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归葬故乡，家人提出四个要求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华国锋在病逝前曾留下遗言：“我死后就葬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我的童年是在那里读过的，长大后打游击也在那里。”

卦山是华国锋老家山西交城县城北的一座山，因群山环列，状如卦象而得名。

华国锋病逝后，华国锋的夫人韩芝俊和子女把他的这一想法转告了中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葬回卦山后葬到哪里呢？韩芝俊老人说：“找一块荒坡，埋了就行了，不要搞得太奢侈。”韩芝俊的话大概也是华国锋的意思。

9月，华国锋的儿子苏彬、苏华一起来到了交城卦山，为父亲的墓地选址，他们向当地的有关同志说：“墓地的选择应该坚持‘四不原则’：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

本着这一原则，当地的同志选中了卦山南麓的一处荒山石坡。

但是，墓地还未建成，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就开始拿着此事大肆炒作，甚至制造了很多的谣言，说什么华国锋的墓地“占地10公顷（即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的足球场”、“总投资额大约1亿人民币”。

一时间，交城和华国锋墓成了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在面对一位记者的采访时，交城新闻办主任解释说：“如果搞得太奢侈了，不说别的，老太太(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这里就通不过。”

他接着说道：“老人家（韩芝俊）曾对我说过，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如果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

华国锋同志的墓地固然不能奢侈，但也不应该寒酸。这位新闻办主任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交城县百姓的想法。

事实上，华国锋的墓地远远没有10万公顷，交城民政局副局长说：“华老的墓碑平台只有400平方米，活动广场占地是2000平方米，步道占地1860平方米，墓室在地下不占面积。整个工程总面积4260平方米。”

这位副局长说，华国锋墓并不是独立的，它和吕梁英雄纪念广场、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这两个工程是连在一起的，三个工程加起来占地面积为1.04公顷，而不是10公顷。三个工程总耗资2500万元，而不是一个亿。交城县去年的GDP是53.4亿元，今年的城建投资预算是18亿，2500万的工程，县里还是负担得起的。

“陵墓就在那里摆着，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对吧？那块地本来就是荒坡，一不能种庄稼——因为没有水，二不能盖房子，这个墓没有跟老百姓争一分地嘛……他们没有来过交城，不了解实际情况。”

这位副局长的解释，有力地击碎了那些不负责任的谣言。

在规划华国锋墓地时，当地政府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不是为了修墓而修墓，而是有意识地将华国锋墓和卦山景区的建设放在一起考虑，将二者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旅游景区。

在修建华国锋墓地前，当地就有在卦山修搞森林公园的规划，据当地百姓说：“交城这么多年了，连一个公园都没有，市民连晨练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马路上跑。”

交城作为一个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旅游业并不发达，当地的领导说：“有了华国锋墓，再加上其它旅游项目，交城的旅游潜力会大大增加。而且，华国锋墓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就是说，它还具有政治意义，是一个红色旅游基地。”

年轻人不熟悉的华国锋

尽管交城是华国锋的故乡和墓地所在地，但很多交城年轻人依旧对华国锋知之甚少，谈起对华国锋的印象，他们一般只能说出两点：他是交城人；他当过主席。至于是国家主席还是党中央的主席，很多人都回答不上来。应该说，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华国锋是1921年生人，早年间就读于交城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后，17岁的他投身革命，在卦山一带工作了10年，和日军进行过游击战。他的侄女苏凤仙说：“那10年可苦了，所以他对交城印象特别深。”

1948年冬，中央决定从华北调派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收南方城市，时任阳曲县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的华国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来到湖南后，在湘阴县担任县委书记和县大队政委。后来又被调到毛主席的故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

1955年6月，毛主席乘火车到达湖南，在长沙见到华国锋。衣着纯朴、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主席留下良好印象，他突出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

16年后，华国锋被调到国务院工作，负责农业、财贸等工作，后来出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代总理、中央副主席、主席等职务。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他和叶剑英元帅密切配合，当机立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党和国家的命运。

华国锋病逝后，在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生平中，明确指出，华国锋是最先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并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一些伪史中，存在着一种常见的错误说法，说是华国锋同志曾阻挠、拖延小平同志的再次复出，但事实却是：华国锋是小平同志复出的积极推动者。

1977年1月14日，李鑫曾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

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

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最迟到1977年1月，邓小平的复出已经成了中央的共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至于拖延就更谈不上了，在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还算不算不算数？”

华国锋说：“我们必须考虑‘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稳定全国的局势。”

叶帅也赞同华国锋的意见，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

可见，等局势恢复稳点再让小平同志出来，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共识，是一种基于全局的合理筹划。

在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华国锋同志不仅积极推进小平同志复出，而且还积极倡导打开国门，开拓眼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1975年，他在国务院副总理任上分管科技工作时便曾感叹：我们的“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

1977年年底，华国锋说：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在华国锋和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于是便有了1978年中国当代最大一次出国考察潮。

在1978年7月到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华国锋在会上再次强调“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这次务虚会直接影响到了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

华国锋病逝后，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高度赞扬了他为国为民的一生，文章指出：

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 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