷和加拉罕。

随着孙中山病情日益恶化，讨论其后事自然也迫在眉睫了。

2月24日下午，受国民党诸同志委托，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孙婉、邹鲁等进房，看望孙中山，并请示遗言。

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汪精卫将事先准备好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一一读给孙中山听。孙点头示意赞成。

汪精卫见此，便打开房门，准备取笔请孙在遗嘱上签字。不料恰在此时，孙中山听见了宋庆龄在屋外的哭声。为了不让宋庆龄过分伤心，他叫汪精卫暂时收取遗嘱，说自己还能活一些日子。

正当孙中山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远在1400多英里外的广州获得了一场军事胜利，它在大家的心中起了镇静剂的作用。

3月10日，处于濒危状态的孙中山得到了来自广东的好消息。广州在他的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加伦）以及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东征军征讨陈炯明部。

在黄埔军校学生和东江农民军的配合下，东征军一举打垮陈部叛军，并占领潮安、汕头。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

孙中山面露欣慰之情，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前方军队一定要爱民守纪，切不可扰民。

3月11日早晨，孙中山生命进入衰竭状态，到他病榻前问候的何香凝发现他两眼已经散光，便急忙招呼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在遗嘱上签字了。”汪精卫遂将遗嘱和笔墨奉上。

于是，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政治遗嘱》、《家事遗嘱》以及《致苏俄遗书》三份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侍守在病床边的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邵元冲、戴恩赛、何香凝、戴季陶、邹鲁等也依次在遗嘱的“证明者”下签名；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

据《邵元冲日记》，3月10日这天，鲍罗廷邀请邵元冲到苏俄大使馆商谈有关事情，结果由于加拉罕临时有事，便决定改期于后天星期四会谈。

谁知，这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四(3月12日)。上午9点25分（有说是9点10分，也有说是9点30分)左右，只有59岁的孙中山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悲伤的宋庆龄望着尚未瞑目的孙中山，“以手敷垂其眼帘”，众人失声恸哭。

7、孙中山死后的日子

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各界人士匆匆赶来顾家追悼。

加拉罕立即命令苏俄驻华大使馆和所有苏俄在华各地的办事处下半旗志哀（其他国家直到第二天才开始这样做)。上午11时，作为驻京外国大使，他第一个出现在铁狮子胡同5号，亲自赶到顾宅吊唁。

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苏俄领导人斯大林。

接到孙中山逝世的消息，莫斯科各机关当天停止办公，并下半旗志哀。斯大林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孙中山遗体的处理问题。因为，当时苏俄已经掌握了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的技术，在莫斯科红场供人膽仰的列宁遗体就是经过了防腐技术处理的。

但是中国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

所以会议决定：

派专家到中国对孙中山的遗体作防腐处理，并专门从莫斯科运一口水晶棺材到北京，以便安放孙中山的遗体，供人们瞻仰。

3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发出唁电，既对孙中山的逝世表示深深遗憾和深切哀悼，又对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满怀必胜信心。

据《邵元冲日记》，孙中山逝世的当天中午，作为治丧委员会秘书股主任，邵元冲赶到东交民巷与鲍罗廷谈了半个小时的事情，接着他们俩又一起去会见了加拉罕，商谈有关事情。

3月17日，在以何种方式举行孙中山移灵出殡仪式的问题上，鲍罗廷与孙科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孙科等人坚持要在3月19日为“孙公在协和医院教堂举行耶教祈祷礼”，而鲍罗廷则强烈反对。

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考虑到海内外的政治舆论和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问题。在当时中外各界拭目以待的非常政治氛围中，处理孙中山后事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因此，鲍罗廷不得不严肃地对待孙中山移灵出殡这样的重大活动。

然而鲍罗廷最终还是作了让步。

由于孙中山亲属的坚持，3月19日，在协和医院大礼堂，根据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推派代表参加祈祷仪式，由数名身着黑色衣裙、脖挂银色十字架、胸佩白色绸花的女同学组成的燕京大学歌咏队唱悼歌，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领做祈祷，诵读祭文。仪式完毕后，11时移灵中央公园。

灵柩上铺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由张继、于右任、林森、汪精卫、李大钊等24人分为3个组，轮流抬柩。随后是两列左右执绋队伍，左执绋由吴稚晖带头，执尾是于树德；右执绋由黄昌谷带头，执尾是朱和中。

鲍罗廷与丁惟汾、王法勤、茅祖权、谢慧生、杨杏佛、徐季龙（徐谦)等缓缓地走在右执绋行列中。鲍罗廷的胸前也佩着白花，臂膀上缠戴着黑纱，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空前规模的10余万人参加送葬的盛况。

从协和医院到中央公园（现为中山公园)的沿途上没有一片空隙之处，沿途还有许多人不断地散发着纪念传单。尽管鲍罗廷没有听到熟悉的《国际歌》旋律，然而在浩浩荡荡的自发组成的送葬队伍中则不时地响起“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潮。

8、分裂的开始

对于鲍罗廷来说，孙中山的逝世不仅使他失去了一位令他尊敬的中国朋友和强有力的亲密合作者，而且为他继续执行莫斯科使命留下了无法估量的政治损失。

还在孙中山病重的时候，鲍罗廷就感到北京的情况在急剧变化，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他心中积聚。

他已经感到了国民党人的离心力，也看到了左中右之间明显的分界。

事实上，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还未去世时就开始了分裂行动。

国民党改组和一大召开时，被孙中山公开斥责过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当时离开广东转去上海。

孙中山病重进京后，他赶到北京并联络一批老国民党员，于1925年1月7日成立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还设立了“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

卫党同盟会成立当天就出台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第二天他们又与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取联合行动的方针和向孙中山要求的事项。

1月13日，卫党同盟会上书孙中山，提出七项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要求，主要内容就是将共产党赶出国民党。

总之，在孙中山病重、不能用权威去压制他们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右派开始公开地跳出来，摆开架势，要趁机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孙中山尚在人世，国民党右派就这么气势汹汹地掀起了分裂浪潮，那么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无疑将面临着分裂局面。

因此，鲍罗廷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作了最坏的打算：

为了保持国民党的团结，他准备让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

此时鲍罗廷只能静观其变。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让他看到了几分希望。

3月8日，冯自由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这实际上是要以“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取代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是，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径遇到了国民党的抵制。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冯等人的党籍，并且要求被该俱乐部列为理事者登报予以否认。

于是，一批国民党老党员陆续发表声明，宣布与“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毫无关系，反对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为。在该俱乐部成立的当天，曾与冯自由等人一起反对联共的张继，赶到现场，拍案大骂冯自由等叛党无耻、丧失人格，然后扬长而去。

这些闹剧使鲍罗廷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以及他应该采取的策略。

为此，他于4月6日在北京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希望右派从国民党中彻底分裂出去，以使国民党组织内部按照自己的设想达到一种理想状态。

因此，他对右派的斗争主要是控制在国民党内部进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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