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世代沿袭和传承的精神意向与行为模式。地方习俗的形成往往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生动地反映了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风貌。

明清大量移民的到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乌都河流域的文化空间，在各民族长期交往过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相影响并融合，造就了新的文化习俗。

乌都河流域的节日变迁

• 乌都河流域“中元节”仪式的过程与内涵

中元节又称“鬼节”或“盂兰盆节”，是中国重要的岁时节日之一，“因其涵盖了儒、释、道三家之思想，在古代是一个受众范围广、重视程度高的节日。”

中元节，在乌都河流域俗称“七月半”，是迎接祖先“回家”，接受后世子孙供奉祭祀的节日，主要流行于汉移民聚居区以及部分多民族杂居区，着重表现了人们对祖先的追思与崇敬之意，对孝悌道义的践行。

探究乌都河流域过中元节习俗能够反映汉移民的社会生活与心理的变化，体现宗教信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根据文献与田野资料得知，乌都河流域过“中元节”有一套完整的仪式流程，分别是接祖宗、准备包袱、烧包。

首先是接祖宗，一般而言七月初至十五都可以接祖宗，但对于家中有新故亲人的家庭举行接祖宗仪式则要早一些。

将祖宗接到家中后，“自朔日始，朝暮祀祖”，准备新鲜贡品于祖宗牌位前供奉。

在乌都河流域接了祖宗就意味着开始过“月半”，每家每户都要将新收获的食物烹饪来供奉祖先，表达敬畏。

接了祖宗之后，就要开始着手准备送给祖先的包袱，其中“写包”是为祖先准备冥财包袱的重要环节，集中体现了一个地方制作包袱的水平，如造纸技术与印刷技术是否成熟，文字在乡村社会的运用情况等。

在田野访谈中得知在造纸与印刷不普及的地方，人们多使用楮树皮来制作包，相应地在咸丰《兴义府志》有“夜焚楮衣，谓之‘烧包’”的记载，可以推断清代就已经有用楮树作包的工艺了。

还得用植物染料代替墨汁印刷包面上的固定文字，不识字的人家需要请人来写包。

• 乌都河流域中元节的流传

中元节作为岁时节日，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秋尝习俗，农历七月上旬正值秋季开始收获的季节，古代极为重视秋季收获庄稼后的祭祖仪式。

由此可见，中元节与以祭祖为中心的“秋尝”习俗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中元时节收获后，人们祭祖以传递秋收的喜悦，既有缅怀祖先开疆扩土，奠定基业之精神的意图，更是在农忙之后亲人、邻里之间聚集在一起品尝丰收成果，交流感情、表达感恩的契机。

乌都河流域过中元节的习俗多流行于汉移民聚居区，在明代普安卫一带“军卫戍卒，多系中土，习俗相沿，崇礼让。”

这些移民身上所承载的儒家孝义思想理念成为中元节在乌都河流域得以流行的重要基础。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奠基，慎终追远是后辈对于长辈的最后关怀，也是孝道得以完整实践的标准。由此，利用中元节来祭祖，追思祖先成为情理之中的举动。

在中元节这一天流域内的各阶层人士纷纷开展祭祀活动，而追溯流域内民众的风俗信仰状况发现，“喜佛老”“丧葬以文公家礼行。

而亦有以佛教诵经追荐者”或“僰人在普安土官各营，……性淳佞佛，常持素珍诵梵咒”等记载说明了乌都河流域民众信仰佛教的传统，迟至明代就已经出现。

而佛教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与境内各家祭祖活动刚好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元节在乌都河流域的流行。

乌都河流域在明代就有道家的活动场所，如南极观、北极观、元真观、五龙观等。这些道家的场所为传播道家祭祀文化奠定了基础。

清末至民国乌都河上游地区仍有“迎东岳”“迎城隍”“清醮会”等祭祀活动。而七月十五日为道教三元日之一的中元日，在融合了古老的“秋尝”习俗后，成为了祭祀亡灵的节日。

所以在乌都河流域又称七月半为“东岳大会”，人们推选会首掌管庙田、庙地，主持做会，初一至十五念经、礼佛、法事不断。

综上，中元节能够在乌都河流域得以流行与流域内特有的人群基础、宗教文化氛围密不可分。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流域内儒释道三家的祭祀文化深度融合，共同促进了以“祭祀祖先、超度亡灵”为主要内涵的中元节的形成，达成了深层结构上的一致。

在汉移民地区以及部分多民族杂居区中元节逐步落地生根，人们根据现实条件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仪式流程，延续至今。

在乌都河流域，中元节内涵所展现的多元性、包容性与开放性对凝聚流域内民众的信仰共识具有重要作用。

婚姻习俗的变迁

• 从“合八字”到“假八字贴”

婚姻不仅是维持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制度和活动，还是国家治理的起点与礼乐教化的根本。

婚俗是一个区域内人们在缔结婚姻关系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

乌都河流域内各民族的婚俗不尽相同，而汉族则不允许同姓通婚，接亲仪式经历了从“婿不亲迎”，到“民俗皆亲迎至”的转变。

乾隆时期流域内的汉移民婚姻缔结主要有“问者、纳采、纳吉、请期、奠雁、合卺”等程序，到清末各民族文化习俗深度交融，在婚俗上亦形成了较为一致的“三朝六转、讨八字、看日子、迎亲、回门”等程序。

在上述程序中，“合八字”是双方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一环，为后续顺利进行联姻程序奠定基础。

“合八字”的大致做法是：男方在取得女方生辰八字后，请占卜之士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属相、五行等来推算，查验二者是否匹配。

核算完毕后，若八字匹配，男方要用红纸书写一张“八字帖”送至女方家，以表双方联姻得好合之意。

婚俗不仅仅涉及个人、家庭,更是现实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俗中缔结婚姻关系的家庭双方都极为重视“合八字”这一环节，并且认为八字相符的婚姻才是首选。

但从上述郭氏家族的“假八字帖”现象中，似乎又看到了一种基于现实与传统之间的新“合八字”策略。

这两份“八字帖”大致书写于清末至民国年间，纵观这一时间段薛官屯村所处的乌都河流域社会状况，特别是民生经济并不乐观。咸同兵燹后境内人口锐减，光绪朝社会发展恢复缓慢。

清代更迭，民国初期乌都流域经历了几次自然灾害，致使全境爆发大饥荒，不少灾民外逃，饿死者上万计，人口骤然大减。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适龄婚配的人口数量与选择范围自然受限，所以封建婚俗中“合八字”严格按照生辰、属相、五行一一相匹配为佳的传统习俗不免受到冲击。

但是又不能彻底不顾及传统婚俗八字相符合婚配为佳的舆论压力，所以缔结婚姻关系的家庭双方在现实与传统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合八字”策略。

人为调整男女双方的生辰信息以符合婚姻八字匹配的传统需要，又完成了男女双方个人及家族的关系缔结。

• 孀妇的抉择变化

（一）守节妇女：方志中纲常的坚守者

中国传统社会的贞节观念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官方旌表贞节制度、社会舆论及价值观念引导下，妇女从一而终的守节观念深入人心。

统计方志记载中明代乌都河流域的节妇仅有几人，且基本都是卫所军士的妻子。

到清代乌都河流域节妇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咸同兵燹后，朝廷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安抚人心，大规模旌表丈夫在战乱中亡故的守节妇女、烈妇以及节烈妇，多达上百人。

学界相关的研究表明，被旌表的守节妇女多集中在有名望与经济地位的大族人家，乌都河流域的上游汉族聚居区亦能体现此种现象。

如水塘任氏家族在清代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家族子弟在科举上多有成就，在外为官者众多。

相较于寒素之家，拥有权势与经济基础的仕宦之家能够为家族孀妇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外，还有能力为其申请旌表。

所以方志涌现出被旌表的妇女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仕宦家族，这些家族的经济条件较为优越。

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优势，为孀妇守节与寻求官方的精神鼓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清人评论守节妇女“烈易而贞难守，贞者富易而贫难。”

尽管“夫死守节，不再改嫁”已成为明清两代社会倡导的主流贞洁观，但是事实上在民间社会中，特别在贫苦的下层社会中夫死改嫁的现象并不罕见。

只是这些不符合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历史事实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被有意地遮蔽了，故而在地方志乃至正史中鲜见这些典例。

（二）改嫁：传统之外的现实抉择

对于广大的贫苦民众而言，生存问题是头等大事，在现实窘境的逼迫下，孀妇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家庭成员的生计考量，改嫁成为她们婚姻的主要选择方式。

以郭氏家族为例，郭门中的孀妇若要改嫁，事先要征得郭氏族人的同意，并且迎娶之人要为孀妇的亡夫办理好树碑事宜，便不干涉其改嫁。

如若不知会族人私自改嫁，一经族众发现便要围堵迎娶之人，使其拿出钱财办酒席招待郭氏族众以及邻里，俗称“办离乡酒”。

办酒剩下的钱则用来修缮村里的道路，或其他公益设施。在一些家族中亦放宽了对孀妇再嫁禁例，并写进了“族规”当中。

尽管在地区士绅的引领下，贞洁观念得以在乌都河流域落地生根，影响着流域社会对孀妇再嫁抉择，使得孀居妇女的婚姻选择呈现阶层性差异。

但在低层社会，贫苦家庭的孀妇为了解决基本生存与家族为了维持良性发展，孀妇改嫁成为了合理的社会现实。

节墓葬习俗的变迁

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思想观念，赋予了墓碑研究某种坚定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墓碑不仅是墓主人生前的人生简历，还是展现一个区域丧葬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

墓碑的形制规格、书法铭文、雕刻纹饰无不折射出时人的丧葬文化与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 墓碑对联展现的文化意蕴与价值观念

墓碑对联是整个墓碑建筑中最能体现一个家族乃至流域内群体人文思想与价值观念的部分。乌都河流域墓葬地点的选择极为看重风水，常常在墓碑对联中得以体现。

既是对自然环境的赞颂，又寓意墓主长眠之地的风水极佳。

清中后期乌都河上游地区人文蔚然，涌现了不少科举人才，读书应举之风浓重，所以有的墓碑对联中寄托了子后代能考取功名的希望。

有希望墓主对庇佑后代的对联，还有一定数量的墓碑对联体现了儒家节孝仁义思想，如“忠诚一代风斯上，孝友千秋骨亦香”“兰孙百代颂褒扬，桂子千秋思节孝”。

通过考察总结出明清时期乌都河流域的墓碑对联类型有赞誉风水类、寄托哀思类、彰显仁义孝道类、寓意儿孙成才与富贵吉祥等寓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可以看到，墓碑对联虽然是镌刻在已故之人的墓碑上，但却是在活态社会中生存的人群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反映。

• 乌都河流域墓碑出现的原因

明以后，随着改土归流的逐渐深入与大批移民涌入乌都河流域定居，引发了境内原生墓葬文化的转变。

在国家层面多次禁止火葬,明以前流域内的彝族祖先在丧葬中多采用火葬的形式。

明代，随着改土归流在乌都河流域的深入，官方严厉禁止火葬，再加上本土文化习俗逐渐被稀释与外来文化相融合，进而火葬逐步被土葬所替代，土葬的实行也给后期墓碑的建造提供了实施空间。

在社会文化风俗层面，乌都河流域的移民多为汉人，清明祭祀祖先、为祖先修建墓碑是后辈对祖先追思与关怀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移民群体精神皈依的重要方式。

就目前的田野资料来看，乾隆时期，乌都河流域汉移民聚集区的墓碑上不乏以文字形式刻录祖先的迁徙史，或以功绩定居乌都河流域的祖源叙述，墓碑成为后世子孙追忆宗族发展史的重要载体。

薛官屯所处的南里社会有十分隆重的立碑仪式，各姓家族的祖茔内大部分墓葬都立有墓碑，在对郭氏家族祖茔进行调查时发现，大约从雍正朝开始，家族墓地的墓葬几乎都立有墓碑，部分为乾隆与嘉庆年间重立。

《郭氏家谱》的编修者郭汉书先生提及如今家族人口繁衍昌盛，给先辈打碑只需要故去之人的直系后裔来主持及出资。

旁系后裔只是提供一些辅助性的帮助，反观契约文书中郭连湘等人作为旁系亲属仍然抵挡土地来为先辈打碑。

一方面体现了打碑对于家族内部成员来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打碑这一风俗对凝聚家族利益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观之，地面的墓碑建筑成为了丧葬习俗中强调的重点，是整个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都河流域的明代墓碑建筑造型与雕饰出现了类似房屋造型的样式。

如屋顶式样的碑帽，至清代流域内的汉族与少数地区都普遍流行立碑的习俗，并且墓碑建筑的规格、造型、结构、装饰愈发趋于高大和讲究。

给先辈立碑不仅是后辈的孝道使然，更是家族经济实力的彰显与自然条件的塑造。

自雍乾时期开始，乌都河流域的地主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发展平稳，为家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去完成立碑仪式。

再有自然条件的加持，乌都河上游的双凤镇、丹霞镇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大理石等适宜打碑的石料，且储量大，是理想的天然采石基地，为墓碑的打造提供了丰富的石料来源。

综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造就了乌都河流域大量的墓碑建筑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