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作为一种岁时绘画，应是伴随着年与年俗的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年与年俗是年画产生的前提条件。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年俗则是过年时的习俗活动，这两者也并非自然就存在的。

原始人类的岁、时观念，仅仅知道周而复始的岁度或某些自然季节，当然还没有历法的知识，不过是按照当时所处环境的某种或某些自然循环不已的现象作为岁、时的大致识别而已。”这说明原始人类的岁、时观念仅是对自然循环的大致识别，还未有“年”的概念，也就不存在年俗活动。年与年俗应是经历漫长的过程后才逐渐形成的。 那么在5000多年的华夏文化中，年俗是如何一步步萌芽发展的呢？一起来看看。

（一）先秦时期年俗的萌芽

先秦时期是年与年俗孕育生长的重要时期。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四季的冷暖交替，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自然规律。早期人们经过对太阳、月亮、四季的不断观测，形成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中的部分时间节点，还被选定为特殊的节日，人们会在这些节日依据生产生活的需要，举行不同的仪式活动。

所以，二十四节气的确立，不仅成为年产生的历法依据，而且特定时节的祭祀仪式，又为年俗提供了行为参照。中国早期的农业文明至少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吴兴邱城的河姆渡遗址就发现有早期的稻谷，这证实河姆渡时期就出现了稻作的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出现，表明人们开始遵循自然规律进行耕作，也就是对季节的更替有了初步的认识。

夏人依据日月与天象，制定历法，编写夏历，《夏小正》便与夏朝的历法有所联系。《夏小正》根据天象与自然气候，将一年的时间分成了十二个月份，并以正月为岁首之月。其中在二月中记载的“昆小虫抵蚳”，在时间与释义上都与“惊蛰”相同。这就表明夏朝人已经开始观察记录每月的自然现象。

商灭夏之后，更改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并设置闰月调整岁差，月份也有大小之分，可见商朝对于天文的观测较夏朝又进一步。此时对于天文的准确观测，可能具备有观测两至（夏至、冬至）和两分（春分、秋分）的能力，例如，殷墟出土有大量的卜辞，当中出现的“至日”即是日至，应为两至的名称。殷商时期两至的观测为之后二十四节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朝建立后又经过对物候、天象、日影等的不断观测，出现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都有记载。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时训解》更是有二十四节气的记载。这表明二十四节气在周朝便已基本定型。

古人还将信仰活动与二十四节气相结合，每个月份都有特定的事宜。《礼记·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这便是周朝的迎春活动，这一习俗在后世逐渐演变为鞭春的习俗。又如“是月也以立秋……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则是在立秋之后，当讨伐不义之人，惩治恶人，使天下的人顺服。诸如此类的仪式活动在后世大都得以延续，演变成了人们的生活习俗。

综上，二十四节气是由夏商对历法的制定和气候的观测发展而来，最终成型于周朝。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年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年”是周而复始的时间节点或标记，既是结束，又是开始。所以，二十四节气的确立对于年与年俗的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年与年俗还未出现之前，人们会举行祭祀活动，而这些祭祀活动或在形式内容上，或在时间上，与年和年俗有相似之处。故年与年俗的产生和早期的祭祀活动有一定的联。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祭祀活动在先秦占据重要的地位。夏朝祭天与祭地的祭祀活动已有所区分。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朝晚期都城遗址，当中的祭祀遗址，包括有圆形的地面夯土“坛”和长方形的浅穴式“墠”，可能是祭祀天神的“天坛”和祭祀地祇的“地坛”。说明此时以根据祭祀活动的需要，建造不同的场所，举行相应的仪式。

商朝对卜筮文化十分痴迷，殷墟甲骨卜辞多与祭祀活动有关。商朝的祭祀对象大致可分为：天神、地示、人鬼，其中包含天神、社、四方、先王、先公等。祭祀对象的复杂化，表明商朝神灵观念信仰的丰富性，与之相应，祭祀活动必然也会呈现出多样性。《礼记·表记》还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记载，说明商朝对神灵的崇拜，出现以神治为主，而礼治次之的治理方式。

正是商朝对卜筮文化的沉迷以及对神灵观念的推崇，祭祀仪式、祭品规格、祭祀器具等都有所发展。周朝祭祀活动依旧盛行，祭祀礼仪也更加完善。在周朝的祭祀仪式中，由于傩祭是祛除鬼疫、娱神敬神的祭祀活动，所以深受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周天子。《礼记·月令》中载：“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可见傩祭是国之大祭，当中还记述有傩祭的相关规定，故傩祭的祭祀仪式在周朝已经较为完备。《周礼·夏官》中还有“方相氏掌蒙熊皮，……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的记载，后世流传的方相氏与此处的记载近乎相同，这也证明周朝的傩祭为后世所传承。故周朝祭祀仪式的完备为后世祭祀活动的延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朝诸多的祭祀活动中“蜡祭”、“腊祭”等祭祀活动与春节起源联系紧密。《礼记·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祭在每年的十二月举行，以求农业神明保佑，并向神明表达感激之情。《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腊祭是在每年的十月份举行，用狩猎所得食物祭祀祖先和“五祀”。后世的新年庆典与蜡祭的时间接近，而年俗活动则与腊祭的相似，这说明古代的年与年俗萌生于先秦时期的祭祀典礼。

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以及与节气相关的习俗活动，为年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周朝后期处于诸侯争霸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并未实现大一统，致使无法颁布准确统一的历法。因此，先秦时期年的时间可能并未确定，年俗活动也就还未产生。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年俗的产生

秦汉皆是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为颁布统一的历法构建了社会条件。并且二十四节气在秦汉趋于完善，成书于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不仅有二十四节气的确切记载，年月日也更为准确，这为历法的修订提供了可靠的“范本”，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便确立了统一的历法——《太初历》。伴随着新历法的颁布，年的时间得以确定，年俗活动也就真正出现了。

汉武帝时期颁布的《太初历》以正月初一为岁首，自此年的时间便定为正月初一。随着岁首时间的确定，年俗活动也应运而生。正月初一庆贺习俗。

《东汉会要·礼四》载：“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 《后汉书·志第五》载：“百官贺正月。”即在正月初一，百官向天子朝贺，并享用赐宴，奏乐欢度佳节。

《四民月令》载：“进酒降神”、“各上椒酒于其家长”、“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民间的岁首拜贺更注重长幼尊卑，先是向家长献椒酒，还要拜贺君师和相亲故里。可见汉朝正月初一官方举行大朝贺，君臣共度佳节，民间则有拜贺、饮椒酒等年俗活动，上层社会的岁首庆贺可谓十分盛大，而民间的岁首庆贺则要相对朴素一些。

汉朝在岁末还举行傩祭。《后汉书·志第五》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以逐恶鬼于禁中。”即在腊岁之前的一天，进行禳祭，旨在驱除瘟疫。再者，汉朝还沿袭了周朝的“五祀”制度，其中门闾之祀尤为重要。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书中所记的成庆画即武士画像，其作用可能与门神画相同——镇守门户。

《论衡·乱龙篇》载：“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这同样是民间信仰与祭祀门神的真实写照。

《后汉书·志第五》中还有：“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体文如法，以施门户。”则是在特定节气，在门户之上施以桃印，驱除邪恶之气。

随着汉朝在历法上将岁首确定为正月初一，先秦时期所延续的祭祀活动，开始与岁时相结合，年俗活动便开始兴盛，出现有正月拜贺、进酒降神、傩祭驱疫等年俗活动。但此时的门神还未与岁时相结合，仍遵循“五祀”之法，进行祭祀。

魏晋南北朝各方势力割据，战乱不断，人们希望和平安宁，更加珍惜新年祥和的气氛，在此情况下年俗活动逐渐丰富。魏晋时期出现有“守岁”等年俗活动。《风土记》载：“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这便是守岁习俗的明确记述，但此记载较为简略，仅为通宵达旦，并未谈及其他具体的事项。

南北朝时期年俗活动进一步丰富。《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燃放爆竹。”“长幼席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可知此时的年俗活动有燃放爆竹、饮桃木汤、食五辛盘、制作桃木板等。这些年俗事项皆为岁首举行，旨在祈福保佑，祛除祸害。

南北朝时期守岁习俗的记述也更为详细，“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此时的守岁已不单单是彻夜宴饮，还要留下守岁饭，待到正月十二日，再弃之街道，以求去故纳新。同时，魏晋南北朝岁末也举行有傩祭。

《魏书·礼志四》中载：“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南败北捷，以为盛观。”此时的傩祭仪式成为展示国富兵强的一种方式，其娱神敬神的目的性在减少，娱人的意味逐渐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门”的祭祀同样重要，人们仍是在不同时节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其中就包含有岁首祭祀门闾。

正月初一祭祀门户，《荆楚岁时记》载：“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所画鸡为天鸡，苇索为辟邪之物，桃符上常刻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此三者大概都是用于驱邪避害的，在功用上与门神画相仿，并且桃符上所刻二神即门神。“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分别是正月十五和五月五日祭祀门户的相关记述。此时期还出现有在门上刻画金刚力士的记述，《南齐书·魏虏列传》载：“自佛狸至万民，世增雕饰。……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则是北魏统治阶层在宫门上刻画金刚力士的记录。上述内容都表明魏晋南北朝人们对于门户祭祀的重视，甚至将佛教中的力士形象刻画在门户之上，以求得庇护。

年俗事项在魏晋南北朝不断丰富，有守岁、放爆竹、祭灶神、制作桃木板、“帖画鸡户上”等习俗事项。其中“帖画鸡户上”与在门户上贴年画的行为，在性质与功用上几乎相同，并且后世年画中也出现有天鸡的图像，如《新春大吉》、《鸡王镇宅》、《大吉图》等年画作品，采用的皆是天鸡的形象。年画《鸡王镇宅》又与“帖画鸡户上”祛除鬼魅，祈求平安的功用是一致的。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帖画鸡”已具备有年画的部分特质。

（三）唐宋时期年俗的定型

唐朝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年俗活动风行于民间，并趋于定型。正月初一作为重要的年俗节日，自汉朝确立以来，便受到历代君主的重视，至唐朝依然如此，如唐太宗曾作《元日》：“高轩暧春色，邃阁媚朝光。彤庭飞彩旆，翠幌曜明珰。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同样是新年希冀的一种表现。

而孟浩然所作的《田家元日》载：“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则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于新的一年收成颇丰的美好愿景。唐朝正月初一仍有百官朝贺的习俗。《正日临朝》载：“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表明唐朝并不仅是本朝官员拜贺，还有少数民族、附属国、使臣等的朝贺，岁首朝贺的场面更为壮观。

此外，守岁习俗在唐朝也相当盛行，其范围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唐太宗作《守岁》载：“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即宫廷内点燃像巨大花团一样的红烛，君臣宴饮，通宵歌舞，辞旧岁，迎新年，可见宫廷贵族守岁习俗之盛大。民间也创作有守岁的诗文，孟浩然作《除夜有怀》、刘禹锡《岁夜咏怀》、白居易《客中守岁》等。唐朝涌现出的大量关于元旦与守岁的诗文，表明这两项年俗活动在唐朝已然定型，成为人们主要的年俗活动。

除岁首庆贺与守岁外，宫廷之中还会在岁末这天举行除日傩祭，据《唐会要·十二卫》载：“以旧例驱傩，侲子等。金吾将军以下，并具襕笏引入合门。谨案。大傩者，所以驱除群厉，合资威武。”唐朝的傩祭仍遵循“旧例驱傩”，即延续前朝仪式，通过除日傩祭来驱除祸害。

门神画像在唐朝也有所发展，其人物形像逐渐丰富，并在上层社会之间流行开来。

唐朝的门神形象除传统的神荼、郁垒外，还创作有秦琼、尉迟恭、钟馗等人物，这些人物画像与门神画像的功用类似，具有捉妖驱鬼的功能。钟馗作为门神画像更是获得了统治阶层的“认可”，《梦溪笔谈·杂志》中就记载有唐明皇曾命画师吴道子作钟馗画像的事情。并且皇帝还会在岁时节日赐给官员钟馗画像，《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为李中丞谢钟馗历日》等，便都记录了唐朝统治者赏赐官员钟馗画像这一事件。

由此可见，门神画像在唐朝受到了上层社会的追捧，并且与岁时节日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为门神画像在宋朝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宋朝相对稳定的环境，促成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年俗活动在民间也极为兴盛。“每岁冬至后即放灯，自东华以北，并不禁夜，从市民行铺夹道以居，纵博群饮，至上元后乃罢。”宋朝自冬至起便放灯直到上元节，期间不禁夜，人们欢庆宴饮，年节气氛甚是活跃。

宋朝的岁首朝会仍有各国使节参加，并有百官献贺方物，还出现有镇殿将军。《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载：“正旦大朝会，车驾坐大庆殿，有介胄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谓之‘镇殿将军’。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各执方物入献。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

《东京梦华录·正月》中还有“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的记载，即在岁首佳节官府开放名为“关扑”的博戏，以娱乐平民百姓，士庶之间还会相互拜贺，就算是贫穷之人，也须穿新衣饮酒庆贺，可见宋朝岁首庆贺之隆重。

此外，《东京梦华录·除夕》中还载有傩祭、门神、钟馗、灶神、爆竹、守岁等与年俗相关的内容，如“至除夕，禁中呈大傩仪，……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馀人……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即宋朝宫廷之内在除夕会进行“大傩仪”，千余人装扮成各种鬼神，其中便有门神、钟馗、灶神等，这仅是为了“埋祟”，可谓是戏剧性十足，宫中还会燃放爆竹，声音之大，以至于宫外都能听得见。由此可知，宋朝的元旦朝会、除夕大傩仪等年俗活动呈现出较强的“娱人”性，年俗活动也更为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门神画已在民间传播开来。陆游作《辛酉除夕》载：“松煤染兔颖，秉烛题桃符。登梯挂钟馗，祭灶分其余。”又作《岁首书事其二》：“中夕祭余分馎饦，黎明人起换钟馗。”《梦溪笔谈·钟馗》：“岁首画钟馗于门。”可以确定的是钟馗画像作为门神画像，深受平民百姓的喜爱。

同时，《野客丛书·并食天厨》中还载有：“今岁首门神，有书曰‘口食天仓’。”根据这当中出现的“岁首门神”一词，推测宋朝或许是在岁首举行有“门闾之祀”。另外，“名曰钟馗……至今人家图其形,贴于门壁。”便是民间在门壁之上贴钟馗画的记载。宋朝的《岁朝图》中院门与房门上也都贴有门神画。上述内容皆能证明贴门神画在宋朝已经成为年俗活动之一。

总结

年与年俗萌芽于先秦时期的蜡祭、腊祭等祭祀活动。汉朝颁布的《太初历》，将年定为了正月初一，并出现有“朝贺”、“宴飨”等年俗活动。魏晋南北朝年俗不断丰富，产生有“除夕”、

“守岁”、“帖天鸡画”、“悬苇索”、“制桃符”等年俗活动。唐朝年俗基本定型，有守岁、朝贺、岁前傩祭等年俗事项，并且制作有丰富的门神画像，统治者还会赐予百官钟馗画像。宋朝年俗活动盛行于民间，有贴门神、挂钟馗、祭灶神、燃爆竹、守岁、傩祭等。可见随着年与年俗在民间的兴盛，贴年画在宋朝就已成为年俗事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