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盪、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掘起。”

——库恩《他改变了中国》

在一个多事之秋，江泽民同志正式出现在全国人民视野中。

1997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系统阐释了执政理念。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民进国退”的方针得以确立，为加入WTO在谈判中大幅让步，重塑同美国和西方的友好关系，并确立了“三个代表”思想。

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朱镕基曾担任上海市长。二人在1992年之后的十年间，联手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也成为江泽民时代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都推行了改革——改革国企、放松汇率管制、放开房地产市场、实施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上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

对美关系

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立即和同事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最后拍板马上给布什打电话。布什接到他的电话，非常感动。在美国人最难过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计前嫌的雪中送炭，在世界大国中第一个释放强烈同情信息，对于稳定后来的中美关系并给中国争取到了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起到了重要作用。

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后来回忆说：“这个电话胜过雄兵百万，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关系太重要了。对抗是一种办法，有的时候找到共同利益化解是更重要的办法，我当时就觉得很了不起。后来有机会跟江主席当面谈的时候，我就问江主席，我说你怎么想到打电话的？他说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他就在看电视，他是很早知道的，他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然后就开会。他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广阔的胸怀，我们非常广阔的胸怀，不狭隘。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没有广阔的胸怀做不出这个决定来。”

这个电话，体现了江泽民的决断力。五个小时之后打电话是一种效果，过三天之后，不打电话是一个效果，过三天之后再打电话又是另外一个效果。在最佳时间打这个电话，产生了最好的效果。

2002年10月，江泽民到访美国，进行工作访问。小布什邀请江泽民到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私人牧场赴宴，开创了在任美国总统为社会主义国家元首举行家庭宴会的先例。

这些如今看来已寻常，但是它们的出现并不具有必然性。推动者是谁，至关重要。

很念旧情

2010年4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曾培炎所写的《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回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江泽民交往接触的一些故事。曾培炎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

曾培炎回忆，在所里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上，只要有江泽民参加就会显得很有生气、从不冷场。“他主持会议，很善于引发和调动大家思考，鼓励大家发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见，做出明确结论，而且要言不烦，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他的本事。”

江泽民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

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琇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但江泽民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在顾毓琇家里，江泽民与老师肩并肩地坐在沙发上，一边用点心，一边回忆起顾老给他们上课时的小细节：“你是我的老师，我今天见到你，我又想起51年前，就是1946年的时候，你在教我operational calculus，运算微积分，记忆最深的是，你上台讲课，没有带书，没有带讲义，全部在你的脑海里，而且我们还跟不上。这一点，实在了不起……”

语言奇才

江泽民的外语水平，值得多点笔墨。

江泽民精通英语和俄语，能用流利娴熟的英语与外宾直接对话，能够用英语与俄语写作。罗马尼亚语次之。此外，他还通晓西班牙语、日语，还可以用法语和德语进行一般的交流。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掌握了冷门的乌尔都语。

1976年4月，江泽民曾带领专家组到巴基斯坦检查援助项目，在这里工作了六周。巴方给他排了个司机，但司机只会讲乌尔都语，于是江泽民在短时间内初步掌握了乌尔都语。20年后，与巴国领导人会晤时，江泽民讲了几句乌尔都语，让巴基斯坦报纸格外激动。访巴期间，江泽民还跟当年老同事回忆起说，至今还记得“一直走”叫“Seethaa”。

江泽民最擅长也最喜爱英语。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家人，无论老幼都要讲英文。他从9岁开始学习英语，一直到晚年依旧学习不辍。在上海交大的两年，朱物华老师是麻省理工硕士、哈佛博士，张种俊老师是麻省理工博士后，顾毓琇老师是麻省理工博士，教学全用英语。江泽民后来回忆说，“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挤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

1997年访美时，他分享自己的学英语心得。他说，“I think I speak very poor English, but anyway I’m dare to say, this is very important.”（我认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好，但我敢于开口说英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江泽民展现英语的高光时刻，是在2001年的上海。他用英语主持了APEC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话会，并用英语宣读了《2001年APEC领导人宣言》。会上他与布什讲英语，与普京讲俄语，与小泉讲日语，游刃有余。

在北京的时政记者圈中，早有这样的故事流传：深夜，已经入睡的外交部翻译接到电话，睡眼惺忪中听到对方自报家门，“我是江泽民”，然后是请教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1998年，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时，江泽民用俄语演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讲都是科技题材，包括“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等专业术语。2001年访俄，在莫斯科大学，他又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

据媒体报道，江泽民喜爱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埃米内斯库的作品，《你为什么还不来》、《望星》等诗都能背诵。

访法时，在爱丽舍宫欢迎宴会上，江泽民用法语致祝酒词。2006年，上海交大成立110周年。他回到母校，听说管理学院学生朱莉丽刚在法国刚完成了两年学业，就用法语问“你会法语吗”，两人随后就用法语交谈。

2002年在柏林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宴会，江泽民用德语讲话，还脱稿即席朗诵了歌德的诗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的一段：“暮色徐徐下沉，景物俱已远遁。长庚最早升起，光辉柔美晶莹!......此时在那东方，该有朗朗月光。”

除了上述几门外语，江泽民还会西班牙语。

2001年访问古巴时，步下舷梯，与卡斯特罗情拥抱后，江泽民就用西班牙语问候“Gracias.Cmoestás，miviejoamigo（谢谢。你好吗?老朋友）”。随后的会谈中，他用西班牙语做了五分钟的开场白。在欢迎宴会上，他还用西班牙语演唱了《鸽子》，向卡斯特罗赠送七绝诗朗诵时用也是西班牙语。

2011年，《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江泽民还为该书作序——《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他在此文中说，“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多样性，了解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

艺术天分

祖父是扬州文化名人，诗画医音融一炉，著有《梦笔生花馆诗集》，六叔江上青被誉为“生花妙笔的江淹”，长兄江泽君是新中国江苏戏剧事业奠基人。这样的家教和环境，让江泽民从小就获得了艺术的滋养。

学生时代结束后，江泽民一直很喜爱京剧、越剧、昆曲等传统艺术，经常吟唱《捉放曹》、《四郎探母》。他还喜爱世界各国的著名抒情曲，无论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泽民都用原版的语言演唱。

八十年代，刚履新上海不久，江泽民即授意市委办公厅和市委宣传部，为上海市二百多位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举办音乐、戏剧、文学、艺术讲座，以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而讲座的第一课是《如何欣赏交响乐》。作为一个为上海人看不起的苏北人，江泽民更像一个有腔调的人。

在乐器演奏方面，江泽民很有天赋。大学时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为抗议人群的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江虽然从小学习钢琴，并颇为拿手，但直到上海任职时，才由妻子买了一台聂耳牌钢琴送给他。

江泽民还会吹笛子。198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江泽民在上海市劳模大联欢上为大家表演了笛子演奏。当时一位记者在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场景——只见市总工会主席江荣把笛子端给江，并关照工作人员拿些酒精来。“还要什么酒精，不用，不用。”江欣然端起笛子，似乎遇见了一位久违的伙伴。他用自己的手帕往笛子上擦了擦，就试吹了起来。2001年，上合组织六国元首会议的演出上，江泽民与一位演员演奏了笛曲《梅花三弄》。

此外，江泽民还会演奏尤克里里、小提琴、管风琴、木琴。

江泽民喜唱歌，嗓音浑厚，音质纯正。他很喜欢指挥大家唱《歌唱祖国》，不管是在南加州指挥华侨还是在中南海指挥自己的同僚，他觉得这首歌能提振士气。他还与苏联老将军合唱《海港之夜》，在哈萨克斯坦演唱新疆民歌《可爱的玫瑰花》。

单曲方面，他最爱唱的是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在卡斯特罗面前、在布什夫妇面前、在同学聚会上，他多次用意大利语演唱这首歌。和他合唱过的帕瓦罗蒂，评价他的歌剧水平：“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

此外，江泽民曾多次演唱过的还有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1987年和1997年两次访美，以及与老同学聚会时，他都唱了这首歌，因为这是他们青年时喜欢的美国电影《翠堤春晓》里的一首插曲。

江泽民不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有失体统，相反他觉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

江泽民对电影非常关心。

1994年2月，他在在同山西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讲过这样一番话：“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进行曲，战斗曲，小夜曲，抒情曲，都要有。”既要有主旋律，又要多样化，后来成为未来十年文化建设的基调。

江泽民给予了艺术工作者很高的地位，他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

在那一年，中国终于开放了电影市场。这一年的年尾，中影公司在更高层级的首肯下，与美国片商完成了经年持久的谈判，开启了“进口分账大片”模式，好莱坞的电影自1949年之后，时隔45年重返中国大陆。

1998年3月9日上午，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与广东代表团讨论时说：“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花了两亿五拍的这部电影，现在收入已经十亿，这也是风险投资啊。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莱坞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乱世佳人》、《一曲难忘》、《魂断蓝桥》。这次我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

这一段讲话被刊登在第二天的《羊城晚报》上。

有了中央领导的首肯，这部电影得以“一刀未剪”在国内上映。奥斯卡颁奖之后，3月27日电影提前在上海上映，4月1日开始全面公映。影院开始疯狂排片。正式公映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有关部门下文，电影才停止放映。下片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还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告别放映”活动。

江泽民不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他甚至觉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触古典音乐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在他的授意下，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电视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当时的台长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

良好的审美，造就了江泽民宽容并包的心态，古典与流行并行不悖。在马尼拉亚太合作论坛峰会上，他曾高唱猫王普莱斯里的“温柔的爱我”（Love Me Tender）。在卸任总书记前，2002年10月，日本视觉摇滚乐队GLAY在工体举行首次海外演唱会“ONE LOVE IN BEIJING”。演唱会前，江泽民意外地接见了他们，而此前鲜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娱乐明星的事情发生。面对明显画风不对的成员时，江泽民没有丝毫违和。乐队成员问他，“主席阁下接见金发的日本人还是第一次吧？”江泽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样的造型也不错么。”

八月出生的江泽民，具有典型的狮子男特征，精力极其旺盛，对喜爱事物狂热追求。通过艺术，他构建起了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即使面对一些非议，他依然能坚持自己的审美，因为他觉得审美能带来尊严和爱。

善待媒体

2001年2月21日晚，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赵化勇在家中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有一处画面错误，刚好被江泽民发现。

那天下午，江泽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新闻联播》上报道的画面中，有一处他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随后播放的他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却弄错了。画面中，与江泽民交谈的是他的一位私人老朋友。

修改好片子后，赵化勇给江泽民打电话，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甘愿受罚。但江泽民很宽容，“能够理解这种失误，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江泽民对待媒体的态度，早在1987年就体现出来。当时，他还在上海当市长。江泽民亲自过问并解决了人们抱怨了数月之久的水管漏水一事之后，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对此发表了题为“事必躬亲的另一面”的头版报道，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会鼓励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做决断。

事后，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当众朗读了几段报道内容，批评这位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并要求在场的总编辑把他的批评转达给记者。

第二天，记者把道歉信送到了江泽民办公室。不过，江泽民并无责怪，反而又用毛笔给记者回了一封3页的信。信中，他希望记者“不要在意”，并直言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候态度过于生硬，有时过于严厉，也时常用嘲讽的口气说话。

北京某媒体记者于东辉曾著文回忆，1998年3月的一天下午，作为那一年两会的上会记者，他在北京东长安街一家正在举行政协分组讨论会的饭店大堂等候采访对象。当时大堂的人不多，突然从大门进来四位安保人员，迅速而安静地在大堂里站定，从大门到酒店电梯之间隔出一条不太明显的过道。接着江泽民一个人匆匆从门口进来走向电梯，几乎就从他面前走过去。“他当时穿着一件风衣，戴着礼帽，夹着一个公文包，这身装束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也很难想象他自己拿着公文包，身边连个秘书都没跟。江总书记走进电梯，安保人员随即撤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也没有干扰大堂里的人。”

迷倒外宾

在许多外事场合中，江泽民的文艺才华和语言天赋不仅给他增加了不少人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刻板印象。

江泽民在与世界领袖会晤时，喜欢打破以往中国领导人古板、生硬、僵化的风格，展示一种能歌善谈的柔软身段。虽然当时国内对此不太习惯，但是他轻松、随和的风格，却颇受外国宾客的欢迎。

在自己的八年任期中曾多次和江泽民打交道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说：“我和江泽民呆在一起的时候越长，我就越喜欢他。他迷人，幽默，超自豪，但是也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

在回忆录里，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形容他与江泽民的关系：“我们两人很合得来，他爱结交朋友，我则是直接坦率。江泽民知道我没有恶意，从不见怪。我们之间的友好默契，对处理棘手和敏感课题确实有所帮助。”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这么写：“我早就听过关于江泽民的报道，但在真正接触时还是感到意外，没想到会碰上这么活泼外向的领袖。”

李光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许多人会因为江泽民的和蔼及喜欢引经据典，而低估了他的能耐。李光耀总结说，“江泽民肯定有自己强悍骁勇的一面，他的正直人格和献身精神，他要继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在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的不扩散问题会议开始前，全体代表起立，为当天逝世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默哀一分钟。 ​​​

大江歌罢掉头东。您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

解放日报、文摘报、新京报、时代人物周报、《平民领袖》、《他改变了中国》等