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6日(切勿轻言)
一、逻辑上一脉相承:“去美元”浪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一)近期基于“去美元化”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里既有政策层面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背景考量,亦有部分经济体掀起“去美元”浪潮的外部因素推动,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去美元化”背景下,部分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诉求愈加强烈,这似乎为“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条件。
(二)需要认识到,过去很长时期,中国一直避讳谈及“人民币国际化”或“去美元化”,而是以“构建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等表述来代替,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提“人民币国际化”并不具备现实基础,也缺乏逻辑与外部条件支撑。
(三)针对国际货币体系,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明确提出两个观点,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官方态度,值得关注。
1、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较为明显,如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特里芬难题无法解决。
2、可以考虑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四)考虑到“以美元为主、欧元英镑日元为辅”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持续多年,因此“构建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话题可能也需要深思,毕竟美元、欧元、英镑与日元四种货币构成的体系似乎已经属于多元。
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追求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可能并非是多元,而是多极国际货币体系,抑或是“以超主权货币为单极、主权货币为多极”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二、理清“去美元”浪潮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内在机理联系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去美元”浪潮与“人民币国际化”联系起来,但两者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且相互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短。
(一)外部因素推动:“去美元”浪潮似乎正在掀起
“去美元”本身就是一盘回锅肉,来来回回炒了很多次。
1、近期东盟、中东产油国以及欧洲等多个经济体纷纷宣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加强本币结算,尝试创新跨境支付结算机制、签署双边货币协议以及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掀起一股所谓“去美元”浪潮,引起国内较高关注。具体看,
(1)今年1月,巴西与阿根廷宣布,两国将就创建属于拉美地区的共同货币进行准备工作,并将邀请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加入,以促进区域贸易、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同是今年1月,沙特财政大臣贾丹称“讨论我们如何结算贸易的安排时,无论是用美元、欧元还是沙特里亚尔,都没有问题”,显示出其对“去美元”持开放态度,至少并不排斥。
(2)2022年1月13日,泛非支付结算系统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正式发布,该系统能够使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减少对美元、欧元、英镑等“第三方货币”的依赖,即非洲各国货币将不经兑换美元这一中间通道直接进行交易。
(3)2023年3月28日,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印尼举行,其首要议程便是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的依赖,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同时印尼总统维多多在会上以俄罗斯遭美国制裁而无法使用上Visa和万事达卡公司的信用卡及支付系统为例,呼吁禁止使用上述两家信用卡,希望使用本地信用卡,使其在支付系统上独立运作。
随后该会在3月31日的联合声明中提出成立东盟本币结算工作组,进一步完善东盟本币结算框架,以促进本币交易……讨论和探索在本地区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等。
(4)2023年3月29日,巴西宣布与中国达成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协议,使得与中国进行贸易本币结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前中国已分别与俄罗斯、印尼、越南、老挝、蒙古、尼泊尔、吉尔吉斯、朝鲜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双边贸易结算中剔除美元)。
(5)2023年4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承认因为美方实施制裁行动,导致中俄伊等国家开始想要找到一种“替代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破坏美元霸权地位。随后4月17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不应再将美元和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并称中美竞争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将动摇美元的统治地位。
2、从时间轴上看,“去美元”浪潮的确如火如荼,呈现出区域与双边合作诉求更突出、能源出口地区动机更强烈等特点。而从背景上看,地缘政治博弈、能源危机及美元霸权应是“去美元”的主要推动力,如过去几年美国不仅没收了阿富汗央行存在美国的美元资产,还在俄乌冲突之后通过冻结俄在美资产、将俄罗斯剔除SWIFT系统等,让很多经济体失去安全感,出于理性选择而推动所谓“去美元”。再比如,美国货币政策通常考虑的的是其国内经济基本面和政治目标,使得美国可以凭借美元输出通胀和风险而转移国内压力。
3、不过从根本上看,部分经济体推动“去美元”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部分经济体的主权意识较以前明显增强,二是基于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缺乏安全感的理性选择,三是美元资产稀缺背景下的无奈选择。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后续应对“去美元”的路径似乎也很清晰,这主要因为目前“去美元”的群体并不统一、经济水平差异大、同盟并不牢固,且更现实(如鼓励“去美元”的巴西本身其外汇储备构成中80%为美元),很容易被美国攻破。其实,很简单一个逻辑便可以想明白,主张本币结算的经济体之间,由于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很难按照1:1或其它固定的比例进行换算,其在结算过程中仍不得不借助于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锚进行定价,而这个锚大概率还是参照美元资产。
(二)内部背景考量:“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决策层的重要着力点
和过去较长时期的韬光养晦相比,诸多信息显示当前“去美元化”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已成为决策层的着力点之一,或者说决策层已经开始主动朝这个方向努力。
1、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连续提及“人民币国际化”,明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即在大湾区、东盟以及“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中推进人民币自由使用。
2、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首次将“人民币国际化”纳入,并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由“稳步”“稳慎”到“有序”表述的变化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已从探索和累积经验的稳慎阶段步入了制度设计与行动的有序推进新阶段。
3、2023年4月22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论坛上表示“近期欧美银行业危机启示我们要继续呼吁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帮助企业和投资者降低风险、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建议结合跨国公司全球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变化,积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金融与国际更好接轨,更好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是官方首次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加上“积极”一词,表明具体执行层面的力度可能比决策层还要大一些,各部委有更多诉求,且可能对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天然具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跨境合作区域寄予厚望。
三、“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机理:符合当前内外实际与未来需求
以上相关信息表明,和过去模糊表达、回避为主的处理方式相比,当前决策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诉求已经日益公开化、明朗化,应该说这是所谓“去美元”浪潮下的顺势而为,总体符合当前内外实际。这其中,主要的考虑可能是,
(一)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强烈诉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及投融资中的货币份额与其自身GDP占比、贸易总额占比和国际地位是不匹配的。
(二)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加本币使用比例,有助于在地缘政治风险抬升、金融市场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缺陷深度暴露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风险加大的背景下,秉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底线。
(三)通过“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有助于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定价基准,提升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对外的影响力。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使与中国有密切投资贸易往来的经济体的货币盯住人民币,甚至成为这些经济体的“货币锚”,从而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供应链与生产线提供定价基准,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四)当前“去美元化”浪潮为“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土壤和条件,中国完全可以顺应“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浪潮。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使人民币与其它国际货币一起,帮助美元减轻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所承担的责任。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已有实践成果
需要承认的是,过去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铺路,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应该说,近年来通过建立人民币清算行和本币互换网络、积极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以及不断完善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不断完善等方式使人民币初步具备了国际化使用的网络效应。
(一)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证人民币信誉
不可能三角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以及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等三个目标必须放弃一个。当前我国选择的两个目标分别为货币政策独立性与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最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践表明,第一个目标已经没有问题,通过强调货币政策的从属性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并保证了人民币信誉,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例如,2022年以来,在全球主要央行持续大幅加息的背景下,中国央行没有简单跟随加息,而是根据国内需求总体疲弱这一实际情况多次降息。再比如,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相对应的便是汇率机制的灵活性,过去五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三次“破7”(分别为2019年8月、2020年2月和2022年9月),分别用了5个月、5个月和3个月重新回到7以内,2022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更是达到15%左右的历史新高,这为提升货币政策自主性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及时释放外部压力,增大了国内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开展调控的空间。
(二)深化人民币汇率形势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通过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得市场主体在跨境贸易、投融资中使用人民币以规避货币错配风险的意愿上升,并可降低汇兑成本。
过往路径来看,汇率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改变以往受管控、对市场变化不敏感以及缺乏弹性的局面,使汇率真正发挥定价基准和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2015年之后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重新提上日程,随后人民币汇率也呈现出年均波动幅度高达7%及以上的常态。例如,2015年8月11日,央行将始于2005年的“向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取其报价加权平均得出中间价的方式”,改为参考银行间外汇市场前日收盘汇率,即“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再比如,2017年5月26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组织各报价行在报价模型中增加“逆周期因子”(对逆周期因子的理解可以参阅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也顺序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
经过1994、2005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四次汇改,目前我国已基本确定了“收盘+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汇率形成机制,再加上央行目前可以通过在香港发行离岸央票(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调整外汇衍生品的保证金、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以及调整逆周期因子(2020年10月已从报价模型中淡出使用)等手段来调节汇率的变化,因此央行当前及后续无须通过消耗外汇储备便可以完成逆周期调节,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三)初步培育了离岸人民币市场(但目前体量仍然偏小)
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有助于通过完善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供给机制,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产品体系,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的良性循环。以美元为例,全球美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的80%发生在美国境外,因此基本可以说正是这约5万亿美元的离岸美元外汇交易体量支撑着美元的国际市场地位。
实际上,英国伦敦之所以会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伦敦为全球最大的离岸美元中心。因此,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培育对人民币国际化来看,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主要为中国香港、新加坡与中国台湾等几个地区,但体量仍然偏小,且不稳定,央行对离岸市场的影响依然过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力度仍偏弱。截至2023年2月,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分别为8134.83亿元、1814.81亿元和1760亿元,合计不到1.20万亿日元,体量明显偏小,未来仍需进一步努力。
(四)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区域间合作
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加强区域间合作无疑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目前这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绩,未来力度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强。具体看,
1、目前我国债券已先后被纳入三大主要国际债券指数(如2019年4月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2020年2月中国国债被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以及2021年10月中国国债纳入富时全球国债指数(WGBI))。同时,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的余额已达9.6万亿元(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分别为3.2万亿元和3.5万亿元),熊猫债规模亦仅6300亿元人民币。
2、过去几年,人行先后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4万亿元),并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家人民币清算行,基本覆盖了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当然需要认识到,上述数据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仍需要不断扩大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比例,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基础设施、扩大清算行网络。
五、理性认识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份额仍然处于明显低位
(一)需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也并非是指替代美元、挑战美元,而是希望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分一杯羹,真正满足各经济体储备货币的需求,承担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序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责任,并管控好跨境金融风险。
(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依然不高,份额仍然处于明显低位,对这点要有清醒认识,因此不要被所谓“去美元”浪潮迷惑,毕竟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在顺其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区域融合与双边力量逐步推进。
(三)为此,我们需要明晰几个数据。
1、从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份额来看,截至2022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11.962万亿美元,而美元的份额虽然已经降至58.36%的历史低位,但仍然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欧元(20.47%),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为2.69%,位居各币种第五,较加元的2.36%和澳元的1.96%优势并不明显。
2、从国际支付市场份额来看(SWIFT),截至2023年3月底,美元的市场份额为41.74%,略高于欧元的32.64%,但远高于英镑的6.19%、日元的4.78%和人民币的2.26%。其中,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市场份额仅略高于加元的1.91%和澳元的1.32%。
3、相较于前面两个指标,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可能最为引人关注,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权重排名位居第三,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位列全球第五位主要储备货币。
2016年9月30日(华盛顿时间),IMF宣布纳入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SDR)新货币篮子,新的SDR货币篮子包含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5种货币,权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2022年5月,IMF执董会完成了5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将美元和人民币权重分别由10.92%和41.73%上调至12.28%和43.38%,将欧元、日元和英镑权重分别由30.93%、8.33%和8.09%下调至29.31%、7.59%和7.44%。
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可能尝试
“去美元”这个浪潮被炒了很多次,但每次都无疾而终,对此需要做好准备。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和决心是明确的,至于可能达到的效果则需要长期观察。“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储备货币功能、支付结算货币以及投融资货币功能的不断完善,这应该是包括央行在内的决策层共识。基于此,未来的努力方向可能如下,
(一)强化跨境区域合作力度,丰富人民币使用的生态链
1、通过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要路径,未来应会得到不断实践。目前,从与中国经济的紧密程度、经贸与日常合作往来以及近年来合作基础等因素来看,以东盟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以及以港澳台为代表的大中华区具备推广使用人民币的条件。
例如,东盟已经跃居至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近两年为促进人民币与部分东盟国家货币直接交易结算而推出的系列政策成效明显,RCEP为中国与东盟提供了极富想象力的合作框架,当前东盟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去美元化”等等。这些现实使得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基于此未来可考虑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东盟“去美元”的诉求结合起来,顺应供应链产业链重构趋势,通过统筹推动优化双边货币合作框架等方式提升直接使用本币的便利程度,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合作广度与深度。
2、目前中国正在推行国家区域经济战略(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也有助于逐步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例如,2021年7月15日发布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便明确浦东新区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中,有几个方向值得关注,
(1)支持浦东率先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
(2)支持银行在符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和贸易真实性审核的要求下便利诚信合规企业的跨境资金收付。
(3)扩大境外人民币境内投资金融产品范围。
(4)研究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目前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均为离岸,主要分布新交所、港交所)。
(5)推进金融期货市场与股票、债券等其它金融市场合作,共同开发金融产品和工具。
(6)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
3、在强化跨境区域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央企国企以及跨国企业在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毕竟这些主体大多处于供应链、产业链核心地位,具有较大话语权,能够带动境内外、上下游企业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形成使用人民币的生态链。
4、可以借助东盟以及港澳等部分经济体对央行数字货币接受度较高的优势,不断挖掘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方面的潜力,支撑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新。
(二)注重以外汇市场开放为主导的金融市场开放,加大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力度
1、金融市场开放并不仅指人民币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开放,还应更加关注外汇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开放。一般而言,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会有两个诉求,即进行流动性管理以便能够随时用于国际支付结算或债务清偿和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以便能够规避持有非本币金融资产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这意味着,一个随时可开展交易的人民币外汇市场变得非常重要,如此方能使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境外投资者能够通过该市场畅通地进行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管理,提升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意愿。
2、外汇衍生品还可以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交易量,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丰富的外汇衍生品和活跃的外汇市场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已经形成了包括即期、远期(2005年8月引入 )、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2006年)、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2007年)、期权(2011年4月才正式推出)等在内的衍生产品体系,品种虽然已经相对丰富,但交易量仍然较小。
与此同时,在丰富国内外汇市场品种的基础上,还应加强与海外经济体的合作,丰富海外人民币交易品种,扩大人民币交易使用范围,如近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将推出基于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期权的消息便受到广泛关注。
3、需要更加强调本币主导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推动境外主体尽可能在离岸市场完成人民币的兑换。与传统跨境货物贸易、直接投资条件下结算导致的跨境资金流动更关注真实交易背景相比,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往往呈现“高频、大额、无因”的特征,很难进行事前审核,事后审核甚至也比较轻伤。因此,这类资金如果以美元等外币形式进入内地金融市场便会对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产生较大冲击,但如果直接选择在离岸兑换成人民币再进入便不会存在上述问题。
4、当前体量仅1万亿左右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已经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明显短板,无法支撑上面所提及的离岸人民币兑换需求,未来需要在这方面持续补强。例如,通过完善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建设,为不同时区的投资者提供7x24小时不间断的外汇交易所需要的流动性。再比如,抓紧利用当前人民币资金成本较低的窗口期,推动境内主体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境外主体在境内外发行人民币债,扩大离岸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供给等等等。此外,还可以在香港的基础上,突出澳门与横琴、海南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地位,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