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肖像

#走进博物馆#2023年的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如今，建国74周年、改革开放45周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耳边犹回响着1949年10月1日那个响彻世界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那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水深火热。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挺身而出，带领人民浴血奋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启了一段历史新纪元。

还记得否？有一种信心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红军在不断围剿中，屡屡失利。秋收起义部队会攻长沙失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广州起义部队坚守羊城失败……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革命的火种仿佛狂风中的烛光，随时都可能被扑灭，使得党内和红军内部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情绪。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后，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了那封六七千字的长信，以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话语重新点燃了革命的信心。

光芒万丈，穿越时空，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还记得否？有一种豪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历史硝烟虽已远去，但每当我们回望长征时，总能被无数的故事敲击心灵，荡涤灵魂。而书写这段传奇的人，正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壮丽史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施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又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动人细节。1935年9月29日，陕甘支队从榜罗出发，于当天到达通渭县城，这是红军爬雪山穿草地三个月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县城。

毛泽东向杨得志、肖华询问部队的情况后，又不顾鞍马劳顿，赶到不远的文庙街小学。在那里，他首次充满激情地公开朗诵了他自翻越岷山后酝酿于心的诗篇，要知道当时长征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这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彰显的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忠诚信仰和必胜信念。

还记得否？有一种清醒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有一种思念，历经历史云烟，愈加醇厚；有一种记忆，穿越时代风雨，历久弥新。这是毛泽东执笔为新华社撰写的五大评论之一，评论的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而这一句话也一直是我们和平崛起路上的一针清醒剂。

即使时隔几十年，我们再来回顾毛泽东的这些话语，今天依然适用，这就是伟人的智慧与远见。

还记得否？有一种态度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团三营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当天，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给他们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经验。他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当年8月1日，他便写下了《八连颂》这一首杂言诗。

其实早在1928年，结合旧军阀出现的各种扰民现象，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全面概括成了我们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此，中国军队的风气焕然一新。这也是毛泽东不断思考和始终关注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之胜利，根本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原则的胜利。

这就是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仆情怀。

还记得否？有一种奋进叫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62年的冬天，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又开始紧张。同年底，郭沫若填《满江红》一词，借以表达中国人民面对反华势力，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毛泽东读后当即作此和词。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因为时间不等人。就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不长的时间里，使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那铿锵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只争朝夕的奋进，透射着时代伟人的担当尽责！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一生的追求。

今天，我们再次缅怀毛泽东。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行！

多年前，怀着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无比崇敬、无限怀念的心情，我查阅、搜集了许多资料，经过大量的反复认真的梳理核对，整理编写出《毛泽东之最》一文。全文共分五个部分：一、活动之最；二、读书之最；三、语录之最；四、诗词之最；五、著作之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一、活动之最

1、最初的反抗（少年时期）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17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初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初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

《毛泽东自传》中记述到：

“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打骂得更厉害。”

2、最有志向的诗（1910年秋）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3、最深厚的母子情（1919年10月8日）

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母亲。

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1918年夏，毛泽东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10月5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三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含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全文如下：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1919年10月8日

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4、最有益的“游学”（湖南一师读书时）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称赞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1934年10月，踏上长征的路途 沈尧伊 革命理想高于天

5、最健身之法（湖南一师读书时）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既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又十分讨厌学校规定的几分钟哑铃操，甚至写讽刺文章攻击那些“机械”的锻炼。

毛泽东非常喜欢自己发明的身体“测验”。他(和朋友们一起)经常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

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单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

6、最有份量的刊物（1919年7月14日至1919年8月上旬）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重印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湘江评论》每周1张4开，约12000字，“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深受读者欢迎。第2期署名"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8月上旬，军阀张敬尧派军警查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7、最有影响力的暴动（1927年9月9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

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1927年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1927年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8、最早的部队改编（1927年9月29日）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

△1936年长征时期的毛泽东

9、最具深远意义的会师（1928年4月）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兰花坪,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组织领导和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武装起义。

1928年3月，在永兴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

1928年3月底，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义农军难以在湘南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192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了尾追湘南起义的敌军，4月在酃县的十都与朱德见面。

在毛泽东率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4月中旬抵达江西省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统率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是有名的井冈山会师。

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开始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旋即取消师部，改为6个团由军部直接领导。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接着在宁冈召开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

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朱德曾赋诗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10、最基本的游击战术（1929年4月5日）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11、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0年初）

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旗帜鲜明地声讨党内的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 从实际出发，去探索、把握和遵循中国革命的规律。这样就把中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世界革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又有许多不同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2、最闻名的一次军事行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1934年10月，在毛泽东等的亲自率领下，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和1935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同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十一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3、最“得意之笔”（1935年年初）

1935年年初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

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4、最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15、最黑暗的时刻（1935年9月）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16、最伤心的四次落泪（1934年年底至1935年10月）

(一)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毛泽东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二)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三)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

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

“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艰苦创业——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120师的干部讲话》（1942年 吴印咸摄）

(四)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

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17、最重要的一次谈判（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登机挥帽告别》（1945年 吴印咸摄）

18、最恢宏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19、最欣赏高派京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

毛泽东是一位业余的京剧行家，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比较熟悉。

毛泽东又是一位富于欣赏个性的京剧迷。他承认自己“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已经把华北京剧团的演出日程安排好了。警卫排长阎长林跟毛泽东提起看戏的事。阎长林说：“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进行慰问演出了，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有什么名角？”毛泽东问。

“听说，主角有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

毛泽东说：“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的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这次慰问演出的场地是东柏坡的大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都来了。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高庆奎的高足李和曾演宋江。毛泽东赞扬李和曾说：“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又说：“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鼓掌，并侧身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赞许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的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什么戏?”

毛泽东说：“明天晚上我来看戏，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谈起戏来，他问：“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回答：“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唱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儿!”

毛泽东说：“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有《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

《哭秦庭》由李和曾主演。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念念不忘李和曾，他对身边的人讲：“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毛泽东保存了许多高派唱腔资料，如《逍遥津》、《斩黄袍》、《珠帘寨》、《胭粉计》、《鱼藏剑》、《七擒孟获》、《辕门斩子》、《汾河湾》、《八大锤》等。

毛泽东很关心李和曾的身体、生活和艺术各方面的情况。有次，毛泽东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毛泽东还曾从艺术和史料的角度与李和曾就某些剧目进行商榷。

50年代，有一次，他听了李和曾清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过了些日子，李和曾又为毛泽东清唱，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照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宝塔山下》（1943年 吴印咸摄）

20、最盛大的庆典（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1、最“无情”的“四不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很重感情，却十分反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后，毛泽东同志很是为难，他说，我现在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毛泽东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的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当他写信提出想到北京来工作的想法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劝阻：“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日，毛泽东在给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信中明确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自此，毛泽东的家乡很少再有人来，偶尔因事来信，他都按自己立下的规矩办，从未违背过原则。毛泽东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为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自觉抵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子女也事事要求自己，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合理要求。

22、最大的一次军事支援（1950年）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争，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反对美国出兵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朝鲜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反对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美国不顾安理会反对，强行要挟欧盟国家出兵，共有19个国家参战(朝鲜，中国，韩国，美国，欧盟，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19日强占平壤。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首批援朝部队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

23、最先提出“死缓”一词（1951年5月）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大陆展开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在捕人杀人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要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毛泽东还考虑到，光是提出杀人不能太多，要控制杀人数字，还是不够，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在这些具体政策界限中，毛泽东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的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做出决定。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

中央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死缓”刑名，并形成《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经过毛泽东逐字逐句修改并批准发出的。

这样，毛泽东关于设立“死缓”刑名问题，实际上就确定下来了。后来，这一刑名一直被中国法律所沿用。

24、最不情愿的事情（1952年春）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6个口罩，是专为毛泽东外出时避人耳目而做的。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有关部门规定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必须戴上口罩，以避免麻烦。

1952年春，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安全部门一再坚持让他戴上口罩，避免被人认出，形成拥挤局面，对主席安全不利。毛泽东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妥协。那时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的却越来越多。毛泽东尽管戴着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但在黄鹤楼时还是被一个小孩认出来了：“毛主席！”

孩子的一声惊喜的叫喊，似乎传遍了整个黄鹤楼，正值春节，游人特多。刹时，人们像潮水般拥来，人挤人，都想拥到前面，看个清楚，看个真切。毛泽东的卫士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李先念、杨尚昆、王任重等领导同志马上里外形成两层保护圈，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流，拥来拥去，好不容易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了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陪同和警卫早已是大汗淋漓，惊魂未定，而毛泽东却开心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看到这种热闹、融洽的场面，毛泽东是很高兴的，第二天，他跟大智街长谈话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能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他更喜欢自由自在、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坚持“出去走走”，还发过脾气。有关部门怕他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在田地里想和农民聊天，但戴着口罩、墨镜，身后还跟着一群人，谁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农民们看出了这“不速之客”是毛主席，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过来。为了安全，卫士和警卫不由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毛泽东发脾气也没用，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让毛泽东戴口罩，使他脱离人民群众，他是很反感的。

△ 《战友》 作者：许宝中 李泽浩

25、最早提出的“双百方针”（1951年—1956年）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虽然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他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一胡姓植物学家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26、最后一次出国（1957年11月）

毛泽东这一辈子只出国两次，而且都是去苏联，所以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就是最后一次出国。那是1957年11月2日至21日，参加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就是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著名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披露了大跃进的雄心，表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自曝他“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此话一出，台下学生们赶紧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当然更好。可是还要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结果毛泽东19年之后去世，“超额”了4年走完生命旅途。

27、最后一次庐山相会（1959年7月9日）

1959年7月，毛泽东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水静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7月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封耀松回答：“七号、九号……”封耀松记得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到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他自己也困惑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贺子珍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庐山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封耀松与水静一同把贺子珍搀扶到值班室坐下。毛泽东得信儿后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他还是坐了下来。随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人相会于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他们于战争年代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毛泽东见贺子珍走来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毛泽东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他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百感交集的贺子珍哭得更厉害了……待她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贺子珍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他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说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她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接下来，毛泽东向她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她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她仍然不忘提醒他：“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他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他们自然还谈到了李敏的婚事。他告诉她，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女儿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最后，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当时已将近半夜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水静说：“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封耀松上楼准备安排毛泽东休息，却发现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毛泽东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让封耀松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封耀松拿烟上来时，毛泽东继续说道：“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毛泽东让封耀松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贺子珍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封耀松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已近一点。翌日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毛泽东接到封耀松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28、最后一次阅兵（1959年10月1日）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的规模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国庆阅兵。在大大拓宽了的天安门广场上，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的阅兵队伍接受了检阅。最令人兴奋的是，人民解放军“五”字开头的新式武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九式坦克、歼五型歼击机等新式武器也纷纷亮相，这些武器基本都是中国自已生产的。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此时一国军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已不再是新型坦克和喷气式歼击机，而是美苏英已经装备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

在阅兵时，毛泽东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彩色纪录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虽偶有笑容却比较勉强。庆典空前隆重，毛泽东的心情却很不愉快。原来这时候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原本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技术援助的苏联却突然变卦。这一年6月，苏联通知中国，在核武器技术援助方面要“推迟两年”。而就在这次国庆阅兵的时候，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城楼上的毛泽东听到这话，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随后便同身边另一位外宾胡志明谈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其实，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中国要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毛泽东随后在党内会议上说道：“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此后，由于我国国庆典礼制度的变化等原因，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阅兵，国庆10周年阅兵也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阅兵。

29、最反对特殊化（1965年5月29日）

1965年5月22日下午5时左右，毛泽东乘坐一辆银灰色的苏制吉姆车来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茨坪，下榻于茨坪宾馆(今井冈山宾馆)115号房间。

考虑到毛泽东长途跋涉的辛苦，为了安排好第一餐晚饭，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这天晚餐桌上摆了茅台酒、香烟、苹果以及丰盛的菜肴。汪东兴发现后，立即找来宾馆管理员说：“不是说好了吗?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是贰元伍角钱的伙食标准，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起来。”结果井冈山人想破例安排的第一餐也只是按伙食标准四菜一汤，小碟盛菜、小碗装汤，由服务员用竹篮子将装有菜、汤的小碟、瓷碗送到毛泽东的住处，等他吃完又将小碟、瓷碗提回厨房。

当时担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特意派他的厨师从南昌赶到井冈山为毛泽东做了一道江西弋阳的地方菜———弋阳鸡，这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吃的最好的菜了，然而毛泽东也只是浅尝辄止，后来，这道“高档”菜便再也没上过毛泽东的餐桌了。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到宾馆财务室，找会计结算伙食账。当时担任会计的雷良钊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这钱和粮票。他说：“收下这钱和粮票，叫我怎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井冈山的群众啊!过去毛主席在井冈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回到井冈山，那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最大的关心，也是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光荣。”

吴连登一边点头一边解释说：“你的这些话都有道理，可你不知道，主席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呀，这也是纪律，我必须遵守。在我们的约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人代办的，都必须将货款交清，地方不收钱，东西也就不能拿。’这钱和粮票你们就收下，不然我回去是要挨批的。首长平常都要求我们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雷良钊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这时吴连登又悦：“毛主席最反对的事就是特殊化。前几年，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利用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向地方上索取一些东西，这件事在院内整风时同志们对他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立刻将那位工作人员调离中南海，并严厉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为了挽回影响，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了近2万元，派人分别到这些地方进行退赔并道歉。你说，今天这钱和粮票没交清，我能离开井冈山吗?这可是纪律呀!”

听了吴连登的这番话，雷良钊只好拿出发票，可是，天天开惯了发票的他，这次竟不知如何提笔填写发票。吴连登提醒说：“交款人就写首长吧。”雷良钊十分感动，他噙着热泪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依次开出三张发票收据：发票号码为：00006482、00006483、00006484号，票证为“江西省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交款人：“首长”。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共计17.50元。交粮票23斤，购大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发票开具时间为：1965年5月29日。

△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

30、最后一次畅游长江（1966年7月16日）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1966年，毛泽东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游长江。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毛泽东一行人到了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江面上，他从快艇上的梯子下到江里，只穿了游泳裤，也不戴游泳帽。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还有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十几个警卫。那时已经不是“横渡”长江了，而是顺流而下，所以叫“畅游长江”。

31、最后一次乘坐飞机（1967年7月21日）

算上1957年最后一次出国去苏联访问的那次往返飞行(第一次访苏毛泽东是乘坐的火车)，毛泽东一生坐飞机大概只有60次左右，1945年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飞机去外地视察，6月4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飞行中毛泽东的专机遭遇了一次意外。当飞到河北上空时，由于气候恶劣和强大雷电的干扰，使飞机上无线电通讯完全失灵，毛泽东的专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半个多小时以后，专机才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降落地面。据说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有报道说从此毛泽东不再乘坐飞机。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此后依然多次乘飞机去外地视察。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由于当地两派武斗局势近乎失控，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7月21日乘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在毛泽东走下飞机，很高兴地对身边的杨成武等人说：“坐飞机不是很快吗!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然而，这却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32、最大的一次声援（1970年5月20日）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1970年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5月1日、2日，美军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义安两省的轰炸，进一步扩大了侵略印度的战争。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其声明中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打败强国，小国能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1970年5月21日上午，北京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西哈努克亲王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33、最后一次会见斯诺（1970年10月1日）

1970年10月1日，建国21周年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检阅游行的人民群众。斯诺夫妇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国庆观礼。他们站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心中充满着激动，跟随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斯诺和毛泽东紧紧地握手问候。毛泽东侃侃而谈：“我读过你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其中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批评。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有权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更为适宜。，”但他们的谈话很快就被广场上此起彼伏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打断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诺再一次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谈话。斯诺说：“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毛泽东实实在在地说：“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吃完饭，斯诺跟随毛泽东来到他的书房，继续进行谈话。

“斯诺先生，我不喜欢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老朋友式的谈心。我不反对你在写文章时可以用我的话发表我的一些意见，但最好不要直接引用。今天，我们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人民的。我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

斯诺说：“据说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沟通和联系。”

“我们之间已经多次交换信件，他早就说要派人来，我们也正在考虑怎么接待他们。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神态安详。

斯诺问：“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

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

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接下来，斯诺与毛泽东又谈到了中国与俄国的问题。

下午一点，斯诺起身告辞。毛泽东站起来和斯诺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家门，说：“斯诺先生，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在北京的那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跟你谈起了个人崇拜问题呢?”斯诺说：“是谈了一些，但没有您这么坦率。”

“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了话。我是无法无天。”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这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大家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就这样，斯诺结束了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周后的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国庆节期间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新闻照片。新华社的电讯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周恩来通过斯诺，巧妙地向尼克松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的……

34、最引人瞩目的“小球推动大球”（1971年4月6日至17日）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我国，打开了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被国际舆论誉为“乒乓外交”。

在第31届乒乓球赛举行期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曾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在比赛结束之后，希望到中国访问。1971年4月6日，比赛已接近尾声，毛泽东主席断然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我国。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团长和运动员科恩、雷塞克等人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对访问作了具体安排，指出这次访问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此举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了影响，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 。

1971年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等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同美国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美国朋友还游览了长城，参观了清华大学等地。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就改善、松动两国关系采取一系列措施。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35、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1971年5月1日）

毛泽东每逢五一、十一会登上天安门参加节日庆典，再加上文革中接见红卫兵、大型集会，这样统计下来，毛泽东一共是45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在《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提到1970年10月1日，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那里，他见到了我的外公毛泽东。”“没有人想到，这是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孔东梅虽然是毛泽东的孙女，但是对外公还不算了解。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登上了天安门。就是在那一次林彪与毛泽东不辞而别，当时的官方摄影师杜修贤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生动的描述。林彪在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敷衍默坐了数分钟便拂袖而去。但这一次并非毛泽东和林彪的最后一次照面，在一个月之后的1971年6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共同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这一次，林彪依然没有等到会见的结束就提前离开了会见大厅。本来毛泽东在1971年的10月1日还要登上天安门观看礼花，但是国庆活动却因为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折戟沉沙而取消。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36、最受打击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架机逃跑后，毛泽东无奈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更为痛心的是毛泽东的身心所受到的摧残是空前的——1972年便大病一场。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

毛泽东1972年第一次昏厥过去后，通知周总理。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听说后，当场大小便失禁。

37、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1972年1月10日）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参加了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他不仅亲笔写了挽词，而且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自从毛泽东这次讲话之后，追悼会的制度的确建立了起来，可是毛泽东本人在建国以后却仅仅参加过三次战友的追悼会。第一次是在1950年10月，年仅46岁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逝世，毛泽东参加了吊唁和追悼活动。

1960年5月中共党内“五老”之一的林伯渠逝世，毛泽东没有参加追悼会，据说与林老在庐山会议上“右倾”的表现有关。

毛泽东第二次参加追悼会是在1963年12月参加十大元帅中第一个离世的罗荣桓追悼会，而且还写下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挽诗。在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曾同他身边的医护工作者吴旭君谈过他自己的死和他的生死观问题。他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

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1月10日的中午，照例要午睡的毛泽东忽然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简单地在睡衣上套了件大衣，就冒着严寒赶往八宝山。在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接见了陈毅夫人张茜，并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陈毅是个好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谈话快结束时，张茜请毛泽东早点回去。毛泽东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38、最后一次作诗（1973年8月5日）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的诗词有近百首，而经他本人生前审定正式发表的却只有39首。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诗人的地位却是被公认的。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这期间，民主人士柳亚子向毛泽东“索句”，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给柳亚子：“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亚子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赞叹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曾与毛泽东多次赋诗唱和的郭沫若也盛赞毛泽东的诗词：“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然而，毛泽东生前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就是批评郭沫若的。

进入70年代以后，毛泽东很少有作诗的兴致。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1973年9月初，我上班后在主席会客厅里放文件的桌子上，看到摆着一首诗，是铅印的，不是手稿。当时主席也在场。我问他：‘您最近又作诗了?’主席点点头，笑了，说：‘是的。’我拿起桌子上的诗稿念给主席听。他在每句读完了的时候都点点头，很高兴的样子。”

这首诗就是写于1973年8月5日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虽然有学者认为这首诗“十分明显地与毛泽东作律诗的一贯作风相违背，不仅在内容上全是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堆砌，缺乏最起码的形象思维和诗的意境，而且在格律上简直错得一塌糊涂”(2002年1月7日《北京日报》邓遂夫文《〈呈郭老〉诗二首的真伪》)，但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却根据确凿的档案资料证明，这首诗的确是毛泽东所作，并且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事实上，无奈的郭沫若还为毛泽东的批评写了和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出穷隅。岂甘樗栋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39、最后一次到人民大会堂（1973年8月24日）

1959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后，毛泽东便经常在这里开会、接见外宾，甚至在夏天住到这里来避暑。

1971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从1972年2月1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起，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外宾都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

毛泽东最后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是在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的开幕式。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话，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政治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虽然宣布散会，毛泽东却坐着不动。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这一招果然有效，事后陈永贵在昔阳县传达十大精神的时候是这样描述开幕式的情况的：“二十四日下午的大会开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出走，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啦，毛主席才往回走。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有了这样的经历，毛泽东再也不参加大会，也再没有回到过人民大会堂。8月28日十大闭幕式时，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40、最后一次战争决策（1974年1月）

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

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

西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中国的边防战士和民兵在此巡逻，中国的渔民在此从事生产。可是，南越西贡当局的扩张主义者竟于这年1月武装侵占西沙永乐群岛的甘泉、金银等岛屿，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我国政府一再严正警告，但南越当局拒不听言。为此，毛泽东果断决策进行自卫反击，给南越来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

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战。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它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也由此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并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成功范例。

41、最后一次回湖南（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

从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在故乡湖南最后一次居住了114天。

到长沙后不久，便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对此，毛泽东明确表态：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他81岁寿辰。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用果盘盛上几种湖南风味小吃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不一会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毛泽东进到客厅，很快就发现了客厅内小小的变化。他朝工作人员笑了笑，没有说话。过去，他一直是反对别人为他祝寿的。也许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土特产，可谓盛情难却了。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仍然没有表示反对。

其实，毛泽东的心思在“反修、防修”的问题上，他在苦苦思索着……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连续有几位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去世……1975年2月初，毛泽东又得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消息。内心极度伤感的毛泽东吃力地嘱告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总理情况。当毛泽东问候的电话记录送到三零五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时，周恩来抱病起身，在病房致书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周恩来的信，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故土。但他并未认为这次来湖南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归故土。过去，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将在故里韶山“养老送终”。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病危时，他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7月，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同年8月，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但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再返故乡的心愿。

42、最后一次到橘子洲（1974年10月15日）

1974年10月15日清晨，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后，望到窗外黎明，冥思良久，然后起身踱出门外，对秘书张玉凤说：“走，到橘子洲头看看。”

毛泽东对橘子洲情有独钟。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常常与同学结伴到橘子洲游览。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回湖南，他总要去橘子洲看看。这次回湖南，他依然没有忘记要到橘子洲去看看，重温他青年时代“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情。只是，这次橘子洲之行，竟成了毛泽东与此洲的永别。

43、最后一次游泳（1974年12月5日）

毛泽东酷爱游泳，他在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同年9月的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有这样的批注：“水击：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与在船上观看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到了游泳这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毛泽东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从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如愿游长江，到1966年最后一次畅游，11年间，毛泽东实际横渡长江40多次。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是最后一次游泳却不是在中南海。从1960年到1974年的14年间，毛泽东每到武汉，必定住在东湖宾馆内的梅岭1号，下榻44次之多。东湖宾馆由此被称为“湖北的中南海”，而且也有一个市内的恒温游泳池。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就是在这里。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休息养病。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时的毛泽东已经81岁高龄，步履蹒跚，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是他在11月29日到12月4日间在室内游泳池内游了四次泳。12月5日，毛泽东再次下水游泳，但是动作很勉强，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44、最后一次谈话（1974年12月26日）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四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一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二是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三是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了意见。

1974年12月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

45、最后一次乘坐火车（1975年4月13日）

1975年2月8日，毛泽东乘专列从湖南抵达杭州。当时国内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之中，浙江省委向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月8日将有重要“外宾”专列途经金华，无论哪派有人开一枪，都要拿派头头试问!当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时，浙江省委两位领导谭启龙、铁瑛在站台迎候。当他们走进专列车箱里，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身体向前一倾，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双臂一用力，没要人搀扶自己站起身。毛泽东先握住曾受造反派冲击的铁瑛的手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毛泽东在车上前后谈了二十多分钟，由工作人员搀扶着，下到站台上，驱车穿过市区前往西湖的南岸汪庄。毛泽东住在汪庄一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主要是医治眼睛，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

1975年4月13日晚上，毛泽东乘火车回到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火车。

46、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1975年5月3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解决一下当时火药味十足的中央内部分歧矛盾。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

随即，毛泽东话归正题，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后，毛泽东说：“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了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时非常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当时并非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47、最后一次握手（1975年5月4日）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来访。次日，周恩来陪同拉扎克接受毛泽东的接见。据在场的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他拍完了会见的镜头，站在书房门外静候着宾主相送的一刻的到来。深夜里，毛泽东书房的门悄然打开，短暂而简单的告别之后，邓小平、乔冠华陪同拉扎克走出了毛泽东的书房，但一同进去的周恩来并没有同他们一起与毛泽东告别。杜修贤本能地向门里多看了一眼。只见送走了客人的毛泽东一脸的倦容，当他的目光与守候在门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杜修贤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娴熟地端起照相机。

这时，周恩来伸出了手，毛泽东不由自主地也伸出了手，而且目光也随之从周恩来的脸上滑落到他的手上。杜修贤没有错过时机，留下了镜头前两位巨人的握手。据杜修贤回忆说：“在我拍摄他们握手的瞬间片刻，脑袋里却有着许多说不清的感觉，似乎总理一反寻常立等门口和主席握手有着不可言传的不祥之兆?平时总理在主席书房并不拘礼，常常会谈一结束起身就走，害得我们都‘捉’不着他的镜头，可这次?”这一次握手，被一些媒体称为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而且认为这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

其实，在1974年5月29日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有数次见面。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及人事安排。周恩来在长沙住了四天到12月27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次谈话(其中三次有王洪文参加)，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那天，毛泽东让王洪文到韶山参观，单独与周恩来谈话。就是这次周恩来长沙之行期间，毛泽东在谈到邓小平时，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毛泽东在四天内与周恩来四次谈话，每次见面必定握手，所以杜修闲1974年5月29日见证的毛周握手绝非两位领袖最后一次握手。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1974年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提到了这次毛周见面，但因为“没有带记者同往，也就再没有留下他们握手的照片”。

那么，1974年12月26日毛周的见面是否就是两人最后一次握手呢?也不是，因为在1975年5月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在3日深夜在中南海住所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参加了，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了。当时，毛泽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怎么样，还好吗?”周恩来说：“开了三次刀，消化还可以。”散会后，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又一一握手道别，这时已经是5月4日凌晨了。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于是，到会人员一一同毛泽东握别。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时又说：还是三句话(即“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

1975年5月4日凌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握手是两位伟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握手。

48、最后一个国庆节（1975年10月1日）

1975年10月1日国庆26周年的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他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思索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49、最后一次生日（1975年12月26日）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来到毛泽东的居室,居室里立刻传出了欢声笑语。

这次生日，毛泽东的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毛泽东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机边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毛泽东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放下电话后，田师傅急忙拿上工具到毛泽东的厨房擀面条。没多久，毛泽东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浓厚的伤感和惊慌气氛。

毛泽东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着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多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毛泽东还喝了胖头鱼汤，并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显得格外高兴。

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时，金日成又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这些苹果，装在竹制的圆形果篮里。篮子的把上缀着两个红色缎带，上面有金日成用朝文亲笔写的:“祝毛泽东主席长寿”几个字。

50、最后一个春节（1976年1月30日）

1976年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倒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除夕的夜晚，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毛泽东，这个中共国家的创立者，这个拥有世界上他所想拥有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所有者，他也许不能想到，他就在此时正在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中华民族大节日。毛泽东的住处，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

51、最后会见的一批外宾（1976年5月27日）

1976年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华访问，毛泽东抱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指身体)却亲切地接见了这批外国客人。这成为毛泽东有生之年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无法站立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但是，毛泽东尽可能做到神态安祥，微笑时浮。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时间最短的一次。6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52、最后写的一句话（1976年6月下旬）

1976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当时他没有具体说明。

53、最后一份对外电文（1976年7月10日）

1976年7月10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

54、最后圈阅的一份文件（1976年 8月18日）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里氏7.8级的强烈地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瞬间变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此时的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主席嚎啕大哭。”

197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55、最后阅读的一本书（1976年9月7日）

直到临终前两天，毛泽东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1976年9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但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

1976年9月7日，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秘书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他用颤抖的手握笔在纸上写下个“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

工作人员猜出毛泽东的大概意思，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

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毛泽东就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56、最后一次看文件（1976年9月8日）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1976年9月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时只有8个多小时。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剑英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57、最悲怆的年份（1976年）

1976年3月8日下午在东北吉林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三块儿大的都超过了100公斤，而最大的一块儿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而就在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先后与世长辞。也是这同一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那天她给毛泽东念了那段陨石雨的消息。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

“主席，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也怪了，还没伤人。”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啊。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主席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

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回答？还是提问……

另据孟锦云回忆，她值班时看到总理去世通知主席的消息，她把纸放进口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到中午饭后，毛泽东又睡了一觉，精神较好，孟才决定让毛泽东知道。在给毛泽东读报时，她突然大声念起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毛泽东闭上眼睛，流下泪水，直流到面颊、嘴角、脖子。在周总理的追悼会前，氧气袋、轮椅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的病又反复，坐都坐不起来，就没有问他是否参加。

据小孟讲，毛泽东最后不行了，政治局的成员围在床边，当叶剑英过来时毛泽东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小孟长时间照顾毛泽东，意识到他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帅走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张开嘴，却说不出声音……

1976年9月8日晚7点10分，毛泽东很低声地对小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就昏迷了过去。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他再也没有醒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的心电图显现出一条平平的直线……

58、最器重的秘书

田家英，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田家英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60年代初,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 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

59、最喜爱的颜色

毛泽东终身爱好游泳。他晚年的两条玫瑰红游泳裤，不仅是他终身爱好游泳的见证，而且是他晚年心态和情感的外化。

建国后，毛泽东游泳一直穿白色的游泳短裤。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次畅游长江时，还是穿的白色游泳裤。直到60年代未在上海，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对他说：“您一生喜欢游泳，但却没有一条像样的游泳短裤，现在应该做两条好点的了。做红颜色的，漂亮的，怎么样?”毛泽东一向生活节俭，很少做新衣服，但这回毛泽东笑了笑，点头答应了。

毛泽东晚年偏爱红色，特别是玫瑰红，地毯，沙发，窗帘等都喜用玫瑰红的。玫瑰以它的浓艳火热，历来被人视为爱情的信物和象征。毛泽东晚年偏爱红色，与对爱妻杨开慧的怀念息息相关，因为杨开慧小名“霞姑”，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她雅丽如仙的气质，给毛泽东永远留下了青春的明丽。她虽然过早地离他而去，但她的形象已深深印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所以说，吴旭君向毛泽东提议做红色游泳裤，也正说到毛泽东的心坎上。这两条红色游泳裤做工精细，且比原来的白色游泳短裤软厚些，毛泽东很满意，此后游泳便穿红色的游泳裤。

1975年毛泽东做过白内障手术后不久，护士孟锦云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出现在他面前，毛泽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说：“这条裙子的颜色不好看，你去做条红裙子穿吧，玫瑰红的，算我送给你的。”于是，小孟去做了件红色凡尔丁的连衣裙，做好之后，立刻穿上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着看着，已显得灰暗的眼睛放出了光彩，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

红色的游泳裤，红色的连衣裙……寄托着毛泽东对青春的礼赞。

60、最后的陪伴

在1976年9月13日的中国国内的各家报纸上，给毛泽东守灵的一长串名单的最后一名守灵人叫孟锦云。

孟锦云是湖北人，1948年出生，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还不满15岁的孟锦云被选到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在此结识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专职”舞伴，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了特别的情谊。

孟锦云回到武汉时已是25岁的大姑娘了，不久她就结婚了。一次在北京偶遇以前的“战友”小丽，得知事实——原来是小丽见到毛泽东时提到她的遭遇，毛泽东下了“最高指示”要空政放人，她才得以被释放的。

为此，孟锦云于1975年5月，在小丽带领下再次走进了那道神秘的“红墙”，见到了毛泽东。孟锦云兴奋地走上去自我介绍道：“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孟锦云不顾一切的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后对孟说：“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时间为1975年5月24日。从此孟锦云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

作为毛泽东晚年少数的身边人之一，毛泽东对她的工作相当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等等。

孟锦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489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61、最爱穿的“毛式服”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服被定为“国服”，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般都穿中山服。

毛泽东对衣服要求不高，有什么穿什么，从不挑剔。但他对中山服的颜色却只认准了一个灰色。在他的遗物中，灰色中山装有10多套，灰色啥味呢中山服，灰色哔叽中山服，灰色派力司中山服……满目皆“灰”。大概是灰色显得庄重严肃，更或许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穿惯了灰色军服的缘故。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西柏坡，一直穿的就是深灰、浅灰的灰色系列军服。

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的穿着形象更完美，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的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田阿桐经过多次修改，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把领放矮些，领尖阔而长，适合毛泽东高大的体形和非凡的气质风度，毛泽东穿上非常满意。于是毛泽东的中山服便不同于普通的中山装了。由于毛泽东偏爱灰色中山装，因而，他的中山服便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毛式服。

毛泽东喜爱灰色中山装，最后保存的遗体同样穿着他喜爱的灰色中山装。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派专人去上海挑选面料，从里到外为他做了全套新衣服，均为纯毛、真丝、纯棉质地，没有化纤。做这么多新衣服，大概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没有征得他老人家的同意，若他有知，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生前最反对随便为他添置衣物。水晶棺中毛泽东的上衣后背和领子是打开的，因为当时遗体僵硬，为了便于着装，衣服后页同前页一样，做成扣钮扣的。为了固定衣领，使之不变形，领子里放置了两枚卡子，经过这番精心的设计，躺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仍是那么庄重，那么慈祥。

62、最多补丁的睡衣

毛泽东的睡衣是一件棉织品，他特别喜欢。整整用了20年。睡衣破了补，补了又破，反复多次，最后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旧了，就要求换一件新的，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好穿。”这件睡衣到1971年“退役”时，已经补了73个补丁。

63、最珍惜的遗物

1990年中南海中共中央警卫局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发现了毛泽东精心收藏的毛岸英的一批遗物，包括毛岸英在朝鲜穿过的衬衣，戴过的蓝色棉帽，穿过的灰色沙袜，穿过的浅蓝色长袖改短袖衬衣，还有一件鹅黄色短袖衬衣以及毛岸英在朝鲜用过的一条白毛巾。到毛泽东去世时，其子已牺牲整整26年了，毛泽东竟还舍不得丢弃这些东西!

64、最钟爱的花

毛泽东最喜爱梅花，他用过的地毯、笔筒、茶杯、烟灰缸、饭碗上均可见花枝摇曳的梅花图案。

中国历代咏梅的佳作，毛泽东几乎都阅读并手书过。宋初林逋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颂。《毛泽东手书古诗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

1961年11月6日这天，毛泽东为查找明代高启咏梅花的一首诗，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三封信。早晨6点，他请田家英替他找来了林逋(和靖)的诗文集。8点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不久，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史馆老先生，便知。”田家英很快查清，该诗为明代高启《梅花》九首之一，后四句为“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欣喜非常，当天即用草书书写了全诗。

在毛泽东看来，梅花最可贵的品格是傲霜斗雪，风姿昂扬，它寄托着人类向困难、向逆境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为给梅花“平反”，毛泽东步陆游《卜算子·咏梅》原韵，“反其意而用之”创作了一首格调高昂，独有豪情的咏梅诗：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熳时，它在丛中笑。”

1962年2月，毛泽东的大儿媳、干女儿刘松林在毛岸英牺牲12年后，终于与空军学院的教员杨茂之再结良缘。毛泽东十分欣慰，多年来困扰他的一桩心事总算了结了。毛泽东此时刚写了《咏梅》词，便给他们亲手抄录了一幅，作为贺礼。

毛泽东生前很喜欢听电影《红岩》中“江姐”的歌，江青有感于此，在1962年中南海的一次舞会上特意播放了“江姐”的唱片，并把歌词作者介绍给毛泽东。“江姐”在歌中唱道：“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这歌声唱出了梅花的高洁，也唱出了革命者的风骨。江姐的歌声之所以能打动毛泽东，就在于物态美与情态美在她的歌声中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和统一。

像所有的老人都容易感时伤怀那样，毛泽东暮年也为孤独寂寞所困扰。为抒发郁积的心绪，毛泽东把眼光投向洪皓的《江梅引》、蒋捷的《梅花引》等借梅寄兴的诗作。“却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这样悲慨无边的诗句，与以前的毛泽东很难产生共鸣，但这时却紧紧攥住了毛泽东的心。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文心雕龙》中的名言：“写景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事过境迁，境随心换，同样是梅花，在不同的年龄段和历史时期，给予毛泽东以不同的感受和慰藉。

梅花，是毛泽东心灵的祭品，是毛泽东无言的墓志铭。

65、最爱听的古诗词曲

文化部录制的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晚年毛泽东最喜爱的一首古诗词曲。

据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回忆，就在毛泽东将要做眼睛手术时，他仍将满怀信心和壮志凌云的气氛带给我们。他让我去放一首曲子，这就是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

毛泽东听着铿锵的乐曲，迈着蹒跚的步伐来到手术室，耳边回荡着岳飞的心海潮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的激越情怀和大无畏精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医务人员。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镇定地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

这次手术如同大家所希望的那样，非常成功。一周后毛泽东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他眨眨眼，看着看着，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指墙壁说：“那是白的。”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满江红》，这首曾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的杰作，帮助毛泽东走出了600多天不明的日日夜夜。

66、最情有独钟的数字

在金钱方面，毛泽东似乎对“300”这个数字颇感兴趣。无论是对自己的故旧、朋友、老师还是素不相识的农民，也不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毛泽东一旦出手捐助时，都是300元。

1953年，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小名胜五)进京看望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赠送生活费300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

1954年，湖南一位叫伍如春的老先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块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难，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为“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毛泽东看了以后，随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聊作杯水。”这300万元钱是人民币旧币，其实就是300元人民币。信中的“云儿”是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因为伍如春的信，毛泽东在1955年春节团拜见到伍云甫时还批评他为什么不给老家寄钱。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曾任国家体委主任。

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复信给罗哲烈士(湖南株洲人，20年代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妻子曹云芳，信中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1957年5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当年保姆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学名孙佩君)写信给毛毛泽东要求帮助解决初中毕业后升学问题。当年6月8日毛泽东复信：“佩君同志：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毛泽东”。

1962年2月，毛泽东的前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空军飞行员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泽东手书了《三打白骨精》等相赠，还附送了300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1962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致信毛泽东主席，向他报告父亲张有晋故去的讯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张有晋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7月19日毛泽东复信：“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毛泽东”“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这次毛泽东为先师故去所备的“薄仪”依然是300元人民币……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庆霖的这封来信使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且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李庆霖家中至今保存着他当年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而毛泽东寄给他的三百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当地的储蓄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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