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编 学问与革命：知识精英的蜕变和新生

鲁迅在1936年章炳麟（太炎）去世时所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称章炳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且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¹⁾章炳麟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与留在学术史上的业绩孰小孰大，自可讨论；但鲁迅这里所提出的学问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却触及中国知识精英如何从传统类型向近代类型蜕变而使自身获得新生这样一个关键问题。

近十多年来，随着革命话语在社会实践中逐渐淡出，在思想界、学术界，也出现了一股讳言革命、非难革命、完全否定革命的思潮。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避开尘嚣的世俗世界而固守冷僻的书斋，备受称颂和赞扬。似乎只有远离革命，或顽强地站立于革命的对立面，方才能够守住文化的命脉与精魂，方才能够为传统文化护持薪火、续命弘道，方才能够以其沉潜冷静的睿智参悟出永恒之道。

这些论者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近代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发生前，在中国发生革命的激荡以前，知识界的精英，纵然聪明绝顶者，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戴震、惠栋、王鸣盛、钱大昕那样的学者。他们甚至成不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因为他们缺少明清之际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的实践，以及思想界那么活跃的总环境。康有为、章炳麟、孙中山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上揭开崭新的篇章，首要的前提，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改革与革命的洗礼，乃至亲自举起了改革与革命的大纛，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被称作文化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的严复、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他们在学术上之所以卓有建树，也同样离不开革命的激荡这一总的背景，他们中间许多人还曾积极投身于改革与革命的实践。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整个中国近代型知识精英的诞生，以及旧式士大夫—君子型知识精英向近代型知识精英的转变，都以革命的激荡为其内在的驱动力，由革命的激荡赋予他们以激情、智慧、生命的活力。

革命的激荡，就其对于知识精英的蜕变与新生而言，其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使知识精英这一社会群体，开始从原先君主官僚政治统治体系中分离出来，而逐渐成为独立于传统体制之外的一支社会力量。中国历史甚为悠久的士大夫—君子型知识精英，在君主官僚政治统治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是所谓“帝师王佐”。帝师，指匡正帝王；王佐，指辅佐君主治理天下。从宰辅到郡县到乡绅，整个官僚系统几乎全部由他们充任。“达则兼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即使致仕退隐，也要作出表率，以“化民成俗”，率领民众以孝悌忠信尊君事上。他们是君主官僚政治统治体系的主要载体。经由近代革命激荡，一部分知识精英震慑于民族国家的危亡，对原先君主官僚政治统治体系从失望走到彷徨再走到反对；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端后，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毅然游离于原先统治体系之外而投身科技与实业；新兴的报刊、学堂、学会，使许多知识精英有了又一片新的活动天地。凡此，都使知识精英培育其“独立的精神”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其二，使知识精英这一社会群体，开始从思想上独尊一家的大一统和传统的经、传、注、疏式为“圣人”立言的治学方法中解放出来，而有可能进行自由的探索，自由的思想。没有近代世界和近代中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冲击，士大夫—君子型知识群体不可能对一贯顶礼膜拜的经典产生怀疑，不可能有勇气对整个传统文化重新进行批判式的审视，更不可能于原先统治思想之外另创新说。革命的激荡，使原先盘根错节的现实社会急速崩解，使思想解放有了可以凭依的现实力量。汉代确立了思想上的大一统以来，特别是宋明理学确立了纲常名教的全面思想统治以来，人们无法自由地思想，并不是因为那时知识精英特别愚钝；近代以来，知识精英能够自由地思想，也不是因为知识精英突然由愚钝变为聪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革命使社会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

其三，使知识精英这一群体发生急遽分化，从一元走向多元。士大夫—君子型知识精英“学而优则仕”，“达则仕，退则隐”，只有为官从政或为人师表制造为官从政的后备者这样一条路。“君子不器”，他们的思维同劳动者的技能完全脱离，他们的活动同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市场的实践完全隔膜，这也就决定了知识精英本身结构的单一性和思维的单一性。近代革命的激荡，打破了知识精英这种结构的单一性和思维的单一性。结构和思维的多元性，使知识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重构中，能够充任不同的角色，发挥多重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与多重的作用，反转来又促进了知识精英自身的蜕变与新生。

且不说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仅就以上三个方面而言，就可看清，以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惟远离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专有，是多么缺乏根据。

章炳麟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巨人和宗师，在思想和学术上全面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体现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决不弱于同时代任何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应当说，首先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是一位革命的学问家，他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方才特别突出。革命与学问在他身上融为一体。

章炳麟作为一位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他的建树不仅彪炳于20世纪中国史册，而且彪炳于整个中国革命、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史册。章炳麟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建树，至少还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章炳麟在大多数时间中，是将中国和世界所遇到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大量实际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思考。这当然首先因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和世界一直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固然急迫，但前现代所积累积聚的矛盾冲突常常压倒前者，而在考虑中国发展方向时，西方资本主义已露端倪的后现代问题又不能不加以深思，好未雨绸缪。章炳麟在广泛的范围内，在相当深的层面上，同时思考了这样分属于三个不同时代的问题，并力图同时给予不同程度的解决。这就使章炳麟的思想与学术分外复杂，而又更有深度。这是其一。

章炳麟的学问，来自中国古代的，除去儒家思想学说外，还有佛学，诸子学；来自外国的，除去西方、日本的学说外，还有被人们完全忽略的印度各家学说。他除去尽可能地阅读中外哲学、历史学及其他人文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外，还广泛涉猎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著述。中西文化在众多领域内的碰撞，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众多问题上的冲突，以及所有这些思想资源在许多方面的贯通，使章炳麟的思想与学术，有着异于一般学人的丰富资源与深厚底蕴，这是他卓有建树的又一重要原因。

章炳麟敢于怀疑，勇于批判，更重视建设，重视真理的揭示。章炳麟不同于当时其他许多人。他不是西体中用，按照西方模式怀疑中国、批判中国；他也不是中体西用，按照中国固有观念怀疑西方、批判西方。他有着更高的追求，他所面对的是中国的现实状况和西方的现实状况，因此，他能够依据中国的现实检讨中国的观念、精神、文化，依据西方的现实检讨西方的观念、精神、文化，再通过两者的比较，努力寻找适合于中国和世界的建设方案。他关心着宇宙本体，他系念着人的价值，他一刻没有忘记终极关怀，所以，他在思想上、学术上的怀疑、批判、建设，格局都非常宏大而不偏狭。这是他卓有建树的第三个原因。

本书便力图从这样的角度，对章炳麟的一生重新作一次回顾。

(1)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