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哪怕在纷乱不堪的近代也是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之一，起码在近代的改朝换代时，中国没有发生西方那种惨烈的“清算”，把前朝宗室赶尽杀绝。

大清在1911年倒台，民国政府不仅没清算满清贵族，还“恩养之”，前清皇族还有工资拿，过得比较舒服。

可是对于广大在清代享受优待“旗人”，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由于没有了“铁杆庄稼”，一些王宫贵族都活不下去了，旗人不得不自谋生路，散播到了天涯海角。

到了在20世纪后期，一个满洲正红旗富察氏的传人，居然在美军里当了少将，他的名字叫傅履仁。

作为满族人的傅履仁，是美国第一位华人将军，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家族曾和著名外交官“司徒雷登”有关系，也因为司徒雷登而迁居美国。

到了傅履仁这一代，傅履仁在美国以律师身份参军，曾担任美国驻欧军事法庭的检察长，在军中备受尊重。

2008年，傅履仁亲手把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了他的出生地杭州，完成了司徒雷登的心愿，成为中美外交的一段佳话。

那么，傅家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傅履仁又为什么参军？中国和美国如何评价这位将军？

一、从大清正红旗到美国“义子”

美国二星少将傅履仁的故事，要往上数四代人，从他的曾祖父那一辈说起。

傅履仁本姓“富察”，属于八旗里的正红旗，是满清八旗的“下五旗”之首。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就是正红旗的代表人物。

傅履仁的家族长居北京，是正红旗的世袭“牛录章京”，即正红旗下25个“牛录”的领导人之一，手下有几百旗兵。

他的太爷爷则叫富察倭和，也叫“傅倭和”，是清朝末年的山海关总兵，后来还参与平捻、平回，立下赫赫战功，算是傅家开启留洋史的第一代人。

傅倭和有个儿子叫傅瑞卿，光绪年间官居五品，曾在宫中当差。作为二代的傅瑞卿虽然官不大，但因为常接触国家军国大事，深知清朝的落后，所以心向西学，思想开放。

所以到了傅瑞卿的儿子傅泾波这第三代，二代傅瑞卿早早安排他们接触西学，学洋文，穿西服。等作为第三代的傅泾波长大后，大清早已倒台，傅家便正式隐去了“富察”姓，改姓“傅”。

后来，二代傅瑞卿还改信了天主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但此举让他和其他旗人产生隔阂，常被人戳脊梁骨，叫“二鬼子”。

1918年，在中国近代有深远影响的基督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创立，作为基督徒的二代傅瑞卿赶紧让儿子傅泾波从北大退学，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教友们之中。

此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名字因为毛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扬名四海，但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司徒雷登就在民国上层社会呼风唤雨。

司徒雷登严格来说是个传教士，他们家族都是来华传教士，他本人出生在杭州。

司徒雷登1904年赴华传教，在江南地区开办书院，名声不小。后来他北上京津地区宣传办学，顺便传播中美友好，在北方的年轻人，尤其是基督教徒之中地位很高。

二代傅瑞卿可以说是司徒雷登的天字第一号粉丝，他不仅经常捧司徒雷登的场，还让司徒雷登给自己的儿子傅泾波施洗，皈依天主教。

等三代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后，他学习刻苦，还因为对基督教非常热忱，吸引了司徒雷登的注意力。

在校期间，傅泾波就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兼任校务助理，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巨大的荣耀。

司徒对他非常喜爱，他晚年的回忆录说：“我待傅泾波，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二、法官将军傅履仁

1924年，傅泾波在燕京大学毕业，不仅拿到了政治学的学位，还练就了一口地道的英文。之后，他一直帮司徒雷登工作，一家人和司徒雷登生活在北平。

直到1934年，他的儿子傅履仁出生。

傅履仁的童年在北平度过，因为家里西化很深，他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书，学的都是英文课，从小就能说流利的英语。

巧合的是，当傅履仁小学毕业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又爆发了解放战争。司徒雷登因此被任命为美国的驻华大使，负责调停国共内战。

司徒雷登本不想当这个官，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枉差事，吃力不讨好，但是奈何政府强行要求，司徒雷登就当了驻华大使。

不过，中国内政不容外国插手，美国所谓调停内战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数年后，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司徒雷登也离开了中国，作为家族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傅泾波、傅履仁父子就跟着司徒雷登到了美国，开始了新生活。

在美国安顿好后，傅履仁在美国努力读书，最后考上了华盛顿大学，就读英美法律。

当时美国对移民管控很严，傅履仁在美国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拿到美国的绿卡。直到1960年，傅履仁以优异成绩从华盛顿大学毕业，为了拿到绿卡，他毅然决定参军。

一个中国人，居然要去给美国人卖命，父亲傅泾波一开始对此非常不满，甚至和儿子撕破脸皮，陷入冷战。

父亲傅泾波劝傅履仁去做律师，但是傅履仁心意已决，加入美国陆军去西海岸的旧金山服役，在美军序列中从事法律工作。

按理说来，四年兵役期满后，傅履仁应该离开军营，继续凭借学位在法律界工作，但是傅履仁却选择留在军队。

父亲傅瑞卿由此和儿子断绝关系，从不打电话，写信也用“履仁先生”这样的字眼来故意让儿子难堪。

但是傅履仁的心思却和父亲不一样，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深知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傅履仁想用参军的形式来赢得美国人的尊重，提升黄种人， 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

傅履仁在军中的职位是“军事法庭法官”，专门主持军事审判，包括美国陆军内部的司法审判，以及海外士兵触犯当地法律后的刑事审判。

越南战争时期，傅履仁还担任美国驻越陆军政法处主任，专门管理驻越美军的种种罪行，是驻越几十万美军的“大法官”。

进入70年代，美国从越南撤军，傅履仁也随之回到美国，先后在美国导弹防御办公室、美国驻德装甲第3师任职。

这时候的傅履仁已经是上校军衔，这是美国华裔当时能取得的最高军衔。

但是傅履仁还不满足，为了达成当年参军时的理想，傅履仁坚定待在军内，期望未来能有所突破。

终于到了1984年，已经是美国陆军司法处长的傅履仁等来了五角大楼的证书，他被提升为美国准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准将。

三、“我是美国人，但有中国心”

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傅履仁的名字也在中国传了开来。

有了名气后，傅履仁想起当年傅家的恩人司徒雷登去世时，他曾许愿要葬在燕京大学，但一直没能如愿。

傅履仁为此多次向大陆政府申请，希望把司徒雷登葬在北京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现在的北大校园内，但是都被北京政府拒绝，但这份跨国恩情却让人感慨万分。

转眼，时间来到了1989年，傅履仁即将退役，他被正式升为二星少将军衔，这是美国华裔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军衔。

4年后，傅履仁从美军退役，退役后的他获得了久违的自由，频繁出席美国华人的聚会。

作为首位华裔将军，傅履仁是美国政商两界看重的人物，退役后他像大多数美国高层一样进入商界，先后在麦道公司、波音公司、安然公司任职。

此外，傅履仁还身兼中美侨民会的代表，积极在中美间活动。

在商海浮沉，傅履仁也“如履平地”，他曾说：“我在军队管理过一两千人的队伍，所以管理对我来说不算难事。”

90年代后，傅履仁长期在中国工作，虽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但傅履仁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一直没有忘记司徒雷登的遗愿。

2006年，傅履仁作为美国华侨的代表，和当时来美国访问的中国浙江省代表团进行会面，期间谈起了司徒雷登的事。

傅履仁认为司徒雷登是中美友谊的象征，他应该被葬在中国，这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后，接纳了傅履仁的意见。毕竟此时已经到了新世纪，国际关系不断缓和，对于司徒雷登这样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史学家也在渐渐有新的声音。

但是鉴于对中国民间的影响，司徒雷登不宜葬在北京大学，这是政府内部统一的意见。

后来在2008年，借着北京奥运的东风，傅履仁终于带着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安排他葬在浙江杭州，这是司徒雷登出生的地方，也算是对司徒雷登的一种交代。

傅履仁完成了司徒雷登的遗愿，但是这一行为也让他受到了争议。

支持傅履仁的人说，傅履仁坚持把司徒雷登葬在中国，这是他答应家族恩人司徒雷登的遗愿，此人可谓言而有信。

但也有人说，傅履仁对中国毫无贡献，一心就想着自己的私事，是个有家无国之人，实在不值得宣传。

傅将军本人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做出过表示，其实他很少公开做什么表态。毕竟傅履仁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中国民间的评价确实不太在乎。

不过，傅履仁曾说：“我是美国人，但有一颗中国心。”

晚年的傅履仁常常提起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童年岁月，但是他怀念的更多是自己的亲人，而不是整个中国，这确实也符合如今很多美国华裔的心态。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

1、《傅履仁: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将军》，周有恒

2、《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四十四年》，傅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