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喜马拉雅APP喜马讲书的精品课《喜马讲书》

编辑丨闵静

在东晋灭亡前，佛教已经在中国完成了较为全面的传播。“征服”这个词语，含义就是“传播与适应”，既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这是双向的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的脉络

一、汉代初传。在国内还只是零星分布，少数国外僧人，通过口头讲解的方式，在中国传播佛教经文，佛教仅仅在洛阳、彭城等少数城市初具规模。

二、西晋进入上层。佛教开始被上层士大夫接纳，形成了士大夫佛教。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方各大政权的王室和贵族，基本接受了佛教。

三、东晋流行民间。高僧慧远完善了一套简单易行、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修行方法，比如念诵阿弥陀佛这样的办法，使得信众能方便地修行佛教，让普通百姓也接纳了佛教。到这时，佛教算是彻底征服了中国。

传播佛教的努力

一、佛经翻译，国外僧人口授的翻译，如安息僧人安世高、龟兹僧人鸠摩罗什；通晓外语的中国僧人直接翻译外国佛经，如西晋高僧法护等人。

二、出国求取佛教经文。西晋时期的僧人法护，出生于敦煌，熟练掌握了中亚各个国家的语言，曾经周游中亚三十六国，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佛经。回国后的法护在长安被誉为“敦煌菩萨”。

三、佛经的整理。佛教流派众多、译本各有优劣。东晋的高僧道安，写成《综理众经目录》，对佛经的年代、翻译的时间、经文的真伪优劣，做了系统梳理，算是中国佛学研究的第一人。

四、完善修行的戒律。为了约束佛教僧团，戒律的存在显得十分必要。东晋道安翻译了佛教戒律的经典，并且自主创立了大量戒规制度，包含焚香、讲经、饮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来约束佛教信众。

中国各阶层接受佛教

一、汉人士大夫接受佛教的原因

1、佛教在那时还是比较高深的哲学，受过教育、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士大夫更容易理解、接纳佛教思想。

2、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与佛教有一定相似之处，这为士大夫接纳佛教提供了思想基础。

3、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政变频繁，生命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格外脆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静的佛门成为了他们从心灵上躲避乱世的落脚点。

二、东晋王室接纳佛教：整个东晋时期，士大夫能够左右皇帝的判断，东晋的王室便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王室开始资助寺庙的修建，供养僧人集团。例如，东晋简文帝不仅自己皈依佛教，还出资修建精舍，也就是佛寺，以供僧人居住。

三、东晋佛教渗透后的表现

1、许多士大夫或是皈依佛门，或是成为了当时名僧的信众。

2、僧人能与王室建立起直接、亲密的联系。

3、佛教、玄学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接纳佛教：神秘主义与特殊能力。

五、百姓们接受佛教：东晋时期的慧远和尚和净土宗法门。

慧远和尚的传播之道

慧远和尚：是高僧道安的弟子，也是庐山僧团的创始人。他主张一系列简单易行法门，老少皆宜，聪敏还是愚钝，一概全收。

修行方法：

1）念佛，就是念诵阿弥陀佛。这种方法要求不高，只要信徒能在三个月内不去想物质享受，保持灵魂的洁净，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念诵阿弥陀佛，七天后，佛就会出现在面前，向信众宣讲佛法。

2）禅定，就是排除意识中的杂念，保持清静的状态，扩大感知范围，接近真实的智慧。慧远认为，这样能净化灵魂中的迷惑、欲望，暂时达到解脱的境界。

3）佛像崇拜，是慧远和他的庐山僧团最特别的地方，慧远经常使用佛像，并格外强调它的重要性。这对俗家信众来说，佛就在眼前，便于集中精力，排除杂念。

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关键

一、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秩序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寸土地、每一位百姓，都应该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士大夫们认为，僧人们脱离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不敬帝王，不服兵役，不纳赋税，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功利主义的分歧。有些士大夫认为，佛教理论是完全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被证实的，佛教既不能让皇帝延年益寿，也不能让国家风调雨顺，建立佛寺还要耗费不少钱财，还会让百姓们平生恐惧，每天担惊受怕，实在看不出有佛教什么积极作用。

三、文化优越感导致的分歧。中国传统观念中，认为外国人比中国人差、外国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攻击者认为，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圣人，例如孔子、孟子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佛教，这说明佛教必然没有可取之处。那些信仰佛教的僧人，要么是没有文化的笨蛋，要么是道德沦丧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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