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1972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抗战道路,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靠着中华民族坚强、坚韧、不屈的品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那以后,中日关系一直处在非常紧张的阶段。

1972年,一位日本假特使秘密访问中国,骗过了中国最高层,但是功不可没。

战后中日关系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进行着不懈努力,而日本政府则采取反华政策,极力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出现了契机。

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中日关系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当时的日本佐藤内阁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鼓吹“台湾归属未定”,利用“吉田书简”破坏中日贸易,力争实现美国归还琉球群岛给日本等,中日关系在其任内难以改变。

美国尼克松就任总统前后,调整了美国的世界战略,中美关系有和解的可能,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小球推动大球”拉开了中美关系和解的序幕,而基辛格的两次秘密访华,给日本政坛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的公报。

而日本首相佐藤在公报发布前3分钟才得知相关消息。

这一消息对日本确实是个冲击。

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人背信弃义,因为就在1970年10月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尼克松还向佐藤保证,在对华关系上两国将进行紧密磋商。

没想到,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年,尼克松就来这一手。

中国外交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面临外界威胁的加强,为维护国家安全,其外交思路是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争取美国。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有所改变,日本对华政策也开始走到了分岔路口。

1972年5月15日,佐藤内阁与美国签订的琉球归还协定生效。

由于内外交困,7月6日,佐藤任期未满,离开了首相职位。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田中角荣以优势获选,组阁时,任用大平为外相。

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时,田中表示要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但如何打开中日关系的外交局面呢?

日本走的是非政府正式代表接触,由非正式代表往来,非正式了解双方相互意图的方式来完成的。

当时,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就成了日本政要经常思考的问题。

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呼吁说:“像美中恢复交往那样,推出一位‘和式基辛格’很有必要。”

而这一切,都和一个叫竹入义胜的人有关。

“假”特使促成“真”建交

在如何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缔结和平条约,还是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实现邦交正常化呢?若缔约,如何处理日台条约呢?若发表联合声明,又如何措辞?

这些都是困扰着田中的问题。

为了摸清楚中方的意图,田中决定选一个人担当这个重任。

这个人是谁,非常重要,必须慎重遴选。

首先,这个人必须得到中日双方的共同信任,也就是周总理与田中都信任;其次,他必须守口如瓶,以免把事情弄糟。

最后,从事情的性质看,由政府要员担任不合适,要由一个在野党人物来担任。

符合这3个条件的人选,最合适的莫过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了。

他与田中、大平私交甚笃,深得田中信赖。

1971年6月竹入第一次率公明党代表团访华时,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5项原则,并与中日友协代表团签署联合声明,主张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因而受到周总理的赞赏与支持。

周总理称赞公明党在中国问题上“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竹入率团第一次访华时,正值日本第九次参议院选举,公明党的主要领导人却在北京,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奔波。

这一点也使中方对公明党和竹入义胜更加高看。

此外,周总理还通过赴日的特使了解到,公明党在日本是民众非常支持的一个政党,特使对其有着高度的评价。

这些,都给周总理以深刻印象。

同时,田中与周总理认为竹入义胜在保密方面也可以信赖。

于是,竹入义胜便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说竹入义胜是“假”特使,是因为根本没有日本的特使头衔。

竹入义胜在1997年的一篇采访中透露了当时的细节。

“能够在72年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参与斡旋真是政治家之非常幸运,但那时空口无凭去扮演特使,现在想起来也还冷汗湿身。”

“当时中国方面的期望紧迫,还有议论说‘像美中恢复交往那样,日中间的和式基辛格也有必要’。然而,我约见大平正芳外相、夜访田中角荣首相府邸﹐都受到冷遇,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保证。”

“田中称其内阁刚刚成立且台湾派很强硬,因此没精力也无心去处理日中问题;甚至连写一句‘竹入系本人密友’的请求也拒绝了。”

竹入义胜知道要想到中国访问和中国高层详谈,并且触及实质性的问题,他一定要有一个“特使”的身份。

但是首相却拒绝了他。

考虑到不带着日本方面的意见去北京将无言以对,无奈便与同党正木良朋一起私自拼凑,写下了20条主张。

尽管日本方面没有给到竹入义胜实在的保证,但是竹入义胜以自己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感知到,中日之间建交的必要性,他此行,必定是意义重大的。

所以,即使没有“特使”这个头衔,他也要冒险冒充日本的“特使”,去促成这一历史事件。

然而,作为公明党内的一员,竹入义胜却没有得到公明党的支持,甚至是强烈反对,并且威胁竹入义胜,如果他执意要去中国走一趟,那么公明党或许就容不下他这个人了。

竹入义胜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咬牙没有妥协,即使公明党如此威胁他,竹入义胜依然是不为所动。

就这样,竹入义胜毅然前往了中国,怀揣着能够推进中日关系更进一步的美好愿望。

1972年7月25日,竹入义胜与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一-行3人从东京羽田机场乘飞机去香港。

中日直接通航之前,经香港、广州到北京通常需要3天时间。

由于周总理的特别关照,竹入一行一到香港,就有人专程从启德机场用小轿车送到深圳;到深圳后,开往广州的专列已在那里等候;到广州后直奔白云机场,乘上等候在那里的专机,25日当天便到了北京。

上午十点四十分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于当天午夜零点二十分钟到达北京,前后只用了十四个小时,在时间上,打破了取道香港前往北京的新纪录。

竹入义胜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廖承志与他举行了会谈,竹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廖承志。

从27日到29日,周总理、廖承志等用3天共约10多个小时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与竹入一行进行了3次会谈。

竹入义胜后来曾回忆过与周总理的会面。

“周总理同我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是1971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握手时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是一位目光敏锐、精明强干的人物’。但是,实际上,他兼备伟大与亲切的品质,是一位不管制度与立场如何,都能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

“对我来说,从年龄上看,亦有父子之差,在尊敬的同时也有撒娇的一面。我自认为,每当会谈的时候,坦率地阐明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想法是有益的。周总理推心置腹地说:‘相逢虽迟,犹如百年知己。’这虽然是外交辞令,但情投意合乃是事实。”

7月27日,竹入拜见周总理。

竹入义胜坐下之后对周总理说,自己来之前已经拜会过了首相和外相,对他们的想法有了了解,自己之所以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身上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

其实,竹入义胜是在暗示中方,自己是有着正经特使身份的,希望在谈判的时候,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双方都拿出诚意来。

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其实竹入义胜非常清楚,所以他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很打鼓,生怕中方识破他的真实身份,使得任务失败。

但是,不管竹入义胜说什么,中方对于他此次来华,都有着自己的判断。

中方对竹入一一行来访的判断是:

  1. 田中与大平派竹入来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方案。
  2. 竹入带来了田中、大平的意见。

因此,在前两次会谈中,周总理主要是仔细倾听竹入介绍来华前他与田中所谈的问题,包括战争赔偿、日台条约、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等20项内容。

并且一一回答了竹入提出的问题,详细介绍了中国在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竹入强调,如果中日搞一个条约,日本方面不好办,最好是发表联合声明。

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总理还对一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中方的看法。

周总理说,他对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中的“正统”二字不太理解。

中方一贯的表达是“唯一合法政府”。

竹入说:“‘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

周总理告诉竹入:“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周总理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语言不同。”

接着,周总理向竹入等详细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称“正统”与叫“偏安”的情形,并说,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日文中“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中方也可以同意。

竹入表示,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以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在与竹入的第三次会谈中,周总理把前两次所谈的意见归纳成8条,并告诉竹入,这是中国方面的想法,这个方案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

竹入等3人把周恩来口述的8条声明内容及3项默契条款逐字记下,为了不出差错,还同中方的翻译一起,一字一句地进行校对。

随后,竹入义胜就其中一些交换了意见,如关于和平友好条约,竹入说:

“因与台湾已经有了和平条约,如果还是和平条约,外务相和自民党内许多人都会坚决反对。因为这就是说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前功尽弃了,所以他们肯定会坚决反对。因此条约要以友好为基调,在原来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不然就难以搞成。”

周总理表示:“这个条约不仅要结束战争,主要是为了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就这样定了,叫‘和平友好条约’。”

当听到周总理说中国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时,竹入激动不已。

竹入表示,周总理的8条已把田中、大平的意见全部概括进去了,他来华的任务完成了。

周总理同竹入的3次会谈,事实上已经把中日邦交正常化发表联合声明的基本框架都谈好了。

竹入义胜出色地完成了使命,8月1日一行3人回程到香港后闭门不出,整理周总理、竹入会谈的详细记录。

8月3日晚上,竹入回到东京,第二天,把这份被称为“竹入笔记”的重要文件交给了田中和大平。

8月5日,竹入又到首相官邸向田中作了详尽的汇报和补充。

田中和大平看到“竹入笔记”非常高兴。

田中一边看着“竹入笔记”,一边连声说:“我去”“没有问题”,“我去”,“事情就这样定了”。

大平立即拿着这份笔记去外务省,研究中国的方案,并制定日本的谈判对策,提出日本的方案。

8月11日,大平会见孙平化,转达了田中希望访华的意愿。

周总理接到孙平化的报告后,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并决定授权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于8月12日发表声明,表示周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

8月15日,田中首相会见正在日本访问的孙平化,表示正式接受周总理邀请,并通告了具体访华时间。

不久之后,田中角荣访华。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

就这样,竹入义胜顶着假“特使”的身份,也办成了一件对两国都有益处的大事,实在是功不可没。

竹入义胜在周总理去世之后曾经访华,向邓颖超表示过自己当初没打算用“特使”的身份骗周总理。

不管竹入义胜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实已成定局,他也确实对中日关系作出了贡献。

竹入义胜作为一个日本的在野党,为什么能够完成中日建交的特殊使命?

其中的原因很多。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佐藤上台后,其内阁的对华政策追随美国并希望美国将琉球群岛归还给日本;1967年9月7日,佐藤“出访台湾”,加强同台湾当局的关系。

并提出、“台湾归属未定”论,实则是“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论调,其目的是阴谋攫取台湾的利益,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走的是岸信介政府的老路,中方不可能接受。

佐藤内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四原则,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与中国政府的距离太远,中日官方关系难以展开。

其次,日本各政党、民间团体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纷纷到华交换对中日复交的看法,对中日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日本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两次到华访问、与中方交谈,既阐述公明党对中日复交的看法,又了解到中方对日的“复交四原则”、“八条三点”, 并将中方意见传达给日本的首相和外相,实际上起到了中日复交中的桥梁作用。

再次,竹入义胜是自民党中最热衷于中日友好的元老松村谦三介绍到华的,中国较为重视,交流彼此看法也比较直率且他与田中首相个人关系较好,这样可以直接沟通双方的各种观点。

最后,竹入在1971年9月作了谴责“日美反动派”的讲话后,遇刺受伤,中国方面比较关注,并且还致电慰问。

总的来说,竹入义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守望和平

在中日关系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曾经所受到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放下过去,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守望世界的和平。

但是,我们需要铭记的是,放下过去不等于忘记过去,中华民族曾经受到的伤害,我们同胞的血和泪,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参考资料

《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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