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自刘邦建国至王莽篡汉，西汉共经历了皇帝十三位。除吕后废除的汉少帝刘恭及末帝傀儡孺子婴未纳入帝陵外，其余十一位皇帝均在生前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

现存西汉十一陵为：

汉高祖高皇帝刘邦长陵、汉孝惠帝刘盈安陵、汉太宗孝文帝刘恒霸陵、汉孝景皇帝刘启阳陵、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茂陵、汉孝昭皇帝刘弗陵平陵、汉中宗孝宣皇帝刘询杜陵、汉高宗孝元皇帝刘奭渭陵、汉统宗孝成皇帝刘骜延陵、汉孝哀皇帝刘欣义陵以及汉元帝孝平皇帝刘衎康陵。

从空间上来看，与前代王陵或帝陵居于都城附近相同，西汉十一陵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分立于咸阳原南北两侧。渭北陵区的西汉帝陵，自西向东依次为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成帝延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惠帝安陵、汉高祖长陵和汉景帝阳陵。长安城东南陵区有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

1、为何西汉帝陵会出现南北分立，而不是集中于一地?

一般解释为与传统礼制中的昭穆制度相关。《周礼·春官·冢人》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

昭穆制度是古代禘祫宗庙制度的核心，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别父子亲疏。具体来说，以祖为核心，将“毁庙与未毁庙之祖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

因此，西汉帝陵中位于昭位的为高祖、景帝、昭帝、宣帝和成帝。处于穆位的为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从西汉帝陵的分布中看，辈分相同者，如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皆为高祖之子，在昭穆关系上平行，但因其帝位为前后承接，故不可以葬于同一区域。最终惠帝葬于高祖长陵之旁，而文帝的霸陵则坐落于渭水之南。

但帝陵昭穆排序并非如禘祫之制可以通过毁庙祧附来进行改变，加之处于渭水北面的帝陵呈线型排列，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西汉帝陵的选址与昭穆制度无关。

2、谁来负责建帝陵？

与前代帝王陵地相比，西汉历代帝陵占地面积大为扩大，东西边延近百里。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陵墓本身规模变大，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陪葬墓陪葬坑的出现以及陵寝建筑的大规模营建等。变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基于西汉王朝国力雄厚与王权控制力的强化。

郑玄注《周礼·春官·冢人》条：“图谓画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贾公彦疏：“谓未有死者之时，先画其地址形势，豫图出其丘垄之处。“从此条注疏可以看出在未死之前而选择陵地的礼俗由来已久。

特别是战国以后封土墓葬风行后，在生前就为自己建寿陵成为王侯的普遍行为。西汉诸位皇帝往往登基后即考虑陵墓的修建问题。除前面提到的昭穆制度之外，在陵墓选址的问题上，皇帝的个人喜好及风水占卜等因素往往影响力更为巨大。

如汉成帝先修延陵为初陵，.十余年未成，而后又修昌陵，永始元年(前16年)秋七月，成帝又因“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内尚未加功”，从而导致“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于是罢昌陵，复修延陵，最终汉成帝葬于成陵。此外，在选择帝陵之址之前，选派术士利用传统的风水占卜吉凶更是必需的。

这一举动在后世形成了专门的一门学问——堪舆学。在陵寝选址上，堪舆学讲求要依山傍水，明堂开阔，“地贵平夷，土贵有支"等原则。以此反观西汉帝陵，渭水北区九陵位于咸阳原北面高凸之地，反衬于咸阳长安所处的渭河平原，帝陵如山峦挺拔，蔚然耸立。

南与都城长安隔河相望，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且周围有秦岭、北山等山脉，有泾河、渭水等蜿蜒环绕，地势开阔，交通便利，也有利于祭祀和下葬，符合堪與学的原则。

在选定帝陵地址后，还必须有人力物力的支持来保障工程的进展。两汉帝陵的修建虽有官吏监作，但具体营建工作是由将作大匠全局统筹负责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承、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为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后中五丞。”

史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将作大匠参与帝陵修建的实例。《汉书·陈汤传》载：

从事中郎陈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早在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要建昌陵，解万年为了自身利益，鼓动陈汤说：“武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于是陈汤上书请起昌陵邑。

由此可见，将作大匠这一官职在帝陵修建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在将作大匠之下，有将作大匠丞两人为其副手，又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等官员。此外，汉代还将前代本属少府负责营造陵内各种陪葬器物的东园匠，划归到将作大匠辖内。在这一机构运营之下，帝陵的土木建筑及其相关各种配套器物设施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当然，在西汉后期，由于国力衰弱、经济拮据，陵墓的规格也不得已加以缩减，将作大匠下属官员的配额也随之减少。

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裁撒了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承，直到东汉安帝时才得以恢复。

3、谁来修建？

西汉帝陵修建开始的时间，上引《汉旧仪》说，天子即位次年就开土动工。实际上据文献记载，在汉代帝陵中，即位后第二年开始营建陵墓的只有汉武帝的茂陵，《汉书·武帝纪》：建元二年(前139)“初置茂陵邑”；汉成帝的延陵，《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前31年)“春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汉哀帝的义陵，《汉书·哀帝纪》：建平二年(前5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其余有史料记载的，汉景帝的阳陵建于即位后第五年(前152)，汉宣帝的杜陵建于即位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元康元年(前65年)，汉元帝的渭陵建于即位后的第九年也就是永光四年(前40年)。而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文帝的霸陵、汉昭帝的平陵具体的营造时间则未录于史书。

因陵墓修建工程浩大，整个工程必定历时持久。如汉武帝的茂陵修建时间前后跨度长达53年，直到汉武帝去世前两年才完工，而修建最为迅速的汉哀帝义陵也用了5年的时间。

如此庞大的工程，仅仅依靠国家机构所辖的工匠或农民力役征发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大量地征发百姓营建陵墓，势必耽误农时，引发民怨，影响到国家的赋税乃至造成不安定因素。

所以军队和刑徒被调发参与到帝陵营造工程中去，并成为其中首选的主体劳动力。汉景帝中元四年(前146)“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

近些年对两汉帝陵考古勘察也发现，在帝陵周围存在着大量的刑徒墓地。汉景帝阳陵西北约1.5公里处，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据估计埋葬在此的刑徒达万人以上。

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29具墓葬进行了挖掘，发现有35具人体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埋葬草率，无任何随葬品。骨架上大多戴着“钛”、“钳”等铁制刑具，有的骨架上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此外，东汉帝陵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刑徒墓志砖。通过篆刻在上面的铭文可以得知，从汉明帝五年(公元62年)，到汉灵帝熹平元年(172)，有大量都城洛阳周边州县的刑徒参与了陵墓修建，所犯罪名有“髡钳”(五岁刑，剃发，颈带铁钳)、“完城旦”(四岁刑，不剃发)、“鬼薪”(三岁刑，负责上山砍柴)、”“司寇”(二岁刑，服劳役)等，男刑徒负责陵墓的修建，女刑徒负责修建的后勤工作，由“左部”、“右部”进行具体的管理工作。

如此旷日持久的工程，除了必须的人力保障外，雄厚的财政基础也为帝陵的修建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指出，汉代帝陵的修建费用主要来自国家财政而非帝室财政。在汉代，掌管国家财政支出的为大司农。《汉书·百官公卿表》对这一官职解释为“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