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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5日时，我党位于汉口的秘密联络点被反动派突然闯入。

数位地下党员们为保护文件资料和联络电台，牺牲于敌人的枪口之下。

26日，位于上海的中央特科接到消息，紧急转移。

这次事件重大，行动又太突然和迅速，李克农还未安排好安顿妻儿，就接到了妻儿下落不明的消息，他忧虑不堪。

一个月后，李克农听闻一个“女乞丐”闯入联络点的消息更是失声痛哭。

那么是谁造成了联络点被毁？又是谁给中央特科传递了消息让其转移？李克农为何听闻“女乞丐”的消息后失声痛哭呢？

“黎明”被捕叛变，中共特科迎来最大危机

1931年4月24日，国民党在武汉的刑侦侦缉处，抓捕了一个特殊身份的男子。

但是该男子神色间毫无被抓捕的紧张，也没有即将面对敌人审讯的严肃戒备。

他甚至还有心思转头打量着审讯室的布置，坐下后还抽起了香烟，一副不把国民党审讯人员放在眼里的样子。

这名男子名叫顾顺章，当时是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是负责营救被捕党员，打击特务等重要工作的重要人物。

审讯顾顺章的是国民党在武汉侦缉处的负责人，蔡孟坚。他见到顾顺章这样的表现不怒反喜，还吩咐手下人去倒茶并且再多拿包香烟给顾顺章。

蔡孟坚（左）

“黎明先生，不，顾先生，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我对阁下可是久仰大名了，想必你也是知道我的吧？”

蔡孟坚微笑着对顾顺章说。

“黎明”，是顾顺章的代号。

顾顺章低头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应道：“你是蔡孟坚。”

蔡孟坚点了点头继续说：“顾先生，我知道你的能力非常强，负责过很多共党的重要任务，但我也了解你的为人，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要生，就配合我们交代一切，要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蔡孟坚本来也没打算一两句话就能把顾顺章说服投诚。

因为按照他的经验来看，以往抓捕到的共产党员除了极少数受不了诱惑外，大多数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直接对审讯的国民党人员破口大骂。

而像顾顺章这样的，中央特科的高级领导人员，想必嘴巴更难撬开。

可他没想到的是，顾顺章的骨头实在太软了。

仅仅在蔡孟坚说完两句话后，顾顺章只是思考了一会儿便直接叛变投诚了。

“我要面见蒋委员长，我有重大计划要直接对蒋委员长说。”

顾顺章直视着蔡孟坚说，为了增加自己话语的可信度，顾顺章又加了一句，

“是关于周的事”。

“周”指的是当时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周总理。

因为事关重大，蔡孟坚没有直接答应他，而是出去和另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何成浚商量，两人商量后要顾顺章先交出投名状。

顾顺章也没有犹豫，直接就把地下党在汉口的联络点，和中央特科四科的领导人和盘托出。

当晚，蔡孟坚便派出侦缉处和警备处的几十个特务，前往我党在汉口的联络点，企图捣鼓地下党的联络点和抓捕地下党员。

在联络点的地下党员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突然冲入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联络员们为保护资料和抓紧时间拆除电台，当场牺牲。

最后剩下的两名联络员抱着电台扔出手榴弹，炸毁了联络点和敌人同归于尽，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保住联络电台不落到敌人手里。

那顾顺章为什么叛变呢？

顾顺章出身于青帮，由于身手利落，不久就在青帮中打出名气，成为了一名小头目。

后来，顾顺章经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于五卅运动中，领导上海一些工厂工人大罢工而崭露头角。

1926年时，顾顺章还与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学习，并且在这次学习中系统掌握了卧底联络和密码破译等技能。

在“四一二”反革命后，由于能力出众，顾顺章很快进入中央特科，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

并就此担任了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的职务，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和负责营救被捕同志等等。

但是顾顺章的纪律性很差，喜好奢靡，更是在挥霍中成了瘾君子，在组织中顾顺章也是目高于顶。

陈赓甚至直言，“顾顺章迟早一天会叛变”。

因为顾顺章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周总理批评了他很多次，并且在发现顾顺章屡教不改之后，党中央开始渐渐将顾顺章调离特科中心。

对此，顾顺章非常不满，加上共产党清廉的作风，更是与他大手大脚花钱的生活状态相悖，背叛的心思由此而生。

在关键的时刻力挽狂澜的英雄

4月25日，蔡孟坚和何成浚送顾顺章乘坐前往南京的轮渡时，顾顺章对二人用命令的语气叮嘱，关于他被捕的消息一字都不准向南京泄露。

看着刚刚还是阶下囚的人以这种口气对自己说话，蔡孟坚和何成浚心中很是不满，更是怀疑顾顺章是想独吞功劳。

回去之后，他们没有听从顾顺章的命令，两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功劳，赶忙向南京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发电报。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第一时间看到电报的不是徐恩曾，而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原名钱潮，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中统局的地下党员。

1929年时，徐恩曾被陈立夫派往上海，当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当处长时，发现在这里工作的钱壮飞和他都是浙江老乡。

并且还是个大学毕业生，懂外语，字也写得好，就起了重用的心思。

徐恩曾这个人贪财好色，钱壮飞当任他的机要秘书后，为他在公事上处理了许多敛财的项目和账本，私事上安抚和处理他的十几位情人。

这些事做多了之后，他发现钱壮飞不仅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好，而且口风很严，从来不把他的事泄露给第三个人知道。

因此，徐恩曾对钱壮飞也是越发信任，逐渐把他当成了心腹，就连办公室里保险柜的钥匙都交给过钱壮飞管理。

但是无论他如何信任钱壮飞，有一样东西他从来都不让钱壮飞过手，都是自己贴身收藏，这个东西，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通讯的绝密密码本。

那么钱壮飞又是如何拿到这个密码本的呢？

钱壮飞在徐恩曾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马上就摸清了这位领导的作风和行事规律。

一次，徐恩曾打算去一家舞厅时，钱壮飞装作漫不经心地提醒徐恩曾一句：

“去那些地方，不仅洋人多，最好不要随身携带机密文件”。

徐恩曾听完想了一会儿，终于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并将其锁进了办公室的机密保险柜里。

但他哪里知道，钱壮飞早就有他那个保险柜的钥匙。

在徐恩曾去舞厅不久，钱壮飞就把密码本全都拍了下来，然后再小心将密码本放回原处。

之后他不仅自己留下了一份，还抄下了一份，给同在南京秘密潜伏的特科队员。

不动声色地传递出了对我党至关重要的秘密，帮助我党在破获敌人情报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931年4月25日是周六，徐恩曾又早早下班去舞厅，他一走，办公室里的其它部下也是纷纷提早下班，整个办公室里只有钱壮飞还在值夜班和处理公务。

当晚，在钱壮飞还在处理公务，一个机要员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份带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在徐恩曾的桌子上。

等到机要员走了之后，钱壮飞立刻打开文件查看，只见里面是一份“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

还没等钱壮飞多想，门口又传来脚步声，他赶忙回到自己座位，原来是机要员又送来一份“绝密卷宗”。

接下来一个小时内机要员又送来了四份绝密电报，加上刚才的两份，可是整整六份电报了。

钱壮飞心底大为震惊，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一小时连发六份绝密电报？

在六份电报都送到徐恩曾桌子上后，钱壮飞为求稳妥，多等了半个小时，在确定机要员不会进来后，钱壮飞立即掏出之前备下的密码本，开是翻译这六份电报。

等他翻译完电报后他得知：顾顺章叛变了，并且准备用手中的机密资料残害以前的同志。

钱壮飞看着手里的译文大惊失色。

但是这个消息，现在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不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送出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钱壮飞一边收拾着六份电报小心地将它们还原，一边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

思考了一会儿后，钱壮飞火速赶回家里，找到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让他马上前往上海，带一个口信给舅舅，内容是“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这个舅舅指的是我党另一个重要特工李克农。

在送走女婿后，钱壮飞又回到了办公室写了一封信放在了徐恩曾的保险柜里。

他知道，顾顺章来了之后，他一定会暴露，所以不能留在这，但是徐恩曾一定会去抓他的妻子儿女。

所以钱壮飞在信里写明了，自己保有这些年为徐恩曾做的脏事的证据，一旦徐恩曾拿他的家人问罪，他就立马公之于众，让徐恩曾身败名裂，前途尽毁。

徐恩曾果然投鼠忌器，之后很快便放了钱壮飞家人。

“黎明”叛变后带来的影响

另一边，李克农在得知口信后，当即做出判断是顾顺章叛变，需要迅速撤离。

李克农抓紧将消息通知了周总理，周总理当即立断，销毁所有机密文件，所有顾顺章知道的译码立即停用，所有联络人员马上转移。

李克农他们的动作很快，这才把所有重要机关全部转移，让顾顺章的算盘打了个空。

虽然钱壮飞及时传出了情报，让中央免遭覆灭的危险，但是顾顺章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依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比如恽代英因此被捕。

他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上海被捕，但是被捕时用的是化名王作霖，所以一直没有被国民党发现。

我党也一直积极多方打点营救，眼看已经得到可以释放的消息时，因为顾顺章的指认，恽代英身份暴露，不幸牺牲。

而李克农在上海地址也被顾顺章披露了出来，国民党立即派出几十个警备队员，前去捉拿李克农和其家人。

所幸李克农此前在得知口信后，便前往中央处理转移重要机关的工作，但是他的妻子孩子，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险些遭劫，危险重重。

李克农在忙着转移中央机关，和梳理销毁重要资料时，得知自己家被围堵，他当即大惊失色。

但是顾顺章叛变后，需要处理的工作和资料实在太多太重要了，他实在无暇分身，只能派联络员前去打听情况，通知妻子带着孩子尽快离开。

但是当联络员来到李克农住的地方时，看到的只是被包围把守的屋子，远远望去，里面早已被搜查的一片狼藉了。

唯一打听到的算是好消息的是，他的妻子儿女当时没有在家，所以避开了一劫，没有落到国民党的手里，但是不知道现在到哪里去了。

听到联络员打听来的消息，李克农心里是忧心忡忡焦虑不堪，妻子儿女流落在外一天，就多一分被国民党找到的危险。

而且妻子当时离开时想必是非常匆忙，身上没有多少钱财，还带着两个孩子，这样的情况，流落街头该如何生活，遇到危险又如何自保。

李克农现如今被我们称之为“红色特工之父”，是因为他在抗战期、解放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都为我党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特工之父”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危险，曾经几次为传递重要情报将自己置于险之又险的境地。

现在因为身份暴露，李克农和钱壮飞都要前往中央苏区进行躲避。

但是妻儿的下落，始终是悬在李克农心里的大石头，让他忧心焦虑。

就在他以为此生难见时，周总理拿着一封电报告诉李克农：“已经找到了，在上海的一间民房里”。

李克农看着电报上的消息，妻儿为躲避危险成乞丐流浪，现在已经安全到达据点。

直到此时，李克农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不禁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既是为她们脱离危险喜极而泣，也是为她们这么多天流浪日子的艰难而难过愧疚。

那么赵瑛当时是如何带着孩子们逃离的呢？

原来搜捕围堵当天，赵瑛正带着孩子们在街口菜市场买菜，所以抓捕队员们才没有在家里抓到她们。

等到她买好菜带着孩子回去时，就在胡同口外，远远看见自己家似乎被官兵围堵，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去外面的街道上藏起来。

当时赵瑛身上没有多少钱了，只能用刚买一点菜，和街面上的小贩换了一两张干粮大饼，母子几人起初就靠着这点干粮填补充饥。

东躲西藏了好多天，眼见风声终于下去了些，她才敢带着孩子们冒头，但是家里附近始终有人守着，也不知道丈夫下落。

现在风声紧张，她还不知道丈夫的情况，担心他是不是已经被敌人抓捕了。

此时那点干粮早就吃完，母子三人早就消瘦憔悴不已。

赵瑛脑海中还记得我党在上海的其中一个据点，便借着带孩子沿街乞讨的理由，往这个联络点的方向走去，到了之后也不敢贸然进去，害怕因为自己使这里暴露。

如此，她便带着孩子常常在这里盘桓，一边乞讨谋生，一边观察经过周围的人员。

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让赵瑛见到了一个熟人宫乔岩。

最后通过宫乔岩，赵瑛重新联络上了组织，并得知丈夫安全的消息，赵瑛母子也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安全地返回了芜湖老家。

李克农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即失声痛哭。

之后李克农在组织的安排下与妻儿见了面。

再次见到对方，夫妻二人都是潸然泪下，紧握彼此双手，久久不能言语。

但他们都知道革命事业的重要，两人并没有多说其它事，只能抓紧时间，互相嘱咐对方注意安全。

革命先辈的经历的危险和苦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要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也不能陪伴在家人身边，甚至他们还可能因为自己遭遇危险。

但是就是这样，先辈以及他们的家人，都还是坚定地支持革命事业。

如今我们也应该记得革命先辈的付出，珍惜这个由无数先辈们造就的平安和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