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在古代这样的孩子一般都在学堂里读书或者早早地跟着父母进行工农业的生产。宰相，作为辅佐君王的众臣子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不是甘罗，恐怕不会有人会将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

十二岁的宰相？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古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甘罗却成功的做到了。这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甘罗十二岁拜相是当时各种特殊的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秦国对儿童教育非常重视，秦国的幼童往往能接受到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教育，这使得甘罗从小就打好了才华基础，再加上先秦时期的各大显学都提倡出世成就功业，所以甘罗虽然年幼却也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

相传扁鹊云游天下，治病救人是根据当地的习俗来规定自己的救治范围。路过邯郸时听闻当地人尊崇贵妇人，就只给贵妇人治病；路过洛阳时，听说当地人尊重老人，就只给老人治病；而他经过咸阳时则给孩子治病，可见秦地对孩童的喜爱。由此纵然秦地尚武，对孩童的文化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

而秦国君主自秦孝公以来就喜爱招贤纳士，诸子百家纷纷入秦，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思想氛围，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也对孩童起到了积极的熏陶作用。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儒家思想重视个人的社会参与。《中庸》曰：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由此可见“智、仁、勇”是孔子培养“君子”的三大标准，三者通达就能“兼济天下”，而“中庸”是三者的实现途径。孔子认为“仁”是“君子”必然追求，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对于人的哲学思考，“仁”是一种道德修养，具有各种表现形式，体现在生活之中的各个方面，《里仁》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之？”

生活在具有仁德风气的地方是美好的，能够陶冶情逸。《论语》之“仁”，关键在于“他人”。这个“他人”就是整体主义，为了实现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目标，孔子认为个人需要确保自身行为符合其社会角色要求，把社会整体放在第一位。

而墨子与墨家学派同样声势浩大，超法逸道而直与儒家相抗衡。

墨家在政治上主张“尚贤”，要求教育要培养“贤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

在墨家的一系列理论中，“兼爱”原则乃是贯穿一切和决定一切的通用思想，是墨家思想体系赖以存在的社会伦理基础。因此墨家教育培养的“贤士”必须奉行其“兼爱”学说因此“贤士”又叫“兼士”。墨子认为贤士或兼士在位，能够利国利民。

同时，“兼士”重要视知识技能。墨家重视知识技能首先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墨经》不但包含认识论等社会科学范畴的内容，还包括了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甚至涉及到了建筑等日常实用知识。

谭戒甫就在《墨经分类译注》一书中将《墨子》大致分出了名言类、自然类、数学类、力学类、光学类、认识类、辩术类、教学类、经济类等。

与先秦诸子的著作不同的是《墨子》中涵盖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与墨家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放在社会生活的第一位息息相关，自然科学技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理所当然的被墨家所重视，墨子在诸如力学、光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墨子关于自然科学教育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绝无仅有，他的科技教育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浓重的一笔，在世界科技教育史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儒墨两大显学都肯定了教育和入世的价值，再加上秦国对儿童教育的看重，因此，在秦国特殊的环境下，甘罗被培养成了一个知识渊博，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宰相并非不可能的事。

二、甘罗能够十二岁拜相，吕不韦居功至伟，正是因为吕不韦非常重视人才，擅于发现人才，运用人才，甘罗才得以获得机会展示自己的所学，并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虽然不能说甘罗拜相是吕不韦所赐，但吕不韦无疑是甘罗成长路上的最大助力

甘罗能够少年拜相，除了秦国重视儿童教育的大环境外，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吕不韦，战国末年的秦国丞相。

吕不韦善于鉴识人才：

在其通达时看他行什么样的礼；在其成为达官贵人后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才；在其富裕时看他养什么样的人，听他的话看他是否能落实在行动中，看他业余时间有什么爱好追求；在其学习时听他都说了些什么，在其穷困之时看他是否能不接受不义之财、是否不做不义之事；

使其兴奋看他能否坚守一种信念；使其娱乐考验他是否邪僻不正；使其发怒看他是否有自我约束力；使其恐惧看他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力；使其悲哀看他是否能振作、奋起；使其受苦难看他是否有大志。

这是吕不韦鉴别人才的方法。

甘罗幼年失去双亲，爷爷虽曾为宰相却也因新王上台而失势，可以说他的童年是在风波中度过的，但是这却并没有影响其为自己拼搏的心，大抵符合吕不韦对人才的定义了，这也是他为什么能被吕不韦看重在其门下做门客的原因。

吕不韦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和不足，人也不存在十全十美者。

就连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武这样的圣人也存在着被世人非议的地方；作为千里名马的飞兔、要褭也有马力不足的时候；如果用墨斗的直线来衡量木材的话，那就很难找到合格的树木，宫室就难以建成了。如果用十全十美的标准去选拔人才，那就举世难寻了。

除此以外，吕不韦还是《吕氏春秋》的主编者，虽然《吕氏春秋》是由其组织门客编撰而成，但《吕氏春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价值巨大，为统一后的秦国提供治国方略。

在《吕氏春秋》一百六十篇文章中，关涉人才问题的就有三十余篇，几乎占五分之一，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对先秦的人才思想作了总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著作。

而正是因为对人才的看重，吕不韦才得以慧眼识英，发现了甘罗这样的少年奇才。

在甘罗初向吕不韦请求说服张唐出使燕国时，吕不韦认为其年幼不成大事便呵斥他退走。但是在之后与甘罗的一席话中，他也不得不为其的才辩所折服。纵使甘罗才十二岁，不符合古代所推出的德行与年龄配位的想法，他还是相信他让他去说服张唐。后来更是举荐其去出使赵国。

而甘罗也不负所望的不费一兵一卒为秦国拿下了十六座城池。而也正是吕不韦成了甘罗进身之阶的引路人，才让其一步步地达到了上卿之位。

三、甘罗能拜相的真正原因在于他特殊的身份，甘罗的太爷爷甘龙是秦孝公时期反对商鞅变法的老秦人的首领，爷爷甘茂是秦惠文王时期的重臣，也是老秦人的代表，秦王拜甘罗为相其实是想借此获得老秦人的支持，以便对抗秦国朝堂上的其他势力

促成甘罗拜相的关键原因在于他自己特殊的身份，甘罗的太爷爷甘龙是秦孝公时期反对商鞅变法的老秦人的首领，虽然甘龙最终失败，但从惠文王不得不杀商鞅以平老秦人之恨来看，老秦人再秦国朝廷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自然被甘罗继承。

此外甘罗的爷爷甘茂为秦国第一任丞相。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一个篇目是“有意味”的排列顺序，《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上接《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下启《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表明司马迁肯定了樗里子和甘茂在秦国逐步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东攘雄诸侯”之功劳。

他又将甘罗的人生经历附于此篇之后，一方面体现了甘罗作为甘茂之孙，与甘茂的血脉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甘茂作为甘罗的爷爷给孙子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司马迁这种以小见大的编写方式，使《史记》中的每一篇目都具有独特的史学内涵及叙事特征。司马迁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提到甘茂：

“学百家之说，阅古今之文”

由此可见甘茂在学问上算得上是一名大家。

秦武王想要讨伐周王室，甘茂为秦国约魏伐韩，在宜阳之战中献出的计策使甘茂在秦国得到重用。但是受到友人公孙侈之托，便向秦王劝说解除韩国雍氏之围。虽然成功解救了韩国，但是他因害怕被秦王发现自己与韩国的公孙侈见过面，便在秦王伐魏之时，借机逃到齐国避难。

在齐国其间，他遇见了苏秦的弟弟苏代，为了让苏代帮助自己仍在秦国的妻子能和自己一起来到较为安全的齐国，他甚至愿意做苏代的侍童为他扫室布席。甘茂在逆境中仍然牵挂妻子，也体现了其温情的一面。

相传甘茂的一位亲戚凭借与其的关系当上了一个小官，在其所在的村子里大收贿赂。甘茂知道后主动检举了自己的亲戚并向自己的族人告诫道不要接受不义之财，接受了不义之财名声就会被毁坏。

甘茂的时期，老秦人已经逐渐衰败，但由于甘茂自身高尚的德行和卓越的能力，甘氏一族的影响力不仅没有随着老秦人的衰落而萎缩，反而越发扩大，甚至超出了秦国一隅之地，能够影响到整个天下。

而甘茂死后，由于甘罗父母早亡，所以甘氏一族所有的荣耀和影响力都汇集到了甘罗一个人身上，恰巧彼时的秦王嬴政内受制于华阳夫人等楚国外戚，外受制于吕不韦等秦国新贵族，借助甘罗在老秦人中的威望和影响力破局，成为了秦王嬴政的最佳选择。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不是一个因素所能促成的，甘罗能十二岁拜相，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秦国重视儿童教育的社会环境，吕不韦对人才的爱护和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共同促成的结果。

参考文献：

《吕氏春秋》

《史记》

《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