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回乡探亲时，偶然见到了一种未曾见到过的曲艺表演：

一位面容清癯的中年男子，坐在祖屋大厅的中央，身前架着面小鼓，一手持木筷，缓急有致地敲打着鼓面和鼓沿；另一只手，则持木板敲击，并随节奏，用方言唱着富有韵律的词曲。旁边的老人担心我听不懂，饶有兴致地介绍着说，这叫“鼓书”。

因为对民俗文化极为感兴趣，所以演出结束后，我便与这位表演鼓书的艺人攀谈起来。经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种看似简单，且用方言演奏的曲艺，竟是一种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艺术。

鼓书的起源与发展：融合各种说唱艺术形式，从而走向繁盛

鼓书是中国一种传统的说唱艺术，流行于中国北方各省市，其起源，或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歌曰：“生死本有命，气形变化中。天地如巨室，歌哭作大通。”庄子这般坐着敲打着瓦缶歌唱韵文，与简单的鼓书演奏极为相似。而《荀子·成相篇》则被认为是最早的说唱文学作品，清人卢文弨誉《成相》为“后世弹词之祖”

1957年四川成都出土两尊东汉说唱俑，陶俑一手抱着鼓，一手握短棒，栩栩如生，《故事会》的刊徽，便是其中一尊说唱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出土的说唱俑有二十余尊，其中多是东汉陶俑，由此可见，击鼓说唱的这种表演形式，在东汉时期已有雏形。

说书俑

唐朝时期，文化艺术繁荣，击鼓说唱的艺术形式，也颇具行业规模。

《中国曲艺志》记载，当时许多学道之人，将一些道教理论精神，以及惩恶扬善的故事，在街头巷陌之间击鼓传唱，警醒世人。其中关于“八仙”的传道故事尤多，唐人段常《避仙传》载：

蓝采和手持拍板，唱踏歌行乞于市。

所谓“拍板”，便是后世鼓书的伴奏乐器之一，而“踏歌”则是一种曲式结构，后演化为一些鼓书流派的基本曲式，例如潞安鼓书。

晚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许多僧侣又将佛经改编成通俗的故事，以散文叙事、韵文歌唱渲染，这种说唱方式被称为“俗讲”，亦是鼓书发展的一大来源。

至于宋朝，鼓子词和诸宫调的兴起，则为鼓书说唱艺术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鼓子词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民间曲艺，其主要表演形态是以鼓为伴奏，以韵文、散文相杂说唱为主体构建而成。后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兴趣，沿用鼓子词的形式创作了许多作品，说唱曲式则多由1-3个同宫调的相同曲调组成。

这里的“相同曲调”，或许有些难理解，在此以词牌名举例，简单解释下。众所周知，宋代时，词牌都有各自曲调，按词牌填词后，便可以歌唱，例如《点绛唇》。而吕渭老《圣节鼓子词》的曲式，便是以《点绛唇》的曲调重复两遍组成。

诸宫调亦是一种说唱形式，由宋代传奇艺人孔三传所创。《碧鸡漫志》载：

熙丰、元祐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

诸宫调的唱词，同样是韵文、散文相杂，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伴奏乐器比较丰富，有鼓、板、笛等，在宋廷南渡之后，诸宫调又分为南北两个派系，不同的派系的伴奏乐器也有所区别。

明清时期，随着民间曲艺的体例成熟以及广泛传播，鼓书的发展也到达了一个高峰。

明末清初之际，许多盲人迫于生计，打着云锣皮鼓走街串巷替人算卦。为了吸引人来算卦，他们将一些玄奥的卦词简化，融合一些言简意赅的处世俗语，编成顺口溜，伴着鼓声唱出来。

这些朗朗上口而又通俗易懂的卦词，很快就收到热烈的反响。卜卦人见此，又将一些历史故事、小说演义等编成韵文，并融入一些地方曲调进行说唱，如此更受欢迎。乾隆初年，这些说唱的盲艺人组成了“三皇会”，这种艺术组织，使说唱艺人之间交流互通，极大程度促进了鼓书的发展。

此后，说唱艺术组织出现了拜师授徒的形式。不同地域的代表艺人，有着不同地域的表演风格，代代相传之下，便形成了各种以地域命名的鼓书流派，比如西河大鼓、泽州鼓书、潞安鼓书等等。

鼓书说唱艺术，源远流长，非一蹴而就，从庄子“鼓盆而歌”与荀子《成相篇》的说唱韵文出现，至清代说唱艺术的繁荣，鼓书是在各种说唱形式不断交融下，综合发展的。无论是唐代道经佛理的讲唱，还是宋代鼓子词、诸宫调，这些都是鼓书汲取养分的源泉。同时鼓书艺人又擅于从历史文化、现实生活当中搜集素材来充实内容。

从上文梳理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并没有“鼓书”这个概念，这些艺人先是在曲艺发展中不断完善鼓书的演奏形式，在进入成熟期以后，鼓书的概念逐渐形成，并依照地域分化出各个流派。

鼓书的伴奏与曲式：以书鼓伴奏为主，以地方曲调说唱

从上述鼓书的发展嬗变，我们大致了解这种曲艺是击鼓说唱的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中，鼓书的伴奏乐器与演唱曲式也存在差异。

1.伴奏：以鼓为主，部分弦乐器为辅

鼓书，顾名思义，其伴奏乐器，以鼓为主，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 基于传播理念的说唱目的，鼓这种乐器具有便携性，能够适应坐、站，甚至流动行走时演奏。

• 鼓声有良好的共鸣，声音低沉中有激越，能够传声很远，非常适合鼓书艺人招揽听众，而又不至于太过吵闹扰民，引起群众反感。

• 由于鼓面与鼓身材质不同，敲击之后，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色，鼓书艺人能以单一的乐器演奏出多种伴奏音，以配合说唱内容场景的变化。

• 鼓书兴起时，较为注重的是说唱的内容，很多艺人不谙乐器演奏。相比其他乐器，鼓更容易上手演奏，且所费气力较少，艺人能够长时间演奏，来适应走街串巷地说唱，以及更好的掌握节奏急缓，以辅助说唱内容情感的变化。

各鼓书流派传承不同，伴奏之鼓大小形式也有差别。总体来看，各流派使用的伴奏鼓，鼓身高度约在6-8厘米，鼓面直径约在22-30厘米。鼓书艺人在流动演奏时，一般会用绳索将鼓绑、挂在身前，固定演奏则将鼓置于鼓架之上。用以敲击的鼓槌，称之为“鼓箭”，一般由竹制成，长度约25厘米。

除了鼓与鼓箭，鼓书艺人还会手执简板，板一般由两块木片组成。演奏时，艺人一手击鼓，一手执书板敲击。鼓、鼓箭、简板这三者可视作一体，称之为“书鼓”，它是鼓书演奏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伴奏乐器。

在长足的发展与交融之下，一些鼓书流派演奏除了说唱演员之外，还会配以一至数人的乐队伴奏，其伴奏乐器也丰富多样。常见的有三弦琴、二胡、四胡、琵琶、扬琴、脚踩板、小镲、小锣等，部分流派顺应时代发展，还增添了电子琴等现代化乐器。

诸如都昌鼓书的演奏形式，一般是单人说唱，伴奏乐器则是最基础的书鼓；像流传较广的梅花大鼓，则以一人奏鼓板说唱为主，另有四人持三弦、四胡、琵琶、扬琴，共五种伴奏乐器，似梅花五瓣，这一鼓书流派便因此而得名。

书鼓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曾有较为杰出的鼓书艺人，将铜锣、小锣、小镲等乐器固定在桌架上，用双脚进行牵引击打，以单人奏多种乐器进行说唱。不过这种早期单人说书的特技，已逐渐消失。

2.曲式：随着鼓书流派依托的地域不同，融合各自地方特色的民歌小调

鼓书的唱腔曲调，多是源于民间歌谣和地方小调，有着明显的地域性，这既是鼓书一大艺术特色，也是鼓书流派主要的划分标志之一。部分鼓书流派，因为同一地域有着不同的方言体系，故而在发展中，同一流派鼓书会有不同的唱腔。例如阳城鼓书，便由阳城境内的几种不同的方言，衍生出了四种主要的唱腔风格。

鼓书艺人在演出时，皆是用各地独特的方言来进行说唱，这也是鼓书的艺术魅力所在。方言说唱的形式，既能使当地民众毫无隔阂的理解接受鼓书的内容，十分亲切，又能更好地体现地方民俗，增加地方文化底蕴。

鼓词的体裁与内容

1.鼓词的体裁

鼓词是鼓书曲艺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前文已有所提及，鼓词以韵文为主，杂以散文叙事。其句式一般为七字句，七字句能够最大程度体现鼓词的音乐性，又能凝练地展现内容，使艺人说唱时朗朗上口，观众听起来优美整齐。如鼓书曲目《呼家将》的鼓词：

大宋仁宗坐龙廷，奸相庞文来逞凶。

忠臣良将遭迫害，满朝文武气不平。

同时十字句也是鼓词主要的句式之一，这两种句式都是上下句的结构。当然，鼓词的句式并非一成不变的，根据内容的不同呈现变化，也有五字句、八字句等句式变化，以丰富鼓词说唱的节奏形式、增强内容的表现力度，同时在各种句式中，还会增添助词来配合语气、情感的变化。

鼓书流行于北方诸地区，所以鼓词多是按照“十三辙”所押韵的。所谓“十三辙”，是按照北方方言体系所归纳的韵部，具体韵部的韵母，可参看图表，如下：

十三辙

另外鼓词还有短篇、中篇、长篇三种体裁。

其中短篇的说唱时间多在半个小时以内，一般只唱不说，主要体现鼓书唱腔的音乐之美，如《包拯投胎》。中篇则在半个小时至两个小时以内，有说有唱，如《孟姜女哭长城》。长篇在两个小时以上，一般是数天甚至数十天连续演出，长篇鼓词非常类似长篇小说，由一个个具有连续性且完整性的短话本组成，如《响马传》。

2.鼓词的内容

鼓词的内容丰富多样，来源也繁杂不一，为了方便介绍，我将其分为固定话本和即兴话本。

固定话本，多是短篇、中篇内容鼓词，内容多源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小说演义之类，如《韩湘子度林英》、《草船借箭》等。这类鼓词内容，已有范本，或是文学范本，或是曲剧范本，其故事发展脉络和结局基本相差不大，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版本变化并无太大出入，且通行在各鼓书流派中，广为传唱。

即兴话本，其内容题材多来源于民间生活中的婚姻爱情、婆媳关系、邻里纠纷、人物生平之类，如《送郎上前线》、《小两口走亲戚》等。这类鼓词内容十分贴近社会现实，有着极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同时，因为是鼓书艺人即兴创作的内容，即兴话本随着创作艺人所属流派的不同，而具有地方特色，最为显著的即鼓词内容融合了大量的方言词汇。

需要说明的是，长篇鼓书曲目的鼓词虽多源于历史典故、小说演义，但其鼓词内容却多是即兴话本。前文已说，长篇鼓书的演出往往需要数天至数十天的时间，其鼓词篇幅已经抵得上数十万字的小说了，再加之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若想按部就班的背下来，这对鼓书艺人来说，基本不可能做到。

所以，长篇鼓书曲目的鼓词，具备着民间口头文学的特征，是鼓书艺人即兴创作的。当然即兴创作并非漫无边际，长篇鼓书曲目，一般有故事梗概，鼓书行业称之为“梁子”，梁子与小说创作的大纲十分相似。其中包含情节发展的主线和支线，还有主要人物的基本信息、故事背景等。

鼓书艺人演出时，需要根据梁子即兴创作鼓词，丰富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在创作的过程中，艺人需要流畅自然，口似悬河、连绵不绝，在通俗易懂的同时，要兼顾句式的整齐和押韵，另外内容也要有足够的起伏和吸引力，并能串联成一个整体。所以很多鼓词内容看似简单，但完成条件却是十分苛刻的，这也充分显示了鼓书艺人非凡的口头创作能力。

著名京韵大鼓艺人——小岚云

鼓书的现实意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多重功能作用

具有祭祀意义：中国许多民俗艺术，都来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以及祭祀活动，鼓书作为传统说唱曲艺的一种，最初也有驱邪祈福的“敬神”性质。过去，许多乡村都会举行迎神敬祖等祭祀活动，并邀请鼓书艺人来说鼓书，以娱神灵，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出入平安。随后民间的婚丧嫁娶、盖房上梁、节日庙会等民俗活动，都会有鼓书艺人的身影。

实用性以及娱乐性：彼时科技不发达，娱乐消遣之物，也极为单一，因此每逢地方有鼓书演出时，都会吸引许多人前来观看，台下的观众摩肩接踵，场面热闹非凡。在这个过程中，鼓书演出的性质已逐渐由“娱神”转化为“娱人”。

随着明清市民经济的兴起，曲艺也趁势发展，鼓书作为广大群众消遣娱乐形式之一，在北方各地流行开来，许多鼓书艺人，迫于生计随着漕运商人，往各交通要塞之地演出，以赚取演出费用。京、津两地更是曲艺集结地，以现实为依托的《老残游记》，便曾多次描写了清代鼓书演出座无虚席的场景。

民国时期天津鼓书演出场景

所以，对于艺人来说，鼓书有着养家糊口的实用性，诸如清代的那些盲艺人，在生活没有保障之时，鼓书为他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对于观众来说，鼓书则有较强的娱乐性，在那段单调枯燥的岁月中，鼓书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快乐和感动。

教育性：通俗文学、民间艺术有着广泛的传播性、娱乐性，同时也因此具备良好的教育性。冯梦龙一生致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他认为“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意思就是小说演义等通俗文学，与子史经集一样，亦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

鼓书也是如此，在封建时期乃至民国时期，人民群众的识字率还是很低的，他们很难通过《史记》等书知历史兴衰，也无法去解读《论语》学会修身齐家。但是当《千里走单骑》、《卧冰求鲤》、《岳飞传》等故事从鼓书艺人口中说唱出来时，忠义、仁孝、爱国等精神思想，便逐渐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对于不识字的百姓来说，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圣人之言更为直观有效。

宣传性：在信息传递较为闭塞的时期，鼓书还起到了宣传的作用，那些战争英雄、好人好事、官方政策，可以通过鼓书的形式，更为集中广泛的传播开来。如今很多地方的鼓书，会演绎说唱当地一些传奇人物的发家故事，而在白事演出上，则会说唱逝者一生的苦难经历和为善之处，以寄托亲友的哀思，这也正是鼓书的宣传性质所衍生来的。

由此可见，鼓书的现实意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至今鼓书已着有祭祀意义、实用性、娱乐性、教育性、宣传性，并且这些功能在鼓书曲目中，多是互相交融并存的。

风月说：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迎神敬神等祭祀活动，在民间逐渐销声匿迹；教育的普及，也让人们拥有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而逐渐新兴的娱乐方式，更是令人应接不暇，很多传统的娱乐方式，已深埋于历史……。

因而，鼓书的演出市场，也在新时代的洪流之下，逐渐被冲散。上一代的艺人，在叹息中老去，新一代的青年，在艺术审美、思想观念变化中远离。我时常看到老一辈的人，缅怀过去露天围坐听鼓书的时光，可始终体会不到他们的感受。

还有一些人，依旧坚持着、传承着这门说唱艺术，除了寥寥几种影响力较大的，许多鼓书流派只能自娱自乐，或是偶然为那些未尝见过鼓书的亲友演奏一番，让他们“尝个鲜”，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坚持难能可贵。所幸，因为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遗产不留余力的保护，鼓书得以传承延续，此时我们还能领略各流派鼓书的风采。

鼓书随时代而浮，又随时代而沉，它的辉煌终究是过去了。然无法忘记的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曾有一群人，背着书鼓，走遍了我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述说着传奇故事，歌唱着人生悲喜，为一代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或许很久以后，鼓书已无人去说唱，也无人去聆听，但它永远不会消失，因为鼓书已经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难以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