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是哪一年(我党1927年发动过三场武装起义)
1927年,我党在半年之内接连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很多人不理解,三次起义都是我党组织、领导和发起的,为什么偏偏把南昌起义日(1927年8月1日)定为“建军节”?
事实上,关于“建军节”究竟定在哪一天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有过不同的意见。
在此,我也来谈谈我对这个事情的“管窥之见”。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三次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清共”。
当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有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中国共产党完全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
“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而在一个月之前,参加“南昌起义”的起义军官兵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
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也是改变历史的第一次,此举清清楚楚地表明: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打自己的旗号就是最明显不过的标志。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广州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
经过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广州起义”最终失败。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同时,也是我党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
从“纪念日”到“建军节”
在“南昌起义”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8月1日只是“南昌起义”发起的时间标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其象征性意义。
相比之下,“广州起义”的受重视程度要高出不少,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中央认为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因此将12月11日定为“广州暴动日”。
1929年7月,为了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呼吁民众在8月1日进行反帝示威活动。
此后,中共中央把每年8月1日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也叫“八一反战日”、“八一反帝战争日”)。
也就是说,“八一”这个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纪念日,直到1933年,“八一”才跟“建军节”有了直接关联。
1933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中指出,“八一反帝战争日同时应为红军成立纪念日”,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把“八一”作为红军成立纪念日。
6月底,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再次明确“南昌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
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
请注意,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军节”的说法,8月1日还只被称为“纪念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8月1日才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事实上,全党、全军上下早已把8月1日当作一个节日,早在1949年6月15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上就有了“八一”标识。
我军第一次“建军节”是怎么渡过的?
1933年8月1日傍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八一纪念日”庆祝活动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城南举行。
庆祝活动为什么不在白天举行?那是为了防止敌机前来捣乱,要知道,当时的红军根本没有防空武器,所以,庆祝活动只能在天黑之后进行。
庆祝活动临近开始前,大批苏区军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南,参加阅兵式的红军战士早已来到这里,他们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地准备接受检阅。
阅兵式在十七时准时开始,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毛泽东、朱德、项英三位领导策马从长达六百余米的红军队列前走过,参阅的红军指战员以持枪注目礼相迎,现场的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接下来,中革军委向新成立的“红军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校旗,给红军英雄部队授奖旗,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
庆祝活动第三个环节是“分列式”,四个团的红军战士在战旗引领下昂首阔步走过检阅台。
这是我军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阅兵仪式,其规模、场面,战士的装束、装备等都不能跟现在的阅兵仪式相比,甚至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
然而,这次简陋的阅兵仪式却彰显了人民军队的威武、无敌,同时,这次阅兵仪式也把“八一”两个字写入了人民军队辉煌的史册。
“建军节”之争
1967年,我国决定在当年8月1日召开“建军四十周年纪念大会”。
7月下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来到上海,向正在上海巡视的毛主席汇报“纪念大会”的准备情况。
汇报结束之后,杨成武将军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向我们建议,希望把‘建军节’改成9月9日”。
毛主席问:“提建议的都有哪些同志啊?”
杨成武将军一口气报出了一长串人名,其中有当年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同志,也有一些民主人士。
杨成武还介绍了这些同志的想法,解释了“改日期”的多个理由。
毛主席静静地听完杨成武的话,随后用平缓的语调说道:“9月9日是秋收起义纪念日,把它当作‘建军节’就不符合历史了”。
毛主席明确告诉杨成武:“你告诉这些同志,历史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建军节’只能是8月1日。”
一些同志建议把“秋收起义”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秋收起义”首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在“秋收起义”行动之前,毛委员就向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因此,何长工同志负责设计、另外几个同志连夜赶制了我军历史上第一面战旗。
旗帜的底色为红色,象征火红的革命。旗帜上的金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正中央的镰刀和斧头代表工农大众,旗帜左边的白色布条上绣了部队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而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部队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
第二,尽管“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遭到了挫折,但是,“秋收起义”部队首先找到了方向,为未来的革命斗争摸索到了出路。
“南昌起义”在南昌取得成功之后,起义军很快就确定了转移路线,那就是南下广东占领港口城市,然后依托港口,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可是,起义部队在转移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堵,离开南昌之后,20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就不断减员,最后只剩下800多人。
与“南昌起义”类似,“秋收起义”部队也在起义成功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堵,伤亡惨重,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因此壮烈牺牲。
但是,同样的遭遇却有不一样的结局,在毛委员的领导下,“秋收起义”部队找到了出路,有了方向。
危急关头,毛委员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
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这个举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秋收起义”部队后来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并发展成为中央红军的“根基”,也让“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和彭老总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有了立足之地。
更重要的是,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主席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三湾整编”意义重大,可以这么说,“三湾整编”之后的起义部队就是人民军队的雏形。
通过“三湾整编”,人民军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队”的全新建军模式,极大地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让部队更具凝聚力。
“支部建在连队”也为我军后来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以上就是一些同志建议把“秋收起义”日期9月9日定为“建军节”的理由。
“建军节”为什么只能是8月1日?
第一,“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发动武装起义的先后次序来看,“南昌起义”爆发于1927年8月1日,“秋收起义”爆发于1927年9月9日,“南昌起义”比“秋收起义”早了一个多月。
第二,“八一南昌起义”属于“全国性起义”。
“南昌起义”虽然发生在江西南昌市,却是由“共产国际”批准并参与、由中央直接决定、并由中央领导人亲自指挥的一次武装起义。
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分别是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发起的“地方性起义”。
第三,“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三个最”。
与“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比,“南昌起义”的起义规格最高,起义规模和造成的影响最大,起义的时间也最早。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其中有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聂荣臻率领的第25师一部,再加上朱德率领的第9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参加“南昌起义”的起义部队达到20000多人。
在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除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一部之外,“秋收起义”的主力都是武装起来的农民。
他们大都没有经过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使用的武器也极其低劣简陋,大多是长矛、梭镖、大刀,整体战斗力与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云泥之别。
同样,“广州起义”不管是规模、兵力、起义部队战斗力等方面都没法跟“南昌起义”相提并论。
我因此认为,这就是“建军节只能是8月1日”的根本原因。
最后,毛主席一锤定音,关于“八一建军节”的问题此后再无争议。
事实上,早在1949年,在商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样式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有过不同的意见。
1949年中,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军征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式样。
经过3个多月,中央军委征集到了500多个军旗设计方案,有关部门从其中精选了30多个方案,并制成“样旗”送交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等主要领导审选。
不料,看完这些设计稿和样旗之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不甚满意,朱总司令若有所思地说:“军旗不同于党旗,我觉得这些军旗上好像少了些什么东西。”
具体少了些什么,朱总司令一时也说不出来。
毛主席说:“我看这样,红旗、红星,再加上‘八一’两个字,我们的军旗就按这个要求设计。”
朱总司令说:“对头,加上‘八一’两个字就完整了。”
周总理却提出不同看法:“红军获得成功是从井冈山开始的,而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
毛主席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八一起义’在前,‘秋收起义’在后,是‘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
随后,毛主席提笔在军旗审定方案中亲笔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就这样确定下来,在基本样式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后来又确定了海军、空军等兵种的军旗样式。
尽管如此,周总理仍然认为“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高于“南昌起义”。
1964年,在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后,周总理对有关人员提出要求,希望《东方红》着重突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东方红》里反映“八一南昌起义”的内容一减再减,最后只保留这么一句解说词:
“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取长补短、珠联璧合,造就了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的人民军队。
谭震林同志曾经参加过“秋收起义”,谈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谭震林经常感慨,“如果南昌起义留下的八百人没有上井冈山,我们在井冈山的那点力量也很难坚持下去”。
谭震林同志说:“两大主力会师之前,我们在井冈山采取的都是‘守势’,因为我们的兵力和战斗力都非常有限,能够守住井冈山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谭震林同志说的是事实,“秋收起义”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军和学生,当过兵,接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非常少,因此,部队的战斗力堪忧。
而“南昌起义”留下来的八百壮士都是“清一色”训练有素的军人,其中还有不少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黄埔毕业生。
“南昌起义”800壮士的到来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同时,“秋收起义”部队也在发动群众、党的建设、党对军队的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带领下,“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合二为一,他们取长补短、珠联璧合,最后造就了一支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的人民军队。
至此“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向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向英雄的人民军队、向全军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