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引言

影视剧中，“钦差”总是作为关键角色登场，这个角色的出场往往有着一锤定音的机会，在所有人眼中，钦差这个角色就是代表着绝对的权威，往往还拿着一把尚方宝剑。不管反派有多么大的权势，只要是钦差的到来就一定能够压制住，往往能够帮助主角绝地反击。如《窦娥冤》，窦天章奉旨出差才能为窦娥伸冤，让张驴儿被判死罪，楚州县令被查。

这种所谓的钦差大臣到底是什么来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得到极大的权势？这种钦差又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一、何为钦差大臣

“钦差”二字最早出现在明朝

据明代敖英《东谷赘言》（下）记载：“国初设官分职咸有定额，往莅职掌者领部檄焉，皆不颁敕，不称钦差。其后因事繁难，添设职掌，……各于其职衔上加‘钦差’二字。”

但在明朝之前，也有专门负责驻外监督和审查的官员，在隋唐时期叫做巡抚巡按，这些政策基本上差不多都延续到了明代，不过在明代之前，这些所谓的特使没有特别强的权力，基本上只有监督的权力，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要先去和皇帝禀告。

也正因为如此，皇帝对外部的掌控力变弱，藩镇割据一直都是困扰唐朝的问题，驻外的将军一旦有了兵权，那么中央就很难对其有有效的管理。

到了明朝，为削弱地方官员的权势，因此朱元璋将中书省废除，将原本集中于一个人的权力平均分配到了三个人的身上，也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挥司，分别掌管民政、财政、刑法和军事。

三个人彼此掣肘，最大程度削弱地方的实力。从此之后，地方的三位官员面对任何问题都不能一个人拿主意，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上奏中央。如果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皇帝批示后由他们解决，而一旦问题严重，皇帝就需要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派出专门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钦差。

《正字通》中说，“御音曰钦敕，御使曰钦命”，因而钦差比特使更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征。在明代以后，外派大臣都以“钦差”为命名，而冠以钦差之名的大臣就都是皇帝亲点，由此钦差大臣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这些钦差已经不单单是起到监督的作用，由于是皇帝钦点专门处理某事，因此他们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也就是所谓携带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而明代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进一步巩固中央权力的做法，到了明代，钦差大臣的特点也就清晰起来，那就是自主、独立、专人专办，这些由皇帝钦点的大臣非常灵活，他们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禀告，这样也就让他不受地方官员势力的威胁和限制，作为皇权的象征，地方官员也不敢对其有什么坏心思。

而且钦差往往是皇帝钦定专门应对某些事情的钦差，比如监督军饷、监督漕运等等，钦差不需要考虑其他事情，变得更加高效而且灵活。

钦差的出现，也是明朝皇权集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也就说明皇帝要亲自过问下面的全部事情。

在元代之前，地方官吏都有着很大的权力，往往可以自行处理很多事务。而在中央，还有丞相和皇帝分权，这样虽然让皇帝的工作轻松，地方处理事情更加灵活。但也给了地方野心家很多的机会。

但是，钦差的出现，也就说明明代的皇帝要过问下面的很多事情，地方官员不敢再随便行事，基本都是上报请求皇帝的意见，皇帝同意之后实行，有问题则由钦差过问，这样也就让地方官员更多地承担实施者的身份，基本丧失对地方的掌控。

而到了清代，钦差也就变成了钦差大臣，但是基本上行为没有变化。因此各位能够看到明清皇帝的工作量大幅上升，因为很多地方官员不敢私自作出什么决定，大小事务都要上奏朝廷，雍正在位时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处理下面的人送过来的折子。

当然，清代的钦差大臣还充当了皇帝的耳目，曹雪芹的祖先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主要目的是考察江南官僚的情况，监视他们的举动，以便控制他们。曹寅等名义上是织造，但实际上却被特准给予关防，有密折奏事的特别权力。康熙还特别叮嘱曹寅办事要格外谨慎，奏折要亲自写，不可走漏风声。

总得来说，钦差大臣主要就是皇帝为了能够掌控地方，削弱地方实力，增加皇权的一项举措。相比于没有这项举措之时，钦差大臣确实能够更快速地解决一些问题，并且将皇帝的旨意不经过其他人传达到地方。

在明代以前，皇帝批准下发的赈济粮经常被各层官员盘剥，到了难民手中几乎所剩无几。朱元璋的父母就是因为救灾不力而死的。而在明代海瑞为钦差时，“所至如烈日秋霜，搏击豪强则权势敛迹，禁绝侵渔则民困立苏。兴水利，一条鞭，一切善政，至今黄童白叟皆雅道之。”

再比如说林则徐，正是因为林则徐没有在广东收英国商人的黑钱，还有广东地方无法逾越的道光帝的钦点权力，才能让他直接动用力量镇压英国商人收缴鸦片进行虎门销烟，让中国免受毒品残害，成为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倘若没有钦差大臣，地方官员被金钱腐蚀，那么只怕是英国商人可以在广东肆无忌惮。由此可见，在一定情况下，掌握了皇帝权力的钦差确实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二、钦差的权力到底如何？钦差政策有何弊端？

可以说，钦差就是皇帝伸向各地的手指头。由于中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之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而钦差就是中央控制地方的利器。在明朝的一系列操作之下，地方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但缺点就是让这些钦差的权力变得难以掌握。

虽然皇帝也会控制钦差的权力，但是如果给钦差的权力太小，就会让钦差变成唐代的监军没有任何作用，一旦给的权力过大，钦差在地方就会大肆敛财，虽然钦差中也不乏有两袖清风秉公办事的人，但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

所以，钦差这项举措影响最大的就是“人”的选择。而人也是最难以判断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自己的钦差大臣到底是应该选择忠诚于自己的，还是选择那些真正有能力的？而自己又要怎么去判断到底谁有能力？这样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封建君主，也让钦差这种举措变得漏洞百出。

权力本身并没有好坏之说，而是一把武器，将武器交给海瑞、林则徐这样的官员，那么就能秉公办事，用最快的时间处理好一切事情，比如林则徐在担任钦差大臣的时候就进行了虎门销烟这种利国利民的大事。但是一旦这种权力落在了昏庸无能而又贪财的官员手上，那么对于地方来说就是极大的危害。

比如清代黄六鸿说：“凡钦差大人，皆系内大臣，阁部尊官，经历州县，须选探听官员几位，跟随若干人，乘马若干匹，以使预备……凡一应事务，须本官细心筹画，亲自料理，亲眼查看。大人将到，或交界迎接，郭外迎接，皆相差酌量，宁过勿不及。既到公馆，本官宜公馆左右居坐伺候。”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钦差大臣在皇帝面前的话语直接决定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是人身安全，因此他们绝对不敢怠待这些钦差大臣。而这些掌握了大权的钦差大臣到了地方则是完全没有了任何约束，由于这些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铺张浪费，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

地方官员被钦差大臣限制地太过严重，也就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和钦差大臣抗衡，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们面对钦差大臣几乎毫无尊严廉耻可言，像严懋卿路过州县，知县以下“膝行匍匐上食惟谨”，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怎么可能不去行贿？怎么可能不去讲究排场？而如果地方官员刚正不阿，而皇帝只有钦差的一面之词，他会相信自己派出的钦差还是一个自己可能几十年就没有见过一面的官员？

作为皇权的一个代表，钦差大臣和地方官员就有了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缺乏了监管的钦差大臣完全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在客观上加重了腐败，加重了地方负担，扰乱了地方的正常工作秩序。

虽然说明代朱元璋用了非常残酷的手段来限制腐败，并且还想到了利用钦差大臣来监督管理地方官员，让地方官员没有太大的权势来进行腐败。可是钦差大臣的权势过大反而加重了地方腐败，让明朝变成了一个腐败极为严重的朝代。

而这一点到了清代也是如此，根据记载，清代钦使将次到省，首府即出具领结，赴司请借办公银二万两，事毕摊派各属归款，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这还不算地方官员递送的礼品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费用。

这些费用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的开支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往往难以承受，那么就必须要贪污官银来支付。而对于这一点，想要捞钱的钦差大臣自己也心知肚明，自然也就默认了这种贪腐行为，让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默认的行为。

除了贪腐之外，不了解当地情况的钦差大臣往往会极大地破坏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为钦差大臣往往是专门前来解决一件事情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具有最高的权力，因此哪怕是熟悉当地情况和本次事情的本地官员也往往不敢说出什么，从一个地方官吏变成了一个只能记录和行事的打手。

而钦差大臣的水平不一，皇帝的任命全看皇帝自己的决定，这也就让钦差的工作能力大打折扣。加上这地方又和钦差没有关系，很多钦差的想法就是捞一笔就走，做事只图快不考虑后果和影响。

明代宣德时户部尚书夏原吉奉敕巡抚百姓， 朝廷令夏原吉“悉心招抚”，可夏原吉却采用“不复业者连坐容隐，官吏里老俱坐重遣”的严厉手段，强制逃民复业。这种一刀切的懒政就是因为钦差不必为后续事情负责。

但是，对于皇帝而言，这些事情重要吗？钦差本身就是一个皇帝增加自己皇权的工具罢了，只要是这种职务的存在能够限制地方官员，让他们无法有任何私下里的动作，避免再次爆发安史之乱那样的事情就可以了。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是钦差大臣到了地方，那么他就不在意钦差到底都作了什么。

结语

由此可见，钦差这项政策的好坏其实很难去评价，对于皇帝来说，钦差这项制度的存在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就是增强了皇权对地方的掌控，让地方官员变成了一个皇帝的传声筒。

但是太过于依仗钦差本人人格魅力和个人能力，钦差若有胆有识，清正廉明，则成为皇帝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得力助手；若钦差腐败无能，则加剧封建国家政治的腐败，加深黎民百姓的苦难。所以都是钦差，林则徐、海瑞就能够流芳百世，而其他人则遗臭万年。

应该说，钦差就是一个封建时期皇权和地方权力的斗争产物。也是封建时期特有的产物，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官职最终就会消失。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 年第 03 期 第 73-80 页——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方志远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