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8日，身在延安统帅部的毛泽东接到了一封电报，而这封电报正是正在平型关整顿军马的林彪发来的。

在电报里，林彪汇报了自己对于目前战争局势的看法，以及接下来的对敌方针，整封电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而，阅读电报的毛泽东却越看越眉头紧锁。

直至读完全部内容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气，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斥道：“林彪还在坚持集中兵力，想打运动战！他想表现自己，对日本打大仗，想当抗日英雄！”

他这一巴掌的力道不小，桌上原本放着一杯刚刚沏开的茶水，被他这一掌掀翻。

热腾腾的茶水顿时洒了一桌子，大家不得不又七手八脚地收拾干净。

那么，林彪的这封电报究竟写了什么，毛泽东又为什么会因为林彪想打“运动战”而勃然大怒呢？

这还要从全面抗战爆发后说起……

一，洛川会议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内部也迅速分出了两个战场：

一个是由国民党在前的正面抗敌战场，一个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的、由各个军队和民间抗日武装组成的敌后战场。

不过，熟读史料的人都知道，在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内部腐败根深，从平津战斗到武汉会战，国民党所在的正面战场始终采取着以防御为主的战术。

而当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寇时，措手不及的国民党一路丢城失地，导致中华大地大半沦入日寇之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前提下，身在抗日战场后方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压力也更加艰巨：

当时，中国共产党统共只有四万余人马，武器破旧，装备落后。

究竟要如何应敌，才能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乃至于夺取最终的胜利，这个沉重的问题如同山一样压在中共总领导毛泽东的心上。

从哪里能够寻找答案呢？毛泽东将目光投向了书本当中。

众所周知，毛泽东爱看书，早在年轻的求学时期里，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就曾经被同学当成个“书呆子”。

不过，当读书成为了习惯后，毛泽东也逐渐发现，“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是切实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字里行间中找到它的答案。

这一次也不例外。

为了寻求一条能够正确指引中国共产党前行的道路，毛泽东的床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从季米特洛夫到列宁，从国外的《战争论》到古代的《孙子兵法》。

毛泽东夜以继日地研读着这些军事政治家们的书籍，思考、发散，寻找中国共产党应该选择的方向。

就在这些思考当中，一个伟大而又聚集了中外军事家精华的思维逐渐成型：想要赢得战争，就必须从群众中入手，实行游击战。

在当时，“游击战”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名词，鲜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会主动在战争后方选择发动民众一起参与，然而，毛泽东却做到了：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向身在南京、准备参与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人发出电报。

就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作战方针：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对面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所以我们不能在战术上收到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出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尽管周恩来等人迅速理解、并且很快将这一方针转述给了国民党蒋介石。

但是在当时，这个新鲜的对敌战术一出现，还是遭到了不少中央领导高层的不解询问；

为了给大家做出详尽的解释，在毛泽东的提议下，8月22日到25日，六届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洛川城召开了一场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二，争执和分歧

这是一场格外紧急、却又内容丰富的会议。

除了邓小平和罗荣桓因故不能到场以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朱德、聂荣臻等在历史上留下鼎鼎大名的中共高层几乎全数到场。

大家在洛川城郊区的一个名叫冯家村的破旧窑洞中齐聚一堂。

在会议开始时，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各抒己见，氛围热烈。

有人提出疑问：“假如只搞游击，不打大仗，态度是否显得不一样，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又会怎么说？国际上是否会有什么想法？”

更有人认为，红军的游击战术“会不会已经过时了”，配合国民党打出大仗才会扩大影响；

同时，也有人觉得，红军游击战会分散兵力，不利于集中、提早出兵的计划。

面对大家的问题，毛泽东也耐心地一一做了解答。

为了让大家有所理解，毛泽东也提出了当下红军面临的困境：

“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我们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我们子弹和供应都很困难，打得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是出于长远考量。

由于当时明显是敌强我弱的现状，毛泽东的这一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实行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想法十分朝前，也引发了不少人的争论。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旗帜鲜明地持不同意见，这个人正是林彪。

在当时同样在场的聂荣臻后来的回忆当中，林彪十分不同意打“游击战”。

在会议上争论时，林彪就提出，中共仍然应该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集合作战的方针。

——显而易见的是，林彪的这个战争方针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

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发动之前，中共中央确实和国民党产生了数次作战，并且当时也具备能够将对方“整团整师”消灭的能力。

这让林彪误认为，对付日本侵略军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

实际上，对于红军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大家仍然保持一致同意。

可是，在游击战和运动战当中，很多将领各执己见，也因此和毛泽东等人产生了多次争执。

不过，由于战争在即，大家只能暂时搁置争议，分头离开了洛川，率领部队开赴华北。

而远在大后方坐镇指挥的毛泽东也清晰地知道，许多人观念上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在大家分别离开后，毛泽东仍然不断致电位于前线上的将领，详细阐述了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力劝他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三，平型关战役

9月14日，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的115师抵达了原平车站附近。

在经过一番侦察后，林彪再度向延安发送电报，认为为了配合阎锡山部队正面作战的现状，红军应当在平型关附近集中一个多旅的兵力和日均打一场“大仗”；

16日，毛泽东给林彪回电称：“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为了能够劝说林彪，毛泽东又在17日给林彪、彭德怀等人发送了新的电报。

其中指出了目前红军的“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倘若部署得当，红军可以在华北地区“起到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不过，固执的林彪并没有被这两份电报说服。

他在18日又一次发送了新的电报，提出应该把“作战灭敌”当成首要任务，尤其是目前：“军民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方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党和红军的威信。”

实际上，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只不过是将目光停留在眼前的这一仗上：

一一五师当时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占据着优势，尤其是平型关战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属于非常适合他来“表现自己”的战役；

然而对于统筹全局的毛泽东来说，这样硬碰硬的正面作战非常不适合红军日后的发展壮大，属于高消耗、低回报。

所以，在收到林彪的回电后，毛泽东格外愤怒，也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毛泽东气得一掌拍在了桌子上，将上面的茶杯掀翻了。

可是，在火气渐消后，毛泽东重新意识到，如今身在前线的不少将领当中，对于“游击战”仍然存有疑虑，只有让他们亲自在战斗中感受实践，才能真正改变观念。

在充分考虑了林彪坚持的意见后，斟酌再三，毛泽东致电同在前线的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将一个旅的兵力暂时集中“打大仗”。

不过，为了劝说林彪，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还附带详细分析了敌我之前的形势，并且对彭德怀嘱托道：“请你从远处大局着想……对个别同志给予深刻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后，23日，林彪所率的部队接到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指示，要求他们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来犯之敌。

那是一场被载入史册的战役。

在后世的记载中，平型关战役的捷报完全打破了当时“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当时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的信心，同时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为后期的忻口作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另外，平型关大捷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记载了在平型关大捷后，“我们（红军）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着，但是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一个星期就招到了三千余人。”

四，结语

在平型关大捷后，毛泽东也再度开始思考，并且完善了自己的“游击战”战略方针。

在9月29日，平型关捷报传来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对红军的作战方针进行了新的修改：

“争取群众是根本方针，组织群众游击战，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而在后来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他也汲取了平型关大捷中所获得的经验，再度为中国共产党的作战方针赋予了新的定义：“基本的仍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作战。”

可见，每一条决策的背后，都一定要有实践与其配合，连伟人毛泽东也不能例外。

事到如今，生活在富饶的新中国的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感受着当时革命者，为了在硝烟中探索出一条救国道路，而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不过，正是有着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着百折不挠的坚定心志，我们才能拥有如今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所以，在享受着先辈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也更应该铭记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拼搏和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