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曹操慷慨激昂地写下这八个字的时候，一个崭新的时代正被他一手建立。一句震耳发聩的“唯才是举”，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为之叹服和期羡。

古来竞夺江山的英豪们，从来没有不重视人才的。但只有曹操，凭着在建安十五年（210年）下达的《求贤令》中，一句“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圈粉无数，生活在21世纪的才子佳人们，纷纷呼曹操为“曹老板”，以表其欲仕于开明君主之渴望者，数不胜数。

可惜，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曹操用人不拘一格，是事实；但这种事实，并不建立在《求贤令》中一句“唯才是举”的空口号之上。要理清当中的区别，必须仔细查究发布《求贤令》的前后事迹，找出这道传诵千年的公文背后，到底暗藏着曹操什么样的祸心。

一、求贤之前，天下归心；求贤之后，四处叛乱

曹操曾发布过三道“求贤令”，它们分别是建安十五年（210年）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214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

三道求贤令，均枚举了诸多德行有亏却才华横溢的人才，例如“盗嫂受金”的陈平、“杀妻求将”的吴起等等。曹操用这些例子阐明“求人以才不以德”的观念，只要是有才之士，即便是“不仁不孝”之徒，他曹某人也不会介意，一概录用。

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

降低了取士时的道德标准，按理来说应该能提高录取率，从而招徕更多能人异士为国家服务。但核查《三国志》中有传的魏国士人共82人，其中仅有17人是在《求贤令》颁布后，也就是建安十五年之后才开始出仕曹魏的。这十七人当中，又有不少是曹丕篡汉登基后才被录用，并不是曹操提拔的（详情见文末附表）。也就是说，在颁发“求贤令”后，与发布求贤令之前相比，被曹操录用的士人数量简直是断崖式下跌。

曹操对人才的选拔，与“求贤三令”的颁布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的功勋伟臣，大多在“求贤三令”颁发之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从各种地方投奔到曹操帐下了。当是时，荀彧、荀攸、郭嘉这样的良谋，弃强主袁绍而来投；张辽、徐晃这样的猛将，舍旧主而效忠；贾诩说张绣率军投诚；韩嵩劝刘表举州依附。

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三国志·荀彧传》

（张绣）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三国志·贾诩传》

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此万全之策也。”——《三国志·刘表传》

这么多的良臣猛将、名门豪强，不约而同地都愿意投靠曹操，这种盛况，毫无疑问是和曹操的《短歌行》所咏唱的场景是完全一致的：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但是，在“求贤三令”颁布之后，这种好势头却戛然而止。纷纷来投的士人不再，并且在多地爆发了反曹的起义或叛乱，一时之间满地狼烟。

建安二十二年，京兆金祎等人谋杀留守许的丞相长史王必，迎汉帝，举兵反叛；

建安二十三年，宛城守将侯音举兵反，与北伐的关羽遥相呼应；

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在邺城发动叛乱，事平后因之而受牵连而被诛杀的人多达数千人。

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睹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南阳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将侯音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九月，（魏）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这些叛乱都发生在“求贤三令”之后。当时，正值刘备攻打汉中、关羽北伐襄樊，曹军前线军队被打得焦头烂额，萧墙之内还要四处火起。稍有不慎，曹操或许要因此失去大片土地，即便是赤壁之败，也未曾给曹魏政权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

汝南太守满庞曰：“……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求贤之前，天下士子纷纷来投；求贤之后，反弄出一副众叛亲离的败象。“求贤三令”字面描述的愿望，已宣告破裂。

二、求贤令，不求贤

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才会让“求贤三令”求贤不得，反闹得天下大乱？说到底，“求贤三令”是公文性质的文章。只要是文章，它就有可能是骗人的。“求贤三令”的颁布已经与随后发生的现实情况完全相悖，很有必要仔细考究“求贤三令”存在着哪些与现实矛盾的点，认真考察曹操到底有没有撒谎骗人。

首先，“求贤三令”的颁布时间点，非常诡异。

“求贤三令”中最早的第一道，《求贤令》于建安十五年被公布。此时，距离赤壁之战结束已过去将近两年时间，未来天下三分的局势已初见端倪。虽说没有人会嫌弃人才过剩，但此时的曹操是中原大地上最强势的君主，再也不像以往那么地求贤似渴。就在《求贤令》颁布的前一年，他因为轻视张松而错失了进军西川的机会。

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操时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复存录松。——《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习凿齿对此事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在发布“求贤三令”的前夕，曹操已经失去了对人才的渴望。在没有心思求才的时候却连续发布“求贤令”，这是“求贤三令”存在的第一个疑点。

其次，曹操对下属的道德要求虽然不高，但不是没有要求，与“求贤三令”的描述不符。

曹操并不是不重视道德操守的人，相反，他很敬重道德高尚的人。例如北海人王脩，他曾是袁氏手下，袁谭死后，王脩冒着生命危险，向曹操请求下葬袁谭尸首。曹操嘉其忠义，并没有阻挠。

（王脩）遂诣太祖，乞收葬谭尸。太祖欲观脩意，默然不应。脩复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太祖嘉其义，听之。——《三国志·王脩传》

任何一个君主，都希望自己的手下忠贞不二。曹操虽然能容忍辅佐们有一些不影响大局的小毛病，但绝对不代表他可以容忍部下大节有亏。于禁是曹操多年来信任的老部下，当他战败投降关羽之后，曹操就难掩失望之情。

太祖闻之，哀叹者久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三国志·于禁传》

由此可见，曹操并不是对部下没有道德要求，只是迫于时势，姑且容忍部分有才能的人存在一些无伤大雅的道德缺失（如郭嘉、杜畿）。但是，他在“求贤三令”中所用的措辞却异常偏激，连“不仁不孝”这种在封建时代算是用来形容人渣的词都用上了。古往今来，从没有哪个君主会公然宣布自己要追求“人渣”的。于禁兵败无退路，迫于无奈而投降，尚且让曹操如此失望，他又怎可能真的容得下“不仁不孝”之徒呢？

再次，曹操实际上也没有贯彻“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可能做到“唯”才是举，曹操也不例外。虽然曹操一再强调举人以才，但曹魏阵中依然有不少才不配位的庸人，只因为身份特殊就身居要职。例如夏侯惇，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统兵之才，却因为是曹操的近亲，可以自统一军，享受着独特的待遇。

正所谓“若能亲贤并建，则功致升平”，“唯才是举”和“任人唯亲”这两种极端的用人方针，其实都不是一个合适封建君主采用的策略。曹操让宗亲近臣掌管机要，是作为政治家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但这也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唯才是举”这样的口号，从来都只能是口号而已。即便是知人善任的曹操，也不能免俗。

在最需要人才帮助的时候，曹操没有发过“求贤令”；在不太需要用人的时候，却连发招聘启事。再加上“求贤三令”的观点在现实中站不住脚，由此可见，所谓的“求贤三令”，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求才。

三、求贤令，宣战令

“求贤三令”其实是曹操下达的宣战令，他要向汉代以来累世为官的名族豪门宣战，更要向东汉皇室宣战。

东汉的豪族很有势力。他们掌控了上流社会的舆论圈，在以察举、征辟为主要选拔官员手段的东汉时代里，自然也就掌控了官场士人的流动。世家豪族互相吹捧同为豪族的子弟，居于二千石以上官职的人，绝无寒门之子。豪族坐大，令东汉官场污秽不堪，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情况。

曹操要向掌控官场的豪族宣战，打破这种垄断，不再以道德名声来判别人才，而是考察官员的实际能力。“求贤三令”的精神，就是曹操抵抗豪族的意志。

与此同时，曹操的求贤三令，也是他向东汉王朝发出的最终挑战书。

众所周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毕生中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没有之一。拥立汉天子让曹操收获了巨大的隐形红利，如前文所述的大量士人来投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世上从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拥立天子的红利，自然也要承担相对应的政治代价。曹操拥立天子，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是汉朝的臣子。在曹操势力越来越大，而汉天子刘协又不甘于做一辈子傀儡的时候，曾经为曹操招来大量人才的天子招牌，就成为了他最大的绊脚石。

是继续侍奉刘协，做一个汉朝的臣子；还是一脚踢开这块越来越没用的累赘，代汉自立？不管选择哪样，曹操都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跟随他的士子，既有想建立新朝代以博取功名利禄的进取之士，也有一心想守护汉朝最后荣光的忠贞之士。曹操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想要继续前行，就必须舍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

经历过几十年的征战，曹操胜过，也败过。戎马一生，他已经认定，汉朝不再可能复兴；赤壁一役，烈火焚天，又让曹操彻底失去了统一中国、名留青史的机会。在这样双重的打击下，曹操终于在辅汉和代汉之间做出了决定。

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第一道求贤令，并开始建立铜雀台，正式迈开了他篡汉自立的步伐。

四、求贤令，杀贤令

铜雀台，建安文学的发祥之地，曹魏政权的标志建筑。曹操在邺城，在天子所在的许都以外的地方，树立起这样一座高塔，其实是在向世人树立一个新朝代的象征。

一座普通的高台建筑，何以会成为新朝代的象征？单单一座铜雀台，固然不够资格。但其实，铜雀台只是象征建筑的其中一部分。曹操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又悄悄地继续在铜雀台旁树立了金虎、冰井二台，最终集齐“三台”。这三座高台高耸入云，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草头百姓，都能远远望见，那就是新天子的器物。

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初学记》

（十五年）冬，作铜雀台。——《三国志·武帝纪》

（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三国志·武帝纪》

十九年造冰井台——《邺中记》

铜雀台的开始兴建，和第一道“求贤令”的颁布在同一年当中。这样的“巧合”，已经在释放着强烈的嬗代信号。曹操发布“求贤令”，并不真的要寻找“不仁不孝”的“缺德”士人，而是要告诫手下那些尚对汉朝怀有忠诚的人，放弃最后的幻想，抛弃不合时宜的忠君道德，支持他即将要建立的新朝代。

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有人会为了守护上一个时代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东汉王朝行将灭亡之时，曹操帐下最重要的股肱之臣荀彧，成为了“求贤三令”之下被杀的贤才。

曹操篡汉之心日益明显，手下之中自然有聪明人知道该怎么迎合。建安十七年，董昭建议曹操受公爵、九锡。受九锡又是一个强烈的嬗代信号，忠心于汉室的荀彧在曹操“咨询”意见的时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因而被曹操记恨，惹来杀身之祸。

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三国志·荀彧传》

虽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荀彧的死作了曲笔隐瞒，但幸好有裴松之注引的《魏氏春秋》把这件事清楚地展现给后人。

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三国志·荀彧传》

“空”谐音“凶”，又有《礼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禄，既食禄、俸禄也。曹操给荀彧发一个空饭盒，意思已经不能再明确：你不再食禄了，请去“不禄”（死）吧！

荀彧出身颍川名门，先后为曹操举荐了数十名有才之士。如果曹操真心有意求贤，绝对不可能在连发“求贤令”的同时，却杀害曾经为自己带来最多“贤才”的荀彧。荀彧的死可以基本肯定，曹操发布“求贤三令”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招徕人才。

“求贤三令”的存在，不过是曹操以“求才”作为幌子，为其或者后代篡汉作舆论造势。在建安十五年之后，曹操呼吁选材不用讲究道德，只是想让天下士人抛下道德包袱，支持曹魏代刘汉。所谓的“求贤令”，其实是“杀贤令”，杀的正是像荀彧这样忠于汉室的“贤”。

曹操撒谎了，“求贤”的背后，是他篡汉自立的野心。明白这一点，也就能解释前文所述的“求贤之前，天下归心；求贤之后，四处叛乱”的怪现象。那些叛乱，是反对“求贤三令”、反对曹操、忠于汉室的士人们最后的反击。

余论：为什么只有曹操的“求贤令”被后世追捧？

但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君主，其实全部都是爱才惜才识才之人。任用陈平的刘邦，三顾茅庐的刘备，同样发布过“求贤令”的秦孝公，难道他们不是识人鉴人的明君吗？但只有曹操，因为这三道著名的“求贤令”，独占了当今网络舆论的美誉。只可惜，这种美誉只是现代人不自觉地将自身遭遇投射到历史故事中所产生的美好幻影。曹操独特鲜明的个人魅力，吸引天下士子为其效力；他用人也的确能不拘一格，使人各尽其用。但曹操任人的精妙，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句“唯才是举”就可以简单囊括的。唯才是举，这句话的确很酷。配合曹操自身放荡形骸的独特性格，确实是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自我，追求个性张扬的时代特性。但如果有人不清楚这只是曹操为了篡汉而说出来的政治口号，并因此以为德行并不重要，进而扭曲了自己的道德观，岂不殆乎！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

2、范晔.《后汉书》

3、司马光.《资治通鉴》

4、杨联升.《东汉的豪族》

5、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

附表：

曹魏士人统计：明确记载在第一道“求贤令”发布后才出仕曹魏的高亮；同时也可以发现，虽然曹操想扭转名门控制官场的局势，但曹魏门下名门出身的官员一点也不少。并且，在曹操死后不多久，曹丕就已经采取了符合名门利益的“九品官人法”，东晋的“门阀政治”已初见端倪。由此可见，个人的意志是很难逆转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