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2年某天，周恩来从邓颖超口中得知一个消息。突然，他开始凄哀号哭，双手捂在脸上，仿佛泪水已经无法减轻他的痛苦。

过一会，他终于松开喉咙，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放声哭泣。在场的人，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一脸惊愕，还有的难过得一起跟着掉眼泪。

邓颖超和其他几位同志赶紧上前扶着，尽量不让他倒在地上。突然，他抬起头斥责道：“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周恩来究竟知道了什么消息，一向风度翩翩的他为何如此失态呢？

原来在三天前，周恩来的父亲猝然离世，永远离开了他......

01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周恩来的父亲名叫周贻能，字懋臣，于187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长大一些，家人为其更名周劭纲。

幼时，周劭纲跟随家人移居江苏淮安。17岁那年，他和哥哥们在淮安参加县试，可惜没考中秀才。

之后，父亲又送他来到绍兴学习幕业。可惜周劭纲字写得好，但珠算学得不好，钱谷师爷没有学成。

这时，他的父亲在安东、阜宁一带任代理知县，帮他在高邮县衙门找了一份文书工作。

1897年，在父母的操办下，周劭纲迎娶了万家小姐十二姑为妻。次年3月，妻子为他在驸马巷周家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万氏即将临盆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有一个鸾凤一般的神鸟飞入怀中，全家人都认为这是吉兆。果然，这个孩子清秀可人，一双大眼睛格外漂亮。

全家人都对这个孩子喜爱无比，给这个小孙子取名为大鸾，寓意着美丽的神鸟在天空飞翔，给全家人带来恩泽。

一年后，周贻能的父亲病逝。此后，他们的家庭收入少了很多，他也丢掉了县衙门的差事。

后来，他来到武汉教书。可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并不能养家，全家主要靠着妻子万十二姑一人苦苦维持。

1907年，万氏因为操劳多病逝于清江浦。周劭纲在外地谋生，竟然没能和妻子见上一面。

妻子去世后，周贻能再度外出谋差事。可这份工作的依然微薄，根本养活不起家里的三个孩子。

更有甚者，周恩来会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好在有兄弟们相助，如此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1909年，周劭纲在三哥的帮助下来到铁岭并担任“红笔师爷”，实际上就是在县衙门抄抄写写。

如此，周恩来才得以拥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并考入银冈学院小学部读书。周劭纲的这个工作一直不稳定，经常失业，生活上也没有保障。

周劭纲

1918年1月，周劭纲来到北京鼓楼西大街西锣鼓巷京兆尹公署从事收发工作。四年后，他又在齐齐哈尔研究事务局担任办事员。

从此，他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才有了着落。

当时的周劭纲平时话不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即便周恩来投身革命，他也从来不阻拦，甚至从内心是支持的。

周恩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后，他经常看报、关心时事，了解共产党的活动。

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他还专门来上海看望了儿子。

不久，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上海的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着被枪杀和被捕的风险。

周恩来身份特殊，国民党更是话重金悬赏通缉。于是，周劭纲一直在上海陪着周恩来，帮他做一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

一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武汉，周劭纲才回到东北，之后一直在沈阳、吉林一带工作。

由于心中惦记着周恩来，他始终显得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只要一想到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地下斗争，他心中实在是放心不下。

02 周贻能支持儿子工作

1931年2月，周劭纲再次前往上海，住在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有时，周恩来将这里作为联络点，他继续帮着儿子做通讯联络工作做。

周劭纲虽然不了解革命，自己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是他总觉得应该给儿子做些什么，心里才会踏实。

之后，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叛变，国民党再次出重金悬赏通缉周恩来。由于形势严峻，他只能暂时藏起来，周劭纲则继续留在上海。

有时，周恩来会在永安里44号躲几天，周劭纲尽力帮儿子打掩护。同年冬，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

直到这时，周劭纲才回到东北，后在小儿子周同宇的陪同下移居天津，住在哥哥周贻赓家中。

在四哥的帮助下，他在河北深县当了一个小职员。

两年后，周劭纲在积攒了一些积蓄后，回到故乡淮安。这次，他要完成一件积压了自己20多年的心事。

他来到清江浦，将妻子万氏停在庵里的灵柩接到的淮安，葬在淮安东门外周家坟地，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了。

安葬妻子后，周劭纲又在上海、扬州等地呆过。一天，他从报纸上，他得知红军从江西抵达陕北。

此后，他格外留意红军长征等这些报道。后来，他从报纸上得知红军主力在陕北被消灭的消息，不由得心急如焚。

1936年12月，杨虎城和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于是，周恩来从陕北来到西安的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这个消息，周劭纲内心激动不已，他庆幸儿子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周恩来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生活相对稳定。

次年1月，周恩来给身在天津的父亲周劭纲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周劭纲来到武汉。

8月，日军逼近武汉，周劭纲和亲家母杨振德跟随一部分家属和工作人员从武汉撤退至湖南湘乡。

虽然是兵荒马乱时节，但周劭纲在八路军办事处这支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和朝气蓬勃的战士们在一起，他也开朗了很多。

在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周劭纲平易近人、知书达理、讲义气、为人朴素，总是笑嘻嘻的，大家都很敬重他。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周劭纲和杨振德等家属来到贵阳。两位老人饱受战乱之苦，但始终严于律己、从来不提过分要求，受到人们的称赞。

周劭纲和其他家属来到贵阳后，被安排住在青岩。他和当地的群众相处和睦，还会给农民兄弟讲时事、读报纸，但从来不和别人提及自己儿子的身份。

1940年，周劭纲跟随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村，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

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实际却是中共南方局办事处，主要负责和国民党打交道、为我党筹措经费、联系军需补给、转运物资和人员，任务非常繁重。

由于红岩村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和外界有些隔绝。为了以防万一，周劭纲极少会外出，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人活动。

他经常会一个人看报纸，捧着自己喜欢的唐诗读。有时，他会去果园转一转，出去散步，有时和妇女聊天。

有时，他也会帮忙看仓库，帮着办事处干一些杂事。当然，搞后勤的同志有时也会陪着他下棋。

红岩村八路军旧址

可大家都忙，能陪老爷子的时间很少。周恩来知道父亲估计，嘱咐临时在红岩村养病的工作人员张颖说：“小张啊，我工作有些忙，有时间帮我陪陪他老人家。”

对于自己不能经常陪自己，周劭纲心中很苦恼。但他终究是个识大体的老人，从来不打扰周恩来的工作，也从来不去曾家岩周公馆。

03 周恩来和父亲因喝酒争执

周恩来每次来红岩村办事，进城时总会问大家：“你们谁要进城啊，可以坐我的车走？”

但周劭纲从来没主动提出要搭儿子的车。

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会在重庆一带进行轰炸，办事处还挖了防空洞。只要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会躲在防空洞。

在防空洞中，周恩来让副官提着马灯，在灯光下聚精会神的看文件、看电报。每到这时，周劭纲会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看着儿子。

平日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工作，因为这里方便开展对外活动。每到周末。周恩来在红岩村过组织生活，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周劭纲

每当他经过父亲周劭纲居住的屋子里，都会看望他。还特地表示：“我休息了，你有空来我这里玩。”

周恩来虽然这么说，但没有真正休息。第二天早上，周劭纲去看儿子，他又熬夜工作了一个通宵，刚睡下不久。

但凡在红岩村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周劭纲爱喝酒的小嗜好。由于当时的生活艰苦，他对饮食没什么要求，但每顿饭都少不了一小盅酒。

要是再来几颗花生米，简直是极致享受。可周恩来担心他血压高，喝多了会摔跤，没少因此劝过父亲。

因为平日里没人陪伴，担心他会出错路，万一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就严重了。而红岩村的工作人员一旦用公款给老人买一杯酒，更会遭到周恩来的严厉制止。

与此同时，周劭纲觉得儿子哪里都好，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不能接受他喝酒。为此，他对儿子说：

“我也没别的喜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不让我喝酒能行吗？即便生活艰苦一些，伙食差些没关系。”

周恩来夫妇

可周恩来根本听不进去，不厌其烦劝他少喝酒。一直到周劭纲去世，他们爷俩都没有因为此事争出个结果。

1942年6月，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发作，住进重庆歌乐山医院进行手术。大家担心老人着急，没敢告诉他周恩来住院的消息。

7月5日，周劭纲突然生病，一直没有停止发烧。得知消息，邓颖超连忙去探望老人。老人提出想见儿子一面，他反复问：“我儿子怎么不来看我啊？”

邓颖超安慰：“周恩来实在是太忙，出差去了。”可老人却不相信。

不久，周劭纲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不止，不能起床。照顾他的工作人员为她端开水，他一边喘着气，一边问：“恩来呢，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起初，邓颖超没有把父亲生病的消息告诉周恩来。但在医院里，他始终惦念着父亲的生日。

可周劭纲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8月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

“告诉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病起于星期日”，“先大发冷，继之以发热(38 度多)，胸胃发胀，不思进食”，体温四日来未退，请医生试诊，“诊断为疟疾”。并告“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

周恩来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好几天心神不宁、睡不安稳，多次给邓颖超致信，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

04 得知噩耗，周恩来罕见失态

7月 10日，就在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的当天周劭纲老人去世了。原来，周老太爷突然中风。

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落后，他被送进医院抢救，但没能挽回他的性命，享年 69岁。

周老爷子去世，一个难题便摆在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面前：要不要将这一噩耗告诉周恩来！

如果告诉周恩来，他伤口还没痊愈，又是孝子，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说不定还会跑出医院为父亲奔丧。

最终，还是董必武拿定主意：“我看暂时不要告诉恩来。他平日里见了长辈还要鞠躬，如今父亲去世，他肯定不愿意留在医院。”

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

邓颖超也同意董必武的意见：“我们暂时不要告诉周公，这边的丧事先办着，到时候看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再做决定。”

可周恩来的心思何其细密、目光何其敏锐。瞒一天可以，多瞒几天就被察觉出异常了。一天，周恩来突然问工作人员童小鹏：“董必武怎么连续两天都没有露面？”

工作人员童小鹏含糊回答：“他可能是在忙吧，可能是南方局有事。”

周恩来生气地说：“你不要骗我，南方局越是有事，越是往我这里跑得勤，他怎么不回露面呢？”

就在周老爷子病逝的第三天，吴克坚来到豫园问候周恩来的身体情况，汇报了工作内容。可周恩来默不作声，只是劈头问了一句：“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僵笑着摊开双手说：“没，没什么......”

周恩来突然言辞严厉地说：“要是不能说话就不要说话，你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你一句，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这次，吴克坚的嘴唇只是动了一下，没有做声。周恩来点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先回去吧。”

吴克坚刚离开，周恩来就要下床出院。工作人员知道事情瞒不住了，赶紧和董必武联系。第二天一早，他们便乘车将周恩来接回红岩村。

刚下车，周恩来已经感到气氛不对经，脸色变得苍白。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恩来已经抢先一步来到办公室，一眼便看到邓颖超手臂上黑纱。

看着邓颖超身上的黑纱，他的嘴唇抖动起来，从胸腔吼出一句话：“怎么回事？”许久，邓颖超小声说：“老爷子去世了。”

邓颖超只是静静站着，微微张开的嘴唇一直在颤抖，眼睛里沁出泪水，如泉水一样溢出来，淌过他的脸颊。

终于，他积压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发出长长的凄哀号哭，也就是文章开头的这一幕。周恩来一边痛哭一边说：

“你有没有爹啊，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了三天都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的父亲啊，我不忠不孝算是什么共产党员！”

周恩来旧居

当晚，周恩来坚持为父亲守灵，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与此同时，周劭纲的丧事公布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人纷纷到红岩村吊唁或致函。

1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复电，表示慰问。这封电报，不仅表达了对周老先生的敬重，也表达了深厚的战友之情。

周老先生去世后，安葬在红岩的墓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重庆市委商议挖开14座坟，连棺材带骨头分别火化，然后将骨灰分别装进坛中，再把14个坛子埋在一处。

生前，周恩来很少和侄子侄女说起自己的父亲。只有在1964年8月，他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也是这一年，周恩来下决心推掉淮安的祖茔。同时，他还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往重庆。

最终，周劭纲的棺柩顺利从重庆革命烈士公墓迁出，安葬在附近一座无名小山上。

1974年，侄子周秉钧出差来北京去西花厅看望周恩来，他提到已故的父亲说：“我对你爷爷很同情，他为人很老实，一生工资不超30元，但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掩护过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周总理去世后，工作人员的为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他衬衣的口袋里有一个陈旧的小皮夹子。

在小皮夹子里，有一张父亲生前的照片。在照片背后，写着周恩来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工作人员看后，无不泪目。

这张照片一直从建国前保存到他去世最后一刻，没有丝毫折损，不难看出周恩来对父亲感情深厚，只是一直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