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序勇

1960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印度时同尼赫鲁 （左一）会谈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度，是继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印后，时隔31年中国总理再次访印，对中印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度处处长，全程参与了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并作为工作人员随同总理出访，见证了在中印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访问。

出访前的准备工作

李鹏总理应印度总理邀请，原定于1990年底访印，后因印政府更迭而推迟。1991年7月印度大选后，新任总理拉奥重申对李总理的邀请。在中央内定李总理拟于年底前访印之后，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首先，是上呈李总理出访的请示报告，这由我起草上报亚洲司和部领导审批后报国务：之后，我又起草了关于出访的工作方针和两国总理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与此同时，由处里分管印度工作的五位同志分别准备供总理访印参考的背景资料，包括印度简况、拉奥政府内外政策动向、印度领导人简介、中印关系简况、中印边界问题概况，以及-访问期间用的会谈参考要点（包括双边关系、边界问题、国际和地区问题）、会见谈话要点（包括会见印度总统、副总统及索尼娅·甘地等人）、记者招待会表态参考口径、抵达新德里机场的书面讲话稿、印度总理欢迎宴会讲话稿、在尼赫鲁纪念馆的讲演稿、拜谒圣雄甘地墓的题词、专机出境时致红其拉甫山口哨所的慰问电、过境巴基斯坦致巴领导人的问候电、结束访印后致拉奥总理的感谢电等。

此外，还为钱其琛外长同印度外长会谈准备了对口会谈参考要点，为徐敦信副外长准备了出访前对媒体的谈话稿。所有这些材料由我一一审改定稿后上报司、部领导审批。我本人还负责起草了李总理访印后由中印双方发表的《中印联合公报》 稿。

此外，为使访问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争取在访问期间签订几项协定，我们作为总理出访的主管和协调单位，还促请有关单位加紧准备，争取在出访前同印方达成协议。由于有前车之鉴，在此期间我们密切跟踪印度新政府上台后的政局动向，以防印政局变化影响李总理出访。为防止达赖分子干扰破坏这次访问，外交部还电示驻印大使就近期达赖分子在印的反华活动事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印方严格禁止达赖分子的反华活动，在李总理访印期间采取一切必要的安保措施，确保访问顺利进行。

李总理出访前，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亚洲司张成礼副司长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李总理听取了外交、安全等部门就出访准备工作的汇报。安全部门在汇报中称印度的安全形势堪忧，达赖分子蠢蠢欲动，印方安保工作或有疏漏。鉴此，会议决定取消原定访问孟买和参观泰姬陵的日程。

李总理5天的访问仅局限于首都，这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见的。李总理最后讲话说，这次访问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进行的，是中国总理31年来首次访印，也是对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的回访，其本身意义重大。我们执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安全环境。

1989年夏后，我周边外交有突破，同许多邻国关系都有改善，对印度更需要做工作。这次访问就是继续改善中印关系的一个重大行动，希望通过访问增进了解，推动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同时，李总理也指出，边界问题不可能突破，但双方应努力保持边境和平安宁，减少军事对峙。在西藏问题上印度虽然口头上有承诺，但是实际上纵容、支持达赖，以此作为对中国的一张牌。另外，印度对我反对地区霸权主义和中巴军事合作不高兴。巴基斯坦也担心中印关系改善对巴不利，专门派特使来华了解会谈前景。我告诉他，中印改善关系不会损害中巴关系。钱外长也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访问旨在继续保持中印关系改善的势头，并创造条件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印度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极力拉拢印度。我争取印度，有利于南亚地区稳定和我外交全局。双方在国际问题上有共同语言。通过这次访问，实质问题取得突破不可能，但拉奥政府需要制造中印友好的气氛，会给予热情友好的接待，估计访问总的来讲会比较顺利。

1991年12月11日，李鹏总理乘专机启程开始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专机于11日上午10点30分从北京机场起飞，经新疆红其拉甫山口进入巴基斯坦，于下午3点（印度时间） 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机场。

1991年12月，李鹏访问印度。图为两国总理会谈结束后出席双边文件签字仪式

总理会谈、会见与演讲

印度外长夫妇到机场迎接并陪车至总统府。印度总理拉奥在总统府广场迎接李鹏夫妇并举行欢迎仪式。

访印期间，两国总理分别于12日下午和13日上午举行了两轮会谈，每轮会谈都分为大组会谈和单独会谈。在首脑外交中，单独会谈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双方可以谈得更深入，更推心置腹，也更利于保密，从而更利于领导人之间建立和加深个人关系。印方比较偏爱这种方式，单独会谈就是印方提议的。原定举行一次，第二天又临时增加一次，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单独会谈占了1小时40分钟。两国之间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主要是在单独会谈中讨论的。

在大组会谈中，李总理详细阐述了中方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苏联、东欧局势的看法及中美关系等。关于中印双边关系，李总理表示双方应在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和谅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双方应采取措施使两国边界成为和平安宁的边界。关于西藏问题，李总理介绍说，西藏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历代达赖喇嘛均由中央政府册封批准，希望印度政府理解中方立场并重申不允许达赖集团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关于印巴之间的矛盾，李总理表示，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希望通过和平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拉奥介绍了印方对苏联政局变化、世界多极化等国际问题的看法，然后提议举行单独会谈。两次单独会谈（翻译是外交部翻译室高翻马雪松，张成礼副司长和我以记录员身份参加） 中，双方主要谈及：

（一） 关于边界问题：拉奥说，第一，我要重申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时同你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有关原则达成的谅解，本政府将恪守1988年双方确定的各项原则。

第二， （中印） 联合工作小组近几年深入讨论了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增进了对相互立场的了解，希望他们的工作继续下去。

第三，我们成功地保持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入讨论，取得突破，根据我们达成的原则找到解决办法。鉴于边界问题非常重要和敏感，建议我们两人亲自考虑，给下次边界会谈以新的指示，开辟新的途径。李总理说，非常赞赏拉奥总理表示遵守1988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双方都应严格遵守 “互谅互让、相互调整” 的原则，并询问对方是否可公布这一原则。拉奥称，“我判断时机还不成熟”。 （“互谅互让、相互调整” 是中方一贯主张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而印方一直以 “领土不能让” 为由拒不接受。

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时接受了这一原则，但坚持是内部谅解，不同意公开发表。） 李总理建议，双方同意制定保持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措施并对外公布；为防止边境发生不愉快事情，双方边防人员可进行定期会晤。双方同意必要时可通过派遣特使等不公开的渠道交换意见。

（二） 关于西藏问题：拉奥重申印方认为达赖是宗教领袖，不允许在印度搞任何政治活动，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一个自治区。他说，印度有不少藏人不服管教，印方将继续努力控制。他询问中方是否在同达赖对话，李总理说：目前这一阶段没有对话，因为他到处叫嚷“西藏独立”。中国政府不久前表示，除“独立” 外，其他都可以谈，但没有得到他的反应。

（三） 关于印巴关系：拉奥称，印旁遮普邦的恐怖活动都是巴煽动的。双方多次会晤，越境恐怖活动仍不断增加。他说，印度同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周边邻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四） 关于印美关系：拉奥说，印希望同美保持良好关系，美国是印度最大贸易国。但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美国是超级大国，印度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印在发展印美关系时，将保持独立的立场。中印在这一点上相似。李总理表示，中印同美国的关系有共同之处。美对中、印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方面施加压力，双方应协调立场。李总理还阐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反对西方把其人权价值观强加于我的做法。

（五） 关于双边贸易：李总理说，中印贸易近年来有些发展，但处于低水平，双方应推动贸易进一步发展。双方贸易官员和企业家应更多互访。中方准备从印度进口矿石和烟叶。拉奥表示印方希望增加边境贸易点，李总理表示原则上同意。

（六） 关于高层互访：李总理正式邀请拉奥访华，拉奥愉快地接受邀请。拉奥邀请江主席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印，李总理表示一定转达他的盛情邀请。

李鹏总理还分别会见了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副总统夏尔马及外交、国防和财政部长，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李鹏总理还同两位前总理维·普·辛格和钱德拉·谢卡尔及各主要政党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与各界人士广泛地进行了接触，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阐明在当前形势下，发展中印睦邻友好的重要意义，对增进印度各界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总理在尼赫鲁纪念馆对印度各界人士发表的演讲，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在这次演讲中，李总理谈到中印的传统友谊和中印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性贡献，强调中印两国应该成为践行五项原则的典范。

关于边界问题，他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的障碍，双方同意努力寻求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相信经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陪同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和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分别同印度外长和商业部部长进行了对口会谈。双方签署了恢复互设总领馆协定、领事条约、恢复边境贸易备忘录、年度贸易议定书和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等五项协定，并发表了《中印联合公报》。这次访问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达到了进一步增进了解和友谊的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印度新闻媒体对访问作了大量报道，积极评价李总理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的 “重要里程碑”。

印方对李总理的访问非常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和热情、周到的接待。通过访问，我们感到印度各政党之间虽存在政见分歧，但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基本是一致的，都赞成积极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两国总理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继续保持两国的高层互访，认为这对促进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希望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认真探讨了合作的领域和途径。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发展关系的障碍，表示将通过友好协商争取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还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把边防人员的不定期会晤改为定期会晤。在西藏问题上，印方重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的政策。

在国际问题上，中印双方有许多共同点。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应相互支持，积极推动南北对话，不断加强南南合作，共同对付面临的严峻挑战。双方强调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并确认了国际新秩序的一些指导原则，诸如所有国家都应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权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中应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等。

双方还在人权问题上达成共识，强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中印作为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上述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载入联合公报，反映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意愿，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无疑都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同意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在南亚地区问题上，李鹏总理重申了中国同该地区所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的一贯政策，双方赞同中印发展关系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

1991年12月，李鹏访问印度期间拜谒圣雄甘地墓

写简报、谈公报——令人难忘的经历

这次随同李鹏总理访印，对于我们亚洲司几位工作人员来说，是一次十分辛苦、令人难忘的经历。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作记录、写简报。而这次李鹏总理访印5天的日程没有参观项目，几乎全部都是会谈、会见，一场接着一场，一共20多场。我们白天要参加每一场活动，全力以赴、聚精会神地作好记录。晚上活动结束后，立即前往驻印度使馆整理会谈或会见记录，写出《李鹏总理访问印度简报》 〔按时间顺序编为（一）（二） （三） 等〕，用电报发回国内，以便中央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写简报并非简单地按照现场记录写出双方谈话内容，而是要按谈话内容的重要性，有重点地、分专题地加以归纳整理，不是全盘照抄，但重要的关键性的表态绝不能漏掉，而且要反复核对，十分准确。所以，写访印简报是一件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

整个访问期间，每天晚上我们至少要写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四五点钟才能写完。尽管大家都十分困倦，但是回到代表团下榻的奥布罗伊饭店，稍事休息，又按时起来，精神饱满地投入第二天的工作。

访问期间，我参与的另一项工作是协助外交部亚洲司张成礼副司长同印度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联秘拉奥夫人商谈《中印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发表联合公报，是为体现访问成果和双方达成的共识，但出访前双方只交换了各自起草的公报稿，没来得及谈。到德里后，双方以两份联合公报稿为基础进行商谈。由于白天要参加总理访印的活动，常常是晚上活动结束后才开始谈。由于双方在若干问题上有分歧，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双方的主要分歧包括：

1. 在边界问题上我方主张明确写上 “互谅互让、相互调整” 的原则，强调这是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时两国总理达成的内部谅解，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现在已过了这么多年，应往前走一步。但拉奥夫人称，印方承认有此谅解，但这对印很敏感，现在还没到公布的时候。当时印方称还不是公布的时机。

2. 在西藏问题上，我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要求印方表示尊重中方立场，印方不同意，仍重申其原来的表态，并称此次印方已采取了严格措施对付达赖分子。中方表示，达赖分子在印的活动并没有被制止，甚至变本加厉，中方不能不多讲几句。直到最后印方才同意增加中方表明原则立场的一段话。

3. 中方公报稿中有反对霸权主义和不谋求霸权的内容，但印方以 “不针对第三国、不影响同其他国家关系” 为由表示反对，其实是不愿得罪美国，因为中方 “反霸权” 实际上是指美国，加之中方曾批评印度在南亚地区搞 “地区霸权”，印方更不愿提 “反霸”。

4. 关于边界问题，印方公报稿中有 “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的内容。对此本来原则上完全可以同意，但鉴于印方过去一再诬蔑中方1962年自卫反击是对印 “诉诸武力”，把这一段写入边界问题有影射中方之嫌，我们当然也不能接受。对此，中方表示作为国际关系准则，我们完全同意不诉诸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但放在这里不合适。拉奥夫人说，1962年边界冲突的影响仍在印度人民心中，宣布和平解决，不再使用武力，对印方很重要，可以影响舆论。中方表示，正是因为有1962年的冲突，双方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段话可能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中国人民会感到难以理解。

5. 关于人权问题，中方主张“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不应借人权问题干涉内政”，印方不愿刺激美国，不同意写入公报。中方主张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印方开始也不同意。最后，徐敦信副外长找印度外秘谈后，对方才同意写入公报。在谈判中，双方外交官都表现了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和原则立场的坚定信念，就公报稿的一句话甚至一个词，都会反复阐述各自立场，决不妥协退让，有时争论一晚上仍无结果。同时，双方也表现了外交官的耐心和素养，争论中没有使用过分和激烈的言辞。最后，双方还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经反复商谈对方仍不同意的就不写入公报，在李鹏总理访印结束前一天晚上才最终就《中印联合公报》 内容达成一致。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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