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陈叔通

前言

陈叔通，1876年出生于杭州，从他的出生年份就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

共产党的诤友

陈叔通26岁中了举人，授了翰林院编修（正七品），1904年去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京任职。

从那个时候开始，陈叔通就热衷于改革，反对缠足恶习，提倡妇女解放，兴办学校，重视教育，还加入了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野心日渐暴露，“宪友会”解散了，时任经理的《北京日报》办不下去了，陈叔通选择辞职离京，去到上海。

后来，他从事了商务印书馆的实业，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对于权利没有半点幻想，他拒绝了当局所有的邀请，立志不再做官。

图丨陈叔通收集的梅花图

他将书斋的名字改为“有所不为斋”，整日隐居其中，寄情于山水花木之间，用诗词挂念国家安危和百姓疾苦。

就是在这段时间，陈叔通疯狂爱上梅花，他认为“梅花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因为喜欢，陈叔通搜求了上百幅的名家真迹，每到寒冬来临，还要把书斋改造成梅室，再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赏梅赋诗。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三省，这时候的陈叔通已经61岁了，在迟暮之年，看着山河破碎，陈叔通悲痛万分。

当时的上海环境复杂险恶，有不少敌伪对陈叔通威逼利诱，陈叔通拒绝任何职务，最后直接闭门谢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叔通一面欣喜于抗战胜利，一边又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毫无信心，有朋友邀请他去做官，陈叔通一概不理。

图丨日本投降

没过多久，大批的国民党官员来到上海，以胜利者自居，飞扬跋扈，中饱私囊，这让本就担忧的陈叔通，越发感觉厌恶。

最让他感觉愤怒的是，刚刚结束14年抗战，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中国人民，正是渴望和平、安定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将全面内战的灾难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忍无可忍之下，陈叔通开始响应共产党号召，积极投身于各种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开展正义活动，陈叔通积极支持，募捐了衣服、米面和不少财物。

5月底，这批爱国学生被国民党逮捕，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等10名老人，分函致信，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当局释放了逮捕的学生，事实上，这样的活动，已经在全国60多个国民党统治区扩散开来。

这一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密令上海各大学解聘进步教师30多人，陈叔通知道后，便和张菊生商量救济。

图丨国民党统治下的平民

那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中，解放军已转入全面进攻，优势急剧扩大，爱国民主运动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迅速发展，成为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民主爱国人士也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取缔了民主人士的政治活动，紧接着，又宣布了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白色恐怖越发严重。

不少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不得以转入地下工作或是撤离上海，陈叔通却坚持留下，继续营救被捕学生、支援进步青年。

跟他关系密切的好友马叙伦去到香港后，陈叔通便经常通过书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况，而马叙伦又会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中国共产党。

选择留下，还在积极参与活动的陈叔通，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一回，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就托人转告他，“我已经救了你两次，两次把你从共产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去，今后你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

陈叔通听后，泰然一笑，也托来人带话回去，“你的好意，我感谢，不过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图丨陈叔通和马叙伦

1948年，陈叔通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尽管他已经做了很多，但是在陈叔通自己看来，所做的远远不够，所以在谈到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选时，陈叔通只说自己没有多大用处。

1949年1月，在中共的一再督促下，陈叔通终于离开上海，去到香港，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和柳亚子、叶圣陶、曹禺等人乘船轮北上。

3月份，陈叔通到达北平，参加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回北平的欢迎仪式，同时，他还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不久后，上海解放，陈叔通回到上海，做些党的宣传工作，还成立了工商界劳军分会，已经73岁的他，依然在为中国的发展而出谋划策。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图丨陈叔通

毛泽东三登紫禁城

195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午门城楼会见陈叔通。实际上，毛泽东于5月17日、19日和20日分别三次秘密登上紫禁城，这三次既无警卫护卫，也无官员陪同。

而且毛泽东只是在紫禁城城墙外漫步，三次均无进入宫内，至于为什么不进去，是因为毛泽东出行比较反对干扰群众的正常活动。

如果自己在正常开放的时间进入宫内，出于对自己安全的保护，一定会三步一岗，搞得大半个紫禁城戒严，这是毛泽东最不想看到的情形，所以他选择在城墙上绕一圈，不打扰群众参观，自己也足够自由。

至于为什么要来到紫禁城？是因为那一年的1月至4月，国内连续发生了几场特大火灾，正巧，当时有个苏联消防代表团访华，公安部长罗瑞卿陪着他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

苏联消防代表团顺势提出了一些改善消防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加强紫禁城消防工作和保护文物的建议。

事后，罗瑞卿将这些建议报告给了毛泽东，出于对紫禁城消防的关心，毛泽东决定，亲自来到紫禁城，沿着消防警卫队员的巡逻路线绕行一周。

图丨毛泽东在紫禁城

5月17日下午，毛泽东拿着根拐杖登上了神武门城楼，除罗瑞卿和韩炳文（故宫保卫科科长）之外，再无他人陪同。

毛泽东看起来很高兴，站在高处浏览了紫禁城全貌，走到东华门城台的时候，还坐在小马扎上休息了一会。

毛泽东询问了韩炳文很多关于紫禁城的机构设置，以及巡逻路线，并强调一定要搞好紫禁城的消防工作。

韩炳文曾经在中南海警卫局任职，对于毛泽东和罗瑞卿来说，是老熟人，因此，毛泽东还问了问韩炳文个人的情况和人员方面的问题，并鼓励大家要多学习文化和业务知识。

图丨毛泽东参观文物

5月19日，毛泽东在午门城楼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出土的文物展览，这一次，他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对新发现的北京猿人的牙齿、石器、动物化石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5月20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来到紫禁城，他和陈叔通随意的坐下，陈叔通还饶有兴趣的拿过毛泽东的拐杖看了看，突然，他很感慨的对毛泽东说，

“我是三朝元老，参拜过清朝皇帝，见过袁世凯，还和蒋介石打过交道，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只有毛主席你不一样，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这珍贵的一幕，被摄影师捕捉到，后来，这张照片被刊登在《人民画报》上，而这份报纸，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一家华人餐厅，将钱学森一家解救于水火之中。

图丨陈叔通和毛泽东

解救钱学森

1950年8月29日，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终于拿到了回国的船票，正当他兴致勃勃准备回家的时候，却莫名被扣留了。

扣留钱学森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但是召开记者会的却是洛杉矶海关，对外他们的说法是，

“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了涉及美国机密技术的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之所以要扣留钱学森，是因为钱学森要将这些机密偷运回国”。

实际上，钱学森的行李早前就交给洛杉矶海关查验过，里面并未有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东西，更别提什么“机密”了，这无非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真正的理由是，“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等武器设计教育的中国人，通通不准离开美国。”尤其是钱学森，这种“一个人顶五个师”的科学家，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回到中国。

就这样，钱学森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度过了屈辱的15天，后来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及众多留学生的帮助下，凑够15000美元保释金，才予以保释。

图丨钱学森

虽然钱学森从拘留所中出来了，但是他的生活依旧被无孔不入地监视着，他需要每个月去到移民局登记，还要随时接受移民局的传讯。

时间一过就是五年，在这五年当中，钱学森从未放弃回国的愿望，他的行李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旦有机会，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上，美国通过英国外交官传话：愿意和中方开辟新的接触渠道。6月5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就两国侨民问题和美国进行交涉。

美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一些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的名单，其中基本都是违背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或是侵犯中国领空被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15日，王炳南作出回应，要求美国准许中国在美侨民以及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其中便包括钱学森，然而，美国怎么可能轻易放过钱学森。

图丨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

直到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中美双方的谈判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为了不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美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于7月22日进行秘密领事级会谈，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还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

可是，美国并不会被别人的诚意所打动，有关“钱学森”这个问题，中美有过不下十次接触，美方每次都用中方拿不出钱学森自愿回国的理由搪塞。

就在进入死胡同的关口，一封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事情的进程。

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家华人餐厅看到了《人民画报》上毛泽东和陈叔通的合影。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友兼同乡，如今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相信，只要能够给陈叔通寄去信件，说明自己当下的处境，对方一定会有办法帮助自己回国的。

图丨钱学森和蒋英

6月15日这一天，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出门，两个美国特务一看见钱学森，便跟了上去。夫妻二人来到一家咖啡馆，和平时一样，点好咖啡、点心，然后安静地坐着，摆明要在此消磨一段时间。

两个美国特务也点了咖啡，就坐在钱学森邻桌，过了一会儿，钱学森起身，跟蒋英说自己去趟卫生间。

两个特务听到了钱学森的话，因此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便没有跟上去。钱学森悄悄走出店门，将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夹在一大封家信中，寄给了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

写在香烟纸上的信，便是要寄给陈叔通的信，信中，钱学森说了自己在美的处境，还揭露了美方的谎言，

“.......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国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这些人要回，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

蒋华一看，便知晓了钱学森的意思，马上就把这封信，和钱学森附在信件中的一张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的剪报一并寄回中国。

图丨周恩来

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信件后，马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钱学森信件中的内容，当即做出部署，

“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扰中国平民归国的铁证！你在谈判的时候，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会谈刚开始，王炳南便先发制人，告诉美国大使中国政府已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我希望，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措施，会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可是在王炳南再次提起钱学森等中国科学家归国的事情时，美国还是一如往常，摆出一副谎话连天的模样。

副国务卿约翰逊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求归国，我们不能强迫命令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王炳南拿出钱学森的信件，

“那就请先生看看，钱学森博士在这封信中说了什么，他所说的正好与你相反。美国政府在1954年4月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那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为什么会在6月写信向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很显然，他的回国请求受到了阻挠。”

在铁的事实面前，美方再也无法狡辩，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

图丨钱学森一家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告别导师冯·卡门，带着妻子孩子坐上了回国的轮船，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随后，钱学森应邀为北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会议就由提供救援的陈叔通主持。

为了表示对陈叔通的谢意，在某个春节，钱学森将自己珍藏已久的一副郑板桥的真迹梅竹花送给了陈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