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食肉饮酪是其原生态生活形式。

《辽史•营卫志》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自然环境差异促成了草原与中原之间的不同，最终造就了不一样的契丹人与汉人生活习惯。

契丹人饮食的主要来源是渔猎所得的动物及其饲养的马、 羊、 牛等牲畜，以及牛羊奶制品。衣服的主要来源是动物毛皮，农业生产则是汉人的基本生产内容。

宋人苏辙在《渡桑干》 诗中说：“会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打猎是契丹人的最爱，鸭子、野兔、海狸、熊、鹿、鹅、鱼等均为其猎物。

但从壁画体现出来的契丹人生活场景可以看出他们很早就开始食用熟肉了。

契丹族食用蔬菜、谷物等习惯同样是在汉族饮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起初，契丹不知道怎么种蔬菜，只要吃一些可以吃的野菜就行了。

后来，当汉族人教他们，蔬菜种植、食用逐步成为契丹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粘稠的食物和面食，如糯 米、馒 头、饼类等是契丹族最喜爱的粮食。打猎需要更多的体力支撑，而粘稠的食物则具有这个功能。粘性食品主要是由小米制成的各种小吃。

《辽史•礼志》记载：每年正月初一，契丹人要以糯米饭和着白羊髓为饼，做拳头大小的丸子。 “人日”在每年的正月初七，吃煎饼是这个节日的规定内容。

宋使至，则将水饭、馒头提供给他们食用 。除此之外，契丹人同样引进了中原茶文化，进贡、 交聘、贸易等均为中原茶叶进入契丹的基本途径。

牛奶、肉等是契丹人的主要食品，但这种食物通常含有过多的脂肪，消化难度高。而茶叶不但具有促进食物营养吸收之功效，而且也同样含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契丹族人很认可茶叶、茶饮料。

佛教盛行以后，契丹人的饮酒不再像过去那样缺乏禁忌，转向轻食轻饮。“饮茶念经”已成为佛教徒的主要活动。辽后期饮茶的习俗已经非常普遍。

图中，在茶桌的旁边放了一小盘圆茶饼，契丹人饮茶时的愉悦心情可以明显看出。另一个年轻人跪在地上，吹到泡茶炉里.侍者准备从炉子上拿走茶壶。

他身后的桌子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在磨茶的年轻人旁边，两位女服务侍女每人拿着一杯煮熟的茶，准备送到主人那里。

这一图生动地表明，辽人的制茶过程与汉族的风俗没有什么不同，说明此时饮茶已成为契丹贵族生活的一部分。

通过对汉族人饮食的学习，契丹人的饮食生活从简单到复杂，使他们的饮食生活更加丰富。

精加工食品逐步取代原有食品，尤其是茶、蔬菜和肉的杂合进一步平衡并增加了契丹族人的饮食营养。

契丹服饰方面的融合

作为游牧民族之一的契丹族来说，骑射为其最擅长之术，放牧、狩猎、捕鱼等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所以他们能轻松猎获数量更多的狐皮、鹿皮、野猪皮、水貂皮等动物皮毛，这也是该族服饰面料多采用动物皮毛的一个主要原因。

“复有一主，号曰喁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庐如故（《契丹国志》）。”

从契丹人的服饰文化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汉文化元素。

在契丹国控制范围逐步扩大过程中，契丹人与汉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逐步接近中原地区由让汉人与契丹人的融合可能性不断加大。

特别在将燕云十六州割据以后，辽国境内迅速风靡汉文化。“服冠制”包含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太宗时期实质上属于某种固定制度。

“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北面官只要达到三品，在举行大礼仪式时也要穿着汉服（统和元年规定），这扩大了汉服的影响力。

修《辽史》时，甚至专门为“汉服”开辟了一个“汉服条”,说明汉服之所以会取代契丹民族服饰，辽国政治需求满足是主体因素之一。

辽国纺织业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迎来飞速发展阶段，服装材料也随之多样化。契丹服装中开始更多的引进锦、锦、纱、罗锦等材料，其在完成契丹服饰风格创升地同时也促进了其质量提升。常服、公服、朝服、祭服是辽代契丹汉服的几种基本类型。

“厥后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裥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 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

契丹居住方面的融合

契丹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四季应随季节和牧场不断迁移。为了适应草原地区“水草居”的生活特点，其住宅是易于拆装油毡帐或车帐。

契丹人制造车帐的技能是从黑车子室韦那学来的。宋人姜夔在诗中形象的描绘了契丹人的游牧生活与居住情况：“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

穹庐就是帐篷。 契丹民族的帐篷冬天为毡，夏天为布。昭盟辽代墓壁画中绘有契丹人居住的帐篷样式，形状是半圆形顶，有皮绳拴着，外形很像蒙古包。

耶律阿保机的叔叔述澜时期“始兴版筑，置城邑”，契丹人从此开始有了居室建筑和城市。辽代成立后，随着大批汉人和渤海人的搬迁，为了方便这些汉人和渤海人迁移和管理，建立了大量的州、县城市。

此外，辽代统治者也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了都城。城市在建立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成了当时国家应有的行政建设。

此外，随着契丹民族与汉族等农耕民族的密切交往，特别是与辽代生产方式的变化，一部分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由游牧型向定居型转变。

比如辽代五京城邑中居住的契丹等游牧民已经定居下来，虽然他们住在城市里，但城市里没有多少固定的建筑，而且大部分的契丹人还住在毡帐中。

宋朝使者路振 《乘紹录》记载：“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不用说这些空地的作用就是用来搭建毡帐的。

在辽代时期，契丹人既有生活在城市的，也有放牧的牧民生活，她的居住建筑既有传统游牧民族的穹庐式样的毡帐，也有吸收了 汉族的茅草房。

它是游牧民族和汉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契丹人大多数还是喜欢住在毡帐中，尽管是辽朝德皇帝有五京宫殿，他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居住在豪华的毡帐中，过着四时捺钵的日子，这充分体现民族性特点，也体现了汉文化其本质带有可以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存的特点。

婚姻礼仪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根据契丹原始婚俗的传统，只要姓氏不同，无论尊卑长幼均可成婚，异辈婚在辽代社会中极为普遍。

比如肖思温的儿子是肖继先，睿智皇后则是肖思温的女儿，肖继先娶的是观音（睿智皇后之女），属甥舅婚。阿古只女儿（淳钦皇后弟弟）即为辽世宗的妻子，这一桩姑侄婚。贤圣哥是永清公主之女，而弘礼为永清公主的弟弟。

还有长辈收继婚与夫兄弟婚，萧挞不也娶赵国公主纰里（辽道宗二女儿）为妻，萧挞不也死后，纰里就此成为讹都斡（萧挞不也弟弟）的老婆。

收继婚”指的是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庶母娶为妻子；或者是侄儿子在叔叔去世后娶婶婶；又或是儿子死后，其兄弟继续娶嫂子或弟媳的婚俗。

它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防止寡妇再嫁使得家族内的财产流失而采取的一种婚姻手段。在汉民族的早期的历史当中，这种婚姻情况经常出现。

春秋时期就有许多类似的记载。但是自从战国时期以后，这种婚姻方式基本上从汉族中消失。

而在后世儒家的观念中被认为是种极其可耻的事情。可是这种情况在经济落后的游牧民族当中，却是长期存在的。

《史记》记载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

而在离婚、寡妇再嫁、异辈婚姻这些情况众多、贞节的观念淡薄的契丹人之中，类似事情尤其是娶嫂子或弟媳的行为也并不十分罕见。

清宁五年的《耶律庶几墓志》中也有记载这样的文字：“（耶律）惯宁相公故大儿求哥，其继母骨欲夫人宿卧，生得女一个，名阿僧娘子，长得儿一个，名迭剌将军”。

会同三年辽太宗下诏书废除了姐亡妹续之法。契丹原始婚俗之一姐亡妹续婚就此得到证实。比如“耶律陈家奴女儿为萧裕鲁妻，早亡，继娶其妹。” 马直温长女是耶律筠的第一任老婆，这个女孩去世后，他的妹妹继续嫁给姐夫鸿胪少卿北面主事耶律筠。

在汉文化婚姻习俗的影响下，契丹人的婚姻风俗开始出现变化。首先是婚姻的结合不仅限于两个姓氏在契丹内的婚姻，而且还可以与其他民族结婚。

契丹建国以出现变化，汉人与契丹人通婚逐步得到契丹统治者认可。辽太宗在会同三十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 汉、契通婚至此具备了法律支持。 荆王耶律道隐的女儿嫁给了梁延敬；甄氏是汉族女性，她嫁给了辽世宗。

在婚姻制度改革过程中，契丹人的结婚仪式逐步标准化。聘娶婚原本是契丹人的一种婚姻习俗，在这种习俗中，男方必需为女方准备数量一定的财物作为自己迎娶女方的聘礼，女方在衡量、考察男方家族后如果将男方提供的聘礼接收，双方即可成立婚约。

后面就可以娶亲了。但要经过下列四个基本程序才能完成娶亲：

其一，订亲，即男方请媒人先向去女方家中提亲，只要女方家人认可，订亲即告完成，且一旦订亲必需守约（特殊情况才可以毁婚）。无故毁婚时，守约方通常会认为自己蒙受耻辱，“幼时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萧燕燕 承天太后）。”

韩德让虽然是汉族里面的权贵，也只能干生气。订亲环节完成后即进入会亲环节。

其二，会亲；双方家长见面。在此过程中男方需要完成会亲穹庐搭建，同时备下规模庞大的酒肴。

其三，亲迎；“皇帝纳后之仪：择吉日。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偏赐酒 ，皆相偶饮讫，后坐别殿，送后者退食于次（《辽史•礼志》）。” 这表明亲迎甚为隆重。

其四，拜奥。 亲迎结束，进入拜奥环节，这个环节极其重要。

“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 ，谓之奥姑（《辽史•公主表》） 。”

奥姑代表的是男方家族，因此只有男方族内同姓青年或未成年女子才有资格出任奥姑。

帝王纳后过程中，“后族之长及送后者向当奥者三拜，后族以礼物谢当奥者。后礼毕。” 说明契丹人高度重视婚姻礼仪。

总体来说，原始婚姻习俗深刻影响了辽代婚姻制度。而在汉人进入、汉契通婚过程中，汉人婚俗对契丹婚俗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从由不同姓氏的通婚向契丹

与汉结合转变，民族婚姻樊篱终于被社会文化发展突破。但从耶律家族角度来看，后室与皇室之间通婚更有利于其家族统治地位稳定。

所以直到辽朝灭亡，耶律皇室婚的姻制仍然坚持这一点。而在其他贵族阶层当中，契丹和汉有着更多的通婚关系多，这就加强了契丹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十分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