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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界帝国和普世宗教相统一的理念根基

（一）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帝国普世性

作为历史创造主体从处于低级的动物状态进化上升到作为现实性“人”的高级统治性动物状态，当人类社会形成，其中历史整体的精神意识与历史个人的精神意识统一时，就会激发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就会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阶段和形态的创造者与领导者，这个历史综合实体的世间显现就是文明。

中世纪的德意志人摆脱了“野蛮”创造了新的文明，新的文明也塑造了新的德意志民族，并逐步发展走向近现代。

“世界精神把德意志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参加永远引导人类发展的斗争；不是让他们炫耀一时或仅仅起短暂的作用，而是他们征服时间的伟大进程。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辉煌的时期，而德意志人的辉煌是所有时代的收获期”。

席勒所指的这种“世界精神”就是基督教普世主义和古罗马帝国主义的双重历史价值合二为一的结晶，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吸收历史原料进行提炼升华的结晶，它逐渐融入了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并指导了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发展，有时给世界带来了进步，有时也引发了灾难，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

历史的机缘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共同发挥着对人类社会的推动性作用。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屋大维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处于同一时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同时代应运而生。

罗马帝国的疆域和统一为基督教的顺利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组织模型，基督教的精神教化为罗马帝国的维系发展提供了信仰纽带，并最终取得了国教的地位。

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和基督教的普世性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作用融合，体现了高度一体化的特征，帝国的政权组织和宗教的精神观念的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即都树立和崇尚一种行使专制权力的最高主宰，提供统一的也是唯一的法律和信仰。

基督教的宗教理想是最终进入上帝的天国，而其实现有赖于世俗理想成功实践。

在人间传播福音、建立上帝之城，即一个上帝子民组成的帝国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统治世界，最终迎来末世的审判。

“西方中世纪发展的特征体现在两种观念上：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二者都是古典时代的遗产，但是作为充满活力的政治力量，它们实质上则是中世纪的产物”。

而纵观德意志人社会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军事民主制时期就存在着对最高“统帅”“领袖”的依赖与忠诚，中世纪接受基督教、封建王朝形成之后更是相信国王及其家族血统中具有神圣的灵性传统。

这种“帝国化的上帝观念或上帝化的帝国观念”为德意志民族的灵魂施以洗礼，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思维冲破了基本的生存观、狭隘的地域观和单纯的征服观，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神圣的、涵盖政治与信仰双重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感。

（二）被指定承担神圣的历史使命

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抽象思维中，“欧洲传统的罗马帝国此时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历史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也是一种制度，一种产生于法律和秩序的制度”。

作为历史主体创造者的德意志人，积极主动地将自身的历史精神通过基督教的理论阐释升华为一种政治信仰、精神信仰，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为基督教神学和世俗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创造性的历史贡献。

王朝的统治者努力将自己原先的、还残存着原始公社制因素的社会制度上升为一种新的帝国秩序和治理体系。

虽然德意志人当初还是在查理曼大帝的武力威逼下被动地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却最终成功地将基督教民族化、主体化、时代化，坚信永恒的上帝赋予德意志民族一个全新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作为新的主宰者建立一个上帝子民的帝国，复兴罗马帝国的辉煌。

创造和维系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体系就是世界帝国和普世宗教的观念。

按照中世纪的历史观念，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可追溯到作为源泉的罗马帝国，帝国的权力是整个世界的保护者，人类历史必须是上帝意志规划下以一系列世界帝国的形式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演进，罗马帝国就是最后一个世界帝国。

“一种神圣而必然的制度在现实的秩序和本质中有其必然的基础。两个平行的统一体——政治统一体和宗教统一体——汇合于全体基督徒更高的统一体之内，可称之为天主教主义或罗马主义”。

这是德意志民族在中世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所指引的、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旗号，其上渲染的是昔日古典文明的辉煌印记，而实质上是新的历史和新的文明的创造。

只有几个世纪之后，德意志民族的这种对历史方向目标追求的最深层次特性才在学术领域用“日耳曼主义”的政治文化术语明确地表达出来。

其实，在军事对抗之外，早期德意志人从没有完全深刻地接触过古罗马帝国的文明，它直接见证的只是古罗马帝国的文明废墟。

基督教超自然的天命史观认定，一个古老的肉体的人的衰朽伴随着新的精神的人的诞生，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将会重现一个“永恒的世界性的上帝之国”。

这种古罗马帝国文明必将复活重生的意识形态历史观念曾在中世纪欧洲各地区的教会中广为流传。

但是最终在德意志民族那里才产生心理冲击和思想共鸣，唯有德意志人才认定这就是全能的上帝对自己命运的召唤之音，唯有德意志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自己内心深处历史文化遗传积淀的巨大能量冲动，被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所鼓动刺激，最终冲破临界点，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实现帝国的道路直至二战结束，付出极其惨痛的牺牲和代价。

10—13世纪德意志王朝的帝国理念目标

（一）帝国理念的实现途径和目标

作为当时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和对异教徒匈牙利人作战的胜利者，公元962年2月2日圣母圣烛节，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进军意大利在罗马加冕成为“罗马皇帝”。

其政治象征意义与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加冕称帝时一样，在查理曼帝国分裂一百余年之后，罗马帝国又建立恢复了。

年轻而强大的德意志王国成为罗马帝国全新的承载者，奥托大帝在形式上作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和基督徒的最高封建宗主，他将德意志民族引向重振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拯救基督教世界的道路。

从此，一种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形成确立，“皇帝”的称号只能由德意志人继承，“帝国”的载体只能是德意志民族国家。

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的君主不再也无意去争夺这个名号了。

虽然西罗马帝国早已灭亡了近五百余年，但是10—13世纪的德意志国王们并没有将“罗马帝国”和“帝国皇帝”看作是一种虚名，他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授权指引下有责任也有能力将新的罗马帝国实质化，而且作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与当时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区分开来。

于是，作为一种中世纪的德意志历史特征，可以看到在德意志王国本土还远远没有实现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政治统一实体的情况下，历代希望有所作为的国王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手段整合诸侯、教会的力量，组织一支混合型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到罗马城由教皇涂油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为此，德意志王权与诸侯、教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各方势力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此消彼长，造就了独特的中世纪德意志政治历史图景和民族性格。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奥托一世自认为是查理曼大帝的正统继承者，从而确立了两种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和“帝国”。

前者表明德意志国家作为一个完整实体的不可分割性，地方诸侯无论如何扩大自身领地权利也不会形成德意志民族实体之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后者则明确规定了必须要由德意志人来重建和享有昔日古罗马帝国辉煌与荣耀，这是执行历史使命感的具体目标。

故此，皇帝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是德意志国王，那么为了实现帝国的理念，他所要做的就是永久地完全控制意大利和使罗马教廷彻底臣服。

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就是实现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世界性帝国，德意志人要实现的新帝国不是古罗马帝国的疆域和政体的简单翻版，而是一种全新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在10—13世纪，帝国的实现目标非常明确，即领土疆域上涵盖德意志和意大利，帝国皇帝不仅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最高首脑。

（二）实现帝国目标所能依靠的力量

撒克森王朝的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父子两代人依靠铁腕政治和贵族联姻，利用国家教会制初步建立起广泛承认的最高统治权威，德意志王国“成为9世纪从普遍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第一个国家，最早组成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是一个真正封建国家的就是德意志”。

初步的王国行政管理体系刚刚建立并开始磨合，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中，王权尚未足够强大到能够完全制服境内的各方诸侯和教会势力，在一切制度都还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本土的统治根基尚未稳定筑牢的形势下，奥托一世就由德意志国王涂油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开始忠诚地履行作为皇帝的政治责任和宗教义务：真正实现一个世界性帝国。

先天不足的政治、制度隐患在随后的三百年逐渐显露，各权力实体之间的裂痕与矛盾愈演愈烈，纵使偶尔有几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出现，却依旧积重难返，造成王权、诸侯、教会三方激烈的冲突对抗，中世纪帝国理念实践失败的种子在德意志王朝建立之始就已经埋下了。

10—13世纪，撒克森王朝（919—1204）、萨利安王朝（1024—1125）和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的历任有作为的皇帝都积极地通过实施这种南进意大利战略，涂油加冕称帝，实现帝国的目标。

可是历史却呈现不可思议的局面，帝国皇帝最大的障碍和敌人并不是反复无常的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联盟，反而正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罗马教廷和教皇，同时德意志境内的诸侯、教会也是处处掣肘。

以至于在这三个世纪中，那些勤政而虔诚的皇帝们努力为了实现帝国目标而获取的成就既辉煌又短暂，始终为之奋斗征战，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持久地享受过一个帝国应有的权力、荣耀和财富。现实中，德意志人的帝国实现史呈现的是长期的战争曲折和社会动荡。

因为，实现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的力量源泉始终是涣散游离不稳定的。帝国的总体战略方向是对“外”的，这就决定了皇帝所能依赖的力量源泉只能是王权与诸侯、教会的联盟。

从此，皇帝为了召集进军意大利的力量，每项决定、册封任命和改革都必须以妥协让步为代价来争取诸侯、教会的支持，远征意大利的同时还要稳定德意志本土境内的局势。

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被作为采邑权利或其他特权形式由国王下放给地方诸侯。各地教俗诸侯们将皇帝实施南进意大利战略的行动视作换取和扩大自身权益的交易良机，从而讨价还价、大肆索取、互相争夺。

政治联姻、贵族亲情都无法保证教俗诸侯们对国王和皇帝权威稳固持久的忠诚与拥护，在奥托一世、亨利四世以及弗利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都曾出现过作为诸侯的儿子发动反对作为皇帝的父亲的叛乱。

德意志特性中最显著的“悖论”：强大的争取独立的倾向与强大的服从神圣权威的倾向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产生巨大的力量。

尽管中世纪的德意志诸侯们总是借机壮大自身实力，不过他们对于实现帝国的目标总体上还是拥护和支持的。

这也是为什么诸侯在领地上想方设法拼命扩大自己的权益，即争取独立的倾向，而一旦他被推举为德意志国王进而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他依然也会遵循既定的帝国战略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它，即服从神圣权威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