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彦 闫树军

1949年7月7日，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悬挂大红灯笼

说起大红灯笼，就不能不提到人民政协。人民政协与大红灯笼，是相距甚远的两个概念。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大红灯笼是张灯结彩、欢欣庆祝的象征。大红灯笼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是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大会上。随后，大红灯笼成为新中国诞生、人民站立起来这一高光时刻中最为亮丽的“中国红”。大红灯笼与人民政协相伴而生。

宫灯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代表共同建立的，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以别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1948年，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扩大、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9年６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于6月19日闭幕，历时5天。此次大会闭幕后，各个小组经过3个月的积极筹备，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9月17日，在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文件草案，并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会中有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最大特色。其中有三次特别重大会议：一是7月1日晚，在北平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二是7月2日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三是7月7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召开的庆祝自己生日的大会。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在3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有五星灯、红灯笼及各种各样的彩灯，点缀渲染了会场。

北平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毛泽东冒雨亲临大会，领导大家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20多万人雨中大集会，不仅是为了纪念“七七”十二周年，还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

这是北平城的新气象。北平和平解放后，天安门城楼有了新装点：天安门城楼上高悬7个大宫灯，插有30面红旗。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闪耀夺目。7个大宫灯，与“七七”相契合。这是宫灯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宫灯，是中国彩灯中最富有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宫灯，始于汉代，盛于隋唐，以雍容华贵、富有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由于长期为宫廷所用，除具有基本的照明功能外，宫灯还要配上精细复杂的装饰，以显示皇家的富贵和奢华。宫灯造型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多种形式，各面画屏上一般绘有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喜庆图案。而此时，在天安门城楼前举行的大会上，高悬的7个大宫灯，打破了传统的“角”“面”的宫灯造型，采用的是圆形造型，并在宫灯上写有大会主题，其中正中的宫灯上是“五星”。

历史影像记录了天安门城楼自建成后，首次在外廊柱间悬挂了大宫灯。圆形宫灯的高悬，使天安门城楼彻底完成了从昔日皇家御用的“金凤颁诏”功能到“人民会场”“主席台”功能的转换。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

在新华门上体现“新政协”“新”的元素

天安门城楼的角色转换，是与北平和平解放同步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经过天安门接管防务，整个北平就是人民的了。天安门城楼上“发扬民权实施宪政”的标语，被人们换成了“中国人民胜利万岁”。2月12日，北平20余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热烈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天安门城楼第一次作为大会的主席台，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北平军管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

如果说，这时北平的活动是以北平市为主的话，那么从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开始，北平就不仅承担着北平市的活动，还承担起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一切活动。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召开，与会议相关的场地清洁、整治，包括会场布置等“这一系统工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新政协筹备会会务组和北平市相关部门，相互配合，进行精心准备。其中，由北平市建设局组织对新华门进行修缮。尽管截至目前，还没有寻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会当天的新华门照片，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新闻摄影厂的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参会代表乘车进入新华门时的情形。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新华门悬挂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的横幅，还发现了在新华门8个廊柱间悬挂着7个大红灯笼。

新华门的这一布置，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精心设计，是将“中国红”第一次完美呈现在北平城：大红灯笼与红色廊柱完美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红底白字的会标，亮丽醒目。其设计的主要人员有：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刚从东北美术工作室调到北平的张仃；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钟灵；国立北平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他们共同研究在新华门上体现“新政协”“新”的元素：红灯笼、红廊柱、红会标，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率先展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设计方案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审定后，经毛泽东批示，传阅至中央书记处和部分民主人士，得到一致认可。据此，钟灵书写了新华门上的大会标，其余的装饰布置工作交由国立北平艺专的董希文负责。董希文带领他的学生，于2月12日完成北平和平解放大会的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设计布置任务。

大红灯笼悬挂在新华门上，这一全新的布置设计，赢得了参会各界好评。由此，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会议结了缘。这一热烈、红火、喜庆的传统，由此开始，延续至今，并不断延伸扩展。

天安门城楼被布置一新

如果说新华门的设计布置是预演的话，那么随后在天安门召开的大会，则是预演的延伸。董希文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又承接了北平市委、市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布置天安门城楼，主题是北平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协大会。布置完新华门之后，董希文收到了北平各界的反映。他们普遍认为“红色”喜庆热烈、积极向上，在廊柱的长方形内安置椭圆宫灯，既是对传统的延续，又是对传统的创新。基于这些反映，董希文几乎是用一个新华门设计的“翻版”，布置了天安门城楼。对于天安门城楼上首次出现的大红灯笼，《人民日报》谨慎地使用了传统语句：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

宫灯，是传统的叫法。在当时的北平，人们更习惯称之为灯彩。灯彩是市井生活的表现，在北平城内，人们几乎都知道创办于清嘉庆年间，位于前门外廊房头条的文盛斋制作的灯彩最出名。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手工制作天安门大红灯笼

文盛斋的灯彩，曾在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2枚金牌。因当时北平的灯彩店多集中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因此人们称这条街为“灯笼大街”。

随着民主的广泛协商，相应的文字表述更加严谨科学。9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称谓正式确定。于是，与人民政协相一致的会徽、会标、会场、分会场都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设计布置着。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华门、怀仁堂、勤政殿，再一次以全新的“容颜”，给人以温馨的感觉。从这一天开始到10月1日，新成立的临时机构——中南海摄影科，用1.6万多张照片，记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7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其主要工作有三项：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举行人民群众庆祝游行活动。这些工作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共同承担。开国大典筹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都是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所以，开国大典是政协会议全过程的一部分。

随着人民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整体推进，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及实施方案拟定都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阅兵方案，分别选了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作为阅兵地点。17日，华北军区将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9月2日深夜，反复权衡比较后的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阅兵地点确定在天安门之后，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的布置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

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被任命为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由他领导，很快确定了参与天安门城楼布置的人员：钟灵、张仃、周令钊和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等。他们经过研究讨论，一致确定要把中国传统的喜庆元素融入开国大典这一伟大时刻，更加突出“中国红”，以表达红色革命、红色胜利！很快，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呈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在呈报的几份设计草案中，一眼就看上了这份设计图稿：天安门城楼10个廊柱间悬挂8个大红灯笼；两侧分展4面，共8面红旗；天安门广场矗立国旗杆……周恩来建议将扎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的彩球去掉。他认为，红灯笼、红旗、天安门红墙，协调一致，既符合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厚的喜庆气氛。而去掉过多的点缀，则是突显国家庆典的庄重。

按照批示后的方案，天安门地区的整个布置工作先从广场的清洁开始，随后是建设局的设计人员进入广场，开始国旗杆的选址定位……

设计大红灯笼的“手艺人”

9月20日，中央有关部门及华北、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公推聂荣臻为筹委会主任，下设有秘书处、宣传部、布置处、指挥处四个部门。布置处主要负责布置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安装广场国旗杆和各类大会器材等项工作。

21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秘书处第一次会议召开，形成了6项决议。这比人民政协的正式开会时间，早了3个小时。

22日，北平市建设局又报请大会筹委会布置处申请领取4张职员证。就在这一天，布置处聘请的“手艺人”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些“手艺人”是专门为城楼制作大红灯笼的。

多年来，关于开国大典中的大红灯笼有多种记述。

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舒云的《开国纪事》。在这本书中，舒云详细地记述了大红灯笼的制作情况。后来，舒云又推出多篇文章。如在2011年《东方收藏》中，她以《两位日籍解放军设计开国大典巨型宫灯》为题，进行了记述：

张致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

据苏凡回忆，小野和森茂美术造诣很深，他们对每个设计都严肃认真，经常是画出十几幅、几十幅草图，再选择定稿。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无论在冀西的偏僻山村，还是在冀中平原，他们走到哪里便画到哪里，小小的素描本上画满了各种速写。他们无疑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景设计师的最佳人选。因为小野和森茂长得和中国人差不多，所以很多参与开国大典筹备的人，并不知道身边还有两位身着军装的日本画家……

小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明清两代，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苏凡直奔故宫，在清宫档案中查到一个健在的扎灯艺人，他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七十多岁的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

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八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有离开城楼。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时，八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

1997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钟灵的《奋斗与机缘》。书中写道：“布置天安门城楼最为繁重的任务是制作和安装八个大红灯笼。这八个灯笼是张仃和我设计的，每个灯笼的直径有两米多。我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克。因为灯笼太大，我们跑遍了北平城，竟然找不到敢承包这个活的工人。后来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的作坊）里找到了一位尹师傅，他一听灯笼是为新中国政府成立用的，便满口答应，说是拼上老命也要将灯笼做成。第二天，他就带了一班徒弟到天安门城楼上干起来。”

199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贾英延的《天安门》。书中写道：“苏凡直奔故宫，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中，还真记载了一位健在的扎灯老艺人。他们根据提供的地址，在前门外寻到了这位姓尹的老师傅，请他出山。”

以上这些出版物中，在大红灯笼的设计上，有不一致之处，但在大红灯笼的制作上，又基本上一致：找了一个姓尹的师傅。

2020年12月28日，德州新闻网刊发了姜仲华撰写的《齐河人尹作宾：制作开国大典天安门大红灯笼》一文。文章写道：“尹作宾，二十世纪初出生于齐河县马集镇尹庄村，因家境贫困，十一岁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工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宾虽没读过书，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手艺，他在北京成家立业。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的大红灯笼，就是他制作的。”这篇文章给出了具体名字：尹作宾。

尹作宾，这个名字对不对呢？应该说，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师傅是对的，但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尹作滨。

不过，1949年时，尹师傅并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也不是生活居住在“西城丰盛胡同”。

尹作滨，1913年出生在山东济南肥城县小尹庄。为寻求生路，11岁的他沿途乞食来到北京。几经周折后，著名匠师张玉宽收他为徒。尹作滨不仅继承了张玉宽的绝活，还吸收了其他师傅各家所长。出师之后，他便在北京前门外廊坊二条甲37号创立了“永顺成小器作”。当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登门请尹作滨为天安门城楼制作8个红灯笼时，他激动地说：共产党是恩人，解放军都是好人，又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一定尽心竭力把灯笼做好。因为灯笼直径达到2米以上，运送不便，尹作滨提出现场制作。那个时候，他10岁的儿子尹盛喜在天安门城楼上跑上跑下，有时送送饭，还帮着打打下手。1949年，尹作滨36岁。

国庆70周年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

人民政协与大红灯笼的往事

至此，关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制作，理应清楚了。但事实上，人民政协与大红灯笼的往事，还没有说完，抑或说，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这个补充，也是在我们深入到北京市美术红灯厂之后采访挖掘出来的。

我们在采访中得知，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系列”之《北京灯彩传承人李邦华》。在这本书中，李邦华是这样讲述的：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堪称是“灯王”，灯笼之王。这灯笼就是由我师父设计的。他没上过学，但是设计出来的比例非常完美。六十年代初，提倡华罗庚的优选法，给他们办学习班儿，我师父就跟老师说，您看看我设计这灯，这是天安门的灯。结果人家老师一算，说您这就是最佳设计，符合黄金分割。你们知道“样式雷”吗？就是故宫的设计人，他设计长宽比例也是符合黄金比例的，可是我师傅他也没有文化，完全是用自己一生的经验、精粹，做到了极致。说句实在的，天安门那大红灯笼真的太漂亮了。以前的老艺人不懂那些数学知识，全凭经验，但是他这个造型是最美的……

大红灯笼搁到天安门上，那家伙，很厉害的。我师父讲，这灯啊它一大，就有一种“气”。并不是咱们迷信，因为它体积大，肯定拢气，就有一种要往上飞升的感觉。后来我自己接触多了，确实感觉到过，八十年代我们做鼓楼花灯会的大灯笼，颐和园大戏台做得比这屋子还大，那感觉真是不一样，的确有一种“气”。天安门那灯笼是使用最原始的老工艺去做的……

李邦华的口述，提到了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是他师傅设计的。他师傅叫李冬雪。李邦华还说道：

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派人来到华美斋，希望制作八只大红灯笼用于开国大典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李冬雪带领华美斋众师兄弟，联合文盛斋、文华阁两家诸位师傅，接受了设计并制作大红灯笼的任务。经过到天安门上实地丈量，他们设计出了“苹果圆”形的灯笼，李冬雪亲自设计了气派别致的云头图案。每盏灯有四十八根竹条；灯盘由松木制，直径一点八市尺（六十厘米）；底盘上有编着四十八个小葫芦的特制网穗；特意从南方订做了大张的金纸用于加工云头，每个云头长二点三市尺（约七十六点七厘米）。由于灯笼的龙骨尺寸巨大，他们就将灯笼骨架运至天安门再进行裱糊上色。经过两个多月的赶工制作，八只灯笼成为开国大典的一大亮色。

李邦华的这段口述，可能有误：一是说军管会派人到华美斋；二是说他师傅设计并制作。

从史实来说，应该是政协筹委会会务组或开国大典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派人请他们，而不是军管会的人请他们；天安门的设计布置效果图，是开国大典筹委会人员设计的，李冬雪没有参与设计，而是参与制作大红灯笼。

因工作关系和居住的便利，笔者曾多次采访百岁老人张致祥和他的夫人伊芝。张致祥以极清晰的记忆，讲述了开国大典前后的工作日常和紧急、突发情况的处置。特别是他将开国大典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天安门城楼布置、修缮和国旗杆电动升降装置的调整，还有移到天安门前的石狮、华表的珍贵影像，奉献了出来。

“影像修史”，简单明了，直观准确：

1949年9月，人民政协大会秘书处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提出了开国大典会场的两个备选方案。在得到明确以天安门为主的批复后，人民政协大会会务组的张仃、钟灵、周令钊等绘制了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在具体任务下达到华北军区后，军区党委经研究，明确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担任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于是，张致祥将其华北军区舞美队的主创设计人员抽调进来，增加天安门广场布置力量。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将一直从事舞美设计的“两位日籍解放军”带到布置团队。随后，他们一起对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作了更为精细化的处理。

天安门城楼布置的重点是制作和悬挂大红灯笼。于是，钟灵、苏凡等人在前门的“灯笼大街”找到了尹作滨。尹作滨是木匠，做灯笼还需要篾匠，于是他们到华美斋，请李冬雪参与大红灯笼的制作。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的老师傅马景辉说，开国大典时制作的大红灯笼就是传统和创新的结合，完美地呈现了“张灯结彩”的伟大创意。这一创意为后来大红灯笼的制作留下了“范式”，我们现在的传统制作技艺，仍然坚持以新中国开创时大红灯笼的制作为标准。

1949年9月28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制作如期完成后，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开始悬挂大红灯笼。然而，折腾了大半天，这8个“庞然大物”也没挂上去。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和小野，商量后决定：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用以辅助。这招果然行。

8个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古老的城楼增添了别样风采。周恩来在最后检查验收时，握着艺人们的手说：精工细作，谢谢你们啦！让我们记住第一批为天安门增色的人：尹作滨、李冬雪、钟灵、苏凡、小野、森茂、李仙洲、薛威海、李光祖、李洪斌、谢庆寿、武秀华、吕玉沛、吕哑巴等。

从1949年7个大红灯笼首次亮相北平，到8个大红灯笼首次亮相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生动展现了新生共和国的“人民意志”“民主结晶”：城楼上8面红旗、8个红灯笼、城楼红墙与广场红墙，汇聚成红海洋般的伟大庆典。这是人民政协在1949年的极致高潮。浓浓湘音，传向寰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是时代的强音！这强音，有天安门城楼作证，有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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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谢丽珍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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