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和疾病一样，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社会生活、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 对于中古时期的敦煌来说，医疗问题涉及医学发展、政府医疗体制、宗教医疗等 多方面。而这里笔者将集中讨论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医学问题，暂不包括宗教及巫术等，更加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医学。

中古时期是医学、宗教、巫术并存的时代，医学直面人的病痛，而宗教利用医学进行传教，巫术虽然也有医学的一面，但更多的保留了原始的成分。医学直 接对面人的身体疾病健康及寿命，它对一个时代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这里 讨论的中古时期敦煌医疗体系，除了关注医学及官方政府的医疗机构，也将目光聚焦在道教、佛教、苯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上。

宗教虽然涉及生活生老病死 以及社会更广泛的范围，但是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独特的面对疾病的解释以及医疗方式，这也是我们这里将宗教纳入论述的原因。除了医学和宗教里的医学部分， 中古时期敦煌民众用来面对疾病自我治疗的方式中也有医学的成分，也在我们论述的范围之内。

但是，此处只论述医学、宗教医学中的医学成分，对宗教心理治疗及广义的生命关怀、缓解病人焦虑及鼓励病人精神，结合敦煌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物质条件，尽量客观理性的勾勒出中古时期民众面对疾病时真正得到治疗及存活 的几率。总体来说，唐代医学水平发展低，加之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及民间医人水平低，是一个医巫并行的时代。

千年前的医疗文化有多神奇？老祖宗的生存智慧，现代人却很难理解。

一、唐代敦煌的医学文化

唐代的敦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地区，汉族以外，其他民族亦不少，如吐蕃、粟特、于阗、回鹘等，加之佛教的盛行以及道教的存在及摩尼教、祆教、景教的流行，使得敦煌对疾病的认识丰富多元，同时存在包括政府医学、民间医学在内的佛教、道教、苯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多种宗教形式的医疗体系。

现在留存下来的和医学有关的敦煌文书很丰富。

敦煌所在州沙州按人口属于下州，按照唐代地方医疗机构设置，只有一个医学博士，十个医学生。这对于三万左右人口的敦煌来说，杯水车薪。唐代的官方医疗机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使命都非为平民服务，其组织机构和规模也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典章制度和诏书中经常提到的医治平民的字样，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一种姿态罢了。

据研究，敦煌的主要家庭模式是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模式，夫妻是家庭中的主要关系，夫妻关系的和谐与否决定者家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因此敦煌文 献中有诸多解决夫妻关系不和谐，或者让夫妻关系更加和谐恩爱的药方，与其说 是药方，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暗示，代表了古人积极改善家庭关系和矛盾的生活态度。

除此之外，敦煌医方中还有妇产科、儿科等疾病的药方，内容丰富而具体， 突出对妇女儿童的关注，不仅具有医学价值，而且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现着古人 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同时有关美容和养生的药方，体现 了古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同时，敦煌吐蕃药方里有关于冷疾、解酒药、 解毒药等药方体现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同时药物的配方也就地取材，是研究藏族医药文化的重要资料。火灸法也是藏族独特的治疗疾病的方式，体现了藏族民众在艰难的地理环境中的生活、生存智慧。

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是一个佛教化的社会。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佛教已经完全和当地文化融合，成为了民众 重要的社会生活方式。唐代时立道教为国教，道观全国林立，唐前期敦煌道教也较为兴盛，吐蕃时期，对敦煌道教进行了打击。

二、敦煌宗教医疗

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寺院医学就显得格外重要。‘五明’是作为高僧应具备的条件，而‘五明’之一的‘医明’，就是精通医学。过去‘医明’只是僧侣生活和传教的辅助手段，到这时随着‘医学’的废止，传授医学知识和为民众疗疾治病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僧侣身上。

佛教关注人的生老病死，疾病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佛教进行传教的重要切入点。诸多佛经中都有对疾病的描述，用以说明人生的苦难。《药师经疏》就记载了人生面临的各种病痛，应该是普通民众一生中遭遇的所有疾病的痛苦， 有精神心理的不安、五官对世界感知的减退丧失、肢体的疼痛、瘟疫的困扰等， 它表述疾病中着重点在于人一生身体心灵所遭受的痛苦。

佛教文献中，不管是佛教原典，还是产生于中土的疑伪经，对身体病痛的描 述都有夸大的成分，尤其是《新菩萨经》《劝善经》等疑伪经中对疾病的预测虽出于对现实疾病的比照，但是文中加了夸张性地修辞，其目的是为了利用民众对 疾病的恐惧心理进行传教，增加信众。

从医学史的角度理解，诚然。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了解当时普通民 众的疾病状况，则这类记载不仅不肤浅，而且真实地体现了以病者为视角的疾病 书写，是了解当时民众疾病及疾病认知的重要资料。

不同于宗教和医学文本中对疾病的记载，宗教对疾病的记述充满了温情， 表达了亲人之间的浓厚感情。另外，如果说中晚唐五代时中原王朝政治和文化中 最闪耀的角色是翰林学士的话，那么敦煌地区则是僧人，翰林学士的主要角色是 政治和文化，而僧人最主要的角色除了政治，还有佛教文化。除此之外，还承担 医药知识的传承和对疾患的治疗，这是敦煌区别于内地的一个地方文化特征，这个特征当唐王朝灭亡，归义军政权更加独立时，变得更加明显。

敦煌祆教文献也有和疾病相关的内容，如小儿疾患需祈赛小儿神，共十六位女神。敦煌八月一日天灸节，又被称为天医节、六神日，是古人治病防病的日子。

敦煌咒禁术一般针对当时医学无能为力的妇女难产、鬼疰等心理精神方面疾病的治疗。敦煌医药文献里保存了一些含有咒禁疗法的药方，是了解唐五代时期民间医，疗的重要资料。从敦煌文献来看，唐五代时期，咒禁术一般针对当时医学无能为，力的妇女难产、鬼疰等心理精神方面疾病的治疗。“咒禁和符印疗法的‘适用疾，病’要么是死亡率高，要么是难以治愈，要么是其病因被认为是超自然力量导致，，要么是带有一定的或染性。在碰到这类疾病的时候，古人就会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咒禁、符印疗法。

三、唐敦煌医学中的迷信成分

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唐五代时期的占卜文书，在这些不同体系的各类占卜文书中，占卜疾病是其重要内容。几乎每一种类型的敦煌占卜文献中都有关于疾病占卜的内容，如易占、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十二钱卜法、灵棋卜法等。

敦煌文书中保存有用人体生理现象占卜吉凶的文献，人体身理占文按十二时排列，记载了子丑寅卯等不同时辰耳鸣、耳热、面热、目润、手掌痒、足痒代表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及吉凶状况，这些吉凶一般涉及客人，来访、父母思念、口舌之事等，涉及人们生活中和感情、情绪相关的一些日常小事。

敦煌人体生理占卜文书中用耳鸣、耳热、面热等生理现象预测生活中即将发生的日常事件，也涉及一些生理现象意味着疾病的预测。

如觉发热，则其腹会受撞击;发热有连续性，则疾病将至。如觉胸脯最厚处发热，则生子女，有期;发痒终止，则预示人体将亡。

其中关于连续发热则疾病将至的预测，符合人的生理特征，发热代表生子女有期以及身体发痒终止预示人即将死亡，等也有符合生活常识的一面，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到的一些想象，而将其与占卜吉凶联系起来，应当与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某些因果错置的想象及，迷信有关，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或许能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将耳鸣及耳朵听到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声音与身体修道联系起来，其中认为忽然听到滩水、雷电、鼓鸣的声音是身心劳损的死亡征兆。耳鸣是悲忧，错乱等不良心性导致神亡的结果，应该修心改变。而听到美妙的音乐之声意味着，修道的成功，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唐五代时期流行的相法有相面、相骨、相气色、相痣、相声音、相身体、相，行、相卧、相气息、相饮食。

四、唐代敦煌医学中的其他内容

唐五代时期流行的相法有相面、相骨、相气色、相痣、相声音、相身体、相行、相卧、相气息、相饮食，另外，预测年寿也是敦煌相术中的重要内容。

相面之所以能预测疾病，是因为相术与古代的医学有渊源，终古代社会，相术与医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同源异出的关系，一直未能彻底隔断，相术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通过气色察人疾病生死的内容，而传统医学也总未能褪尽某些唯心，与神秘的色彩。医学与占卜的‘语域’几乎毫无例外地围绕着诸如阴阳、五行、气、神和鬼（或煞）等观念，也常常根据天干地支的甲子系统和顾客的‘八字’进行推算。

中国社会中的每位成员尽管不是人人都授予这些术语天启的或医学的意义，但都能识别这些宇宙论术语并理解其关联。敦煌文献中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发病书》给与病人以居住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指导和禁忌，而《病差文》所体现的道教治病斋会则会在病人家里给病，人以宗教的治疗和心灵净化，根据《具注历日》，安宅、符咒、解压等成为了病，人及家属面对疾病更广泛意义上的治疗行为方式。

《解除镇墓文》则体现了病人，去世后墓葬空间里的仪式。这一切构成了道教面对疾病时从占卜诊断到举行治疗，斋会到改变病者居住环境、社会人际关系、净化心灵世界，构建和谐的生活生产，环境的一整套体系。

敦煌出土了不少《发病书》，包括推年立法、推得病日法、推初得病日鬼法、推，得病时法、推得十二祗得病法、推四方神头胁日得病法、推五子日病法、推十干病法。

在中国古代，家不仅是居住及生活的地方，也是精神心理的栖息地，家中住，有灶神、丈人等诸多守护家庭安宁健康的家神。家庭住宅的选址不宜或一些不合，道德伦理的行为就会导致家庭成员的生病。因此，安宅、在门上帖符、家周围的，树木环境种植都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措施。这些内容在敦煌《发病书》中均有体现。

家不仅是身体居住的场所，也是心灵的栖息之地，故人认为家庭居住环境的，不宜会导致祸福包括疾病。敦煌文书《宅经》记载了家庭住宅与祸福疾病的关系，《发病书》记载了犯宅神导致疾病的例子，由于古代各种禁忌的盛行，故时人普遍认为动土修造时不仅要规避各方神，祗，而且也须极力遵循时间、空间、行为举止等层面的既有之禁忌，否则就会引来疾病灾患等不幸。

《父患文》中的病因包括道教里的动土，早在《太平经》中就有对宅地动土的记述，其中选择不当可能导致家患疾，在《太平经》中，认为建住宅不宜挖土太深，否则会伤及大地的骨、血、肉等，进一步说明建宅挖土太深的不利之处，举了上古时期穴居动土浅的好处。

敦煌文献中有诸多安宅、入宅的文书，反映了时人面对疾病时从居住环境着手处理的一种方式，常用的咒语“急急如律令”等，显然为道教镇宅术。《曹延禄镇宅文》，中也推测宅中不安，也许会有疾病发生，《入宅文》是新宅入住仪式上的念诵文书，其中有对消除家，庭疾病的祈愿。

《病差文》是道教在专门在患者家中举办的祛病斋会，敦煌文献中佛教治病。相对于《安宅文》中对疾病模糊笼统地预防和厌压，《病差文》则是道教专，门为患文在其家里举行的治病仪式，具有治疗疾病的专门针对性。古人认为住宅的环境也会影响到疾病健康，所以敦煌文献中有不少通过在宅院周，围种树及帖符预防疾病、保护家人安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