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金子(造币厂工人偷800两黄金)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心存侥幸的人,为了一己私欲干起了偷窃公共财产的行为,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人终有一天会接受正义的审判。
时间回到1961年的一天傍晚,天上下起了小雨,沈阳造币厂的一位工人正在东张西望,眼看同事们都下班离开了,厂内就剩下了他一个人,他再次走到厂外,确认人都走远了以后,开始了行动。
只见他来到了一间车间里面,然后径直朝着一个木箱子走去,紧接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几分钟的时间就撬开了木箱,令人震惊地是箱子里竟然装满了黄金,他赶紧偷了两块,然后溜了出去。
回到家后,这名工人拿秤称了一下黄金,发现足足有800两重,他惊喜异常,可当时国家对黄金交易管得非常严,他实在不敢拿出去兑换或者出售,于是提心吊胆地把黄金藏了19年之久。
1980年,国家放松了对黄金的管控,这名工人喜出望外,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就切了一小块,让妻子拿到银行兑换纸币。
就在兑换完纸币进行存款时,银行的经理发现黄金有猫腻,于是便让工作人员将她请进了办公室喝茶谈业务来稳住她,银行经理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当天下午,这名工人也被成功抓捕,家里藏匿的其他黄金也全被搜了出来。
那么,这名偷窃黄金的工人到底是谁?他当时为何能准确找到装有黄金的木箱呢?案发以后,他又是如何做到隐藏19年才被发现的呢?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结局?
这名工人名叫关庆昌,关于他偷窃黄金的故事还要从当时的国内环境讲起。
“100号产品不见了”
1959年,中国多地连续遭受了罕见自然灾害的打击,粮食产量大大降低,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百姓生活十分窘迫。
不仅如此,由于建国之初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还向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借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国内建设,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苏联方面多次要求我国尽快偿还。
转眼间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经济困难还在持续,国内大量百姓正在忍受饥饿,索要外债的声音经常从莫斯科传来,而当时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对中国采取封锁禁运。
中国政府只能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收购粮食,渡过危机,而当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像现在那么高,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才是当时除了美元之外唯一的硬通货。
于是,国家竭尽全力收购民间的黄金白银,进行冶炼加工之后用来还清外债,并从国外买进粮食,以缓解百姓的粮食需求。
由于这在当时是一项绝密的工程,为了安全起见,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黄金白银分别起了一个代号,他们对外统一称所有的黄金为“100号”,白银为“200号”。
而冶炼这些贵金属的任务就交给了沈阳六一五厂(后改为沈阳造币厂),该厂早在1896年就建立了,当时叫“奉天机器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屹立不倒,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造币厂,在建国初期承担了国内各种流通硬币的制作任务,工艺精良。
1961年初,从全国各地收购而来的黄金白银被统一送到了这里,可因为事先估计不足,工厂内的储备仓库无法装下如此大量的物资,只好临时收拾好了几间车间,然后用木板搭建起了简易的仓库。
故事的主人公关庆昌此时就在工厂内做工,他在厂内担任的是生产科的科长,作为厂里的部门领导之一,他自然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这批黄金。
关庆昌早年间为了谋生曾在伪满洲国警署干过一段时间,而进厂工作时,他却隐瞒了这一段经历。
关庆昌深谙官场之道,他来到厂里后一方面极力表现自己,巴结领导,另一方面不怕吃苦拼命干活,给同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了没几个月就升任了科长,而且还成为了一名党员,厂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好同志。
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关庆昌每天都能看见堆积如山的黄金白银,这让他的心里渐渐产生了邪念,当时没有监控设备,这恰好给他日后的偷窃行为创造了机会。
3月初,关庆昌开始动起了偷窃黄金的想法,于是,在往后的十几天中,他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前往临时仓库查看,终于在一天晚上锁定了动手的目标。
那是一个被铅封过的木箱子,外面还有缠成了十字花形的铁线,里面装了四块大小不等的黄金,都是冶炼后的剩余产品,因为配不成箱,只好单独放在了一起,箱子被压在了十几箱冶炼合格的黄金下面。
关庆昌觉得这种剩余品短期内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箱子也只是简单地铅封了一下,比较容易撬开,于是,他开始等待时机准备行动,很快就有了一个机会。
1961年3月18日下午,天上下起了小雨,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此时距离下班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以往郭家惠都会照例在下班后去所有的仓库把里面的金银检查一遍,这次为了担心雨下大回不了家,他决定提前去仓库检查,半个小时不到,他就熟练地检查完了其它的仓库。
雨越下越大,郭家惠心里更加着急,此时他正在检查那个装有四块金子的箱子,眼看里面的黄金完好无损,他放下了心,可在临走的时候由于着急,却没有把这个箱子压到最下面。
而这一切都被关庆昌看到了,因为他每天下班之前都会来这里瞅一眼,发现这一幕后,他赶紧回到了办公室,然后做起了相应的准备。
下班的时间到了,这天正好是周六,周天不用上班,工人们纷纷归心似箭,没过多久就都离开了厂子,关庆昌又到处看了一眼,发现厂里已经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心里非常激动。
但为了以防万一,关庆昌又走到门外看了看,发现人确实已经走远了,于是,他立即带好手套,然后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羊角锤和其它工具,赶紧揣到了怀里,直奔临时仓库而去。
关庆昌来到仓库以后,又向四周看了一眼,见没人折返,于是赶紧用羊角锤撬开了木板墙,快速钻了进去,然后用钳子绞开了铁丝,随后拿羊角锤很轻松地撬开了箱子。
因为里面的大块黄金实在太沉了,关庆昌就挑了两块小点地拿了出来,然后用绳子拴好挂在了脖子上,紧接着在外面套好雨衣,随后又钻了出去,但由于两块较小的金块也非常重,关庆昌走起路来十分吃力。
第二天是周末,工人们都在休息,没人关心厂里的事,到了周一,当郭家惠来工厂上班的时候,青年工人高兴贵急忙跑到了他的身边,惊慌地说道:“组长,100号产品不见了!”
郭家惠听后难以置信,他赶紧跑到了仓库,发现其中的木箱竟然被打开了,缠绕的铁丝被截成两段,包裹黄金的锡箔纸也散落一地,而箱内只剩下了两块比较大的黄金。
郭家惠又在仓库仔细找了一遍,发现木板墙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个被锤子破开的小洞,他知道出事了,于是赶紧去公安机关报了案,一时间,黄金失踪的消息在厂里引起了热议。
精心伪装,瞒天过海
这批黄金可都是用来救命的,一下丢了两块,这还了得,消息很快就上传给了中央,甚至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当地公安机关一定要尽快勘破此案,追回丢失的黄金。
于是,一支由多个干部组成的专案组随即赶往了案发现场,调查人员首先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发现了地上两个不同的脚印和木板墙壁上被破开的那个小洞。
专案组的调查人员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和墙洞的破损情况综合判断,断定小洞是被锤子破开的,而且案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现场,那为什么会留下两个不同的脚印呢?
带着这个疑惑,专案组随即对金银包装组组长郭家惠进行了询问,从他那里得知,上周六的下午他曾经来过仓库,其中一个脚印是他留下的,那时黄金还没有被盗走,紧接着,专案组又询问了负责黄金冶炼的工人,从他们那里得知这两块黄金的重量足足有800两。
专案组觉得如此重的黄金失窃肯定是工厂内部人员所为,而且此人还年富力强,否则不可能把重达800两的黄金悄无声息地运出。
综合以上情况,专案组立即派当地公安把厂里数百名工人都集中到了一起,并要求他们把做工用的羊角锤以及脚上穿着的鞋都上交到厂里,等待调查。
关庆昌可谓老谋深算,他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早在行动之前,他就带好了手套,作案时除了脚印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关庆昌把那两块黄金运到家中之后,他又主动脱下了鞋,让妻子给自己穿过的布鞋上重新封了一个相同尺码的破旧鞋底,甚至连事发时自己不在场的证据都提前编好了,可谓是处心积虑。
所以当工作人员来收缴羊角锤和鞋时,其他工人都十分慌张,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而关庆昌却主动走向前去第一个把东西交了上去,公安人员随后还肯定了他的带头作用。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专案组对厂里的每个人都审问了一遍,可他们每个人都有在周六下午郭家惠离开之后到周一早上发现黄金失窃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据,于是,专案组随即把怀疑的对象转向了郭家惠,认为是他监守自盗。
专案组很快就把郭家惠关进了审讯室,审讯人员大声呵斥道:“你到底把黄金给藏哪了,我劝你从实招来!”
郭家惠是一名党员,从报案时起就一直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工作,只见他此时一脸疑惑,心想:“明明是自己先去报案的,而且刚被调查过一次也没有发现问题,为何如今说是自己偷的黄金呢?”
于是,郭家惠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怎么会偷黄金,再说当时专案组的人不是发现现场有两个不同的脚印吗,而且后来又推断作案的人只有一个,这不是已经证明不是我了吗?”
审讯人员又大声说道:“那个脚印分明是你后来趁人不注意,自己偷偷加上的,你分明就是监守自盗!不然你说黄金哪里去了?”
郭家惠有些生气了,可他还是极力配合,坚定地说道:“不是我干的,我也不知道黄金去哪里了,你们更应该去调查黄金的下落,而不是来审讯我!”
随后,经过一连串的审问和调查,专案组始终没有发现郭家惠偷盗黄金的证据,但仍被当作了重点怀疑的对象。
而此时的关庆昌心里十分开心,但表面上还是和其他人一样表现地充满危机感,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又有一些无辜的工人因为这件事被拉去审问,并且精神上遭受了打击,而关庆昌却依然逍遥法外。
可800两的黄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央决定把专案组留在了厂里,让他们边工作边保持长期的调查。
就这样,厂里的工人每天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进行工作,而关庆昌也没想到上面这次会有这么大的决心一查到底,为了不暴露自己,他想法设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掩饰行为。
关庆昌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在生产工作中,从来不摆一点科长的架子,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厂里只要一有活,他都第一个冲上去干。
不仅如此,关庆昌为了表现自己的淳朴,硬是把一件大棉袄穿了十几年,而另外的一件棉衣上更是缝满了数十个补丁,可他就是不换新的,并且天天穿着它到人群里面聊天,尽管大家都会因此笑话他,可还是对他的“节俭”十分认可。
当时,厂里的厂长因为犯了错误正在留职察看,明眼人都知道他可能干不长了,厂里的各科科长和众多工人们纷纷对他冷眼相待,家中一时门可罗雀。
而关庆昌却一反常态,每天都带着东西去厂长家里嘘寒问暖,因为他知道厂长毕竟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多少手上还是有一定资源的。
事情果然不出关庆昌所料,经过他几个月的“用心陪伴”,厂长在离职之前逐渐把厂内一些重要的活都交给了他,而他每次做起来都一丝不苟,成绩十分突出,还多次赢得了上级领导的赞扬。
新厂长上任以后,关庆昌依然保持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没过多久就又成了他身边的“红人”,虽然地位越来越高,可关庆昌依旧“初心不改”,只要工人们一有困难,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前去帮助,大家打心里认可他。
当时包括专案组的成员在内,谁也没有把表现如此“积极”的关庆昌和黄金失窃案联系在一起,就这样,他一直隐藏了19年之久。
历时19年,真相大白
可尽管关庆昌在外人面前何等的春风得意,只要一回到家中,他的心里就又紧张了起来,面对着这两块黄金,他始终如坐针毡。
在这十几年里,关庆昌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害怕一觉醒来就会被别人抓个现行,为此他把藏黄金的地方一换再换,可心里还是没有着落。
当时,关庆昌在一次晚饭期间,无意中和父亲谈及了此事,未承想他的父亲听后大惊失色,可总不能大义灭亲,于是整天为儿子担惊受怕,一年多后就因重度抑郁去世了。
关庆昌此后更加没有了安全感,起初邻居和他不和,他因为害怕就把院墙加高了一尺多,并且一直紧闭大门,就连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有打开,到了后来更是干脆地换了一个住所。
关庆昌很想把这两块黄金卖出去换钱,可当时国家对黄金交易的管控非常严格,而他手中藏匿的这两块黄金纯度又远非民间存有的黄金可比,况且又足足有800两之多,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出手。
为此,关庆昌利用职务之便找来了一些化学试剂,企图对黄金纯度进行稀释,可由于他的知识水平有限,始终未能成功。
不仅如此,关庆昌还想方设法地假借他人身份从供销社里买了一个坩埚(这在当时属于管制品,每笔交易都需要进行备案),试图将黄金溶解成一个个小块,以便搬运和藏匿,可还是没有成功。
财迷心窍的关庆昌打起了利用厂里冶炼机器进行溶解的主意,一年夏天,厂长的人选再次发生了调动,他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关庆昌趁着老厂长离开而新厂长尚未就职的间隙,利用自己的权势,在厂内一片混乱的形势之下,竟偷偷将这两块黄金带进了厂里,并且找了一个借口把冶炼科的科长给支了出去。
随后,关庆昌又以上级指示的名义,公然拿出了这两块黄金,并命令冶炼工人将其投入了火炉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溶解,黄金按照他的要求被分成了6公斤一块的多个小块。
关庆昌等到被溶解好的黄金冷却以后,用袋子装在了一起,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工厂,要知道当时的黄金冶炼可是需要一大批的审批手续和相关部门签名才能进行的,可他还是利用了地位和时机,没有通过任何手续就完成了这次公开的操作。
1980年,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中央放松了对黄金交易的管控,关庆昌觉得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年的4月15日早上,关庆昌拿出了提前切割好的三斤重的金块,用布包好,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因为他当时毕竟是国家干部,公然出面会引起怀疑,所以,他就让妻子拿着这块黄金去当地的一家银行兑换纸币。
妻子来到银行门口时,这里还没有开门,她又在门口等了一会,等到工作人员上班以后,她第一个进入了银行,只见她来到柜台以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包裹,然后就把金块递给了营业员。
营业员起初没有注意,只是将金块称了一下,然后经过计算,笑着对她说:“大嫂,你这块金子价值23000多元,您是办理储蓄还是直接领现金呢?”
妻子按照关庆昌的吩咐决定办理储蓄,为了稳妥起见,她用了六个不同的名字办理了不同的存款业务,并和营业员说道:“这块金子是我们六户人家好不容易才攒起来的,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营业员很快就为她办理好了储蓄业务,可就在金块即将入库的时候,一旁的经理发现了端倪,这名经理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经常和黄金打交道,他一眼就看出了这块黄金的纯度,并断定这绝非民间所能拥有的。
为了不打草惊蛇,经理让营业员把关庆昌的妻子喊去了办公室喝茶,并和她说银行最近有一些优惠活动,以吸引她的注意力。
紧接着,经理立刻向公安机关报了警,警方经过审讯得知了她家的位置所在,随后立即前往她家进行搜寻,最终成功找到了其它的金块,并且把关庆昌捉拿归案。
因为此时关庆昌仍然在担任沈阳六一五厂生产科的科长,他的被捕随即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专案组立即派人参与了对他的审讯。
此时的关庆昌回想起十几年的压抑生活,他再也无法抵抗,最终还是将当年偷盗黄金的经过全部供述了出来,19年前轰动一时的黄金失窃案至此才得以告破。
然而当时盗窃罪没有死刑,沈阳市人民法院依据关庆昌的罪行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来,由于他在狱中的良好表现,又被提前释放出狱,此后靠打扫卫生维持生计,而那些曾经被冤枉的工人也都得到了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