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在那一年除了爆发被人们所熟知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外，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同样在那时对我国施加了不小的压力，甚至我们昔日的盟友——苏联都和我们反目。新中国的南、北、东三面均面临着敌人的包围，这是当时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局。那么，在重重铁幕之下，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又是如何带领新中国，突出重围的呢？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美国：据理力争，以美拒台

20世纪60年代时，美国依然坚持着自朝鲜战争以来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但也正是因为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弱胜强，痛击美军，让美国在战争发生后的十多年里都不敢造次。因此，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便从直接出兵转为采取外交攻势，从“武斗”变成了“文斗”，靠间接支持其他国家和中国产生摩擦的方式，来遏制我国的发展。

那么美国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当时美国的总统是约翰逊·肯尼迪，可以说他就是将后来美国拖入越战泥潭的第一人。1961年，肯尼迪派遣400名美军士兵和100名军事顾问进入南越，号称将对越南发起“特种战争”。为什么此前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敢派出90多万的联合国军，但是到了越南战场却仅派出区区几百人呢？——这是由于在美国出兵越南之际，我国就对美国发出了严重警告：如果美国敢大规模出兵越南，那么中国就会做出相应行动，让美国再经历一次“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吃瘪的心理阴影之下，当时的美国也就只好畏畏缩缩地在越南做一些“小动作”。可以说，我国的一席话语以及距当时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住了当时的北越政权，也保住了我国南方边境的安全。

（美军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在越南搞小动作的时候，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在当时也蠢蠢欲动。当时，蒋介石认为新中国应对美国、苏联、印度三方自顾不暇，因此便计划在我国东南地区进行登陆，在广东至福建一带开辟一条所谓的“游击走廊”，逐步进行反攻。然而蒋介石在反攻大陆之前，他的情报在1962年4月就被我们成功截获，因此我国对于蒋介石的“反攻”早有准备。在党的号召下，解放军和当时的人民群众一起开展了全国的“大练兵”运动，准备随时备战。截获情报后，我军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在福建集结了7个师；一个月后，则有50万解放军部队，300架战机和800门火炮在福建至台湾海峡一带完成部署，让蒋介石真正见识到了我军的部署速度。

在紧张备战的同时，毛主席也精辟地指出：“蒋介石敢不敢反攻大陆，关键还取决于美国，解决了美国就解决了蒋介石。”在毛主席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外交部门也开展起了行动，尝试与美国开展接触。后来，中美两国外交人员通过英国、波兰两国，达成了接触。在接触过程中，王炳南等中方外交人员严厉指出了：“蒋介石目前在台湾一带准备的军事行动，是受美国指使和支持的。美国要考虑清楚自己的立场，如果台湾最终采取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那么中国也将针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以王炳南为首的中国外交官员同美方进行秘密会谈）

中方外交人员释放出强烈不满的外交信号后，美国当即表态声称：“这一切都是误会。”而王炳南等中国外交官则要求美方对台湾反攻大陆这一军事行动作出明确的表态，最终美方宣布：“虽然会仍然支持台湾，但将不支持任何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最终，蒋介石因为失去了美国的支持，计划多年的“反攻大陆”也最终在1962年化为了泡影。

苏联：“勒紧裤腰带，也要还完债”

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一直都是中国反抗美国霸权主义坚定不移的盟友，那么为何到1962年前后，苏联却和中国反目了呢？——这就要从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起。

20世纪50年代时，苏联确实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工业援助。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共援助了多达156个工业项目，被后人称之为“156”工程。然而在苏联对中国开始援助后不久，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斯大林就与世长辞，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执政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1956年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苏共二十大正式召开，我国部分党内人士也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已经病逝的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斯大林是造成当前苏联改革僵化，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源。而我党则认为，斯大林是中国的好朋友，对国际共运也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斯大林在执政时确实有部分错误，但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三七开”，辩证地来看待。也正是因为我党发表了对斯大林历史评判的不同观点，我国和苏联赫鲁晓夫政府之间的矛盾分歧便也越来越大。

然而，赫鲁晓夫却始终希望我党能够接受他自己的观点。在后来与我党的接触中，赫鲁晓夫政府不仅对我党评判斯大林的态度多次予以批评指责，还就中苏联合舰队问题、长波电台建设问题多次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预。为了回应赫鲁晓夫粗暴干预我国内政的行为，我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多篇社论，回应赫鲁晓夫对我党的态度，史称为“中苏论战”。

见无法改变我党的观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竟然对中国挥舞起了制裁大棒，对同一阵营内的社会主义兄弟开始出手相向。1960年，苏联忽然单方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多个合同，并且撤走了全部的专家，其中包括当时援助我国进行原子弹研究的专家。此外，苏联还要求我国提前偿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债务，总计多达10亿卢布——这对于刚刚工业起步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赫鲁晓夫正是希望通过提出一个中国近乎当时无法承担的条件，来借此压迫中国。

然而，赫鲁晓夫显然低估了中国对独立的渴求以及民族的骨气。当时毛主席对党内呼吁说：“我们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这笔账提前还完。”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不及苏联，因此苏联要求中国用猪、粮食、水果等农副产品来“还债”，而这也是造成当时中国农业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1965年我国就已经全部还清了苏联多达10亿卢布的债务，如果这些债务能够用来当时发展中国的工农业，那么或许我们又将看到共和国不一样的历史。但可惜，苏联没有给我们选择，当时留给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

印度：审时度势，大胆还击

印度在当时也是对我国屡屡进行发难的国家，印度之所以敢于对我国发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一五计划的成功，让中国取代印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也明显强于印度，而印度则一直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其次则是美国、苏联两国在当时都支持印度，希望印度能够在我国的边境挑起冲突，从而遏制我国。

对于印度在我国边境的屡屡挑衅，中国最初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毕竟中印两国都是20世纪中叶从西方那里获得独立的国家，在建国初期中印两国之间也有过诸多的国际合作。为了解决中印边境问题，我国也和印度之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希望以此来缓冲两国的边境问题。然而，印度却在1962年前后被苏联、美国的支持冲昏了头。尼赫鲁政府不仅当着国际的面，公然否认划分两国边境麦克马洪线，而且在当时公然干预我国西藏事务。因此，中印两国自建国以来的友谊在20世纪60年代时便陷入了低谷。

而在1962年，印度则将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口号化为了实际上的军事行动。在1962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尼赫鲁便声称“要用军事行动来对付中国”。在尼赫鲁宣布印度将采取军事行动，解决双方领土问题的8天后，早有预谋的印度部队便在中印边境集结了1.6万余人的兵力，并在10月20日开始对中国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而面对印度的侵犯，中国则当机立断进行了反击和回应。在东段战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两翼开刀，侧后迂回，分割包围的战略，彻底打垮了印度的部署，在卡龙、克宁乃、沙则等地重创印度部队。而在西线，解放军中的新疆边防部队则从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等印度入侵场地，对印度实行反击，最终拔除了印度多达37个设立在我国边境上的非法据点。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最有名的当属解放军第55师由庞国兴领导的“三人战斗小组”，三人总计击溃印度部队200余名士兵，击毙2名印度准尉，将战线推至15里，缴获火炮7门，是我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著名“以少胜多”的一战。

而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印度终于退出了非法占有中国的所属领土。经此一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印度多达3个旅，而自身仅有772人阵亡，中国的此次自卫反击战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素养。同时，正是因为美苏在1962年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一事，中方军委才瞅准了这次宝贵的机遇，在没有美苏两大国干涉的情况下，狠狠教训了一次印度。

在成功应对美、苏、印度和蒋介石四股力量对中国的包围后，中国便又一次在国际上成功树立了自己的大国形象。经过与中国的多次较量，美国等西方阵营的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围堵中国的不可能性，这也导致了在十年之后，美国宣布和中国关系正常化，这标志着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战略的彻底破产，中国也由此也迎来了全新的外交局面。时至今日，1962年中国对四面力量的成功应对，依然为今天的我们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为此，我们更应感受和平的来之不易，并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这样才无愧于那些默默守护过我们的英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