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3日发生了什么(接到绝密任务28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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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两大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长文报道。
即《两弹元勋——邓稼先》。
通过这篇通稿报道,全国人民才知道,中国的原子弹与氢弹的最大功臣,竟然是隐姓埋名28年的邓稼先。
而他也成了被国家公认的“两弹之父”。
邓稼先,不仅是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的主要研究者,而且,还是主要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在他被大肆报道的时候,邓稼先却已经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将近1年之久,而且正处于病危阶段,所剩时日已经不多。
中央军委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公开他的隐蔽身份,正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支撑多久,希望在他临终之际,能帮他恢复一直被隐藏的身份,将他的光辉事迹公之于众,让全国人民永远记住他。
父亲让他学理以报国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的六世祖邓石如便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与篆刻家,父亲邓以蛰身兼北京医科大学、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三所著名高校的哲学教授。
小的时候,他先是在老家就读小学,后来家人为了与父亲团聚,便举家迁往北平,而邓稼先也考入了北平当时非常知名的崇德中学。
也正是在这所中学,他与同是该校的杨振宁成为好友,从而让两位大物理学家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后来,因为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占领了北平,邓稼先的学业被迫中断。
本来,邓以蛰准备带着家人离开北平,只是由于当时身患疾病,不得不滞留了下来,一家人在日军统治下开始了亡国奴的生活。
年轻气盛的邓稼先,对于侵华日军深恶痛绝,得知日军进入北平之后,便当众撕毁与践踏日本国旗,此事自然免不了被人传了出去。
父亲邓以蛰知道日军的残忍秉性,邓稼先的行为一旦传到日军耳中,必定招来杀身之祸,再加上好友相劝,邓以蛰便只得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离开北平。
姐弟两人一路经由上海,再绕道海上,先到了香港,再由香港乘坐轮船经由越南,才一路辛苦地来到云南昆明,重新进入学校就读。
这一年的邓稼先,才刚满16岁。
经历了日军的侵略与大片国土的陷落之后,邓稼先内心激发了强烈的报国之志。
他也记住了父亲的说法:要想救中国,要想让中国更加强大,只靠文科是不行的,要依赖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邓稼先在中学时期,便开始刻苦攻读物理学。
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努力与付出,为他后续的物理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日军的侵略,众多华北一带的大学,特别是北京的大学,都相继搬迁到了云南昆明。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所学校,来到昆明之后,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进行了合并,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经过了中学阶段的认真学习之后,17岁的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了西南联大,进入了物理学专业学习。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时,正值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之际。
毕业之后,年仅21岁的邓稼先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进入了北京大学,成了北大物理系的助教。
邓稼先并不想安享当下的安稳工作与丰厚待遇,他一直寻找赴美留学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要想接触到最顶尖的物理学知识,让自己在专业领域有个更加长足的进步,唯一的选择,就是去美国留学。
因为,只有美国汇聚了大量物理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有先进的理论,还有先进的试验设备。
等到1947年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
他先是通过了美国物业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次年便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美归来投身核事业
邓稼先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与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有很大的不同。
他从未想过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要留在美国,只想着尽可能多学些知识、快速取得学位,好利用自己的学识回国,以报效祖国。
1950年,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正需要大量的海外人才回国效力。
已经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邓稼先,开始了响应号召,返回祖国的准备。
此时的邓稼先,凭借在他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与出色的科研成果,已经引起了美国许多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的注意。
他们纷纷向邓稼先伸出了橄榄枝,开具了优渥的条件与待遇,想把邓稼先留在美国。
甚至于身边的许多教授、同学与友人,也建议他留在美国发展。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回到国内的生活,可想而知是比不上在美国的。
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科研环境,都是天壤之别。
“何况,即便你现在回国,你所学的物理学也不见得能派上用场,又奢谈什么为国效力呢?”
一位对国内情况有着了解的友人,对邓稼先说出了他的顾虑。
邓稼先也预料过这种可能。
他所学习的物理学,是偏理论的,而且相对中国当年发展情况,也过于超前,回到国内之后,能否把他所掌握的先进的物理学理论知识,用到实践中,的确要打上个问号。
“即便暂时没有用武之地,我也可以回去继续从事我的教学工作,为祖国培养物理学领域的人才,也照样能实现我的价值。”
邓稼先微微一笑,并没有打消回国的打算。
他回国发展的坚定信念,不会因为任何主客观的原因,而发生动摇。
邓稼先回国之后,正如他先前所料,他的物理学理论知识,在新中国的建设实践中并没有直接的用途。
前期整整8年时间,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核物理的理论研究领域,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大量的物理学理论性科研文章。
这些看似在实践方面并没有太大用途的科研工作,谁都没想到,竟然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由邓稼先领头,为新中国开创了核物理科学的崭新领域。
1958年的时候,按照毛主席的要求,中国开始把原子弹的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而此时,真正等核物理知识的科学家并不多,可以说屈指可数。
邓稼先凭着他丰厚而扎实的核物理知识,以及回国后多年沉浸式的核物理理论与试验研究,让他成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首选科学家。
这年的秋天,负责原子弹研究的二机部副部长刘杰,亲自找到了邓稼先,并向他说明了工作的安排,也坦诚地征求他的意见。
他告诉邓稼先,如果要加入这项工作,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不能再进行公开的学术研究、交流与学术发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所作出的任何成绩都无法向外公布,这就意味着,邓稼先将从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变成一个默默无闻之人。
二是,要去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进行保密工作,不能与家人随意联络与通信,甚至可能连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都很少,这样一来,必定要牺牲个人与家庭的生活,甚至不排除会因此而引发夫妻与家庭的矛盾。
三是,从事原子弹的研发,要经常与放射性的元素打交道,甚至还要不断出入核试验场,这样的话,就难免要不断受到核辐射的伤害,严重的情况下,必将会危及生命。
刘杰本以为说完这样,邓稼先会被吓住,最起码会有些犹豫。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邓稼先不但没有任何的担心与害怕,反而直接应承下来。
因为,他当年回国,就是冲着想为国效力,尽可能地做出更大的贡献的。
而这一工作安排,恰恰给了他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国最初准备进行原子弹研发的时候,苏联曾经承诺过给予支持,其中包括向中方提供原子弹的制作参数与工艺流程等机密资料。
可到了1959年6月的时候,苏联却突然中止了全部合作,不仅带走了所有的资料,还将原先派驻的人员全部撤回,给中方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苏方人员临走时,甚至还恶毒地抛下了一句话:“没有我们配合与资料,给你们20年,原子弹你们也造不出来。”
得知这一情况的邓稼先,却罕见地发怒了。
他向上级承诺,只要给他8年的时候,他将带领团队完成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工作。
为了纪念这一次苏联所留下耻辱,他们还专门把原子弹的工程研究代号,用苏联全面撤离的时间“596”,以此来自我鞭策。
为了原子弹的研发,邓稼先长期脱离家庭,一直生活在核研究所与戈壁沙漠的核试验场,只有在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时候,才难得能回到家里一趟。
邓稼先曾自嘲道:“我回家算是出差。”
正是由于邓稼先及所带领团队的辛苦付出,终于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爆炸试验成功。
当年邓稼先承诺需要8年,但实际上,自苏联中止合作之后,邓稼先与团队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较原计划提前了3年。
接着,又用了2年多的时间,又完成了氢弹的成功试爆。
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的相继爆炸成功,让邓稼先成了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的“两弹之父”。
一生过着普通人生活
邓稼先虽然是中国的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发功臣,是了“两弹之父”,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但他的生活,却一个保持着一介平民的特色与习惯。
他喜欢喝点酒,但量并不大,只有2两左右的样子。
邓稼先虽然好酒,却不会多喝,每次都适可而止。
在单位时,他平日里每餐都会自己喝点,逢节假日时,便叫上同事,花个10元8元,带着大家一起下馆子,即便在人多又热闹的氛围下,他依旧会稳稳地控制住自己的酒量。
邓稼先之所以喝酒时对酒量控制得很严,主要是怕因为过量而影响工作。
他也抽烟,一样抽得不多,每天最多不会超过一盒。
所抽的香烟也并非价钱高的大牌子,而是一个廉价的小牌子。
这与邓稼先俭朴的风格有关。
他自己虽然抽得不多,还只买最便宜的烟,对同事却非常大方。
每次买了香烟之后,总是会放几包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开给同事们抽。
因为,为了研发原子弹与氢弹,大家一起加班是经常性的,香烟便成了整个团队普遍采用的抽神之物。
而邓稼先为了让大家加班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但不排斥大家抽烟,反而让自己成了团队香烟的供应者。
他还非常喜欢看戏看电影。
那个年代,电影与戏剧并不多,在单位的时候,因为工作的保密与场所的封闭,根本没有外出看电影的机会。
每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只要晚上没事,每当吃完晚饭,他总是会坐公交车去到附近的影剧院。
邓稼先对电影与演出并不选择,他既把这项爱好当成是一种娱乐,也当成一种工作之余的放松。
为了省钱,他甚至找到了一个诀窍。
就是,不直接去窗口买票,而是守在前往影剧院的路上等人退票。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附近的许多单位经常会发放免费票,许多领了票的人不想去看,便拿到影剧院附近低价退掉。
邓稼先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普通而平凡的生活,直到他因患癌住入解放军301医院为止。
结语
邓稼先放弃了在美国更好的生活与工作机坐,也放弃了更好的发展与未来,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当年一穷二白的祖国。
他不计较个人利益,甘愿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他也不计较个人名誉,在许多的科学家都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不断扩大自己的名声时,邓稼先则放弃了这一切,选择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原子弹与氢弹的秘密研究工作。
当中央军委得知他所剩时日不多的时候,就想着通过《人民日服》与《解放军报》同时发布有关他的事迹报道,以公布他为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帮助他恢复隐藏了几十年的科学家身份与名誉。
当躺在病床上的邓稼先得知这报道之后,他只展露出淡然一笑。他一生都并不在乎这些虚名,他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为中国的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发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1986年6月24日,邓稼先的事迹解密后,人们这才知道他的名字;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中,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和证书;
1986年7月29日,就在荣誉被授予12天后,“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然而,这距离他的事迹被解密、他的名字被人们所熟知的时间仅仅才过了1个月零5天。
他一生平凡,过着一名默默无闻的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普通生活,不显山不露水,不求名不图利,但也因此而彰显出平凡中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