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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2年初，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军营里，三个年纪不大的士兵如往常一样，在训练后又聚到了一起。

他们坐在离营地不远的红枫坡上，年轻点的士兵开始说起来了之前没讲完的故事。

三人进入新军营的时间都不算长，却在这段时间的相处里，互相照应、互相帮助，感情深厚。

尤其是最小，也最晚进军营的少年，经常能得到两个“大哥哥”的照拂。

凑巧的是，这天正好讲到《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部分。

年轻士兵的故事正说得兴起，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桃园结义的画面，在他的讲述下似乎重现在了几人面前。

正当他说到三人郑重向天地立誓结拜为兄弟时，他们人不约而同地盯着眼前的红枫。

彼时三人所处的军队接到了消息，这场斗争已经接近尾声，到那时再也没有这样朝夕相伴的日子了。

思及此，他们决定效仿故事里刘关张，也来一场“红枫结义”。

当时这场结义只是为了这段战友情，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几人再见已是时移世易。

当年那个处处受照顾的年轻士兵，建国后成了主席。

这三个人究竟是谁呢？在他们身上，又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

革命的起点

在我们的印象里，毛主席的形象一直是党中央的一名“智者”，他一直在大后方指导着党的前进方向，从未见过他出现在战场。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革命早期，毛主席也曾当过一名普通的士兵。

“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在后来说起辛亥革命时，毛主席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

的确，历史上我们总把这场战役称之为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一座里程碑”，就连历史课本上给予它的定义都是：

“它不仅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其实，在这样一场极富历史意义的革命里，同样也有着毛主席的身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此时年仅18岁的毛主席恰好在湖南长沙求学。

为了响应辛亥革命，湖南的革命党人活动异常频繁，除了积极组织新军起义，还有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在青年学者当中传播革命思想。

在众多的湖南学者中，年轻的毛主席也受到了这些革命党人思想的影响。

“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工人在城内攻占城门，支援拥护革命的军队攻城。”

后来再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即使那场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毛主席依然感慨万千。

当时和毛主席一同求学的不少青年学生，都被动或主动地卷进了这场盛大的革命旋涡。

怀着满腔热血的毛主席，当时也有着救国梦，在号召下他依然决定投笔从戎，扎根军营。

革命起义之初，云集在全国的起义军队伍，非常繁杂。

虽然决定参军，但要投身哪支军队却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据后来毛主席回忆，他其实为了参军走过很多地方。

有地方豪绅组织的军阀，也有爱国学生组成的学生军。

不过在当时的他看来，这些部队要么并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思想，只不过是为了建立起另一个封建特权，要么是不够成熟，玉龙混杂。

于是，他还是决定离开青年学生群体，去正规军的队伍当中实现抱负。

军中情谊

不过，毛主席来到城内军营投军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时期的起义队伍算得上是“鱼龙混杂”。

对于一支正规军来说，虽然求贤若渴，但依然需要对每一个参军的新兵进行最基本的核查，以免在壮大的队伍中混入其他势力。

毛主席投军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在这个“审查”上。

当时最主要确定新兵能否入伍的方法就是，必须有两个人给投军者做担保。

按理说这个条件并不难，但问题在于毛主席这一路走来，同行的青年人都选择了队伍，走到这里他只有孤身一人，根本找不到担保人。

找不到担保人，就意味着进不了军队，但要让毛主席此刻放弃这个报国的机会，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这个身形瘦长的青年就站在那里，和负责登记的士兵解释。

这一理论就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也就是在这群人中，毛主席认识了自己的两个“结拜兄弟”，朱其升和彭友胜。

毛主席进入军营时，比他早入伍的朱其升已经是上士，彭友胜也已经是副班长。

当时毛主席在军营门口和登记的士兵解释，在凑热闹的人群里的朱其升，看到一身书卷气的毛主席站在那里，心中就起了恻隐之心。

虽然朱其升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听着这个青年满腔热血的言论，想到青年一个人独自走到这里不容易，他当即就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为这个年轻人担保。

得知需要两个担保人之后，朱其升更是回去拉来了早就和自己相熟的彭友胜，让毛主席得以以“毛润之”的名字，顺利进入新兵营。

因为是有朱其升和彭友胜做担保，出入新兵营的毛主席自然而然地就被分配到了两人所属的队伍。

在这期间，三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虽然有一腔报国心，初来乍到的毛主席对部队的训练难免有些许不适应。

身为老兵的朱其升和彭友胜，在这段时间几乎是包揽了对毛主席的“教导”工作，除了给他讲解一些军姿的基本窍门之外，两人在生活上也是极为关照。

毛主席入伍时恰逢冬天，即便是正规军的物资也并不丰富，因此发给新兵的新军棉衣和军毯，都没能立刻下发。

还是多亏了朱其升和彭友胜，将自己的物资匀出来给毛主席。

到了最为严寒之际，朱其升又与毛主席自己同床共被，有时还帮他擦拭枪支。

因为军队鱼龙混杂，部队的审查也并不严格，队伍里难免有一些“混饭”吃的军痞。

毛主席进入军营后，因为识文断字，不少人便央求他帮忙写家书。

毛主席当然也很乐意帮助同一战壕的战友，除此之外，闲暇之余他还会“说书”来帮战友打发时间。

再加上训练刻苦，学东西又快，很快他就在军营里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但这同样也被一些军痞看在眼里，其实毛主席也早注意到这些人打着军队的名号欺负百姓，对这些人同样不耻。

军痞们看不惯这个一身“书卷气”的新兵，少不得要找麻烦，甚至在一次争执中想对毛主席动手。

幸好当时朱其升就在不远处，喊来了身边的“副班长”彭友胜，这才没有对毛主席造成什么影响。

诸如此类在军中的维护不在少数，三人的结拜似乎也是水到渠成，不过令人可惜的是，三人的相处时间很是短暂。

毛主席入伍半年后，湖南省内的革命新军遭到大规模裁撤，而三人所属的队伍恰好就在这次裁撤的范围之内，于是三人也不得不各奔东西了。

三人之中，朱其升在家乡原本是个铁匠，而彭友胜是个农民。

而他们二人之所以会选择参军，也不过是为了在这个艰难世道活下去。

因为军阀四起，百姓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普通人的营生根本难以糊口。为了当时招兵承诺的军饷，两人才参加了革命军。

军队解散，两人也有了各自的打算，朱其升决定回到故乡做回“老本行”，彭友胜则选择继续跟随军队。

此时为报国而来的毛主席，经过了半年的沉淀，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各种不足。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这个青年人决定回归校园，重拾自己的求学路。

三个好兄弟也分道扬镳，此后多年因为书信不通，竟就此断了联系。

千里寻友

1952年的秋天，天气微微转凉，驻守在中南海门口的卫兵，大老远就看到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

看着老人身上背着的麻袋，卫兵习以为常。

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常有父老乡亲带着东西前来，为了见一见带他们走向新生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卫兵正准备像以往一样，上前劝告老人离开，却见这位老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

老人问路

正因为这封信，老人被恭恭敬敬地请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这封信是毛主席亲笔所写，而这个老人正是当年对着红枫结拜的三兄弟之一——朱其升。

话说朱其升能够寻到这里，来找当年的“三弟”，其实也是一种阴差阳错。

朱其升没参军前，就是个老实巴交的铁匠，虽学了多年的手艺，却并不识字。

虽然毛主席带领着我党一步一步走向胜利，但当时他参军用的是“润之”的名字。

再加上朱其升所在的村庄偏僻，因此大字不识一个的他，根本不知道毛主席就是当年的结拜“三弟”。

还是因毛主席开始推行“土地改革”，朱其升同村不少农民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感谢，不少人都去城里买毛主席的画像回来，贴在了自己门上。

这一贴不要紧，看见了画像的朱其升，倒觉得画上的人越看越眼熟。

此时虽距离当年三人分别，已有近四十年，但那个18岁的小伙子面貌似乎就在朱其升眼前。

最初隐隐有些猜想的朱其升，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将“毛主席就是他的润之兄弟”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却笑他白日做梦。

随着，他所说的这个猜想在村子里越传越开，村民们也只当朱其升是在吹牛，直到村里的孟老师听说了这件事。

她知道毛主席确实有个小字叫“润之”，只不过这名字也只有最早熟悉毛主席的人会叫，因此她反倒觉得或许朱其升说的是真的。

在孟老师的鼓励下，朱其升决定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一封信。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朱其升的这封信居然很快就得了回信。

看见信件开头的“其升兄”三个字，已经61岁的朱其升险些哭出声。

得知自己四十年没见的“三弟”，居然成了国家主席，还记挂着自己，朱其升决定将随信一起寄来的200万元（现在的200元人民币）当做盘缠，去见一见自己记挂着的“三弟”。

怀揣毛主席的亲笔信，朱其升从汉口乘车上北京。

近乡情怯，这一路上他都在想，自己与“三弟”分别已有整整40年，如今他是国家主席，见面两人该说些什么呢？

住进中南海的第3天，朱其升就跟着警卫员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正在书房看书。

朱其升走进书房，一打眼便看见了满架子书，似有感触地说到：

“主席，你还是那样喜欢看书。”

“不要称主席了，叫我润之，或者直接叫我毛泽东吧。”

和信中说的一样，主席和朱其升依然以当年在新兵营的称呼相称。而在这里，朱其升也得到了许久未见的“大哥”彭友胜的消息。

原来当年彭友胜继续参军后，一路向前，加入了国民党队伍。

后来在一次广州的讲学会上，毛主席还见过那时已在国民党中有了官职的彭友胜。

只不过后来，彭友胜不愿再跟随国民党加害自己的同胞，最终选择回到老家，以管理仓库为生。

这次的土地改革，彭友胜同样也获得了土地，在家以种田为生，除此之外毛主席还给他申请了相应补助。

两人这一聊就谈了很久，毛主席高兴地回忆起三人当年在新军中的生活，话里行间无不感念两位“兄长”的悉心照顾。

朱其升听罢感慨万千，眼含热泪，他万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和自己这样亲近地促膝谈心，怀念过往。

很快会见的时间结束了，可毛主席仍拉着朱其升不让他走，说道：

“第一次会面，一定要在我这里吃一顿饭，不然哪像老朋友。”

就这样，朱其升被主席留在家里吃晚饭，三菜一汤，厨房还特地上了一盘红烧肉。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走前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抽出了500万元（现在的500元人民币），以个人名义给朱其升做创业的“启动资金”。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回到家后朱其升用这笔钱办了个“和平油布雨伞厂”，自己当了经理，给了附近不少靠手艺吃饭的人一个就业的机会。

朱其升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54年夏末，这次他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来和主席分享自己的生活。

临行之际，毛主席还拉住朱其升的手表示，自己不会忘记三人的友谊，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难都来找自己，他会想办法解决。

不过令人可惜的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

虽然朱其升和彭友胜分别后都和毛主席取得了联系，但最终，三人未能再次相聚在一起，重温四十多年前的革命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