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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王，亦称十殿阎王、十殿冥王、十殿阎君等，指在冥府裁断亡者罪业之十大判官。

十王信仰兴起于唐末五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深刻影响着我国民间丧葬习俗，为亡人作“七七斋”及周年斋、三周年斋直至今日还在民间流传，成为民间一种风俗习惯。

关于佛教十王信仰，学者们主要利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敦煌石窟《地藏十王经变》及相关传世文献做了大量的深入系统研究，但很少关注利用西夏黑水城及西夏其他统治区域内出土的涉及地藏十王信仰的文献、图像资料，实为缺憾。

西夏行十王斋会概况

西夏时期，地藏十王信仰非常流行，依此为亡人行十王斋会极为普遍。

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毕，官方应为利益时，所赐僧人、道士数依谕文所出实行，此外，不许自求僧人、道士。倘若违律而求之，报、取状者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僧人、道士勿获罪。”

说明西夏盛行地藏十王信仰并行十王斋会，政府不得不依法律的形式做出规范，特别是从“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的记载来看，西夏上至皇室高官，下至庶人百姓，无不作十王斋以追荐已亡先人，使之不堕地狱，往生净土。

据《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载，西夏仁宗于绍兴九年六月即位后，“十一月，仁孝尊其母曹氏为国母”，夏仁宗即位时16岁，则其生于1125年。

其母曹氏为李元昊时关太尉曹勉孙女，14岁入宫，常侍夏惠宗李秉常女儿仁安公主，后仁安劝“乾顺纳之”，始为才人，元德二年进位贤妃，则夏仁宗之母曹氏约生于1100年前后，死于1166年，其死时近70岁。

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西夏仁宗仁孝去世，大臣贺宗寿于十月八日“先圣三七日时”率领大臣们组织了七天七夜的法事，做了众多佛教功德，印施了西夏文佛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

仁宗去世后，天庆元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罗氏于夏仁宗“元年亡故之日”即“周忌之辰”印施汉文、西夏文《仁王经》，为其亡夫祈福。

仁宗皇帝去世后两年，即天庆二年九月二十日罗太后于“二周之忌辰”施印《转女身经》：“每思仁宗之厚德，仰凭法力以荐资......皇女享千春之福，宗亲延万叶之祯。武职文臣，恒荣显于禄位；黎民士庶，克保庆于休祥。六趣四生，咸舍生死；法界含识，悉证菩提矣”。

佛教十王斋中无“二周年斋”，西夏罗太后为仁宗去世二周年镂板印经，反映了佛教十王斋在西夏的特殊形态，也表明佛教的十王斋在西夏流行的程度。

1196年皇太后罗氏又于仁宗“大祥之辰”作盛大规模的法会，以追荐亡人，往生净土。除皇室外，高官显宦也极为重视“十王斋”。

公元1169年，孝子枢密、内宿等承旨、殿前、匦闸司正库瑞忠茂，因去世父亲已过“七七”，印施《佛说父母恩重经》，令作其余法事，演说此经，还施舍净物，命匠雕印千卷散施。

西夏地藏十王信仰也传播到敦煌地区。唐宋时期，敦煌的地藏十王信仰已十分流行，信仰基础雄厚。

由于有较好的信仰基础，西夏时期敦煌地藏十王信仰继续流行，莫高窟北区出土有4件《地藏菩萨本愿经》，其中有一件与流行汉文本不同的三卷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另外，敦煌石窟中有西夏时期的地藏十王经变三铺，分别位于莫高窟第314窟前室西壁门上、东千佛洞第5窟南、北壁。

这三铺经变，构图形式同于唐宋时期敦煌的地藏十王经变，即以地藏菩萨居中，两侧从上至下分绘五王，每面五王，共十王。

这三铺经变中，有二铺位于西夏新开洞窟的南北正壁，且两两对称出现，这与唐宋时期敦煌该经变多位于前室、甬道不同，显示出了敦煌人对地藏十王的重视与虔诚。

西夏普遍为亡人作十王斋，充分体现了西夏提倡的孝道观念。

据西夏文《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之“七月之名义”载：“七月中，露降，鹌鹑鸣，民庶乐，国家安。众神齐聚，七月十五，茂陵报父母之恩，供神食，设贝场，乃众神会聚之地也。国内设礼，君、臣、民等报恩孝顺父母，故期设神食器，悔过也。”

西夏民众的愿景

七月十五乃中国传统的中元节，也是佛教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两大节日之一——盂兰盆节，在此日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

据佛经记载，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佛欢喜日，亦为僧众自恣之日，以盂兰盆盛百味食物，供养十方僧众，能蒙无量功德，得救七世父母。

我国最早行盂兰盆会者传为梁武帝，其后蔚成风气，历代帝王臣民多行此会，以报父母、祖先恩德。

西夏于七月十五日行盂兰盆会时，要“供神食”“设贝场”，以“报恩孝顺父母”，在法会上，要行忏悔，所以荐亡仪式十分浓厚，显然受到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

西夏盛行地藏十王信仰，普遍为亡人作十王斋，也反映了西夏民众希望亡人能出离地狱、不坠恶趣、往生佛国净土的美好愿望。

在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第2号窟出土一件西夏文写本佛经《长寿功德颂》，反映了西夏民众希望长寿及死后的期望。

此《长寿功德颂》尾提的“真义国师”，应该与榆林窟第29窟的“真义国师西壁智海”为同一人。“‘长寿功德颂’的尾题不全，不知此处的真义国师之名讳。不过，其后又云他任西夏功德司正，即负责西夏全国佛教事宜。

尽管‘长寿功德颂’中没有出现真义国师姓名，但现有材料表明，西夏所赐予高僧的国师封号从不重复。

另外，榆林窟壁画中的‘真义国师西壁智海’是唯一一位见于壁画，并且是有名有姓的西夏国师，其宗教地位和社会影响自然不低，也只有这样的高僧大德才可适合担任西夏的功德司正职务。

所以，“长寿功德颂”中真义国师与榆林窟中的‘真义国师西壁智海’当属同一人。

榆林窟第29窟南壁壁画属西夏晚期壁画，那么，真义国师最晚也是西夏晚期人物，而‘长寿功德颂’自然是这一时期译施的。”

此二十种功德中有“不受女身”，以上所举西夏太后罗氏在其亡夫夏仁宗“二周忌辰”大规模雕印的《佛说转女身经》或许与此有重要关联。

西夏民众死后免堕地狱，往生净土的愿望十分强烈。此种愿望不仅见于西夏文献中，还大量见于壁画与出土绢画中，黑水城出土的数件《来迎图》画卷即表达了其往生净土的愿望。

另敦煌壁画及黑水城出土的水月观音图中亦有观音菩萨接引亡人至西方净土的视觉表达。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水月观音中出现的冥府判官，以及面目狰狞、头发竖立、手持旗帜的鬼卒，可知这一组图像原型乃出自地藏十王图像传统。

此铺水月观音中所描绘的怀抱卷宗的判官与擎大旗的鬼卒涉水前行，亦可能是表示亡魂二七之时所渡奈河之时的情景。

而将这一场景画在水月观音中，应当是将水月观音思想中的救度六道及破地狱思想与地藏信仰中的度亡观念结合，使亡魂不堕地狱，免受十王审判而往生净土之意。

大体上来讲，将冥界判官与鬼卒画在水月观音中是极为罕见的，目前除东千佛洞之外尚无他例，应当是对晚唐以来的地藏十王体系图像的借用，以寓免于地府审判之意。

参考文献：

①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6页

②孙昌盛：《俄藏西夏文藏传密续〈胜住仪轨〉题记译考——兼论藏传佛教传播西夏的时间》，《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③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④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