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全书约三万字,共 495 篇,另有附录6篇。在这些篇目中,以人物命名的有 326篇,占据了一半多的数量。蒲松龄借这些篇目,揭示了人名背后的人文意蕴和善恶观念,以及作为小说家创作的独特匠心,同时展示了作家对人性的关爱、对读书人命运的关注以及对被压迫女性的同情。

《聊斋志异》作为明清之际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之一，为后世创作和读者留下了诸多经典篇章。自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本问世之后，后世竞相模仿创作“聊斋体笔记小说”,但始终难超经典。《聊斋志异》全书约三万字,共495篇,另有附录6篇每篇各有一个篇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篇目里,以人物命名的篇目有326篇，占了一半多的篇幅。

无独有偶，这些篇目的篇幅也远多于其他以事件或物什命名的篇目。其实不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体裁,如诗歌、词等,篇名都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对篇章的整体概括,更蕴含着作者的匠心独运。《聊斋志异》作为一部志怪小说却将人物置于特殊的地位，必有其用意。笔者以《聊斋志异》中以人物命名的326篇篇目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背后的独特人文意蕴。

一、《聊斋志异》人物命名

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是评价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家要站在人的角度上进行创作,通过对人的塑造和刻画来反映现实,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蒲松龄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故其在为笔下人物命名时并不是随意取之,任何一个名字的诞生，都有其背后的深层意蕴。(一)人物命名概况

唐传奇、宋元话本中的篇目多为小说的题材或人物、时代、主要情节加上记、传、外传、志故事、遗事等作为篇名,单纯以一个人物命名篇目的寥寥无几。《聊斋志异》作为一部短篇志怪小说集,却在篇章命名时以人物作为篇名,而且数量可观，足以见得其在创作上的突破,即对人的重视。

据统计在《聊斋志异》495篇(不加6篇附录)篇目中,以人物名字或身份进行命名的篇目共计 326篇。在这些篇目中,有直接以人物名字命名的其中以男性名字命名的有 74 篇以女性芳名命名的有 66篇有不直接以姓名命名而转以用其身份来作为一篇的篇名，一类是以“地名+身份”为组合来命名,计 28 篇;另一类是以“姓氏+身份”命名共59 篇。还有并论及人物的籍贯和姓氏，只以绰号或代称来指代其身份的,共有69篇。

此外另有一种命名方式,虽也是不直接以姓名命名，转以凡间或神界的官职，因特有其指代意义，故将其单列一类,其中以人的凡间官职为篇名的有7篇，以神职命名的有23篇。这些人物无论是何种身份,在蒲松龄的笔下都熠熠生辉、各具特色,即便是同类,也各有各的特点，让读者丝毫看不到同类化(二)人物命名方式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是文学创造性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构思到主题，从结构到语言，从刻画到描写，都关涉到人物的命名”。作为小说家，一部作品中会涉及诸多人物,在创作时或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或是为了触发情节，在创作人物时往往都是深思熟虑,在对小说人物姓名的把握上也往往是出于种种考虑。在这326篇中蒲松龄运用了多种人物命名方式，一个个看似简单不起眼的名字,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韵味。

字重组法

中国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几个字的部首、笔画之间随意拼接组合，就能组成新的汉字。蒲松龄利用了汉字这一特征,将其运用在对小说人物的命名上。其中一例体现在《魁星》中，书生张济字在某天晚上，躺在卧铺之上还未睡着之时，忽见“一鬼执笔立,若魁星状”。

从此便以为是“魁星"显灵,自己将要夺取功名谁知“后竟落拓无成;家亦凋落”,最终“骨肉相继死,惟剩一人存焉”。?魁星是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之一,同时在古代人民心中主宰文运，是读书人敬重和渴望得其庇佑的神灵。但结合本篇故事,蒲松龄也早做暗示，此“魁星"为祸而不为福皆是因其为“鬼”。

试将“魁星”二字拆分组合,或将有所启发。“魁星"可拆为“鬼王”鬼行恶,降祸于人,由此可见蒲松龄早就在人物命名上交代了故事的走向。又如《张鸿渐》(卷九)中张鸿渐流亡在外所结识的女子名叫“施舜华”其妻子为“方氏”将“施”字拆分,与“方氏”极为相似吻合,而小说中施舜华也确实幻化成方氏的样子,用以缓解张鸿渐的思乡思妻之情。蒲松岭用拆字实现了两个人物的融合,实属高妙。

蒲松龄博览群书，虽然体弱，十岁才开始自己的读书生涯，却能做到“经史过目辄了”其对经史子集的掌握程度不输同时代的文学家们。读过的经典名著印刻在蒲松龄的脑海中，让他在涉及《聊斋志异》中的人名时能信手拈来让其为自己的谋篇布局服务。

蒲松龄虽信奉儒学,但却极为推崇庄子天马行空、肆意驰骋的文风,特地作了《庄列选略》,并在《《庄列选略)小引》中称《庄子》为“千古之奇文”内。名篇《婴宁》卷二)的主人公婴宁的名字就取自《庄子·大宗师》中的一段专论学道历程的言说。

文中提到阐释“道”的内涵之语:“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樱宁。攫宁也者,撰而后成者也。”何谓“樱宁”?宋代林希逸解释为:““者拂也。虽扰乱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宁’,定也。樱扰而后见其宁定故曰攫宁。”今人陈鼓应先生综合各家之说，以“扰乱中保持安宁”解释之，最为简明。婴宁也确如《庄子》中谈到的“攫宁”一般,有一种超脱世俗之外的气质和品性。间由此可知,单是婴宁这一个人,便花费了作者许多的心血,足以见得蒲松龄对命名的重视。

又如卷九《张鸿渐》主人公即为张鸿渐,初见此名就觉得极有深意,通过查阅文献得知，鸿渐”之名出自《易·渐》篇中;初六:鸿渐于干......六二:鸿渐于磐···...九三:鸿渐于陆··..··六四:鸿渐于木.·...·九五:鸿渐于陵。

王强注:“《渐》者,渐进之卦也。”渐卦是诸侯嫁女之卦，以渐为名是取缓进之义。又《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女子嫁夫吉祥，一进门即为正室，此可谓“进得位”如此有条不紊地发展,就会有大功;上进而又恪守妇道相夫教子就可安邦定国，成就一段丰功伟业。

“张鸿渐”的一生也正与《周易》中所阐释的“鸿渐”相似,小有名气为人正直，因为一纸替人申冤的状词流亡在外十余载受尽磨难与挫折。因儿子中举和时间的推移渐渐走出先前的图周生活，与家人再享天伦之乐。张鸿渐最终是幸福的,但走向幸福的道路是缓进而非一蹴而就蒲松龄借《周易》卦辞之义交代了张鸿渐的一生,足见其在命名上的考究。

谐音命名之法,古来有之。谐音作为汉民族语言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最初是从六书之一的“假借”中诞生的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修辞方式被广泛地运用在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中。同尤其是明清小说的崛起对人的书写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和新层次,市民阶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就必然要为其取一个适当的名字,谐音命名就是一件极为常见之事。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也多次运用谐音法为其角色命名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巩仙》中的秀生,即谐音“袖生”。“惠所生子，名之秀生一秀者袖也一一是时年十一矣P因出生在道人的长袖里所以取名“秀生”另一个典型就是“狐”与“胡”之间的谐音,如《胡四姐胡氏》《胡四相公《胡大姑》胡四娘》等篇所提及的“胡”姓人都是狐狸，《侯静山》便是借了“侯”猴”音。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代，以古典通俗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呈现出别样的风采，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即是更加注重对人的描写，注重对人真实性情的刻画和对人心灵的洞察。蒲松龄在他的著作《聊斋志异》中用大量的篇目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并直接用人物的姓名或称呼作为篇名,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注。

二、《聊斋志异》人物命名的劝惩功能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他所认同的大加褒奖,对其所厌恶的加以暗讽,这从他对人物的命名便能看出。

塑造不同人的时候运用了不同的称呼和命名方式,即使是同一称呼也因各自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含有作者不同乃至相反的情感。这一个个名字的背后，体现的是作者对善的称颂对恶的批判,即名字的设计,是为惩恶扬善,讽喻时弊。

从名字中预见褒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字的使用。“生”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先生的省称,指有才学的人,亦为读书人的通称。《管子·君臣上》有言:“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源而官诸生之职者也。”尹之章注:“生谓知学之士也。”在《聊斋志异》中，虽然蒲松龄讽刺了部分文人,但对士人群体是暗含褒扬和同情的。对于书生文人,简称一律用“生”或他的姓氏，而不用他们的名字。

书中多次可见蒲松岭用“生”来区分读书人与其他人身份的不同，在称呼时多用“姓氏+生”的模式来表达,有的还直接作为篇名如《叶生董生》《秦生》《郭生》等,共计 15篇。其余篇中的书生虽有姓名,但也多用“生”作为代称。不直呼其名,而转以“生”指代,一是出于社会传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蒲松龄对读书人是饱含同情和怜悯的，希望在小说当中赋予他们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蒲松龄的作品中有很多并未交代人物的真实姓名，用称号或表身份的词来对其身份进行简单概括，如《某公》《诸城某甲》《蝎客》《人妖》等,这种小说人物命名的空白多是含有贬义,即并不予某些角色姓名只是简单地称呼“某生”“游击官某”等，在重名的社会却连像样的名字和称呼都没有,即使不看其人生轨迹也足以见得他的人生必不是通达光明，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断不会好到哪里。一向重视人物命名的作者的这一处理，也透露出他对这些人物的轻视和鄙夷。

三、《聊斋志异》人物命名的女性关怀

在笔者研究的篇目中,以女性命名的篇目就有103篇。她们大多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众多的女性角色中,有为爱而生的痴情女,如愿与丈夫孙子楚一同赴死的阿宝;也有忠肝义胆的侠义女,如《农妇》中“勇健如男子”以及忍负重为夫一家报仇雪恨的庚娘等等。她们或温婉可人、明艳动人,或自尊自爱、刚正不阿，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男子。

“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女其实本无差别,是时代和落后思想使女性不得不成为男性的玩物,任意驱使。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将女性的风貌和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